继续推测下去，值得关注的是，在谍报技术方面，芬南太太自己一个人便能做到高效而细致。她和蒙特对技术的运用让人回想起战时的弗雷。制定若无法会面便将存包处票据寄出去的后备方案也正是他打算周密的风格。看来芬南太太把事情办了个滴水不漏，简直无法与她自称不情愿地成为变节丈夫的同行者之说相联系。

6.在此之后调查显示，芬南请了1月4日星期三的全天假。他显然未对妻子透露此事。

芬南在外交部的办公室并不适宜面谈，而外面天气正好，于是我们同意到圣詹姆斯公园继续交谈。

当下我决定第三度与芬南太太约谈。她精神崩溃，供认自己一直为丈夫担当情报员，而她丈夫五年前在假期滑雪时被弗雷收归旗下。她自己勉为其难地掺和其中，既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又是为了避免他在从事情报工作过程中掉以轻心。弗雷在公园已见过芬南与我交谈。他臆断我仍在从事情报工作，并由此推测芬南若非被人怀疑，即在充当双面间谍。他指使蒙特了断芬南，迫使其妻串通作假，并不许走漏风声。她甚至要就着丈夫的签名样本，在其打字机上打出自杀遗书。

似乎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案件她有参与，除非重新激活芬南太太及其操纵者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时期，弗雷利用快照以及风景明信片，为紧急通信设计出一套巧妙的代码。相片的实际主题包含着讯息。比如圣母玛利亚或教堂等宗教题材的图画传达的是早碰面的要求。接收者则会以风牛马不相及的信函回应，确定自己参会。这个会议会在预先安排好的时间地点举办，正好是信上日期五天之后。

1月3日夜里，萨里警方通报芬南自杀的消息。由打字机打出并有芬南亲笔签名的自杀遗书上宣称，迫使他走上绝路的是安全部当局。

至关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年里，斯卡尔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外国人提供专用车辆，并借此获取丰厚报酬。二人商定隐藏租用者身份，直接利用斯卡尔名义，而他仅知道客户代号为“金发妞”，且只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与其取得联系。该电话号码非常重九九藏书要：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的号码。

芬南太太给了我地址与电话号码，这是她用以联系蒙特的——对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这两个讯息都指向一名欧洲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公寓，这个人经常款待蒙特，当他有需要时，还会给他提供膳宿。这个飞行员（可假定为东德情报组织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国家。

顺着逻辑看，即便芬南太太现在被怀疑为情报员，也没有理由相信她对芬南被杀当晚所作的解释必然不对。要是她知道蒙特有谋杀自己丈夫的意图，那她便不会带着乐谱袋去剧院，也不会把存包处票据邮寄出去。

2.她总会带上一个乐谱袋，并将其留在存包处。

1月4日下午，在告别芬南太太后，我驱车前往位于肯辛顿的家中。隐约瞥见有人在屋内窗后，我摁下大门门铃。一个男人开了门，此人后被认出是东德情报局成员。他邀我进屋，我谢绝后回到自己车上，同时记下停在附近的车辆牌号。

起初他们都以为会面邀约是对方发起的，但当弗雷了解到他们是被骗到一起的，便采用了极端手段。可能他怀疑芬南太太在请君入瓮，或者意识到自己被人监视。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不管怎样，他谋杀了她。

3.照推测，他在门厅楼梯底下枪杀自己。遗书在尸体旁。

与此同时，经过调查芬南太太在谋杀当晚的不在场证据，重要信息浮出水面：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报员呢？如果是，那就能解释蒙特离开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说我已听信她精心布设的陈词，他的疑虑即被打消，继而立马离开。这也能解释芬南日记里的条目：弗雷是在滑雪中偶然认识的人，并且恰好要去威利斯顿走一趟。这样芬南对文件的选择便能说通了——假如芬南每次都是故意选取非机密文件，而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涉密的，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了。因此到马洛的邀请信，自然而然地在前一天我俩碰面后送到。芬南决定向我吐露他的看法，并为此请了一天假——这件事他的妻子显然并不知情。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芬南要通过匿名信来告发自己：他希望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以此作为揭发妻子的第一步。

案件审理时，法医的验尸报告将他采用的方式描述得非常清楚：“喉部被使力压制，特别是甲状软骨角，导致几乎即时的死亡。由此看来，攻击芬南太太的人并非门外汉。”

5.他死的那天给我寄了封信，火急火燎邀我次日到马洛共进午餐。

1月2日，星期一，我与外交部高级员工塞缪尔·亚瑟·芬南面谈，以便澄清匿名信对他的断然指控。面谈程序与平常一致，即已经过外交部同意。对芬南的不利讯息，我们只获悉1930年代他在牛津时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面谈只是例行公事。

九九藏书网1.芬南太太每个月都会去韦布里奇剧院两次，分别在每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N.B.亚当·斯卡尔的客户在每个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取车。）

于是，在2月14日，星期二，他们在哈默史密斯的谢里登剧院碰面。

后来，我们被东德情报局的一名特工认出并监视，该特工在战时正好与我有过合作。无法确定究竟他本来就是在监视芬南，亦或只是凑巧出现在公园。

这时候应该提及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通过虚假的名号以及伪造的护照，蒙特在芬南太太说出真相那晚乘坐飞机出国。他躲过了机场管理局的注意，却被空姐凭记忆认出。其二，芬南在日记里记下戴尔特·弗雷的全名以及电话号码——这是从事谍报活动最基本的规则中最不可容忍的漏洞。

在调查中发现的以下事实，证明此中有诸多可疑：

芬南太太在丈夫死亡当晚去了剧院，当被请求对传呼中心8：30的电话作出解释时，谎称是自己预约的。传呼中心确定这个说法并不属实。芬南太太宣称自从安全局面谈后，丈夫一直处于紧张与沮丧的状态，他的遗书便是明证。

她把丈夫取得的情报传给蒙特的方式十分重要。她将笔记与文件副本放在乐谱袋内，带到剧院。蒙特捎上一个相似的袋子，内藏钞票与指令，就跟芬南太太一样，放在存包处。他们只需要交换存包处票据即可。蒙特未能在适才提及的那天晚上现身剧院，芬南太太便依照老规矩，把票据寄到海格特的指定地点。她为了赶上从韦布里奇发出的最后一趟派件，离开了剧院。当天晚上稍后，蒙特要拿乐谱袋，她便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蒙特坚持当晚取走乐谱袋，因为他不想再跑一趟韦布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