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位读者抱怨小说不够有趣，好像我欠他们一些笑话似的，这很奇怪。作家应该能够创作出风格和题材多样的作品。我不认为一个作者局限于某一种创作路子是优点，就连“枪炮与玫瑰”摇滚乐队还写民谣呢。我写小说时使用的写作方法根据故事的需要而定。例如，我的第一部小说《幸福》的主题是关于一本发挥了作用但也破坏了世界的自救书，小说从一开始就是过于夸张的讽刺，这为整部小说定下了基调。对于《419》而言，一旦我认识到网络骗子是多么可恨，我就无法就这个话题再写一本内容搞笑的小说了。总的来说，反响还是不错的，我很欣赏评论家和吉勒奖评审团的做法，他们看重的是小说自身的优点，不带任何偏见和先入之见。

这句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我查阅了关于“西班牙囚犯”的内容，得知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溃后，很多英国人溺水而死或失踪。不久，一些邮件就流传开了——当然不是电子邮件，而是用羽毛笔蘸着墨水写的：“亲爱的先生，我是一名被囚禁的英国绅士的女儿，需要你的帮助……”当意识到充斥着我的收件箱的邮件可以追溯到500年前时，我知道我在这些垃圾邮件里发现了某种存在于人性中更深层的东西。

◇除小说外，你还出版了一些很受欢迎的旅行回忆录，讲述了你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经历，但我知道要是出于研究的目的去尼日利亚是办不到的，而你在《419》中对它的描述却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这对故事本身来说很重要，我认为，它表达了一个观念——生命和世界虽然彼此分开但相互映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窗户能够变成镜子，当我们认为我们在看外面的世界时，其实是在看我们自己的影像。纳姆迪的父亲告诉他水中的倒影正在看着我们，认为我们是虚幻的生灵。我认为劳拉的世界是某种更丰富、更悲哀、更深刻东西的模糊影像。

◆劳拉的父亲收到的大量电子邮件是直接从真实的419受害者们收到的邮件中得来的。我还和卡尔加里警署的经济犯罪科的警司进行了长谈，其中包括两名负责处理此类诈骗案的侦探。我采访了加拿大高级检察官并和事故重现组的队员一起深入案发现场考察。我问了很多问题并做了大量记录，不仅包括犯罪的细枝末节和警方开展的调查，还包括侦探、检察官以及警官们说话的方式、语调及所用词汇。卡尔加里的警司对我写作《419》所给予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我以前从没写过警察办案方面的内容，因此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99lib.net

◆说实话，写小说比写游记需要做更多的研究。除了那些身着防弹衣的蛮干的调查记者们以外，尼日尔三角洲外围对其他人来说是禁区，而卡杜纳周围的萨赫勒地区在不断发生种族冲突。(纳姆迪和乔去北方时经过的妈咪市场后来就遭到了极端分子的轰炸。)因此我只好依赖深入的阅读以及熟悉尼日利亚风土人情的文字校对员。不管怎么说，这毕竟只是一部小说，不是旅游指南，也不是关于尼日利亚或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旅行随笔。

劳拉的旅程是一次物质旅程——走进外部世界然后再返回——但也是一次精神旅程，从“纵使天塌下来，也要实现正义”的观点到一个更加微妙的观点：“让天行道，即使正义堕落。”这是她必须面临的正义和爱的对立。

◇你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有几位读者对阿米娜这个角色的“未解之谜”进行了评论，这有些可笑。我始终认为她要逃离的东西以及为什么要逃离这些东西在小说中已经很明显了。如果你想确切地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可以查查真实的阿米娜的案例，一个来自尼日利亚北部萨赫勒地区名叫阿米娜·拉瓦尔的年轻女人。

劳拉是催化剂，但不是故事的核心：阿米娜和纳姆迪才是。我在创作过程中爱上了阿米娜——我佩服她的力量和决心，尤其在故事临近结束时。但是让我感到越来越亲近的是纳姆迪，他是一个把生命从头到尾完整地展现给读者的人。没有人会为他立传而让劳拉去编辑的，而我就是想给他写一部传记。当我把他送进小说中所描述的黑暗世界中时，我的心都碎了。)正如我妻子所看到的那样，随后整整一周我的情绪都很低落。)

◇在这部小说众多的人物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某个人比其他人让你花费更多心思？

◆这纯属偶然。当时我正在研究我先前的一部小说《西班牙苍蝇》，这部小说讲述了大萧条时期在一个爵士俱乐部里发生的骗子和应召女郎的故事。在研究过程中，我无意中读到了关于419网络诈骗的介绍。一开始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当时只关注经典的“黄金时代”的诈骗，而419涉及到了电子邮件这种当代社交手段，但是有一个脚注这样写道：今天的419电子邮件诈骗就是起源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西班牙囚犯”诈骗的翻版。

◇在《九_九_藏_书_网环球邮报》对你的一次采访中，你提到这本书的创作初衷只是讲述一个比较传统的故事，聚焦于发生在劳拉身上的故事以及西方人对419的看法。是什么促使作品后来在视角和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转变？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网络诈骗对于受害者来说几乎不会有好结果。在《419》中，尽管劳拉这个角色的结局也许算不上圆满，但也是一个她可以接受的结果，因为她给了阿米娜的未来一个机会。对你来说，在这样一个通常令人伤心欲绝的故事的结尾让读者看到一些希望很重要吗？

◆不，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一个人的本性(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通过他所做的事情揭示出来，而不是通过他的想法揭示出来。我不是那种“老年角色回顾过去并进行反思”的故事流派的粉丝。我认为生活把决定强加于我们，我对人物对事件的反应、他们的选择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更加感兴趣，我认为这才是衡量一个人的真正尺度。

我最喜欢写的一幕场景是劳拉在温斯顿家吃晚餐的那一次，表面看来这只是一顿饭和一场闲聊，和平的表象下暗流涌动。每个人都在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的计划不仅完全不同，而且相互冲突。

◇作为读者，我们不得不追问那些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赢得了我们同情的人物行为背后的道德。在很多方面，我们比劳拉、纳姆迪和阿米娜更纠结于他们所作决定的道德寓意。作为一名作家，把这样令人同情的人物置于一个道德灰色地带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难？

以下是企鹅出版社(加拿大)提供的对威尔·弗格森的专访。

◇关于419诈骗实施过程中涉及到的技术问题以及各种反419的国际机构所履行的法律程序，你做了哪些研究？

◇你作品中人物的命名很重要吗？

◇在《温哥华太阳报》对你的采访中，你提到阿米娜的灵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尼日利亚妇女，你能给我们讲讲她的故事以及你是如何把她的故事融合进小说中的吗？

◆我准备写一部关于卢旺达的旅行回忆录。从作品体裁来说，我喜欢在小说和旅游之间轮流转换：《幸福》(小说)，《来自穆斯乔的美容秘诀》(旅行刚忆录)，《西班牙苍蝇》(小说)，《走出贝尔法斯特》(旅行回忆录)，《419》(小说)。旅行和写小说使用大脑的不同区域，因此这样的转换会给九-九-藏-书-网你带来好处，至少可以避免大脑肌肉痉挛。呵呵。

◇《419》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且荣获了2012年吉勒文学奖。你的那些老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反应如何？

《419》中的人物往往是相互对应的——温斯顿和沃伦，布里瑟布瓦警官和里巴杜巡官，纳姆迪的说书父亲和劳拉的父亲，劳拉关于马受惊场面的记忆和阿米娜关于检阅仪式上骑兵的记忆，那个来自麦克默里堡的“焦油砂”镇的流浪汉的死亡和发生在纳姆迪身上的悲剧，甚至乔和纳姆迪玩的跳棋游戏也可以同沃伦与妹妹玩的游戏相对照，但是最明显的对应关系存在于劳拉和阿米娜之间。劳拉在酒店客房走廊第一眼看到阿米娜时，，感觉她似曾相识，尽管她们俩从没见过面。前面，当纳姆迪初次见到阿米娜的时候，他想起了伊博人的一个信仰：我们出生时有两个灵魂，其中一个灵魂会不停地寻找自己丢失的另一半(不是罗曼蒂克意义上的灵魂伴侣，而是更深层意义上的灵魂伴侣)。这个信仰是把劳拉和阿米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因此，在第16章中，当劳拉产生火蜥蜴的幻觉时，她看到了阿米娜在萨赫勒沙漠中看到的景象。后来回到家中后，因为高烧而变得迷迷糊糊的劳拉看到了展翅欲飞的火烈鸟，这其实是来自阿米娜童年的记忆。还有，劳拉失去了生育能力，阿米娜不顾一切要让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她们是同一个灵魂被分开了的两面。

◆很重要，《419》里的主要人物都是根据真实或传说中英雄的名字来命名的。看起来平凡渺小的生命和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渗透着历史和英雄主义——这才是我的本意。劳拉的父亲告诉她其名字来源于劳拉·西科德—一一次漫长而艰难的徒步跋涉中的女英雄(这和阿米娜的故事不谋而合)。阿米娜从来没有被真正意义上命名，她借用了拥有勇士名声的阿米娜皇后的名字，同时也暗指阿米娜，拉瓦尔(见上文)。纳姆迪是根据尼日利亚独立之父命名的。很明显，温斯顿的亲英派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那位英国政治家。甚至布里瑟布瓦警官和劳拉的父亲亨利·柯蒂斯也是根据英雄或历史人物命名的。“布里瑟布瓦”是皇家加拿大骑警的官员，和卡尔加里原来的名字重名。“亨藏书网利·柯蒂斯”来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漫画里的非洲冒险家。(我本来想叫亨利，库尔茨的，但编辑认为这个名字显得很笨拙，因此“柯蒂斯”是个折中的方案一一这样我反而得以借用了《所罗门国王的宝藏》中的名字。)

◆劳拉这个角色最难写，因为我不想采用偷懒的方法，把她塑造成一个缺乏个性的温和角色。我不想投机取巧，她做的事情具有真正的道德寓意。我非常崇拜她，她很机智，做事认真细致，虽然外表上孤傲冷漠，但是内心很刚强，是一个不需要别人救助的“长发公主”。(我从来不认为劳拉懦弱，她也许自我封闭、冷漠、孤独，但是并不懦弱。有些读者说他们发现劳拉懦弱，这或许是因为我没有能够很好地把她果敢的一面传递给读者。)

弗格森是加拿大目前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除著有游记和长篇小说之外，他还有短章发表在《纽约时报》、《财经时报》和《君子》等报刊上。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并获得诸多文学奖项。这部最新小说《419》更是为弗格森赢得了崇高声誉，除在2012年荣庸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之一的吉勒文学奖(Giller Prize)，还在2013年夺得加拿大书商协会藏书票奖之年度小说奖(Libris Awards from the Canad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for Fiction Book of the Year)。

◆劳拉的父亲没有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并非故意)，她的确把一个女孩从绝望中救了出来。然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阿米娜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取得成功。如果故事结束时她从飞机中走了出来，我想她就会欠劳拉很大一笔人情债，因为按照人们普遍的看法，一个人若能移居西方的一座城市就是一个“胜利”，而阿米娜想要的只是一个带住所的市场摊位及其孩子有保障的未来，她恰恰得到了这些。作为作者的好处之一就是能给你作品中的人物以期盼的东西，满足他们的希望。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最后劳拉有没有给布里瑟布瓦开门。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确定，我希望如此，但是又非常怀疑。

◇窗户和镜子的意象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从开始时机场保安的太阳镜到沃伦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再到最后阿米娜走进劳拉客房的浴室时被镜中自己的影像吓了一跳。请问你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

◆当我跨越到窗户或镜子的另一边时，一切都改变了。在研究419诈骗行为的过程中，我对尼日利亚有了更多的了解。而我了解得越多，越是强烈地意识到真正的故事发生在那里。尼日九-九-藏-书-网利亚自身就是一个场面宏大、充满了悲剧性和英雄气概的令人生畏的故事，因此我开始着手塑造来自尼日利亚不同地区的人物：北部的萨赫勒、西部约鲁巴的拉各斯、东部的尼日尔三角洲。这样一来小说就有了生命，读起来令人震撼。

威尔·弗格森(Will Ferguson)，加拿大著名小说家和旅行作家，1964年10月12日出生于加拿大亚伯达省北部一个小村庄，16岁时弃学离家周游世界，沿途打零工，后又返回家乡完成了高中学业。中学毕业后，弗格森参加了加拿大青年志愿者团体卡蒂马维克，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基洛那的博物馆、南安大略省的一家疗养院和魁北克省的一个自然保护公园区工作过，这些经历真实地记录在《我是一个少年卡蒂马牺牲者！》U Was。Teenage Katima-11ctiml，1998)中。1985年，弗格森参加了加拿大与发展中国家的海外交流计划“加拿大世界青年”，在此期间先去了安大略省的新利斯基尔德，在一个农学院工作，干过铲粪、放牛等零活。1985年冬天他去了南美洲的秘鲁和厄瓜多尔，与当地土著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我为什么痛恨加拿大人》(Why I Hate Canadians，1997)中。1986年从南美洲归来后，弗格森进入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与剧本创作，并于1990年获得艺术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先是给一家电视台的专栏节目做外景助理，之后以“交流教师”的身份去日本教英语，在日本一待就是五年，其间结识了一日本女友。在这五年期间，除游遍日本外，弗格森还背着行囊游历了韩国、马来群岛、印尼和中国大陆。在《与佛一起搭顺风车》(llitching Rides with Buddha，2005)中，弗格森详细描述了他在日本游历过程中搭便车的经历。1995年他与女友在日本熊本市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移居加拿大，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停止游历的脚步，而是继续撰写旅行回忆录，先后出版了《走出贝尔法斯特》(Beyond Betfast，2009)、《加拿大馅饼》(Canadian Pie，2011)等。此外，弗格森迄今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也引人注目：《幸福》(llappiness，2001)、《西班牙苍蝇》(SpanishFly，2007)和《419》~1g，2012)。

◇你是怎么想起来写一部关于419诈骗行为的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