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他们进来。”

在桌子左边，放着一个写着“进”和另一个写着“出”字样的用来装放文件的匣子，在办公桌右边，放着四部电话。

“好的，会议结束后请给我打个电话，我明天一早就要向总部汇报这一计划。”

突然，桌上的一部电话机嘟嘟地轻响起来，这个人大步走到办公桌前，在高背靠椅上坐下，拿起标志着“高频”字样的电话话筒。拥有这种电话的，全苏联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五十人左右。他们都是各部的部长或某些特别重要的司局头目。总机接线员都是专职的保密人员，他们无法窃听到电话里的声音，而且每次的通话都会被录音机自动地记录下其内容。

“锄奸团”是苏联暗杀政敌的一个官方组织。它既在苏联国内，又在海外活动。1955年，“锄奸团”雇佣的男女职员总数达四万之多。它的名称是处死间谍和叛逆的俄语缩写形式，意思就是处死奸佞。它的名字只用于“锄奸团”内部和苏联政府官员中间，任何一个健全的普通人是不会从嘴里蹦出这个字眼的。

说到后来，G将军的声音几乎成了咆哮，他想，如此成功地传达了上司的痛斥，上司该怎样表扬他呢，如果把这些话重放给谢洛夫听，那将是什么样的效果！

“不是别人，正是整个苏联的情报机构！”他继续狂叫道：“是我们，是我们这些无用的东西，是我们这些破坏份子，在举国上上下下都在进行伟大光荣的斗争时，是我们拖了后腿，是我们！”他用力地挥了挥手臂，“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接着，他的声音渐趋正常，也恢复了理智，“同志们，让我们来看看事实记录吧（他把自己装得像个粗俗猥琐的村夫），斯库因这个狗娘养的！看看，这都是什么，我们先失去了古普科那样的能人，而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情报组织惨遭清洗，损失了托柯也夫这批精干的人。接着，又发生了哈克罗夫叛逃事件，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然后又是彼得罗夫和他的老婆逃往澳大利亚。我们面对的尽是失败、失败，再失败，没完没了！”

“喂？”

G将军想找个适当的结束语来缓和这威胁的局面，他找到了，他九-九-藏-书-网看了一下周围，语气平和地道：“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在座的人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全到齐了，将军同志。”

“我是谢洛夫。今天早晨总部会议后，你们都采取了哪些行动？”

“元帅同志，我们几分钟后在这里开会，外交部情报司、总参情报局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都要参加。如果提案通过，我会再召集行司司长和计划司司长开会。我已经把执行人员叫到莫斯科来了。这次，我会亲自负责全部准备工作，绝不会让哈克洛夫事件再次发生。”

该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会议桌，这恰好与房间中央处的办公桌形成了一个“T”字，会议桌的周围放上了八张红色高背皮椅。桌上同样铺着红色丝绒桌布，但是没有玻璃压板的保护。上面还放着几只烟灰缸、两只大的玻璃水瓶。

左边的墙上，在布尔加宁像下，放着一个很气派的橡木柜，上面摆着一台大屏幕电视机，柜子里藏着一台能从办公桌上遥控的录音机。会议桌底部四周都安装了微型话筒，其电线就镶在桌子腿里。电视机隔壁是一个担任盥洗间和一间秘密影片放映室。

G将军停了停，转用柔和的语调继续道：“同志们，我们今晚必须拿出一个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案，并且在批准后立即采取行动，否则，诸位都会像垃圾一样被历史清除！”

“人都到齐了吗？”

在靠桌子较远的一侧，坐着的是斯林温中将，他是总参情报局的头子。他旁边坐着一位上校，这人是他的副官。桌子的另一端，是维辛斯基中将，外交部情报司的司长，身边陪同他的是一位身着便衣的中年人。背对着门坐的，是国家安全部的情报司司长艾克林上校，他身旁坐的是一位上校。

G将军看到桌子边上都眼放绿光，知道在座的抵触情绪都已消退。他想，现在该是施加压力的时候了，是时候让他们知道国家对他们的新政策了，应该让他们感到自己重任在肩，情报系统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次行动中来。G将军身体向前倾了倾，右肘支在桌上，头脑中准备着下面的发言。

这个人就是“锄奸团”的首脑，斯契九九藏书网柯夫上将。这栋楼的人都称他为“G将军”简称“G”。他衣冠整洁，身着高领卡其军服、深蓝色的马裤，裤缝两边镶着两条深红色条纹。裤脚收进柔软、打磨的发亮的黑色马靴里。胸前佩带着三排各种各样的勋章——两枚是列宁勋章，一枚苏联卫国勋章、一枚亚历山大·尼维斯基勋章、一枚红旗勋章、两枚红星勋章；还有二十年为苏维埃服务的奖章，还有莫斯科保卫战奖章，和攻占柏林的奖章。在这些奖章的尾部都缀着玫瑰红和灰色相间的最高级巴思爵士绶带，还有美国为表彰优秀品质的深紫红和白色相间的绶带。在这些绶带上都挂着苏联英雄才能得到的金星。

几分钟后，六个人鱼贯而入，他们中有五个穿着军服。在进来的时候，都严肃地瞥了一眼桌子后面的人，然后依次在会议桌前落座。他们之中有三个是司局级别的高级军官，每个人都带着一名副官。在苏联，没人会单独赴会。这是为保护自己也是为了让自己所属的部门放心，因此，高级官员们参加会议总是带着一个见证者，这样，他所在的部门就有一个关于会议进程的独立版本，总之，也可以知道，他代表部门都说了些什么。这在会议中是相当重要的，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资料。在开会和下决定时，如不能记笔记就只能靠口头传达给所属的部门。

G将军停顿了一下，想让在座的人充分领会他刚才所讲的意思。他的眼睛慢慢地挨个儿打量着桌边的三个高级军官，他们全都木然地望着他。在这里，这些重要的人物们全都惶恐不安，他们即将看穿壁炉的大门。换句话说，他们马上就要知道一件国家机密了。在当今的苏联，知道这样的事对他们来说却相当危险，他们在这静静的房间里感受到了铁腕人物聚集的最高权力中心发射的炽热光芒。

“晚上好，同志们！”

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G将军非常高兴。他继续道：“同时，我们也在www.99lib.net稳步地，悄悄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推行我们的强硬政策，例如声援摩洛哥的革命，出兵援助埃及，搞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塞浦路斯制造混乱，挑动土耳其的暴动，支持英国工人的罢工，赢得法国政治支持等等。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领导世界的地位将被别人占据。”

G将军弹掉身上最后的烟灰，掐灭烟头，丢进烟灰缸中，然后又点燃一支，接着说道：

桌子周围六双冷竣的眼睛此刻都紧紧盯着这位“锄奸团”头子，静静地等待下文。

“锄奸团”的各种指令都从这栋大楼的三楼发出。三楼最重要的房间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官方办公室一样，宽敞明亮。房间墙壁被刷成了淡淡的橄榄绿，隔音门的对面是两扇落地窗，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栋建筑物的后院。地板上铺着颜色协调，质地高档的高加索地毯，左边角落里放着一张厚重的橡木办公桌，一块玻璃板压在桌上的红色丝绒桑布上。

桌子周围的人都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多么英明的政策！我们把西方人耍得像傻子一样团团转。

那三位高级军官出于礼貌含糊地回应了。按理说，只有G将军才知道这儿装有录音设备，但其实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三位高级军官都知道这一点，只是没告诉他们的副官。所以他们尽量压低声音，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里可以抽烟。”G将军边说边拿出盒莫斯科牌香烟，用一只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桌边也传来了打火机的声音。G将军狠狠地拿起香烟，叼在嘴边。他的声音短促而有力。

晚上11点30分，格兰特乘坐的飞机在士希罗机场着陆。这时，一个五十多岁、面相粗鲁，胡须浓密的老人正在长桌前翻阅1954年的像册。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在谢洛夫元帅同志的指示下召开的，他要求我向你们谈几个有关国家政策方针的问题，我们必须商讨一下，并要提出一项行动方案。这关系这项政策的执行，我们必须马上作出相应的决定，而且一定要万无一失。”

在谢洛夫元帅的肖像下，是一个书橱，最顶端的书架上放着的全是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下面一层书架上放９９lｉb.nｅｔ着的全是有关间谍和反间谍，警政和刑事学方面的书籍。紧靠着书橱旁边的是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十二本烫金皮面的像册，里面贴着被“锄奸团”处决的人的相片。像册上的相片是按被处决的人的时间顺序排列的。

在卡其布高领制服上，他的脸显得尤其狭长。松弛的眼袋挂在眼睛下面，浓黑的眉毛下面是圆鼓鼓的棕色眼睛，活像抛光的大理石。脑袋上的毛刮得干干净净，紧绷的头皮在灯下泛着青光。他的阔嘴巴和突出的下巴使人觉得他过分地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墙上挂着四张大相片，相片都用金色的像框镶裱。靠门边的都是斯大林1955年的肖像，列宁的肖像在两个窗户之间，正对着其他两面墙上的肖像。布尔加宁的肖像一直挂到1954年1月13号，还有一张贝里亚的肖像，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元帅的肖像也挂在这，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

“根据总部的要求，三个月中我们要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一项举世瞩目的特别行动。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要讨论实际的行动方案。”

G将军放下听筒，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铃按纽，然后按下了录音机的录音键，准备开会时录音。这时，他的副官，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上校走进了办公室。

“同志们，”G将军靠在椅背上继续解释道，“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前，我们实行的是强硬策略，一种钢铁般的策略（他尽量使自己拥有斯大林式的幽默）。这种策略尽管很有效，但是它是建立在与西方紧张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和美国搞得是越来越僵了。美国人总是那样盛气凌人，歇斯底里，他们总让人难以捉摸。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我们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把美国逼向同我们进行核战争的边缘。这里有份报告，你们看了就知道我所说的一点都不假。但我们却不想发动这样的战争，假如这样的战争不可避免，那掌握这场战争主动权的也应该是我们。当然，美国也实力雄厚，特别是以那位著名的海军上将拉德福特为首的五角大楼的那帮人，针对我们的强硬政策，向他们九_九_藏_书_网的政府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强硬政策。为应对这种变化，我们是时候必须改变一下我们的政策了，这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战略目标。这样一来，一种新的外交方案就出台了，这就是软硬兼施的政策。日内瓦会议就是这项政策的开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使用了软的一手。中国威胁金门和妈祖岛，我们使用了强硬的一手。我们对外开放，允许大批的记者和艺术家进入我国，尽管我们知道那些人当中混有不少间谍。在莫斯科的各类招待会上，我们的领导人谈笑自若。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进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核试验。布尔加宁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和谢洛夫元帅同志（G将军对着录音磁带小心地念着这几个人的名字）访问了印度和中东一些国家时，把英国人臭骂了一顿。而当他们回国时却对英国大使友好地说，他们愿意访问伦敦。这种政策形像点来说，就叫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或者叫笑里藏刀。西方国家已被我们弄得稀里糊涂，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硬了。他们现在反应迟钝，而他们之前建立起来的强硬政策也土崩瓦解。在这时，普通的民众则为我们出访的足球队欢呼雀跃。我们释放了几名不愿再供养的战俘，也令他们感动、高兴得直掉眼泪！”

他扫视了一下桌子边上的人，大家都面无血色，一声不吭。G将军挥起拳头，朝桌子猛地一砸。怒吼道：

“锄奸团”的总部设在一幢外形丑陋的现代化大楼里，这栋大楼位于宽阔冷清的斯雷特尔达大街的13号。当行人从这两扇大铁门边上手持冲锋枪的卫兵走过时，吓得眼睛只盯着地面，而且脚步匆匆，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如果他们猛然记起了这是什么地方，也会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穿过大街，绕过它的大门。

“放心吧，元帅同志。”

“但是，同志们，”他语调温和地说道，“我们应该看到，在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哪儿存在失误呢？当我们想采取强硬手段时，哪儿总是软弱无力，尽拖后腿呢？在其他部门高唱凯歌时，遭受失败挫折的，又是哪个部门呢？而且是由于谁的愚蠢，让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了脸呢？大家想想，这些人是谁？是哪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