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隔着窗，遥望着屋外一片迷蒙的春雨，他内心深处的理想和热情却并没有死绝；隐隐中，依然有一个声音在向他自己说话，由微而弱而强，一而再再而三的扩张着他那属于读书人的执着：“我愿将这一身的热血，化做一场春雨，滋润大地——春雨入土，能使潜藏于地下的种子发芽……”
紫禁城中灯火通明，太监、宫女，连同上百的女乐都在忙着为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举行着通宵达旦的缓歌曼舞，而城外大片的官舍和民房，却因为入夜已深，正逐渐归于沉寂，只留下少数的几盏灯，兀自在黑暗中放着光明。
想着想着，他的眼眶竟在不知不觉中湿了起来，也再一次的确认了自己这一生所要追求的方向；于是，他在灯下提笔，写信给远在故乡的门生高攀龙，既与他诉说心志，且也作为对自己的期勉……
春雨如酥。整座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绵绵密密、淅淅索索的细雨中，远山近树、飞檐屋瓦都平添了一份朦胧的美感。
从小，他就是个早熟而且展现了过人的智慧的孩子，聪慧敏锐，勤奋好学，更且长于思考，读书并不死板的背诵、全盘的接受，而是反覆的推敲、思考，因此每能消化、融会而产生自己独特的创见，典籍上所记载的字句便凝聚成为他胸中的学养。
这段话他原本是深有同感的——他何尝不知道，从前的人读书做官，就爱护人民，造福社会；现在在朝为官的一般人却只为自己谋福利；所以，真正的君子往往不愿意出仕做官。
宦居京师的顾宪成书房中的这盏灯就是其中之一——从少年时起，每夜读书至鸡鸣才止息，已使他养成了晚睡的习惯；仕宦之初，因为上早朝的缘故，勉强改变了睡眠的习惯；如今，万历皇帝停止了早朝，这夜半不寐，读书、思考的习惯便回来了。
是出自这样深沉的悲哀，促使他再一次的反覆思考，希望自己能寻绎出一条读书人九九藏书的用世之道来——然而，一晃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方面，他日夜苦思，却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宋代大儒自朱熹以后，至本朝的王阳明先生，这一脉相承的儒学精义全都录在这本书中，你须用心研习，精益求精，如能通晓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道，方可期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包围在张居正身边的一群小人所带给他的痛苦又更甚于张居正——张居正是位尊权重、高高在上的，底下一群仰望着他、希冀“鸡犬升天”的人便拚命的谄媚阿谀、奉承巴结，以求稳固自己的权位；他们事张居正若神明、若君父，吹牛拍马的做出了种种肉麻而又丑态毕露的事。
十五岁时，他跟随张原洛读书；张原洛讲学，并不完全拘泥于古人的注解，而每每根据自己的心得来讲说义理，触类旁通，贯穿古今；这种教学方式非常适合他，因此，他在课堂上多所领悟，得到了许多收获。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适己，及物而仕乐也，适己而弃民耻也；与其贵而耻，孰若贱而乐，故君子难仕。
多年来所治的既为儒学，在心中所凝聚、产生的政治思想是阐自孔孟学说的民本；所推崇的是本朝的大儒刘基、方孝孺等人所承绪下来的近乎于完美的“民为邦本、君为群立”的政治理论，根本上就与本朝所实行的专制制度、考试内容是相反的；方孝孺留在文章中的一段话尤其令他在心中痛苦了许久……
也因此之故，张原洛荐他到薛方山的门下求教；薛方山对这个智慧过人的少年也非常器重，循循善诱之际，交给他一本《考亭渊源录》，令他用心研读，并且训勉他说：
吟着吟着，他的心中的万千感慨也就随之涌起；自幼所治为儒学，他对于一般的诗词歌赋并不喜爱，以为那都只不过是人们9９ｌｉｂ•net茶余酒后的赏玩之物而已，乃至于世人所推崇的李白、王维，读过作品之后，心目中更是认为这一个学道，一个逃禅，所追求的都不过是小我的、自身的欢乐或超脱、平静而已，于国计民生毫无俾益，就更遑论其他那些等而下之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之作了；唯独对于杜甫，他推崇备至，并且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在这样的期许与教育之下，几年间的发愤用功，使他读了许多的书，博通经史，并且详加思辨，建立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这五年来，时局坏得如江河日下——张居正在位期间，虽然专制，却有作为，吏治大清，轻徭薄赋，百姓安乐——张居正虽然独裁，却是个能人；而自张居正死后，体制上的专制、独裁更胜于前，揽权的人却是一群庸才，万历皇帝荒淫逸乐，首辅申时行苟且无能——他身在朝中，亲眼目睹着这急速败坏中的政局，无时无刻不是忧心如焚！
有一次，张原洛为他讲述《孟子》书中的一段话：“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方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
张居正的治国之术近于法家，用严刑峻法约束官吏和人民，以求达到合乎理想的政治效率，这和他所崇信的儒家，主张以礼乐来教化、陶冶世人以达“修、齐、治、平”的一贯之道是大相径庭的；张居正采用专制的手段，独揽大权，以使政令通畅无阻的做法，和他的“反专制”、“民本”的思想在基本上就是相反的——儒与法两种思潮的冲突、不相容，是自古以来就存有的，即使博学如他的儒者，也无法在这样的不同的思想冲突中，思考出一个折衷的、两全之九_九_藏_书_网道来！
因此，他考虑的结果还是选择了应考、出仕的道路，因为，这是本朝的读书人唯一能实现理想、发挥学问的管道；然而，也就在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他的心中涌现了极大的矛盾与冲突。
这么一件愚蠢、荒谬的事看在他的眼中，除了痛心之外已无第二种感觉；不料，同侪中竟有人来劝说，邀他一起签名，在被他拒绝之后，竟然代他签下了“顾宪成”三个字。
一声叹息之后，他竟不自觉的喃声自言自语了起来，眉宇间也尽是忧色；“京察”原是本朝为考核京官所设，每六年一度，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以为出仕者戒；但是，这原本为警惕官员而设的良法美意，早已沦为权力斗争、行贿营私的工具，因此，每一次的“京察”都会引起不小的风暴。
自悲的却是出自于内心的无奈和无力感——身为读书人，所能做到的竟只是这样渺小的“洁身自好”而已，既无法缔创理想中的世界，也无法力挽狂澜，甚至连发生在身边的事都无法影响、改善。
诸葛亮的一生所秉持的正是儒者“知其不可而为”的崇高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身许国，无怨无悔；他觉得自己应当效法诸葛亮的精神。
此刻，他便独自在书房中静坐着；本拟在灯下展卷，给几个在远方的朋友写信，可是，思绪却不知怎的，竟被这一夜的春雨给带远了，心里头浮起的竟是多年前读过的一首诗，他便不自觉的吟哦了起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身为读书人，自己简直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但他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要减少一个人的欲望，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培养内心的良知做起！”
时局日坏，乱象初生；但是，我辈读书人，总以抱持“知其不可而为”为立心处世之本，以“尽其在我”为无愧之源；昔年王粲登楼，察唯日月之逾迈，俟河清其未极，乃冀王道之一平。弟今宦居京师，唯自期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思所虑，无非生民，无非王道……九-九-藏-书-网
他向往、醉心、追求的学问是对国家、社会、百姓有贡献的经世致用之学，而不是形而上的哲理或在故纸堆中反覆的考据、校雠，乃至于写出华美的文辞、诗句——在经过了长年累月思考之后，“学问”这两个字的范畴有了明确的界定，乃成为他一生所要追求的方向。
而就在这样的反覆矛盾时，杜诗中所推崇的诸葛亮的心志，带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对于他小小的年纪，就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张原洛非常的称许，于是，对他说了一段话：“本朝的读书人，一向只有应试、出仕之途可行；但是，以你的禀赋，如果埋没在为应考而习文之中，未免可惜；如你超脱于时文之习作上，而能博览今古，慎思明辨，必可为成一家之言之大儒！”
可是，不出仕做官又与他原本的志向相背——他也怀着和杜甫一样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啊，所期许于自己的是做个佐国的良相，一如伊尹、吕尚、周公——般的为天下人贡献自己，缔造盛世，而不是隐逸山林，埋首着述！
在他的心目中，杜甫不是诗人，而是儒者——是具有和他一样胸怀的儒者！
左思右想之后，依旧还是付诸一声长叹；做了这几年的官，对于官场的污黑和人性的复杂面已不是学术所能改善的事实早已认识清楚，所留给自己的也就是无力感，除了叹息还是叹息。
“唉……”
杜诗中的“英雄”，指的是为国为民劳瘁、牺牲、奉献了一生的诸葛亮；字里行间所盈溢的是感时忧国，是耿耿以天下苍生为念；他清楚的记得，当自己第一次读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诗句时，内心所受到的震
撼——那还是在许多年前，年少的自己忽然发现，活在邈远的唐朝的杜甫竟然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理想：希望自己成为一位良相，辅佐君王，缔造一个超越尧舜的盛世……
九九藏书于是，不愉快的事发生了，他不顾那些同侪的颜面，当着众人涂去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段的往事，他每一回想起来，心中便不由自主的涌起了万千的感慨，既悲人且自悲；悲人的有两种想头，一个是人在得到了权力的时候，往往便自以为是“天下第一人”，要其他的人全都伏在他的脚下，为他所控制、驾驭、奴役；另一个则是人为了要获得权与利，往往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丑事来，什么节操、品格、廉耻，全部丢在脑后了。
可是，做了官，所接踵而来的却不是理想的实现、为人民谋福利等夙愿，而是典籍中所没有记载的官场的污黑的一面，满朝的官员或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或结党营私、巴结贿赂，或贪赃，或舞弊——所呈现的尽是人性中的卑劣、丑陋、自私自利、寡廉鲜耻；一切的一切在在都令他的内心痛苦不堪。
那几年正是张居正掌权的时代，在他亲身经历了张居正的政治措施时，他的内心也相当的崇敬张居正所具有的超强的政治能力；可是，对于张居正的许多做事的方式，他是大不以为然的。
张居正的三子懋修应考，这些人竟然召集了许多知名的文士来陪榜，以增加张懋中状元时的声势；而当张居正得病的时候，朝中的这群无耻之徒竟然要举行焚表告天的仪式来为张居正祈祷，祈求上天庇佑张居正早日康复。
于是，就这万历十五年的春夜里，他终宵不寐，滔滔不绝、洋洋洒洒的写下了给挚友的万言书；明知道“万历之治”已成泡影，他仍要“尽其在我”的继续努力下去。
就在这样，他走上了仕途：万历四年，他二十七岁，考中了乡试第一名；三十一岁中了进士，任职户部主事。
“筑陵、立储——百姓有怨，乱象已生——今年又值‘京察’之年，风暴在所难免，怎不令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