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顾城和谢烨移居新西兰。开始的时候，顾城在奥克兰大学有份工作，担任汉语会话课程的老师。他喜欢默默地坐着，注视着他的学生，等待学生们对话的开始，然而学生们却在等待他去讲话。没过多久，学生们就都不来上课了。后来学校发现了此事，他失去了教师的工作。

《水银》组诗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帕顿写道：“顾城早期作品的很多特征（可预见的韵律，诗节的组织，可恢复的暗喻，可辨识的主题）统统被抛弃了，从而试图伪造一个新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包括主调、单应性、图像联想（开发汉字书写的丰富特征）、并列、变异的语法、无意义的字符串，它们都受到了强烈的反抒情意愿的启发。

顾城在柏林写了一本书名叫“英儿”，这是他最为独特的一部作品。他把这本书称为“顾城的红楼梦”。这是一本几乎没有虚构的纪实小说，其中有细腻的性爱描写，记录着爱的超越和毁灭，既痴迷又虚妄，既自恋又自怜，既规整又自由，既朦胧又震撼，是一部超越文学的作品，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根本无法去阅读。顾城口述、录音机记录、谢烨转录和整理，并加入了一些故事中有关她自己的章节和段落。从录入到成稿，谢烨发现了另一个男人，她曾告诉朋友：“我选择了一条死亡之路。”

他们成为一代人的良心，也成为这代人的明星。北岛是他们心中的约翰·列侬，顾城则是他们的鲍勃·迪伦，一个被诅咒的抒情诗人。他们在年轻人云集的体育场朗诵他们的诗歌，冒着出现失控的风险，冲出“一夜狂欢”，从蜂拥而至的粉丝中逃离。

1974年顾城返回北京，在一家工厂工作。他开始像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一样疯狂地写作，甚至在他房间的墙上也写满了文字。他痛恨城市，“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溶化古老人类的坩埚”。他把自己看作一只活着的昆虫，“被钉在了板子上，却仍然挣扎跳舞”。他开始与一群诗人为伍，包括北岛、多多、杨炼、芒克、舒婷等人，这些诗人大多都比顾城大七到十岁，他们创建了中国当代第一本地下刊物《今天》。他们以对革命英雄和辉煌成果的史诗般的叙述来拒绝社会主义的实在论，他们用第一人称写内省的、意象主义的抒情诗。事实上，他们的第一期刊物就是在北京民主墙上秘密张贴出来的，这也是关于新民主墙运动的文学表达。

顾城一些最好的诗作恰恰创作于这段时期，特别是他最后一首诗，《城》。这首诗是对他曾经憎恶并在其中迷失的北京城的全景展现和记忆唤醒。（那个夏天，在一个公园的栗子树下，顾城不断自言自语，叩问自己，“我想知道中国现在成了什么模样。”）这首诗运用了看起来不很明显的自传体方式，题目就是他名字里的“城”字。在一次公开阅读的时候，他通过谈自己“每次在北京坐公交的害怕和恐惧”来介绍这首诗：“当售票员喊‘下一站，故宫’时，听起来就像在喊‘下一站，顾工’，这是我父亲的名字。”（“家”，他曾经写道：“毁灭从这里开始。”）诗中有些语言的暴力现在读来竟如谶语。

这几乎是1992年当我见到他时我所认识的顾城，也通常是大众所知晓的顾城。那一年，他靠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在德国生活，而且和《今天》杂志创作团队的其他四位诗人一起参观了纽约。这段经历反映在一本名为“一面碎裂的镜子”的早期诗文选集中，这本诗集由唐纳德·芬克尔和卡罗琳·凯泽（Donald Finkel and Carolyn Kizer，有人也将他们称为“朦胧诗派”）编辑出版。

他们私下的阵痛很快便成了众所周知的“秘密”。离开新西兰前，顾城陷入了爱河——但还不能算外遇——是和他的一个学生，名叫李英，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英儿”，他们联系不断。后来谢烨想出了一个办法，邀请英儿来到激流岛，想让她取代自己的妻子地位，她则要离开顾城去和儿子团聚。为此，她还替英儿支付了路费。但是顾城想要过的生活是《红楼梦》中男主角那样的生活，成为“女儿国”中的王子，能够在远离世界的美丽“大观园”中，被一群擅长即兴作诗的女孩所围绕（他说，女人只有当她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才算美丽）。然而事实是，英儿后来尽管确实成了顾城的妻子，但她也实在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感到惊愕。

晚上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顾城去了卫生间，在他离开之后谢烨微笑着对我说，“我宁愿他死去。”她说在新西兰，在顾城的强迫下，他们把儿子送到一对毛利人夫妇那里去抚养。顾城要求她对他一心一意，他想成为家里唯一的男性。谢烨说：“只有他死了，我才能领回我的孩子。”这与几个小时前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感到的甜蜜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这首题为“感觉”的诗被一份官方评论刊物批判，认为太过朦胧。此后“朦胧”这个词语与整个诗派变得密不可分。朦胧从字面上讲是指“模糊”，而如果不用这个词，那么英语中htｔｐ://ｗｗｗ•９９lｉｂ.ｎｅt多愁善感和稍纵即逝的内涵就很难清楚表达，“晦涩”这个词可能会是更为准确的翻译。北岛曾建议朦胧诗派应该简单以“今天”诗派自称，因为“朦胧诗人”用英语无法表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当时顾城就曾说过：“根本不再朦胧。事实上，一些事情正在变得愈加明晰。”

数周后，《英儿》在中国出版，书中的故事雅俗共赏，一时引起了轰动。在新西兰，这被当作虐待伴侣的极端案例；但在中国，则被看作是“文革”时代以来那一代人精神荒芜的一个象征性表达，也是中国男性世界的一种暴虐呈现，以及缪斯悲剧人生的现实诠释。每个人都在透过书中的文字去重新认识和评价他们曾经所知道的顾城与谢烨，一些人高呼顾城是一个残忍的怪物，一些人说正是谢烨使顾城变成了那个样子。顾城的母亲说，悲剧其实在他小时候从窗户上摔下去大脑受到损伤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英儿自己也写了一本名为“魂断激流岛”的书，从她前男友所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顾城并不是英儿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当时甚至有一部伤感的电影《诗人》，其中有一个美丽的、裸露的日本女星，扮演的正是英儿的角色。顾城和谢烨俨然成了中国的泰德和西尔维娅（Ted and Sylvia）。

1987年，顾城写道：“诗人不过是个守株待兔的人。经过长久的等待，他才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兔子。”不想这话一语成谶，六年后的他可怕而又可悲地撞到了那棵树上，几乎毁掉了他之前所拥有的一切。他曾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匠，如今他的诗歌被视为是他人生的倒叙。

这仿佛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笔法，重在情景的组合，就像在一个虚幻世界中的自我玄想。“在我的诗里，”他曾经写道，“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从其立场来看，这是一种道教观点，正如法国境遇主义者（Stituationist）1968年写在巴黎民主墙上的那句话所说：“道路之下，即是沙滩。”

在中国两千五百年诗歌创作的历史传统中，把顾城评价为最为极端的诗人或许是比较合理的。

这是道家的一个悖论：当你忘记顾城时，你开始去阅读他。在他的最后一份书信中，顾城如此写道：“当你读我的书时，你会发现我已经完全疯狂。只有我的手还正常。”

1983年，顾城娶谢烨为妻，谢烨是他http://www.99lib.net在火车上邂逅的一位漂亮的女学生诗人。在他们结婚那天，顾城告诉她：“让我们一起自杀吧！”她既活泼又现实，他却时常忧郁且迷失在梦里。他说服她退学，这样他们就可以永不分离。

这是顾城早期的一首诗：

他们经塔西提岛返回新西兰时参观了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墓地，回到激流岛已是1993年9月24日，这一天刚好是他三十七岁的生日。10月8日，顾城用一把斧头杀死了谢烨，然后自缢身亡。

据说顾城后来变得越来越傲慢和暴力，他借用庄子的比喻，将其转变为一种“一切皆被允许”的尼采超人哲学。在法兰克福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为道者，自杀杀人，无为无不为。”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有关佛教的问题，他回答：“佛教是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对于你来说就没有佛教了。”“但是，”他特意指出，“一切都是你自己。”他说他已经停止写作了，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睡觉，而且他说这才是他真正的工作：“当我醒来，我只感到人心冰冷。”他说除了法布尔的书外，《奥赛罗》是他最喜欢的读物。他曾谈到想买一杆枪，来恐吓谢烨，然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过些日子当谢烨拒绝控告并对他的行为表示负责时才被释放出来。他说如果谢烨把他杀死了，那将会是他最大的幸福。

在与译者西蒙·巴顿（Simon Patton）的一次访谈中，顾城说：“我想，当时关于语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改变它的形式，而不是你如何运用的问题——并非是拿一块木材并从中做出一块木板这样的事情……重要的是敲一下它，它变成了青草；再敲一下，它变成了青铜；又敲了一次，它变成了水。语言的质发生了改变。”

官方不知该拿他们如何是好。他们的作品被禁，他们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定罪。在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运动中，顾城的父亲顾工写了一篇散文，开头就写道：“我越来越读不懂我孩子顾城的诗，我越来越气忿。”整篇散文充斥着类似于“越往下读，我的忿怒越增长”，“我失望，我沉郁”，“我更爆发激怒”这一类的语言。在散文的最后，顾工试图勉强达成调和：好吧，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这新的一代人……

他如此写道：“我的最深处从来没有八岁。”

尽管“布林”不像中文甚至其他任何语言中出现的意象，顾城并不认为它在诗歌中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在几年后才被发掘。

1985年，顾城突然受到了启发。在此之前，他曾“努力成为一个人”；但现在，他意识到了这个世界是一种幻觉，他学会了抛弃自我，生活在阴影的存在中。之前，他写“主要是抒情的诗”；现在，他“发现了一种奇怪而独特的现象：文字就像水银泻地，四散各方”。他将自己的一组长诗命名为“水银”。他写道：“任何文字只要摆脱了束缚，都会像水一样动人。”

1969年，随着“文革”的到来，顾城全家被下放到山东昌邑县喂猪。顾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因而在他自己的封闭世界里，他全神贯注地投身于对自然界的体悟，“自然界的声音变成了我内心世界的语言。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他最喜欢看的书是十九世纪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Fabre）的昆虫学笔记和绘图；他收集昆虫，观察鸟类；他以“无名小花”或“白云之梦”为题，拿树枝在沙地上写诗。像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一样，他在田野中每当发现有诗的灵感就会写下来。后来他说，“我在自然中听到一种秘密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我的生命里变成了诗。”他曾写到，最早使他感到诗的是雨滴。他的童年是一段天堂般的梦，而他从未醒过。

顾城夫妇后来搬到了奥克兰海湾一个名叫激流岛的小岛上，住进了一间破败不堪的屋子，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却是顾城尝试回到童年时代的天堂。他从来不让谢烨下厨，他们搜集各种贝类、根茎和浆果用于充饥，却因为吃错食物而生了病；他们炸春卷并制作一些简陋陶器，尝试到当地市场上去卖；他们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木耳，木耳本是一种生长在腐烂木头上的真菌，在中国的烹饪中属于常见食材；谢烨帮他打字并编辑了他的所有手稿，他用自己描绘的金银玩具和游戏纸币支付劳务费；他拒绝学习英语，包括其他任何语言，对此他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中国人去学习其他语言，他便会失去自我存在的感觉，失去自己。”他毁坏了他们的厨盆，将其做成他们脚印的铅铸模型；他经常戴的一顶高高的圆柱形帽子，布料取材于蓝色牛仔长裤的一条腿。

在1981年他的第一篇组诗《布林的档案》中，顾城的作品从内省的抒情诗开始，出现了质的飞跃。布林是一个《西游记》中孙悟空式的魔幻人物，恰好顾城也出生于猴年。《布林的档案》是一系列不着边际的童话故事和错乱不堪的押韵所组成的，看起来像是由一个误食了致人迷幻的毒蘑菇的孩子写出来的作品：

在经过了整整一年烦琐的处理和安排之后，顾城和谢烨去了柏林，为了赚些钱去修理居住已久的房屋。英儿本该在家里等他们回去，但她却消失了，可能跟了一个年龄很大的英国武术教练离开了激流岛。

顾城拿起餐单点了一道菜，谢烨感到很吃惊，因为顾城之前在餐馆从来不去点菜，他更喜欢藏书网给什么吃什么。谢烨在桌子上放了一台录音机记录我们的谈话，她告诉我，顾城所说的任何东西都应该被保存和收藏。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但我能完全听懂的并不多。每一个话题都会立即转向更加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在“中国神话”的创造之前，“文革”就如一团混沌，这个状态也正如万物被分为阴和阳之前的情形；关于毛泽东的评论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怎么理解，大致意思是说“无无为”，也就是道家所讲的无为而无不为。谢烨自始至终崇拜地看着他，他们两人无时不流露着纯真的甜蜜。面对顾城，我感到就如面对一位中国传统中高山仰止的圣贤。

他如此写道：“当我行走在自己想象的道路上，天地之间唯有我自己，和那绿色的草地。”

第一天晚上，顾城、谢烨和我去了一家唐人街的餐馆，当我们坐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早就准备好了，就是关于他的帽子。他告诉我，经常戴着这顶帽子，这样他的任何想法就都不会从头脑中溜走。谢烨说他睡觉时也戴着这顶帽子，为的就是防止梦也悄悄溜走。

顾城1956年出生于北京，其父顾工是一位知名诗人，也是一位军官。顾城在十二岁时写了一首两行诗——《一代人》，后来被视为新的非主流诗体代表作：

比较特别的是，顾城几乎完全不懂西方的现代主义——他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诗人都是他所敬慕的，包括洛尔迦、泰戈尔、埃利蒂斯和帕斯——已经各自使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文学史有了再创造。从意象派和象征主义早期的诗作来看，顾城已经转向了达达主义或者未来主义的一个派别（高尔登和朱志瑜这两位早期的译者说他们会不时想起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但顾城从来没有读过这位诗人的作品）。他最后落入了超现实主义一些古怪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