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可以看到她随桥奶奶去地里干活儿，卷起裤管，小腿上沾满了泥巴。她好像不太会干活儿，连锄草都分不清哪儿是稻禾哪儿是稗子，桥奶奶训她，她倒不生气，还笑着吐舌头。

因为是邻居，我渐渐和她混熟了，也常去找她玩儿。

她还教我说粤语，从数数开始教起，“呀咦三四唔流气吧狗死”，咬牙切齿一口气数完，好过瘾。我回家学给我妈听，我妈说：“快别学了，都成大舌头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桥奶奶伤心地一下就老了许多，她怎么也想不通：明明说要宽大处理的，怎么一判就是十年啊？

到了桥奶奶家一看，果然来了个大姑娘，正坐在柴灶前拨火呢。她穿着一件蝙蝠衫，颜色是雪白雪白的，这在当时是相当时髦的打扮，看起来比村里那些穿得土里土气的姐姐们的确漂亮多了。可这个姑娘显然不太会烧火，被柴烟呛得直咳嗽，脸上还糊着一块烟灰。

妈妈脸色一沉，说：“小孩子家别多管闲事。”

这姑娘见了，大大方方地站起来，笑着跟我们打招呼说：“来嘛，进来坐嘛。”她说的居然是普通话，这还是我们头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听见人说普通话呢。

桥奶奶站在堂屋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脸都吓白了。

这么折腾了一阵儿，把家里的积蓄都折腾得七七八八了，戴叔叔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在家也待不住了，于是提着行李南下打工去了。

但我终于还是从村里人的闲谈中，得知了桥奶奶家发生的事。那个逃犯就是她小儿子戴叔叔，他南下打工时，进了一家厂，干的是车间的活儿，很苦，也挣不到什么钱。他在厂里结交了一批人，一天晚上大家出去玩儿，走在路上碰到个独身赶路的老头子，有人动了邪念，提议说不如把老头子给抢了，弄点儿钱去吃宵夜。一伙人没多想就动手了，老头子大声呼救，他们抢了他贴身的一个钱袋就跑了。结果一看，钱袋里就十几块钱。

“呀，真像个茄子啊。”我忍不住说。

认识她时，我只有十来岁，生活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小山村，了解外界信息唯一的渠九九藏书道就是看电视，对外面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充满向往。

我们还是不肯进去，她就走进里屋，手里捧着一把糖出来。这时桥奶奶在外面干农活回来，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很不耐烦地对我们说：“去去去，快回家去吧。你们妈妈叫你们回去吃饭呢。”

妈妈笑着问我：“糖好吃吗？”

我有点儿沮丧，抱怨说：“本来就快吃到了，可是桥奶奶太小气，把我们给赶走了。”

我偷偷问妈妈：“到底谁是逃犯啊？”

在我的成长岁月里，这成了一个悬念。

她说学白话没什么难的，其中有个字基本是万能的，那就是“咩”，“什么”是“咩”，“怎么样”是“咩”，“好不好”也可以加上“咩”。她问我：“你知道广州为什么叫羊城吗？”

高中毕业后戴叔叔并没考上大学，一开始也没找工作，就在家待着。因为平时不需要干活，他长得白白净净的，看起来很斯文，整天窝在家里，偶尔来到田边想干点儿活，桥奶奶就会风风火火跑来，一把抢过他手里的农具，很夸张地嚷嚷说：“哎呀我的儿，你读了这么多书，这哪是你干的活啊？”

我站得远远的，隐约听到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还有“自首”之类的话，吓了一跳，赶紧走开了。

我其实很好奇：他到底是谁啊？但我始终没有问。

一般打工的人每到过年就会回来，可自从戴叔叔出去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他回来过。妈妈说他犯了事儿，不知道是不是很严重的事儿，闹得连家也回不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她已经笑得腰都弯了。

听妈妈说，戴叔叔刚毕业时，还怀着一肚子建设新农村的理想。承包过鱼塘，养过蝎子，还买来一台收割机，说要按亩收费，推行机械化收割，但是做得都不成功。我们那儿种的都是小块小块的梯田，大型收割机毫无用武之地。

戴叔叔在外面逃窜了很多年，其实和家里还是偶有联系的。后来桥奶奶实在撑不住了，觉得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警察又每年都到她家里来让她劝儿子“坦白从宽”，她终于把儿九九藏书网子叫了回来。

知道这个消息后，桥奶奶就疯了，整天哭哭啼啼，嘴里来回念叨着一句话：“儿啊，是娘害了你，娘不该劝你去坐牢啊。”她家里人嫌她烦，把她锁在了房里。

她笑着说：“当然不摘了，玉要天天戴着，才有灵气，才会保佑戴玉的人。”这话，也是她男朋友说的。

她告诉我，她叫邓美璋。

我问：“他现在到哪去了呢？”

她的身份有点神秘，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和桥奶奶家是什么关系。问桥奶奶，桥奶奶只说是亲戚，真奇怪，她家怎么会有外省的亲戚呢？

从那之后她开始变得有点儿神神叨叨的，眼神涣散，老是裹着棉衣蹲在墙脚下自言自语。走近了，会听到她说的是：“抢了十块钱，怎么就要判十年呢？”

她逗我说：“那是因为广州人老是说‘咩咩咩’，你听听，像不像羊叫？”

后来天气越来越冷，我们都穿上了棉衣。邓美璋受不了湖南冬天的阴冷，回南宁去了。桥奶奶松了一口气，因为终于不用给她翻箱倒柜找衣服穿了。

十年后，他出狱了。在家里没住几天，就坐上了从我们县城去南方的大巴车。

桥奶奶一家人因此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乡间因田地水土常有争执，村里人一和她争，就会骂她是“逃犯家属”。

我可爱吃甘蔗啦，听她说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这一切，随着他的猝然离世，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

邓美璋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知道。”她平常总是笑，我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她如此怅然。

关于那段逃亡路上的爱情，我所了解的仅限于此，我不知道，当时邓美璋是不是知道戴叔叔的身份。回想起来，一开始也许不知道，后来应该是有所了解的。这样的话，她是一个多么有勇气的人啊，喜欢上一个人时这么孤勇。

回到家里，我兴奋地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桥奶奶家来了一个大姐姐，穿的衣服可好看啦。你知道吗，她还会说普通话呢，和电视上的人说的一模一样！她还给我们糖吃呢。”

他整整坐了十年的牢，期间桥奶奶常常送钱送物，这也仅仅只是让他在狱中少受些苦楚，并没有减少他的刑期。

我很喜欢她，她性格开朗，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而且懂的东西特别多。她很爱说起她的家乡。她出生在广西南宁市郊，她说那里几乎是没有冬天的，一年四季天气都很热，漫山遍野都是甘蔗林。

我说：“当然记得啊，怎么了？”

我追问：“桥奶奶为什么会难过啊？”

戴叔叔后来的消息，也是妈妈告诉我的。

第二天一早，桥奶奶就亲自陪他去派出所自首。没多久法院的判决就下来了：戴叔叔数罪并罚，被判了十年。

妈妈说：“还不是因为你戴叔叔犯了事儿啊。”

妈妈说：“你还记得那个邓美璋吗？”

戴叔叔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我外出读书了没看见他。听村里人说，他又黑又瘦的，早已不是以前在家时白净斯文的样子了。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发现桥奶奶家忽然热闹起来了，围了一堆人。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有个大盖帽还挺凶，让我们小孩子到一边去，别打扰他们查案。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邓美璋。要说她是桥奶奶家的亲戚吧，她为什么再也不来亲戚家串门了呢？

活该他们倒霉，正好赶上“严打”，有消息说要把他们全部抓去坐牢。戴叔叔特别胆小，闻讯就跑了。负罪潜逃的结果是，他成了逃犯，他们家也成了逃犯家庭。

妈妈说：“邓美璋是戴叔叔在出逃路上认识的，也就是他女朋友。”

她走的时候和来时一样突然，都没有和我们告别。有一天，我推开桥奶奶家的门，找不到邓美璋，桥奶奶淡淡地说：“她回家了。”

刚才坐着不觉得，她一站起来，个子就显得高高的，而且瘦，长手长脚的。皮肤黑黑的，眼窝处有点儿往内陷，现在想来，是典型的“越人”，也就是广西原住民的长相。可是当时只觉得长得很特别，还蛮洋气的呢。

我有点儿失落，像听故事没听到结局。我不知道，邓美璋有没有等到她男朋友，那个男人，真的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璋字怎么写，她就比画着说：“璋是一个斜玉九-九-藏-书-网旁加一个文章的章，是美玉的意思。你看，我就戴着一块玉呢。”她从脖子那里扯出一根红丝线挂着的玉，指给我看。那块玉的形状很奇怪，不是观音也不是佛，而是长长圆圆的。

那一年评“五好家庭”时，桥奶奶家就没份儿了。村里人还把她家挂着的“五好家庭户”的牌子给取了下来，那还是几年前评的，当时戴叔叔还在家呢。

警察走了之后，桥奶奶把自己关在家里，哭了很久，我睡在隔壁，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能听到她的哭声。

她只是惆怅了一会儿，很快又笑容可掬地说：“不要紧的，我可以等他回来。他一定会回来的。”这话像是在对我说，更像是对她自己说的。

她在桥奶奶家住了有一两个月吧，乡下人总觉得说普通话的人怪怪的，都不怎么和她交谈。现在想来，她应该是很寂寞的，所以才会和我说那么多的话。

乡下孩子大多生性忸怩，我们几个挤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见了陌生人都不敢进去。

那个大姐姐在桥奶奶家住了下来。

那时我还小，对男女情事还似懂非懂，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有一天，我和伙伴们玩跳绳，这时候，隔壁家的小妹子跑过来，满脸带着神秘的笑容说：“桥奶奶家来了一个大姐姐，长得可漂亮啦。”

她哈哈大笑，说这类玉有个名字，叫“欢瓜”，寓意着“吉祥如意”。她说，这是她男朋友送给她的，希望她每天都开开心心。自从他送给她这块玉后，她每天都戴着。

人生中的第一句粤语，就是她教会我的。许多年以后，我几乎已记不清她的长相了，可无意中学会的口音却比记忆更顽固。

我摇了摇头。

戴叔叔要去南方，是不是想去见邓美璋呢？他的人生短暂得乏善可陈，那段逃亡路上的恋情，也许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吧。十年过去了，他仍然惦念着那个爱笑的广西姑娘吗？邓美璋呢？她还在等他吗？还戴着他送她的那块欢瓜吗？

她最爱说起的，还是她男朋友。在她的描述中，她男朋友似乎是一个很完美的人：英俊、聪明，而且特别有趣。他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当时九_九_藏_书_网两个人是邻座，大热的天，她看见邻座还戴着个帽子，觉得很奇怪，她用了各种办法，但是他都不肯把帽子脱掉。不过两个人就此认识了，还到了同一个地方打工。

邓美璋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很久以后，我和妈妈在闲聊时，无意中聊到桥奶奶一家。

说完了戴叔叔的故事，我妈忍不住感叹说：“这就是命啊。人啊，谁能强得过命呢。”

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地被撵走了，那个大姐姐还跟在我们后面叫：“吃颗糖再走嘛。”

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叫邓美璋。

我再问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她就再也不肯告诉我了。

在农村里，孩子们很小就要开始干农活，上山砍柴下河摸鱼都是常事儿。桥奶奶居然从不让戴叔叔沾这些活儿，说只要他好好读书就行。戴叔叔后来读了个高中，这在当年的农村已经算很了不得啦。

天气转凉了，她还是穿着刚来时穿的那双凉鞋，身上的衣服也还单薄，嘴唇都冻乌青了。桥奶奶找了双布鞋给她穿，她也不穿，说在南方很多人一年四季都打赤脚。后来我到了广东，发现果真如此。

妈妈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了，她说：“桥奶奶不是小气，是心里难过，你们以后少去烦她。”

村里的干部说：“他们家现在是逃犯家庭，所以不能挂‘五好家庭户’的牌了。”

两天后，从南方传来消息，戴叔叔坐的大巴车在高速上发生了车祸，大部分人只受了点儿轻伤，只有戴叔叔被抛出窗外，当场身亡。

对于这个戴叔叔，我的印象不深，只知道他是桥奶奶的小儿子。有句话说：“皇帝爱长子，老百姓疼幺儿。”这话说得真不错，桥奶奶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了，哥哥姐姐也让着他，什么好吃好玩儿的都给他。他很大了，桥奶奶还拿着饭碗追在他后面喂，这一幕村里的老人现在还记得。

这么多年的悬念终于解开了，我诧异于自己的后知后觉，早该想到的不是吗？

乡下闭塞，偶尔来个陌生人很难得。于是我们一伙人绳也不跳了，一窝蜂地跑到桥奶奶家去围观那个漂亮的大姐姐。

我问她：“每天都戴着，连洗澡都不摘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