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纵队攻占晓峰岭后，后继登陆的马德拉斯炮兵在晓峰岭之制高点上，架设轻型火炮，向县城轰击。第55团沿山岭推进，直扑县城西门。县城守军溃逃。第55团攀上城墙，占领县城。同时，第18团亦从道头向县城推进，配合行动，攻至南门。

当日，定海清军一面向镇海求援，一面调整部署。定海镇总兵葛云飞部仍防守土城，原驻县城内的寿春镇总兵王锡朋部出防晓峰岭，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部进至竹山。裕谦收到定海守将的求救书后，认为定海防兵本多于镇海，镇海也已面临英军的威胁，无兵可调，未予增援。

从早晨发起进攻，至下午2时许结束战斗，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在战斗中也只付出了战死2人、受伤27人的微小代价。而他们所采用的战术，依旧是战舰轰击正面、陆军侧翼抄袭，并再获极大成功。

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裕谦又添兵雇募。伊里布原派接收定海的清军共计3000人，裕谦再加派2600名，使该地守兵达到5600名，为鸦片战争中浙江守军最多的地方。

在我读过的鸦片战争史的论著中，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大多被描绘为一个激动人心威勇悲壮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名（或二万，或三万）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而牺牲。

自林则徐去职后，裕谦成为一班力主“剿夷”的官绅士子们最寄厚望的人，可谓是“林则徐第二”。

由于前次作战时，定海水师战船损失极大，战船来不及补充、修理，以致海上巡逻、侦察力量都不足，按裕谦计划，要雇水勇1000名，派委官员，分头出洋，“或假扮网渔贸贩，出洋巡哨，或密带火器枪械，相机焚剿”。后刘韵珂奏称，实际雇募水勇为580名。

这一天的早晨，大五奎山岛上英军野战炮兵，开炮轰击震远炮城（其手法与虎门之战中下横档岛战术完全相同），英军轮船和军舰则炮击土城。清军守军在葛云飞的督率下，以岸炮还击。但是清军火炮数量、质量均处于劣势，其火力最强的东岳山震远炮城，又遭到大五奎山岛英军野战炮兵的压制，阵地已经动摇，兵丁开始溃逃。

由于伊里布的抢先行动，和平收复定海，裕谦武力攻剿的满腹谋略未有机会得以施展，颇以为憾事。于是，他到浙后，便精心部署定海防务，以能在将来的防御作战中挫败“逆夷”凶焰，一显身手。

三总兵英勇地牺牲了，死在自己的战位上，并没有因贪生而后退一步。在他们的督率下，也有一些清军兵弁在战斗中保持了高昂的士气。若对照清军平时的懦怯，可以说，裕谦战前激励将士的努力，已获成效。但是，此次战斗揭示出来的是，仅仅靠勇敢是不够的。

土城之后的定海县城，其城墙亦得到修复。上设火炮41位。（定海地理及防御可参见图八）

从正三品的按察使，到从一品的总督，裕谦的三级跳，仅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这颗新升起的政治明星，在当时的官场上引人注目，为人看重。

与其他督抚同城的省份不同，江苏巡抚驻节苏州，与驻江宁（今南京）的两江总督尚有一段距离，有着较多的自由和自主。1840年8月，两江总督伊里布授钦差大臣，前往浙江，裕谦署理总督，成为江苏的最高军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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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的人们要将9月26日至30日这5天中的情况逐一细细考订清楚，既十分困难，也显得不必要。因为，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已经可以判明：英军在这5天内的行动，乃是侦察清军的防御以确定主攻方向、机动兵力至进攻出发水域、建立野战炮兵阵地以支援作战等等战前准备工作，尚不是正式的进攻。守军不明近代战争样式和作战特点，因而无法识破英军的意图，将英军的每一动作都无意或有意地当作正式进攻，结果是高度紧张，徒费铅药。由于这几天连日大雨，守军在雨水中连续“应敌”5天，在真正的战斗尚未打响之前，已经疲劳不堪。

为了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下令掘开英军的坟墓，将数百具尸体刨出“剉戮”，然后弃之大海。

英军自1841年9月5日离厦门北上之后，因风向不顺，动力不一，无法全队一致行动。9月16日，英轮船弗莱吉森号袭扰镇海旗头一带的盛岙、双岙。9月17日，英轮船复仇神号闯入象山石浦港。9月18日起，英军舰船陆续抵达第一集结地，定海西南的穿鼻山岛（Buffalo's Nose），后移泊镇海与定海之间的黄牛礁。9月21日，英海军司令巴加到达，25日，英陆军司令郭富到达。

在裕谦的规划下，定海如同厦门，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防卫工程建设。

对照中英双方文献，对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记录差距甚大。现扼要叙述于下，请读者一起参与辨别：

以上清方裕谦、奇明保的奏报，分别依据定海守军的报告（9月26日）、派遣探弁的报告和定海逃回官员的报告，已经转过一手，且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其中自然会有虚假成分。英方记载者为其亲历，材料当属第一手，但也不能确准其中绝无虚言回避部分。

从裕谦的履历来看，我们还找不到什么今天可特别注意之处。他虽说还算是一位勤政的官员，但主要经历为知府一级，按察使、布政使在清朝又已降为属员，因此在史籍上看不到其优异的政绩。他的仕途坦畅，除了机遇特好外（牛鉴迁职、陈銮故去、伊里布斥革），还与道光帝的用人方针有关。

曾在英军占据定海期间“通夷”的4名汉奸被捕获，他下令处斩，并将首级遍传沿海各厅县悬挂示众，以示警尤，震慑人心。

因此，在清王朝的众多主“剿”人士的心目中，英军的“船坚炮利”只不过能逞威于海上，而清军在虎门等处海岸、江岸的接连败仗，关键在于主帅和将士们的胆怯。身心处在中世纪的人们，自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的变化中看清真正的原因。就本节的主角裕谦而言，他虽大力于修防铸炮等诸般“器物”，但主要功夫用于振作这支废弛松垮的清军的“人心”。

正因为如此，裕谦认为，这次战争获胜的首要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民心固结，将士拼命。他痛恨前一次定海之战中，清军仅伤亡26人而大量逃散，怨愤伊里布不敢进兵，致使师老气竭；他用极端手段设置了一个“背水阵”，目的是驱策将士勇往直前，前仆后继；而一旦将士果真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战争又何以不胜？

裕谦虽未亲眼见过英军，却是英军不善陆战论的有力鼓吹者。定海的设防，显露出他的这一信念。他将主要兵力集中于县城及其以南10平方公里的区域，而并不兼顾面积523平方公里的舟山本岛的其他地域。他认为，英军不善陆战必然会从距县城最近的海岸发起进攻。若舍近就远，山岭重重，正是“我步卒最易见长之地”，不难剿灭。定海县城的东、北、西三个方向皆为山地，他在此（晓峰岭、青垒山）只设置了一些瞭台、兵房、围城。道光帝下令各省防备陆路谕令9月19日才到达杭州的刘韵珂，9月25日到达镇海的裕谦，但肯定不会到达定海，因为此时定、镇之间的海面已被英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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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3月定海军民捕获一名英国俘虏，他一反先前伊里布“酒肉养赡”的做法，下令绑出营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

在左纵队行动的同时，英登陆部队之右纵队辅攻东港浦。但因复仇神号中途一度搁浅，进攻未能按时。后右纵队登上海岸后，在左纵队之第18团的支援下，驱散了土城东段的守军。

裕谦的思想表明，尽管战争已经开始了足够长的时间，尽管清军在虎门等处一败再败，但是，在一班主“剿”官绅的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战前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也正因为如此，裕谦在定海防御上并无任何创新，仍是战前由林则徐所倡导的防守沿海坚强据点对抗英军舰船攻击的战法。

英军原先的计划，是先攻镇海、宁波，然后再取定海。可是，狂暴的天气“阻碍舰队从集结地驶往镇海来执行此任务”，遂于25日决定，立即侦察定海的防御情况。

定海县城三面环山，南面临海，距城三里。裕谦认为，前次定海战败原因在于清军船、炮不如敌，而陆战无所依托。于是，他决定在县城以南的濒海地带修筑工事。由于定海不若福建南部有易于开采的石头，定海防御工程的主体是土城。

至于称英军“二万”、“三万”的说法，史料依据更不充分，不足为据。

难道裕谦的这种自信是毫无依据，毫无理由，毫无认真的分析？也非如此。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的主“剿”官员。

9月26日，清方奏报，英军两轮船拖带两艘大船，由竹山门（道头港西水道，竹山与盘屿岛之间）驶入内港，葛云飞督兵在土城开炮，击断英船头桅一支，英舰船遂从吉祥门（道头港南水道，盘屿岛与大渠岛之间）逃窜，后又从大渠门（道头港东水道，青垒山与大渠岛之间）绕入，土城东段的东港浦守军开炮，英舰退出，不敢再进。英方记载，英轮船弗莱吉森号、复仇神号载送海、陆军司令前往侦察，详细观察了清军在晓峰岭、竹山至青垒山一带的防御设施，并查看了大、小五奎山岛的地理形势。当英轮船刚刚驶过盘屿时，即遭到清军的炮击，但英船航行于清军火炮的射程之外，避开了清军炮火，亦未受损伤。

战前清朝上下咸谓英军“船坚炮利”，但“船坚”到何种程度，“炮利”至何等威力，却缺乏准确的估计。开战之后，关天培、杨芳、奕山、林则徐等人经历实战而知之，但他们或未直言，或语焉不详。相比之下，琦善倒讲了点真话，但在当时一片“剿夷”声中，又有何人相信？裕谦个人极度蔑视“逆夷”的偏误，决定了他对“船坚炮利”估计不足。凭借一道并不坚固的土城，他就能大胆地得出结论：“我炮皆能及彼，彼炮不能及我！”

就此再深入一步，就触及到当时主“剿”思想的渊源了。

尽管在理学大师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领悟到这种理论的精妙，也为其深邃的思索、优美的文笔所折服，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结果，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后，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在当时主“剿”官员的奏议中，我们可处处看到此种“理”性的张扬。

此时，站在他面前的对手，是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

不可否认，我曾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以劣势兵力兵器坚持抵抗达六昼夜之久，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然而，深入的研究使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由此观之，裕谦的自信就不是全无来历的了。既然规制宏大的土城已能阻挡英军的“利炮”，那么，九九藏书网英军还有何优势可言？难道他们的“坚船”能够冲上海岸，驶入县城？既然英军“腰硬腿直”不善陆战，那么，他们一旦登陆之后，不正成了娴熟“击刺步伐”的清军将士的刀下鬼、案上肉？难道他们能飞越天险，天降县城？

在土城的中部，有临海小山，名东岳山。裕谦充分利用这一地形，在山上构筑周长约440米的砖石结构的震远炮城。在该炮城的南端，接筑面宽70米的半月型石砌炮台。炮台面海，为轰击来犯敌舰之阵地，炮城靠其后，是屯兵护卫之工事。东岳山上的震远炮城及炮台，为清军防御阵地之中坚，共设火炮15位。

与其他优裕的八旗子弟的欢游闲放不同，裕谦在家庭中受到几乎完全汉化的性理名教的教育。1817年，他24岁时中进士，入翰林院，很为蒙族人争光。1819年散馆后，以主事签分礼部补用，但到1823年才补上实缺。1827年外放湖北荆州知府，后调任武昌知府。1834年迁荆宜施道，未久迁江苏按察使。后因丁忧、患病告假两年。1838年复出，再任江苏按察使，次年4月迁江苏布政使。1840年1月，以老成著名的江苏巡抚陈銮病故，又署理江苏巡抚，后真除。

9月28日，清方的奏报内容不同。裕谦据派往定海的探弁回报上奏，称英舰“连樯驶入”，攻打晓峰岭，并用小舟运兵在竹山登陆，郑国鸿率兵施放抬炮，“击杀夷匪无数”，当晚英军绕至五奎山岛，登高瞭望。杭州将军奇明保战后据定海逃回官员的报告上奏，英军登陆，进攻晓峰岭，王锡朋率兵800名与之反复厮杀，相持4天之久，直至10月1日。英方的记载也不相同。宾汉称，该日摩底士底号舰长爱尔斯（H. Eyres）奉命统率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复仇神号前往定海，摧毁了晓峰岭上尚未完工的炮台，因为该处将是英军的主攻方向。英舰船到达后，曾与清军交战，大约由50名水兵组成的分队登岸，在确认了该处尚未安设火炮，并侦察土城方向的防御后，匆匆撤回。伯纳德称，该日继续有暴风雨，舰队无法航行。巴加发布了派上述3舰船去晓峰岭摧毁未完工的炮台的命令，但该命令是在第二天，即29日执行的。至于具体过程，该书记录更详。

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由于军事技术的不发展，战争主要表现为人身搏斗，虽有“十八般兵器”的种种技艺，但只是人的手脚的延长和锐化。在此类战斗的场景中，士兵们的勇敢，将弁们的执着，这种可以升化为“人心”的品格，往往是获胜的决定因素。因而长久地在人们的观念中，拼死是胜利的代名词。同时，又因为军事技术的不发展，长久地使交战双方处于大体平等的地位上，“两强相遇勇者胜”，成为一般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信条。

即便如此，以同等兵力相拒达六昼夜，也是足以称道的事。可是，这“六昼夜”，又是靠不住的数字。

英军的实际数量要少得多。1841年8月，英军在离开香港北上时，共有军舰10艘、轮船4艘、运输船22艘、陆军2500人。厦门之战后留于鼓浪屿军舰3艘、运输船3艘、陆军550人，由此推算，前往浙江的英军只有军舰7艘、轮船4艘、运输船19艘，陆军约2000人，若将各舰船兵弁水手合之陆军一并计算，约四五千人。此时定海守军5600人，两者相较，双方兵力数字差不多，清军略强一些。

然而，细心的观察又会隐隐感到，裕谦之所以如此走极端，似还有一层原委，他正是自我设置一个“背水阵”。照其奏折上的话，是为了“俾众咸知奴才有剿无他”，有进无退，断绝手下将弁的“首鼠两端之念”！这里面还牵涉到他的同官，由福建陆路提督改为浙江提督的余步云，我将放在下一节分析。

然而，裕谦之所以深孚众望，非为其职重位高，更非其血统高贵，而是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迷人风度。

土城是用泥土掺石灰夯实的线式防御工事，也就是一道土城墙。前节提到的绘制厦门石壁样式的军事工程师，在其回忆录中亦有一幅插图，可大体看出土城的规制。据裕谦的奏折，土城的底宽为12至18米，顶宽为5至15米，高约3至4米，长约4.8公里。它东起青垒山，西至竹山，将县城以南的空旷地带一并包容在内。土城设“长治”、“久安”两城门，供民人平时出入。土城上有火炮掩体“土牛”，共安设火炮80位。

从理学的角度出发，战争最主要的制胜因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即所谓“正心”、“诚意”可以“平天下”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军事历史中证明具有合理性。

9月30日，清方奏报，英军先是从吉祥门驶入，攻打土城东段的东港浦，被清军击退，旋攻打土城西端的晓峰岭、竹山，至傍晚，英军在土城西端登陆，遭清军枪炮轰击，死者不计其数。英方记载，该日英军的战舰、运输船陆续驶入内港，威厘士厘号由轮船西索斯梯斯号（Sesostris）拖曳入港时，曾向东岳山震远炮城开炮。日落时分，英军在土城西端竹山一带枪炮大作，已经靠近该处停泊准备掩护部队登陆的英舰哥伦拜恩号、巡洋号亦开炮，英军舰船官员并无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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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谦的这些慷慨振奋、不留丝毫情面的言论，不仅使主“剿”的人士激动，也使一些对“夷”妥协的官员忌惧。伊里布、琦善吃过苦头，自不待言。靖逆将军奕山在与义律达成停战协议后，也连忙给这位倔直忠耿的钦差大臣写信，诉说种种不得已之苦衷。他生怕裕谦会放出不利于他的议论，信中的文句语气不无讨好叫饶的意味。

到了1841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必败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据“理”的人们却视而不见。这也很难归罪于他们本人。因为在当时的氛围中，他们的思想只会如此。要冲破这种思想的绊篱，绝非易事。关于此种情势，我们可联系到20多年后，清王朝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据事实而主张改革的奕訢与以“名教”而反对改革的倭仁之间的辩论，就可看到这一思想的根深蒂固。

有意思的是，此一战法的倡导者林则徐，此时正以四品卿衔在镇海帮办军务，他对定海的防御，似不具有信心，屡次向裕谦进言：“请移三镇（指定海镇、处州镇、寿春镇三位总兵）于内地，用固门户。”裕谦虽极度景仰敬佩林则徐，但作为有守土之责的疆臣，又怎么能、怎么敢听从这种放弃定海的建策呢？

伊里布至浙江后，对武力进攻定海迟疑不决。身为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裕谦，不便对其上司采取行动，便向路过江苏的颜伯焘倾泄不满，促成颜伯焘、刘韵珂启用林则徐的奏折。而他更为强劲的迂回动作，就是4次专折具奏：阐明武力进攻定海之必须，说明攻略定海之战法，表明其决战必胜之把握。在这些奏折中虽无一言直接攻击伊里布，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忠勇胆略却使道光帝耳热心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授其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攻剿，朱批中温旨激励：“正可相时而动，克成大功，用膺懋赏。朕惟伫望捷音耳。”而他到了浙江后，一纸密片，劾伊里布家人不规，致使这位老长官上刑部大堂受审。

真正的战斗仅仅进行了一天，时间是1841年10月1日。

在双方炮战的同时，英军登陆部队之左纵队约1500人，避开土城防御工事，在晓峰岭以西海岸登陆。第一批登陆的英军第55团即向晓峰岭方向进攻，王锡朋督部迎战而不支，英军攻占晓峰岭，王锡朋战死。第二批登陆的英军第18团，随即向竹山方向发起进攻。该处守军已经受英舰船的长时间的炮击，但在郑国鸿的统率下，仍坚持抵抗，最后不支，郑国鸿战死。第18团占领竹山后，沿土城向东攻击前进。土城构造只能正面御敌，侧面全无防护，葛云飞力战身亡。第18团占领土城西段后，又向东岳山震远炮城进攻。可该处守军已经受不住英舰布朗底号、大五奎山岛英野战炮兵的长时间的炮击，纷纷逃散，震远炮城不战易手。

就“天朝”观念而言，当时的人们并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不相信七万里之外的蛮荒地面会出产何种制服“天朝”的手段。因而，他们听不进英军强劲的言辞，更不屑于具体分析英军在诸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优长，陷于可卑可怜的盲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诸章节中都有过交代，此处不再赘言。

所谓“六昼夜”，就是从第二天，即9月26日起算的。

三总兵英勇地牺牲了，已无法站起来说话。我们不知道仅仅一水之隔的裕谦，是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英军（而不是汉奸）正是在他认为天然屏障的山岭和他认为清军更为擅长的陆战中，次第杀死了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

如果我们将定海的土城与厦门的石壁作一番比较，那么，裕谦的定海防御工程在坚固、火力诸方面均远不如颜伯焘。但是，裕谦的豪言壮语却一点也不逊色于颜伯焘：（定海）“从此扼险控制，屹若金汤，形胜已握，人心愈固。……该逆倘敢驶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贼片帆不返。”

由此而论，鸦片战争中的主“剿”人士的思想，并非得自知己知彼对双方力量的真实评估，并非出自已经找到真正可以“制夷”的手段的胜利把握，而来源于“天朝”观念和理学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心”制胜论。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看，此种主“剿”，不过是一种浪战。我们不应当因为它与今日反侵略宗旨相符，而不加区别地无条件地赞美之。

尽管主“剿”只不过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尽管主“剿”人士的言论也主要是分析具体问题，但是，这种思想却深深扎根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以为，这里面主要是当时盛行的两种思想观念在起作用：一是“天朝”观念，一是理学思想。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难解难分的交叉关系。

璞鼎查干净利落地吃下了厦门，却又不得不吐出来。

除此之外，裕谦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定海善后事宜十六条》。由于英军的到来，这一计划基本没有实现。九-九-藏-书-网

裕谦，原名裕泰，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贵胄出身。他的曾祖父班弟，为雍、乾两朝的名臣，频频出将入相。1754年，任定北将军出征准噶尔，因功由子爵晋为一等诚勇公，后因阿睦尔撒纳复叛，孤军五百困守伊犁，兵败自杀。其祖父、父亲，亦官至清朝一二品大员。

英军进攻厦门，本意在于用军事手段打击清政府，而要长期占领，就须占用为数不多的总兵力的相当一部分，且巴麦尊训令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他要的是舟山，而不是厦门。

于是，他接任钦差大臣、继任两江总督。

裕谦放出的这些手段，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为残忍毒辣，与他曾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的儒吏形象亦不吻合，好像变了个人。但在当时，势不两立的敌忾致使人们的情绪趋向于暴烈，而且手段越狠越备受喝彩，道光帝亦明确表露出欣赏鼓励的态度。

我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到，道光帝是一位信奉“保守疗法”的社会病理学家，追求调补疗效。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因此，他特别看重官员们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危难关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他以为，这批人世受国恩，遗传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诚”，绝不会放任国运衰落。在鸦片战争中，他先后重用的琦善、伊里布、奕山、颜伯焘、裕谦，以及后面将会出场的奕经、耆英，均有家世的背景。裕谦的频频升迁，似有其曾祖父班第的冥冥保佑。

可是，要完全吐出这块已经咽到喉咙的肉，璞鼎查又心所不甘，于是，他选择了地域较小易于防守位于厦门岛西南的鼓浪屿，留下军舰3艘、士兵550人驻守，主力于1841年9月5日撤离厦门，北上浙江。

他仇恨定海曾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忌恨外国船只不时对定海的觊觎，下令将当时还遗存的“红毛道头”（码头设施）及“夷馆基地”完全拆毁，消除一切痕迹。

于是，他放手大干一场。

9月29日，清方奏报，英军在大五奎山岛上支搭帐房，土城一带清军开炮遥击，打坏帐房5顶，击毙英军10余人。英方记载，该日一些战舰和运输船驶入内港，其中布朗底号、摩底士底号、皇后号、弗莱吉森号等舰船驶往大小五奎山岛，在大五奎山岛上设置野战炮兵阵地，其中有发射68磅重炮弹的重型火炮1门，发射24磅重炮弹的火炮2门，至次日，该阵地完工。英方并称，清军火炮的射程太近，对英军的行动毫无威胁。

称英军“万余人”的说法，始见于裕谦的奏折，他的依据是战后逃往镇海的定海典史的报告。材料已经转过一手。而败吏为推卸战败之责，多有夸大敌军的陋习。且裕谦奏折又称：“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袴，皆系闽、广亡命。”查英方记载，英军在作战中并未使用中国人参战，由此可见此说的不确。

但是，裕谦的上述言论，与他后来的行动相比，又明显差了一个档次。他在浙江任上，事事以极端手段处置之：

琦善在广东的主“抚”举止，也使裕谦义愤填膺。本来他的江苏巡抚、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与广东无牵无挂，换一个其他人即便心有不满，若非圣上垂询也不会表示意见；可他却不如此行事，一道弹劾琦善的章奏不知使当时多少人击节称快。已获罪斥革的林则徐见之大喜，亲笔誊录一遍，又在上密密麻麻作圈圈点点，点了总篇幅的一半以上。在裕谦的笔下，琦善是“天朝”的头号奸臣，犯有“张皇欺饰”、“弛备损威”、“违例擅权”之三大罪。虎门的战败，全因琦善的“撤防”。

9月27日，清方奏报，中午时分，英轮船3艘、三桅船1艘，驶入竹山门，葛云飞督部开炮，轰断英船大桅，英船当即窜逃。我没有查到相应的英方记录。当日原准备行动的只有复仇神号轮船，奉命前往镇海一带侦察防御情况，因天气恶劣，该命令未能执行。

而到了后来局势危急时，裕谦的手段更至于登峰造极。1841年9月，镇海军民捕获两名英方俘虏，他竟将“壮士饥餐胡虏肉”的诗化语言变为实际，下令对一名白人俘虏“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制作为自己坐骑的马缰，然后“凌迟枭示”；对另一名黑人俘虏亦“戮取首级，剥皮枭示”。

土城的西端为竹山，竹山之后为晓峰岭。裕谦在晓峰岭上筑围城一座，驻守兵员。土城的东端为青垒山，裕谦亦在此构筑瞭台兵房。

就理学思想而言，情况似稍微复杂一些。自宋代理学兴起后，儒家学说再一次得到改造，成为盛行于宋、明、清三朝的主要哲学思想。清代“汉学”勃起，予理学也有批判，但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