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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把它扩展了,首先加进了一种新情景:爱情(我是指做爱的行为)。我为什么拒绝……你的某些要求呢,以前你要是不明白的话,现在该明白了。对我来说,那是要拯救什么东西。后来我又想,一定有许许多多、难以数计的特殊情景,总之我认为特殊情景是无限的。”
等我说完,她舒了一口气:
“你在咕哝什么呢?”
我笑着说,她也许会以为我怨恨她。我感到自己嘴上的微笑很虚假,我感到局促。
我的神情大概不以为然,因此她激动起来,用更强调的语气说:
“我想你说过,甚至你一个劲地说这个。你认为我看不见你,便偷偷地照镜子。”
又是沉默。现在她坐在床上,黑衣裙使她更显苍白。她没有剪发。她一直瞧着我,神态安详,眉毛略略抬起。她没有话对我说?那为什么叫我来呢?这种沉默难以忍受。
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看上去和蔼可亲、舒舒服服的椅子。
“《布里塔尼居斯》?”我吃惊地问。
“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她说,似乎毫无惋惜之意,接着又用一种使我不快的讽刺语气说:
“那么,找到你以后我又得离开你了。”
如果她再提一个问题,我会告诉她一切,但她什么也不再问了。看来她以为对我知道得够多了。她很善于听人说话,但是只在她愿意的时候。我瞧着她,她低下眼睛,在考虑跟我说什么,怎样开口。我该询问她吗?她大概也不愿意。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说的。我的心跳得很快。
“咦,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她吃惊地说,“我解释有一刻钟了。”
“我很愿意向你解释。现在我老了,可以平心静气地向你这位老太太讲述我童年的游戏了。来吧,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她端着茶壶进来了。
我抬起眼睛,她正带着几分温情看着我。
“你真傻!当然,我不需要看见你,如果你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并没有什么特别悦目的地方。我需要的是你的存在,我需要你保持不变。你就像那只白金米尺,它被保存在巴黎或近郊,但是大概谁也不想看见它。”
我仍然有几分恼火,激动地说:
“是的,是《布里塔尼居斯》,我就是因为这事才离开的。是我建议他们上演《布里塔尼居斯》的,他们想让我演朱莉。”
“它对你不合适。”
“你这就错了。”
现在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她的面孔。它突然变得灰白疲惫,一副老妇人的面容,十分可怕。显然这不是她所要的,但它在那里,而她一无所知,也许她无可奈何。
“是的,我变了。完完全全变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以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你却和我谈米什莱的《法国史》”。
我抬起头,她正温柔地看着我:
“你从前说你想演戏,因为在舞台上可以实现完美时刻。”
安妮专注地看着我:
“德·罗尔邦先生?十八世纪的人?”
“你说得倒得意。你现在看到我的头发了,当然就知道啦。”
“我知道。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热情的人或事了。你知道,去爱人可不是小事,需要毅力、慷慨、盲目性……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要是深思熟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
一阵沉默,安妮并不想打破它。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从前,安妮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围巾、头巾、头纱、日本面具、民俗图片。她一住进旅馆——哪怕只住一夜——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只箱子,拿出全部宝贝,按照复杂多变的秩序,将它们或挂在墙上,或罩在灯上,或铺在桌上,或铺在地上,因此,不到半小时,最普通的房间也具有了个性,一种沉重的、感官的、几乎难以忍受的个性……这间冷冷的卧室通向盥洗间的门是半开的,卧室显得有几分阴森。它很像我在布维尔的房间,只是更豪华、更阴森。
“可怜的人!运气不佳。第一次演好了角色,却不受赞赏。好了,走吧。”
“我旅行,”她用沉闷的声音继续说,“我从瑞典回来,在柏林待了一星期。那个人养着我……”
“对。”
“谢谢,十分感谢,”她挖苦地说,“你总不至于要我感谢你这姗姗来迟的悔恨吧。何况我也不怨恨你,我没有向你解释清楚,我很紧张,无法对人讲,连你也不例外——特别是你。那时总有什么东西显得虚假,所以我不知所措,可我感到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
“我有一种确信……生理上的。我感到没有什么完美的时刻。我走路时连两条腿都感到了这一点。我时时感到它,连睡觉也不例外。我忘不了。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启示,我说不清从哪一天哪一刻起,我的生活就完全变了。即使在此刻,那个突然的启示也仿佛发生在昨天,我仍然眼花缭乱,局促不安,还很不适应。”
“我想我猜到了一点点,太好了。等等,让我想一想,对,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你得承认我一进来就发现了。对,从前我一进来总看见墙上有披巾、面具等等。旅馆总是被关在门外,你的房间是另一种样子……你不会来给我开门,我会看见你蹲在房角里或者坐在那块红地毯上,你总随身带着那块地毯,你严厉地看着我,等待着……只要我一说话,动一动,吸一口气,你就会皱起眉头,我就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也不知为什么。然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会做一件又一件的蠢事,深深陷入错误之中……”
“特殊情景?”
“来吧,快点。”她在墙那边喊道。
这语气与面孔极不相称。它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可怕的,它表达了一种没有眼泪、没有怜悯的、冷冷的绝望。是的,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地干枯了。
她高傲地看着我,对她自己的作为仍感到惊讶:
“你真鬼,”我说,“你明明知道我记性不好。”
她站到我面前:
“戏剧怎么样了?你想把所有的艺术都说一遍?”
“当然我只演阿格里比娜。”
“从前,你总为了什么事烦恼,至少你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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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这种烦恼没有了,消失了。你肯定觉察到了。你是不是现在太舒服?”
“我说过它对我合适吗?”
“你听着,刚才我想起一件事,比起你慷慨送给我的界石角色来,使我高兴得多。那就是我们都变了,而且是以同一种方式。我喜欢这样,我不愿看见你越走越远,而我却不得不永远当你起点的标志。你告诉我的这一切正是我要对你讲的,当然,用词不同。我们在终点会合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上百次!”
“我喜欢听你这样说。那又怎样呢?”
“不是陷阱……于是,当然啦,你会笔直走过去坐下。”
“可以这样说……”
“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
“啊,你知道,红发家伙的笨拙,久而久之也许我会认了,因为我毕竟对别人如何扮演角色感兴趣……不……可能是……”
“不,”她慢慢地说,“不,你没有找到我。”
“对,对……你肯定跟我谈起过《法国史》……你不是在阁楼上读的吗?你瞧,我还记得,你瞧,你刚才怪我把什么都忘了,真不公平。”
我根本没有笑,我自发地说:
“咱们瞧瞧这个人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你找一找,我在什么地方变了?”
她突然用平淡的口吻说:
“这话你已经说过了,”她恼火地说:“不,这是……一种责任。应该使特殊情景转变为完美时刻,这是道德问题。对,你尽管笑,这是道德。”
她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回答,而是显出吹毛求疵的样子:
她突然说:
“现在我的热情都已死去。我努力回忆从前的狂怒,那时我十二岁,有一天母亲抽打我,我居然从四楼跳了下去。”
“绘画、塑像,这是些无法使用的东西,它们在我面前很美。音乐……”
这岂不是……总之这里肯定有相似之处。在伦敦就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同一件事有同样的想法。我很想……然而安妮的思想常常是曲曲弯弯的,你永远也没有把握完全理解她。我必须弄个清楚:
“应该做什么呢?什么样的举动?”
“你为什么笑?”
她关上门,用沉思的口吻自言自语:
“那完美时刻呢?它与这又有什么关系?”
“布维尔?为什么?但愿你没有结婚吧?”
“这是为了记起你的嘴唇,为了《灵性锻炼》。”
她脸上流露出满意,但她看上去很疲乏。
安妮走回来,突然说:
“对,我知道,你从来不努力,待在我身边像根木桩。”
“忘恩负义的人!有时我给他的角色比我自己的角色还重要,但是他却看不到。对,是的,结束了,你很吃惊吗?”
星期六
“我不能久久地盯住物体,我看一看,知道它们是什么,就赶快挪开视线。”
她又谈到一个似乎无关的话题,神情冷漠:
“可是在戏剧里……”
“没什么。我在想事……”
“两者都有……要看情况。”她不高兴地说。
她只说了一句话:
不错,她显得疲乏。我正要开口,她又接着说:
她在微笑,但是她用一种几乎仇视的、好奇的目光端详我。
“至少是我所认为的特殊情景吧。这种情景具有一种罕见的、珍贵的品质,可以说别有风格。比如,我八岁时以为当国王便是特殊情景。或者死亡。你在笑,可是许多人的弥留时刻被画了下来,许多人在弥留之际留下崇高的话语,因此我完全相信……总之,我想人在垂死时是超越自身的。再说,只要在死人房间里待一待就明白了,因为死亡是一种特殊情景,有什么东西从它那里散发出来,传至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崇高。我父亲死时,人们叫我去看他最后一眼。我上楼梯时,心中难过,但也似乎沉醉于某种宗教性的欢乐中;我终于进入一种特殊情景了。我靠在墙上,试图做应该做的动作,但是我婶婶和母亲跪在床边哭泣,将一切都破坏了。”
“没有特殊情景?”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有时稍稍投入,但从不十分投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正前方的那个黑洞,黑洞里是人,但我们看不见,对他们来说,我们献上的当然是完美时刻。但是,你知道,他们并不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完美时刻在他们眼前出现。而我们这些演员,你想我们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吗?总之,完美时刻哪里也不在,既不在舞台下也不在舞台上,它不存在,但所有的人都在想它,你明白吗?亲爱的,”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她用几乎耍赖的口吻说:“我把这一切都甩了……”
“进来,随便坐,可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好像没有。”
“我一点也不忧愁,我常常为此吃惊,但是我错了,为什么要忧愁呢?从前我有热烈的激情,我热烈地恨过我母亲,而且,”她挑战式地说,“我也热烈爱过你。”
“是英国人?”
我对她讲我的奇遇,讲存在——也许讲得过长。她睁大眼睛,抬起眉毛,专心听着。
“就是这些?”
我没法说服她,我只会惹她生气,于是便一言不发。我很想将她抱在怀里。
她交叉着手,抱着一只膝盖,眼瞧着半空。隐约的微笑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像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既神秘又很满足。
“可是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你仅仅看做是抽象的道德,看做一种界限。我每次都想起你的面孔,你该感谢我才是。”
这是她,的确是她。她垂着两臂,闷闷不乐,那神气从前使她像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但现在她不像小姑娘了。她胖了,胸部丰满。
“为什么?”
“当时我想,也许从这方面可以找到,至少寻找……”
“不,我不想讲。不过,你要是愿意,我告诉你一个故事,那是我上学时读到的,令我十分吃惊。有一位国王吃了败仗,成了俘虏,待在战胜者军营的角落里。他看见儿子和女儿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后来他看见一个仆人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呻吟起来,抓扯自己的头发。你,你九_九_藏_书_网也可以想像一些例子。你明白,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哭,否则就是卑劣,而当一块木柴砸在你脚上时,你怎么干都行:呻吟、哭叫、颠起另一只脚跳跳。时时自我克制,这是愚蠢的事,因为你在毫无意义地耗尽自己。”
连眼白都变了……她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使我烦乱不安呢?不管怎样,我纵身一跃!我不再寻找消失了的安妮。令我感动、令我爱的是眼前这个姑娘,这个神情颓丧的胖姑娘。
“你不完全投入角色?”
我在犹豫。她跺着脚,虽然还在微笑,她确实不高兴了:
然而,过了一刻,她说话了,我不知她在继续她的思绪还是回答我刚才的话。
安妮来给我开门,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当然她不向我伸手,也不向我问好。我的右手一直插在大衣口袋里。为了避免客套话,她用一种赌气的声音很快地说:
“不,我是指人……”
“对,也许……”
“是的,我明白了。”我说,“在每一个特殊情景中,总应该做某些动作,有某种姿态,说某些话——而其他的态度和话语是严格禁止的。是这样吧?”
“你认为你的想法和我一样,你真令我吃惊。”
“你真傻,这得看情况,没法举例子。”
“不,不和坎德勒。你总是这样。胡思乱想,总以为我和坎德勒一起演戏。坎德勒是乐队指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我在索霍广场一个小院演戏,演过《琼斯皇帝》,肖恩·奥卡西和辛格的剧本,还有《布里塔尼居斯》。”
“经过第厄普?”
“你在抱怨,可你敢说你没有忘记我的脸?”
“我不戴帽子了。”
我能说什么呢?我有生活目的吗?我不像她那样绝望,因为我原先的期望不高。面对着我被赋予——莫名其妙地赋予——的生命,我更多感到的是惊奇。我仍然低着头,不愿在此刻看见安妮的脸。
“当然,浅黄色。”
“我在伦敦演戏。”
“我和你谈过特殊情景吧?”
我低下头。
她努力克制自己,镇静下来,微笑着,两腮仍然红红的。她很美。
“是的。”
“和坎德勒在一起?”
“我在讲特殊情景。插图上表现的就是这个。我称它为特殊情景,因为我想它一定十分重要,所以才成为那么稀少的插图的主题。它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但是,有许多插图比这些更有造型价值,还有一些更有历史价值。例如,整个十六世纪只有三幅插图,一幅是亨利二世的死亡,一幅是德·吉斯公爵被谋害,还有一幅是亨利四世进入巴黎,于是我想这些事件具有特殊性。插图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它们画得很粗糙,四肢和躯干连得不太好,但是它们充满了崇高。德·吉斯公爵被害时,旁观者都转过头去,向前伸手,手心朝外,以表示惊恐和愤怒。这很美,可以说是古典戏剧中的合唱,那些有趣的或者轶事性的细节也没有被忽略。我们看见纸张飘落在地,几只小狗在逃跑,几个小丑坐在王位宝座的台阶上。所有这些细节处理得既崇高又笨拙,与画面的其他部分十分和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和谐的画。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她打断我:
“可我,我试图写这本书……”
“你以为我会感到满足吗?”
她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
我抓住她一只胳膊,将她往身边拉。她不反抗,但摇头表示反对。
“住在布维尔。”
“谈过,”她蛮有把握地说,“那是在艾克斯,在一个广场上,我记不清叫什么广场了。阳光很强烈,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坐在橘黄色的遮阳伞下。你不记得了?我们喝着柠檬汁,我发现糖里有几只死苍蝇。”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回答。
“对!可那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开头。但她沉默了。她往白瓷茶杯里倒茶。她在等我开口,我得说点什么,不是随便什么,而是她期待的话。我如坐针毡。她真的变了?她发胖,脸色疲惫,但这肯定不是她想说的。
“对,可你那语气!”她生气地说,“其实你是在屈尊下问。你和和气气,漫不经心,就像我小时问我玩什么游戏的老太太一样。其实,”她带着遐想的神气说,“我在想我最恨的也许是你。”
“告诉我,你当时想做什么?”
我突然可怜巴巴地说:
我们默默地待了一会儿。黄昏降临,我几乎看不清她苍白的面庞,她的黑衣服融入了侵入房间的黑暗里。我端起茶杯,杯里还剩下一点茶,我将它凑到唇边。茶是凉的。我想抽烟,但又不敢。我痛苦地感到我们再无话可说,昨天我还想问她那么多问题:她去过哪里?干了些什么?遇见了什么人?然而,只有当安妮对我推心置腹时,这些问题才有意义。现在我没有好奇心了。所有她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所有追求她的或被她爱过的人,所有这一切对她都无足轻重,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对她都无所谓,就像阴沉寒冷的海面上的几缕微弱阳光。安妮坐在我对面,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而我们没有话说。
“需要我?我有四年没有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需要我吗?你可真是严守秘密。”
“而你呢,你的头发是棕红色,”她模仿我说,“我永远忘不了头一次见到你的情景。你戴着一99lib.net顶近淡紫色的软帽,与你的棕红色头发极不相称,很难看。你的帽子呢?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那样缺乏审美力。”
“什么也不干!”
她向我掷来一瞥讽刺的目光,不作回答,又说:
“而在其他情况下,应该比自我克制还进一步。你肯定记不得我第一次吻你的情景吧?”
她笑了起来:
突然,她脸上出现了墨杜萨那漂亮的面庞,那是我从前最喜爱的,它扭曲着,充满了仇恨和邪恶。她不是换了一种表情,而是换了一张脸,就像古代的演员换了面具一样,一下子便换了,而每个面具都是用来营造气氛,给后面定调的。在她说话时,这个面具出现并待在那里丝毫不变,然后它落下,脱离了她。
“不知道。明天晚上我去伦敦。”
“那又怎么样呢?”
安妮还在笑。我完全认出了这种嗓门很高、略带鼻音的笑声。
“是呀,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忘了许多事,忘得比我估计的多。瞧,你忘了从前干的坏事吧?你来,你说话,你走,没有一件事是合时宜的。想像一下一切都没有变:你进来,墙上挂着面具和披巾,我坐在床上,我对你说(她的头朝后仰,鼻孔张大,说话像在念台词,仿佛在嘲弄自己):‘怎么样?还等什么,坐呀!’当然我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结婚?”我吓了一跳。
“不!”
“你现在在干什么?住在巴黎吗?”
她大笑起来。
“但是有一点你不知道,那就是当时我坐在荨麻上,我的裙衣撩了起来,大腿全刺破了,稍稍一动就又添伤口。显然,自我克制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我并不感到慌乱,我并不特别需要你的嘴唇,我要给你的那个吻可重要得多,它是承诺,是协约,你明白,那疼痛来得不是时候,我不能想到我的大腿。仅仅不流露痛苦还不够,应该感觉不到痛苦。”
安妮松开了手指,放开了膝盖。她不说话,这是约定的沉默,就像在歌剧院:当乐队演奏最初的七小节时,舞台上是空的。她喝茶,然后放下茶杯,直挺挺地待着,两只手按着箱子边沿。
“求求你,讲讲完美时刻吧。”
“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要真是,那我该祝贺你了。当然!是该想到这一点的。你的头发配什么东西也不行,帽子、椅垫、甚至作为背景的墙上的壁毯都和它不配。要不然你就该把帽子紧紧压在耳朵上,比如你在伦敦买的那顶英国毡帽。那时你把头发藏在帽子下,人家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头发。”
“终于你不……结束了这些……悲剧,瞬间的悲剧;面具、披巾、家具,还有我,都在悲剧里扮演小小的角色,而你演的是大角色。”
“不,我不感兴趣。不会重新开始的。要说和人的关系嘛,哪个稍稍漂亮的小伙子都比得上你。”
她笑了起来。笑声在阴暗的房间里显得古怪。
“他这个人和我们可不一样,至少在目前。他行动,而且不遗余力。”
“哈!哈!”
她走进盥洗室。我听见她来回走动,挪动锅子,自言自语,她的声音尖利,模糊不清。在她的床头柜上,像往常一样,放着一本米什莱的《法国史》。我现在看清了,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惟一一张照片,是爱米莉·勃朗特的兄弟为姐姐作的肖像画的复制品。
“这话根本不对。正相反,这段时间我完全变了,而且,实际上,我……”
“我变了。”
面具落下,她微笑了:
“不错,我实现了,为了别人。我在灰尘里,在穿堂风里,在强烈的灯光下,在硬纸做的布景中间。一般说来,我和桑代克演对手戏。你大概在科文公园见过他演戏吧。我总担心我会当他的面大笑起来。”
“主要一点是不是必须充满激情,比如说,仇恨或爱情,或者事件的外貌必须崇高,我是说,能看见的那部分……”
“它们使我恶心。”
“现在你该走了,我在等人。”安妮突然说。
“啊,神秘人物!你爱说不说,随你便。”
“好的。”
“你没有变。干吗这副慌乱的样子?”
“那当然。这不成问题。”
“不,我等一个德国人,画家。”
“为什么?”
“没有必要。”我显出几分学究气,“这一点我也想过。”
“是的,然后我可能去埃及。也许冬天我再来巴黎,我会给你写信的。”
安妮旧事重提,我感到沮丧。她甚至不像在回忆,她的声调不像在回忆往事时那样动情、怀旧。她好像在谈论今天,最多昨天。在她身上,旧日的观点、固执、怨恨丝毫未变。而我却相反,对我来说,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朦胧中。我准备做出一切让步。
她站起来到我身边,手搭在我肩头:
“是的,当然。”她冷淡地说。
她一向关心我的永恒本质,而对我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她有一种古怪的矫揉造作,既像书呆子又很可爱;她一见面就排除礼貌和友谊的机械套式,排除一切促进人与人关系的东西,迫使对话者不断想出新花样。
“太不好了。”安妮简短地说。
“啊,”她盛气凌人地说,“精神上的变化!可是我连眼白都变了。”
我无可奈何地站起身。
最后这个字哽在我喉咙里。与其说这句话,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她肯定会生气。我知道最初一刻钟是很难熬的。从前,每次我看见安妮,不管是在分别二十四小时以后还是在清晨一觉醒来,我说的话从来就不是她想听的,从来就与她的裙衣、天气以及前一天的最后交谈不相适应。但是她要什么?我猜不着。
“你还记得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是的,可我有许多事要办。”她冷冷地回答,“不,我不能再见你。我会从埃及给你写信。你只要给我地址。”
“我就是在那个咖啡馆里和你谈到这些的。我谈到米什莱大开本的《法99lib•net国史》,就是我小时的那个版本。它比现在的版本大得多,纸页发白,像蘑菇的内侧,也有一股蘑菇味。我父亲死后,约瑟夫叔叔找到这本书,把所有的卷册都拿走了。就在这一天,我叫他老猪,于是母亲抽打我,我便跳楼。”
“记得,记得很清楚,”我得意地说,“那是在泰晤士河畔的基尤植物园。”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不快地说,“我们别谈这个老好人了。他对你、对我都无足轻重。你喝茶吗?”
将她抱在怀里……有什么用处呢?我对她无能为力,她和我一样孤独。
“对,”她说,“首先应该浸泡在特殊事物中,感觉到你在对它进行整理。如果这一切条件都实现了,那个时刻就会是完美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去英国。”
“我很高兴看见你。”
“当然,这一切都结束了。”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
“你坚持要我的吻,其实我已决心给你了,但我让你一再恳求,因为必须按规矩办事。在这整段时间里,在这二十多分钟里,我终于使自己完全麻醉了。老天知道我的皮肤多么敏感,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我们又站起来。”
“我……我幸存下来。”她沉重地重复说。
我向她谈起铁路之家,谈起留声机上古老的拉格泰姆音乐,以及这音乐带给我的奇异的愉快。
“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进门就摆出宽心的笑容,像位刚刚嫁出女儿的父亲。来,别站着,放下大衣坐下来,对,坐那儿,你要是愿意的话。”
“听我讲,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理解你,从来没有真心想帮助你。要是我早知道……”
我不敢说不。我像从前一样颠起屁股坐在椅子上,考虑如何躲开陷阱,如何躲开莫名其妙的怒火。
她挣脱胳膊,打开门。走道里一片光明。
“我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床上……”
突然,她不安地瞧着我:
“哈!哈!”她用演戏的腔调喊了起来,“他还不相信!”她又轻轻地接着说:
“那么,你意识到总有人来破坏你的效果,或是泪流满面的老太婆,或是一个棕红头发的家伙,或是其他什么东西?”
“不错,你和我讲过。”她含糊地说,“那么是一本历史书了。”
我听见门在我身后关上。
在阴暗中,我在一个信封角上草草写下地址。等我离开布维尔时,我得告诉普兰塔尼亚旅馆给我转信。其实我很清楚她不会写信的。也许十年以后我才能再见到她。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与她分别,我不禁感到沮丧,我最害怕的是再一次孤独。
“你等……”
我目瞪口呆,坚持说:
“那时你给我设下陷阱。”
我不再坚持,因为安妮周围总有这么多忌讳的物品。
“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又看到你的笑容,你起身把手搭在我肩上的姿势,你自言自语的癖好。你仍然读米什莱的《法国史》,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她笑了起来:
她等待回答。我一言不发。
“是吗?”我冷冷地说。
“一句话,情景是材料,需要处理。”
“没有了。”
她说最后这句话时很不高兴,仿佛这段回忆仍在灼痛她,她停下来,两眼发呆,抬起眉毛,再次重温这个场面:
她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仿佛从未离开过她。我说: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顶帽子。
她说这番话时声音平和,稍带几分自豪,因为她有这么大的改变。她在箱子上摇晃,显出优美的风韵。自我进来以后,此刻的她与从前的安妮,马赛的安妮最为相似。她再次攫住我,再次将我投入她那奇怪的世界之中,虽然有那些可笑的、装模作样的、难以捉摸的事。我甚至又恢复了一见她就激动的热情和嘴里那股苦味。
“至少!那你现在更精明,更机灵了吧?”
又是精深微妙的高论!从前我不得不忍受它,而内心里是简单庸俗的愿望,我想对她说我爱她,想将她抱在怀里。今天我再没有任何愿望了,也许仅仅想默默地看着她,在沉默中体验这件奇事中最重要的一点:安妮在我面前。对她来说,今天是否和别的日子一样呢?她的手并不颤抖。她给我写信的那一天大概有话要对我说——也许仅仅是心血来潮,而现在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我生活在过去。我回顾过去发生的一切,并且稍加改变。像这样,从远处看,你不会难过,而且几乎信以为真。我们的整个故事都很美,我稍稍改变一下,就成了一连串完美的时刻。于是我闭上眼,努力想像我生活在其中。我还有些别的人物……得学会全神贯注。你不知道我读过什么书吧?罗耀拉的《灵性锻炼》。它对我大有帮助。首先要以某种方式安排布景,然后是人物,这样就能够看见。”她用一种怪僻的语气说。
“再没有完美的时刻了?”
“你怎么知道呢?”
她又坐下来,自信地摇摇头说:
我没有松开她的胳膊,我轻声说:
“可是,你想的和我完全不同。你抱怨是因为你周围的物体不像一束花那样有序,不用你费心费力。而我呢,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要求,我要的是行动。你知道,我们以前玩冒险先生和冒险女士,你承受冒险,我制造冒险。我常说:‘我是一个活动家’,你还记得吗?现在我可以简单地说:不可能成为活动家。”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幸存下来了。”
最后,她在一个铺着垫子的大箱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举止与从前不同,走动时显出一种庄重的、带几分优雅的笨拙,她似乎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发胖而感到局促。然而,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她,是安妮。
突然,安妮满怀深情地对我微笑,以至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总之,这像是艺术品。”
她耸耸肩,冷冷地说:
“唉!我知道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睁着大眼。
“你是一块界石九-九-藏-书-网,”她说,“路边的界石。你始终如一地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里标明此去默伦二十七公里,去蒙塔尔吉四十二公里,所以我很需要你。”
“你瞧,我胖了,我老了,我得保养。”
“我想你比想白金米尺要多得多。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的整个模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
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奇遇,没有完美时刻……我们失去了同样的幻想,我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剩下的,我猜到了,我甚至可以代她说话,把剩下的事说出来……
接着她又消失在盥洗室里。尽管我记性不好,这一点我是记得的: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我十分局促,因为我感到她既是真心关心我,又想赶紧说完了事。总之,听到这句话,我不再怀疑了,她有求于我。目前只是刚刚开场,先排除可能的障碍,彻底解决次要问题:“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再过一会儿,她将谈她自己。突然间,我什么都不想对她说。何必呢?恶心,恐惧,存在……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留给我自己。
“我现在住在布维尔,”我庄重地说,“因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先生的书。”
“总之,这无关紧要,对我无关紧要。怎么说呢,我很高兴这只米尺存在,它的准确长度是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千万分之一。每当有人测量住房,或者卖我一米一米的布料时,我都想到那个米尺。”
“而你还十分得意,”她平静地回答说,“你说那些话是装样子。现在你口头上这么气愤,可哪一天你就会偷偷地结婚,你这人不可靠。整整一年,你一直愤愤地说你绝不去看《皇帝的紫罗兰》,可是有一天我病了,你便独自去街区的小电影院看了。”
“如果你也想到这些,那该怎么办?”
“真荒谬,完全是你曾责怪我的那种自然主义的臆想。你知道,从前我想像你是寡妇和两个男孩的母亲,我还给你讲了许多我们将来的事,你觉得很讨厌。”
她用算老账的坚决口吻又说:
我突然说:
“这么说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傻?”
“听我说,我想告诉你,你知道,我始终不清楚什么是完美的时刻,你从来没有解释过。”
“这不会使我感到满足。”我说。
“当然吃惊!我原以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谁要是夺走了它,就好比挖掉你的心。”
她盯着我,仿佛视而不见。她要说话了。我等着一番与庄严的面具相配的、悲剧性的演说——挽歌。
“闭嘴。你没记错,我常把那些大书抱上阁楼。书里的插图很少,每册大概只三四张,但是每张图都占整整一大页,反面什么东西也不印,而在其他书页上,文字排成双栏,好挤出篇幅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十分喜爱这些插图,熟记在心。我重读这些书时,早早就盼着五十页以后的插图了,重见它们真是奇妙。它们还十分精细,表现的场景与前后几页毫无关系,得到三十页以后去找解释。”
“完美时刻是在这以后。首先是先兆,然后,特殊情景便慢慢地、庄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于是便提出了问题:你是否想使它变成完美时刻。”
“是的,我很高兴你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人把你这块界石搬走,上漆,挪到另一条路上,那我就失去确定方向的固定标志了。你对我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变,而你呢,你应该恒定不变,我用你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我不该问这个。生命从她脸上消失,但她立即回答说:
她不答话,我想她对我的话兴趣不大。
“对。我原以为仇恨、爱、死亡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耶稣受难日的火舌一样。我原以为一个人可以因仇恨或死亡而发出异彩,完全错了!对,我的确以为‘仇恨’是存在的,它栖息在人们身上,使他们超越自己。当然只有我,只有我恨,只有我爱。而我呢,总是同样的东西,总是同一个面团,不断拉长,拉长……人们彼此这么相似,居然想到起不同的名字以示区别,真是奇怪。”
“是吗?”她轻声说,仍然十分固执,“但我宁肯你没有变化,那样更好。我和你不同,我不喜欢别人和我想得一样。也许你弄错了吧。”
“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她微笑:
“你的一切都咎由自取。你太不该了,不该用那种稳重的神气惹我不高兴,你仿佛在说:‘我,我可是正常人’,你处处要显示健康,全身上下都浸透着精神健康。”
安妮居然想到这个,我很不痛快,并且告诉了她:
“那就是,再没有……”
“我只是想,这间房不像是你住的。”
“再说,还有许多事我没有告诉你,解释起来太费时间了。例如,我行动时必须自信,相信我的行动会产生后果……注定的后果。我没法向你说清楚……”
“那又会怎么样呢?”我问,一面转身好奇地瞧着那张椅子。
她的声音稍稍快活一些:
“明天我一整天都有空。”我腼腆地说。
她微笑地接着说:
她站起身。来到门口时,她轻轻吻了我的嘴唇,微笑地说:
“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再没有了。”
她猜疑地看着我说:
“你承认了,你把我完全忘了。在街上你能认出我吗?”
“你瞧,没有它,我照样生活。”
“我不演戏了。我旅行。有人养着我。”她微笑地接着说:“啊!别这么担心地看着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对你说,我不在乎让人养着。再说这是个老家伙,不碍手碍脚。”
“可我不止一百次地请你解释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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