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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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界里的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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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句一度很时髦的话,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政治却不会让女人走开,也走不开。无论宫廷谋划,还是密室阴谋,甚至大街上的抗争,都有女人的身影。“五四”是一场学生发起的政治抗议运动,但运动的深入,则演变成一场市民运动。自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民众抗议运动,几乎都有市民的色彩。市民的参与,才使得运动具有力量。但是,市民的参与,也让运动具有更复杂更世俗的色彩。
虽然说,由于清代特殊的官场嫖妓限制,清末不存在如明末那种名妓文化。花界基本不存在琴棋书画具佳者,如柳如是、李香君这样的人物,晚清一些所谓的妓女作品,实际上是出自海上文人之手。因此,像上面那种告花界同胞书之类的东西,尽管是白话文(可以肯定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但口吻和境界,都很政治,太男人了,活像是国民大会或者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在给妓女们派活儿。所以,这种产品,最大的可能也是男人的手笔。同时,鉴于在晚清到民国的历次爱国运动以及政治事件中,强调卑贱者的参与热情,已经成了一种宣传策略。不仅妓女,乞丐和小偷也会拿来做文章,说他们如何热情如何奋发云云。不仅正面的运动如此,连洪宪帝制运动,不是也有花元春、小阿凤领头的妓女请愿团吗?当然九_九_藏_书_网,在护国讨袁中,人们则喜欢吹捧那个替蔡锷打掩护的小凤仙,从而实现两边微妙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的五四运动的花界参与,尤其是那些热情洋溢的文字,尽管多半有人造的成分,属于运动宣传造势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运动中如火如荼的三罢中,妓女的确参与了,而且她们也有这个自觉。贺萧的研究告诉我们,据上海著名小报晶报报道,在1919年,有名妓因为不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上海是个趋时的城市,近代上海的妓女,属于中国最为趋时的女人群。不仅时装的变化,首先在她们身上体现,最早坐四轮马车,坐汽车,照相,上报刊封面,都是她们首开风气。因此,即便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当爱国成为趋时的内容的时候,她们也是不会落后的。
而另一份花界的传单是这样的:“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不愧是青楼女子,爱国也带着可爱的柔性,跟甘地类似,非暴力抵抗,即使日本人前来寻衅,也要逆来顺受,远离暴九九藏书力。
“五四”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就当时而言,举国震动。不过,运动波及的人群,主要是城里人。作为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住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边上的,才有点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很多乡下人听说城里人闹事,跟日本人有关,莫名恐慌,担心日本人下毒,跟义和团时的担心很相似。他们实在弄不清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山东又怎么啦。他们知道的,就是突然之间,一向没有好感的日本人,不知怎地又开始发坏了。所以,见着日本人或者他们认为像日本人的人,就上前盘问,说不清楚,就一顿胖揍。城里人没有被搅动的少。从资料上看,多数的市民都很积极,包括积极地看热闹。从学生演讲,游行到抵制日货,再到把不肯抵制的商人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都出来看。不仅看,而且十分有警惕性地仔细查访,防备日本人下毒。但凡见着长得像日本人,而且带瓶子上街的,无论是打酱油还是买药,都一律抓住送局子,或者干脆就一顿老拳。花界,也就是今天说的娼妓业。花界中人,也是市民,而且是市民中很有曝光度的一群。因此,自然不会自外于运动。上海罢市,花界积极参与,大小妓院一律关门停业除牌。连在妓院做杂役的人,俗称“乌龟”之辈,都动了起九-九-藏-书-网来。“九成同义会(乌师帮所组织者)且向各妓院散发‘国事危急,学生被捕,商业停顿,挽救学生,本会同业,公同停业,不达目的,甘坐待毙,大众开市,方始做业’一种传单。”等级高的妓女校书和长三,一向乐于出头露面,还组织“青楼救国团”,走上街去跟学生一起撒传单,为游行的人们供应茶水。名妓鉴冰,专门设了一个学生饮茶休息所。“门前张一大纸,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据说,“各妓院门前,多贴有长八九寸,宽二寸之小传单,楷书‘君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上海西福致里的妓女妙莲,不仅捐了50元给国民大会,而且发出一份“敬告花界同胞书”,全文如下:
民国以后,由于官场禁嫖的禁令没有了。官场中人,应酬饮宴,都离不开妓女。而中国官场的政治交易,又必然在这种场合进行。因此,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的身影,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像“五四”这样看起来很高洁的爱国运动,也没有人会因为她们的参与,感到有什么不妥。至少,她们的参与,起到了让运动持续发展的某种添加剂的作用,也让似乎很悲愤激昂的街头政治,平添了一点令人兴奋的桃色。
据美国学者贺萧(Gail B.Hershatwww•99lib•netter)的研究,“五四”时期的上海妓女,一共停业两次,5月4日之后,5月9日国耻日(二十一条签订日)停业—天,然后在6月上旬,又跟上海市民一起三罢,直到6月中才结束。“林黛玉、笑意、鉴冰、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妓,结合不忘国耻会,各于枇杷门下,高标‘五月九日停止格宴’等字样。”林黛玉(艺名)是当时上海名妓四大金刚之首,名气很大,可见声势不小。连跟上海接壤的海门地方的妓女,也开会议决停业,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写的宣言,并创作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这些歌曲,宣言和那些传单文告,到底是妓女们自创,还是有人代庖,不得而知。估计多半是这些妓女恩客的手笔。这些恩客里,绝对不乏笔下生花的文人墨客。那年月,上海的文人,跟花界属于共生体。此前辰光,产生了那么多蝴蝶鸳鸯文字,现在代劳写点爱国的文告,自是义不容辞。但是,有人代笔不等于妓女们的爱国行为,都是被动的。据当时报纸记载,有名妓着人开着汽车,在大马路和四马路一带兜风,车上插着白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这种跟学生学来的动作,表现在妓女们身上,别有一番意趣,可以看出她们对于运动的积极性,不仅参加三罢,而且对于跟三罢相关的抵制
九九藏书
日货运动,上海的名妓们也很积极:“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权利外溢”。据记载,一直到五四以后,还有名妓坚持不接待日本客人。时人感慨到:“现在的官吏不如妓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余今于‘商女’二字,欲易作‘官吏’矣。”反过来说,妓女的爱国行为,之所以被人拿出来宣传,也不乏有借机贬损官员的意思。
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自外交失败的信息传来首先由爱国的学生,发起惩警卖国奴,抵制日本货。没有几日,全国各界万众一心,下至小工车夫,亦不肯与日人工作。可见人心不死,正是我国一线生机。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各本良心尽我国民应尽之天职。后并附八条:一、请花界同胞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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