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曾天真地以为自己有了巨大的靠山，因为他们的亚当·查托里斯基王子是沙皇亚历山大的密友，他在战争期间和维也纳会议上一直是沙皇的顾问。但不幸的是，波兰最终成为俄国的附属地，亚历山大变成了他们的国王。波兰人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强烈不满，于是爆发了三次革命。
有人反对吗？当然。当人们最初对拿破仑的仇恨平息下来，当人们对战争的疯狂已经成为过去，当人们发现“和平与稳定”带给他们的痛
苦绝不亚于曾经的革命年代时，可怜的人们开始愤怒了。再次革命的烈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他们甚至威胁要起来反抗了。可他们能怎么样呢？面对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残酷、最富效率的警察系统的严密监控，善良而弱小的人们怎么能撼得动？
但是，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比1517年的教皇要厉害得多，因为他们已经从拿破仑那里学会了高明有效的行事技巧。1815年以后的四十几年是一个以政治密探为主题的时代，间谍无处不在。他们上至出入帝王的王宫，下至深入到最低俗的酒馆；他们能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偷听在市政公园长椅上休息的人们的闲聊；他们把守着海关和边境，任何没有护照的人不得离境；他们检查所有包裹，确保没有任何关于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流入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学生一起坐在演讲大厅，只要听到有人对现存制度说半句反动话语，那人马上就会遭遇不测；他们甚至悄悄跟着上教堂的儿童，以免他们逃学。
拿破仑的革命洪流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以挽回。古老的城墙和宫殿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革命洗礼之后，许多千奇百怪的革命教条残留了下来。这些教条已经深深扎入社会的根基，而要消除它们的影响似乎不是九-九-藏-书-网那么容易。但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工程师却有着高超的技术，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为效忠国王，可怜的西班牙人曾为反抗拿破仑的民族大起义英勇献身过。可当国王回去统治他的国土时，西班牙人民等来的却是一位邪恶的暴君。此前四年，斐迪南七世一直被拿破仑囚禁着。据说他在监狱里给自己喜欢的守护圣像编织外套。他回到西班牙后，恢复了宗教法庭和酷刑室，而这是在大革命期间已经被废除的。西班牙人民和他的四个妻子都很讨厌这个国王。可神圣同盟却维护着他的合法王位。
维也纳会议的成员不断地告诫人们，“正是革命思想导致前皇帝拿破仑犯下了篡位的罪行”。为了把再次篡位的隐患消除干净，他们发誓要将法兰西思想的追随者们一网打尽。就像菲利普二世在无情地烧死新教徒、绞杀摩尔人时，觉得这只不过是遵从了自己良心的召唤一样，法兰西思想因为成为社会的“异端”也被忠诚的人们无情地诛杀着。16世纪初期，教皇拥有随心所欲统治人民的神圣权力，任何不相信这种权力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诛杀他是所有忠诚市民应尽的责任。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谁要是不相信国王或首相拥有神圣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人民，谁就是“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去最近的警察局告发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共有五个王国讲德语。其中两个是奥地利与普鲁士，它们是上帝恩许的。而其他三个国家，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则是拿破仑恩许的。因为这几个国家的人民都曾屈服于拿破仑，所以其他德国人对他们的爱国热情都嗤之以鼻。
1807年葡萄牙王室全部逃亡巴西，此后葡萄牙就一直没有国王。在1808年至1814年的半岛战争期间，该国成为惠灵顿军队的后勤基地。1815年后，葡萄牙仍旧被英国管理着，直到布拉干扎家族重返祖国。这个家族还留了一位成员，在里约热内卢做巴西皇帝。这是美洲大陆唯一的帝国，维持了几十年，直到1889年巴西成立共和国时才灭亡。99lib.net
他们的和平是通过约束人们的新思想来实现的，他们提高秘密警察的政治地位来进行恐怖统治。过不多久，各国监狱里坐满了争取民主权利的人。
甚至耶稣会也在1814年回来重操旧业，他们负责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在与教会敌人的战斗中，这个教派做得异常成功。耶稣会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教区”，向当地居民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但它很快就发展成为正式的贸易公司，不断地干涉当局事务。在葡萄牙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巴尔执政期间，耶稣会曾被赶出葡萄牙领土。1773年，在欧洲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的强烈要求下，教皇克莱芒十四取消了对耶稣会的禁令。如今耶稣会也胜利归来了，他们耐心地向孩子们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
那些真正怀有民族理想的德国人感到国家受到了巨大的羞辱，可维也纳会议才不关心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感情呢。结果，有关德国问题的争论被迫中止。
意大利人自文艺复兴起，就一直饱受侵略者的干扰。他们曾对波拿巴将军抱有很大希望，可拿破仑却让他们非常失望。意大利非但没有实现统一，反而被划分为许多小公国、侯国、共和国、教皇国等。教皇国（除那不勒斯外）是整个意大利半岛治理得最差的地区，人们生活得极为悲惨。维也纳会议废除了拿破仑建立的几个共和国，却重新扶植了一些老的公国，奖赏给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
在东欧，神圣同盟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艰难处境置之不理，他们依然在苏丹的管辖之下。1804年，塞尔维亚猪倌布莱克
九*九*藏*书*网·乔治（卡拉乔维奇王朝的缔造者）发动了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结果起义失败，他被自以为是朋友的另一个塞尔维亚领袖杀害，那个人名为米洛什·沃布伦诺维奇（沃布伦诺维奇王朝的创始人）。这样，土耳其人继续做着巴尔干半岛当然的主人。
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也许是维也纳会议最大的错误。德国的经济在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中被完全摧毁了，而且在政治上德国也是一盘绝望的散沙。德国分裂成两个王国、几十个大公国、数百个公爵领地、侯爵领地、男爵领地、选帝侯领地、自由城市和自由村庄，这些地方通常由一群只能在喜剧里才见得到的奇怪人物统治着。腓特烈大帝曾改变了这种状态，建立了强大的普鲁士帝国，但他死后没多久，国家又四分五裂了。
维也纳会议主导了一个新德意志联邦，它是由三十八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由原奥地利国王领导。没有人满意这样的安排。最终，在古老的加冕之城法兰克福召开了德意志大会，会议主要讨论“共同政策及重大事务”。可三十八名与会者代表了三十八种不同利益，而任何决定的作出都需要全票通过（一项曾毁掉强大波兰王国的国会规则）。著名的德意志联邦最终沦为欧洲人的笑柄。这个古老帝国在政治方面变得越来越像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国家了。
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和平的破坏，让人们对法国几乎本能地保持警惕。尽管波旁王朝借塔列朗之口，保证从此好好治理国家，但“百日政变”为欧洲敲响了警钟，要是拿破仑再次逃脱会出现怎样可怕的后果？因此，荷兰共和国改为王国，比利时成了尼德兰新王国的一部分。尽管信奉新教的北方和信奉天主教的南方，都不愿意看到这种联合，但他们似乎也没有反对的理由。因为这有利于欧洲和平，而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希腊人的悲惨历史最长。两千多年来，他们先后臣服于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九_九_藏_书_网现在，他们希望自己的同胞、希腊科孚岛人卡波·迪斯特里亚来拯救祖国。他和查托里斯基一样，是亚历山大沙皇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也许能为希腊人争取点什么。可是维也纳代表们对希腊人民的愿望置若罔闻，他们一心只想着如何让所有“合法”的君主——不管是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或其他教派的——保住各自的王位。因此，希腊也看不到国家的前途。
在德国这样的新教国家，反革命情形并不比其他国家好。1812年的伟大爱国领袖、号召对篡位者发起反抗的诗人、作家，统统都被贴上了“煽动家”的标签。警察搜查了他们的住房，翻阅了他们的信件，还定期把他们叫到警察局汇报自己的言行。普鲁士教官对青年学生进行了近乎疯狂的监视。只要有学生在古老的瓦特堡自发地组织集会，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那么敏感的普鲁士当局就会把这看成是革命分子起来反抗的征兆。如果一个正在德国进行工作的俄国间谍不幸被一名忠厚老实的神学院学生杀死了，警察就会把普鲁士各大学严密地控制起来，并且在未进行任何审讯的情况下，随意地监禁或解雇那些教授。
读者们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定感到有些不快了。是啊，我该赶紧停止“大反动”的叙述了。不过，无论如何，你们已经了解了这段历史。人类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让历史倒退了，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教士是密探们的有力帮手。教会在大革命期间几乎被消灭殆尽。教会的财产被革命分子没收，许多教士被杀害。1793年10月，公安委员会还取缔了对上帝的信仰，这使得以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的思想在那代年轻人当中风靡一时，他们都开始对“理性的神坛”顶礼膜拜。教会被取消了，教士们就追随着王室贵族们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如今，他们随着盟军回到家乡，发誓要为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讨回公道。
拿破仑让大多数小国都独立了，但三百多个独立的国99ｌiｂ.net 家中，只有五十二个存活到1806年。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岁月里，许多年轻士兵都梦想着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新祖国。可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可能统一的。谁能领导这个国家呢？
俄国的反革命行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愚蠢的亚历山大沙皇已经摆脱了心灵的创伤，他不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崇拜者，但不幸的是，他慢慢地被忧郁症侵袭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在维也纳会议上成了梅特涅和克鲁德娜的“玩偶”、政治游戏的牺牲品。他越这样想就越痛恨那些西方的统治者，于是他变得更加固守自己的国家。俄罗斯的真正兴趣其实在君士坦丁堡，那是曾为斯拉夫人启蒙的圣城。亚历山大年纪越来越老，可他却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取得的成就却越来越少。当沙皇在自己的书房里工作的时候，他的大臣们正在为他制造更多的军队和间谍。
丹麦由于和拿破仑结盟，战后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七年前，英国舰队闯进卡特加特海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袭击哥本哈根，夺取了丹麦所有军舰以免为拿破仑所用。维也纳会议更是狠下毒手。它将挪威（自从1397年卡尔马条约签署以来，它就一直与丹麦合为一体）从丹麦分离出来，交给瑞典的查理十四，以奖励他背叛拿破仑的义举。这位瑞典国王本是一名法国将军，名叫本纳多特，起初是作为拿破仑的副官来到瑞典的。当时，荷尔斯坦因-歌特普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去世，身后又没有留下子嗣，瑞典人就邀请本纳多特登上了王位。从1815年至1844年，他竭尽全力治理着这个收养他的国家（尽管他一直没学会瑞典语）。他很聪明，并赢得了他的瑞典、挪威子民的尊重。可他没能将在历史与天性上都格格不入的两个国家调和起来，这个“二合一”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直没有成功过。1905年，挪威以一种最和平有序的方式，变为一个独立王国。而瑞典则祝愿挪威“前途顺利”，明智地让它走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