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通电全国对日永远绝交。

胡汉民因年初与蒋介石之间发生“训政时期约法”之争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事亦成为宁粤分裂的契机；此时敦请胡汉民销假视事，出山共谋国是，当然是想为宁粤和解打开契机。

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这五项决议一项也没有落实。

此刻暂且含忍，决非屈服，待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直至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四、急电中央并张学良转东北全体官兵暂为抗日而战；

东北的烽火已经燃起了四五天，民众的愤怒情绪也随之燃遍全国，各方的通电宣言交互传扬。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感到应该公开地展示一个正式的姿态。

二、呈请中央即日宣布对日绝交，准备作战；

大会最后通过五项决议：

蒋介石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为题目的演讲，对民众并没有起到太积极的作用——民众没有看到一个准备与日本侵九九藏书网略者大干一场的抵抗政府，政府也没有看到一个愿意服从中央的民众。

中正许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自当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为国民之先锋，共赴国难，以尽我之天职。

此时国民党内部尚且处于分裂状态，宁、粤两个国民政府遥相对峙，所谓“举国一心”当然谈不上。眼下当务之急是谋求国民党内部团结，统一两个国民政府。会后，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赴胡汉民住处，敦促胡即日视事，共谋国是。

一、通电全国各军政领袖，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在这6000多的听众中，除了少数国民党要人能体会蒋介石的忧虑外，一般听众是很难理解他的用心的，因为群众不是政治决策的局内人，也不可能对中国的时局和中日两国国力与军力的真正差距，有多么准确的认识。

在讲话的最后，大家总算听到了一些鼓舞：

这天上午，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齐聚中大礼堂，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与会者6000多人。南京市11个区党部的常九九藏书网委任主席团，主席陈海澄。国民党中央委员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戴季陶、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余井塘、方觉慧等。会场气氛紧张肃穆，与会者义愤形之于色。

蒋介石喜欢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自己许身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领袖角色，仿佛与国家共存亡的不是整个中国民众，而只是他自己，没民众什么事，大家只要听他的就好了。在民众面前自视甚高而视民众为无物的政治人物，不是贬损了民众，而恰恰是贬损了自己。

会上，蒋介石作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从东北的局势谈到世界形势，谈到中央的主张。实际上，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给各级党部发出过训令。所以，听众对蒋介石大讲的“我国受此奇耻大辱，无论同志同胞，均须深刻认识，一致奋起，以救危亡”，“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并不感到新鲜。让大家神情肃穆紧张的却是九*九*藏*书*网他们从蒋介石那浓郁浙江口音的讲话中，听出一丝忧虑。

听众们虽然听到了一些鼓舞士气的言辞，但仍不免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在蒋介石的讲话中，充斥说对中国民众涣散与无纪律的批评，充斥说对诉诸国联的期待，充斥着对服从统一领导的告诫，在这一切中，似乎都反应不出“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信念和决心。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这样的信念和决心，总是应该和抗日到底连在一起的。听蒋介石讲话的意思，似乎“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决心与牺牲，只是他这位领袖人物的事，而与普通大众无关，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表态，对于对日本的侵略更有切肤之痛的中国民众而言，又有多少意义呢？

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忧虑是多余的。人人都指其为大权独揽的独裁者，可是他自己却清楚，他领导的国家是多么的分散无力，他操纵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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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么的脆弱。但是这些，都不能直白地告诉民众，只能是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蒋介石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日本人的说法，道出了自己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这一切技巧的设计，是多么的煞费苦心。可是，蒋介石还是从一开始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他总是试图告诉民众：我这个当领袖的是多么的难做，你们可一定要服从中央，忍耐再忍耐哦！在义愤填膺的民众面前，如果你说来说去只能说出“忍耐”二字，那么无论冠以什么好听的名头诸如“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类，到头来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激怒民众，并最终使他们把矛头直指向你，说你是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情绪开始是反日，不几天就开始转向指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就是一个明证。

三、通电全国民众总动员；

蒋介石的弱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国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漠视民众是一个重要原因。

南京，是该拿主意的时候了。

此次事件，可以试验我国是否能全国一致真有爱国精神，以御外患九九藏书。记得日本人有一本书，书名《满洲问题之重大化》，其间大略述及中国人散漫，不关心国事，如甲午庚子战役，战争地以外之中国人民，好似不关痛痒，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观，而不关切；南方有事，北方人民亦不感觉。书中之大意如此，所以日本敢于公然侵略，实在已视我国民如无物，殊可痛心。此次严重之国难中，我国民是否能全体一致，举国一心，发挥真正爱国精神，以救国难，亦为一很大之试验。余深信凡我国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关之今日，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而证明其观察之错误。惟国家当重大事变发生时，国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动上尤切忌轻浮。力量从组织而生，必须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一心一德，作必死之奋斗，而后始能发生效力，断不可人自为战，以陷分裂。

可是胡汉民不吃这一套，他不愿再以一个老同盟会员、孙中山政治秘书的身份，再屈从于蒋介石现实的压力。在对待胡汉民及广州国民政府的问题上，蒋介石终于没能做到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