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剧场型犯罪”和“剧场型侦查”这两个名词是不是古已有之，又起源于何处，但以这两个概念为主轴的《谨告犯人》，却将这两者由对应到对立之间所可能有的各种实际状况，配搭相关的心理背景与情绪反应等等，营造出非常浓烈的戏剧性和非常猛烈的冲击力，从而对读者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吸引力，难怪能得到大奖，也在两个排行榜上独占鳌头。

书中不论是利用媒体本身的力量，或是利用媒体之间的竞争，都有着某些意外因素的掺入。令人想不到的是，大部分的“意外”竟来自警方内部。这样的安排，除了使《谨告犯人》这本书里包含了“警察小说”中检视警方内部斗争和风纪等相关问题的特质外，也强调出“自私”这种人性的劣点。

另外在目前这个媒体泛滥，收视率（或收听率/阅读率等）数字挂帅的时代里，媒体之间的竞争近乎白热化，争取（甚至制造）独家新闻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至于“独占”性的做法，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自是不言可喻，《谨告犯人》也很能反映出大众传播界的这个现象。99lib.net

心理战的战略与战术的安排和运用，其实牵涉到交战的双方。作者先以一件旧案作为引子，设定了与犯人周旋的警方负责人，也就是本书主角卷岛的性格特色，使他后来的言行和心理变化都甚为合理，且具有说服力。

所谓“剧场型侦查”，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和用大众传播媒体来做公开侦查的一种“变格”，把原先纯属于“新闻报导”的方式中添加了戏剧性的元素而已。乍看起来，似乎相当简单容易。但详细分析研究，就会发现其中所牵涉到的各种变量既多又广，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程度。

我们一般都熟知所谓“侦查不公开”的原则和说法，然而在某些状况下，必须要借重社会大众的力量来弥补警方人力或信息之不足，适度的公开侦查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从完全保密到公开程度的取舍，却是大有讲究。《谨告犯人》一书中，在这方面以很多实例来详细说明理论，而且还借着某些意外的发展和结果来检视其间的利弊得失。不但将专业知识做了极佳的运用，也足以作为警界办案的参考。九-九-藏-书-网

《谨告犯人》书中的“剧场型侦查”，当然有一部分确实是希望民众提供警方无法藉由调查取得的信息或破案线索，但最主要的还是对犯人的一场“心理作战”。像这样警方完全处于“敌暗我明”的状态下，对犯人的身分和动机这两个侦查中最关键的数据一无所知，其他证物又有限得即使再先进的科学办案技巧也无用武之地时，传统的侦查方式会走入死胡同中，也是可想而知的结果。尽管由连续杀人犯的犯行可以归纳出某些模式和线索，但被动地把希望寄托在犯人其后的让犯行上会因疏漏而留下线索，很可能只是徒然再牺牲几条人命；当然不如主动出击，引蛇出洞。如何揣测犯人心理，予以有效的刺激，就是警方高招的地方，也九-九-藏-书-网是作者在心理分析上安排成功之处。

而那件旧案到后来还有某方面的作用，竟然还在看似解决之后，又有关键性的影响和出人意表的发展。这条支线和作者巧用主角心理一样，都增加了故事情节上的转折变化和戏剧冲突。

其实“私心自用”是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不论是政治圈里、商场上，乃至于一般人的生活中，很多的作为，无论表面上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如果骨子里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十之八九都会造成偏颇的结果。这样的例子在《谨告犯人》中可说比比皆是，不过，“自私”本来就是人性中难以完全去除的一部分，全然的无私可能只是陈义过高的理想而已，所以我们也只能尽一己所能地去追求一个较高的标准。

正因为对付的犯人身分不明，“剧场型侦查”当然不能针对特定对象，会引起什么其他的效应，或是相当程度的反弹，甚至在热头过去之后可能会遇到的疲乏状态与停滞的可能，理论上都应该是在预料之中。尤其是媒体本身求新求快的特性，势必难以容忍冷场或重复，在利用媒体来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是一项必须考虑到的重点。怎么将有限的基本数据加以变化运用，或是不断设计出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以保持媒体所重视的“新鲜度”，确实考验了媒体与警方的能力，也展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设计功力。九九藏书

本书的中译书名《谨告犯人》，没有用有高压意味的“警告”，也没有用不免卑屈的“敬告”，而使用了比较中性的“谨告”，充分表现出“剧场型犯罪v.s.剧场型侦查”的对等与公平性，则是本书在内容以外，值得欣赏的地方。

事实上，作者尽管暴露了警界和传播界的某些缺失，却也对他们的努力多所肯定。尤其是卷岛身边的几个同事，虽是配角，写来却都有清晰的形象和特色，而彼此之间的相知相助，相辅相成，更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相对于警界和传播界都有的内部斗争，这份合作的诚意htｔｐ://wｗw.9９ｌｉｂ•ｎet和敌忾心就更显难能可贵，也让读者和看到结局时一样，在些微的怅然中感受到一股温暖。

因此作者在书中让私利几误大局却还沾沾自喜的人，都在巧妙设计的反制行动中遭到拆穿，但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可说是更为洞悉人性的表现。

首先是大众传播媒体和警方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关系”无关乎双方的私人交情，而是相互之间的立场。其实大众传播媒体因为有广大的阅听大众为后盾和“实力”，在某些攸关成败的事情上，说得夸张一点，还真的有掌握生杀大权的可能。所以上至政府，下至民间企业团体，和媒体之间几乎都会有爱憎交织的情结。一方面希望利用媒体的传播力量达到“宣传”（当然是包括商业行为在内的更广义的说法）目的，另一方面也担心害怕媒体揭开不可告人的内幕或疮疤。而从媒体立场来看，则是需要充足的信息来满足阅听大众的需求和（现在流行的）“知的权利”。如何在“报导”和“广告”之间做分寸的拿捏，如何秉持媒体应有的良知和道德来求得公平正义，就都不能只是口号，而是双方都该正视和尊重的严肃课题了。媒体和一般公家机关或私人企业体之间的关系已有如许问题，和警方之间就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