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写这部小说并非想要再现这座城市：我所期望的，是把自己对城市氛围的体味，以及它给我带来的困惑投射到卡尔斯身上。还有雪，多年以来，在我构思这部小说之时，它浮现于我的每一个梦境。我需要这绵绵不绝的雪，将书中的城市与土耳其其他地方隔绝开来……

我们再次走上街头，沿着已经冰冻的卡尔斯河还有那些铁桥，走了很久很久。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但无论何时，即使是大白天走到这里，我仍会感到难以承受的哀伤和挫败。现在，小说写了大部分，已经接近完成，但它如今就像这城市一样向我压来。现在，我只想埋头创作小说。这城市仿佛再无秘密可言。我们参观了一座建筑，它曾是俄罗斯领事馆的所在地。过去的日子里，它曾是某个亚美尼亚富豪的私人住宅。后来，俄罗斯军队占领这座城市，他们赶走了亚美尼亚人，将这里变成了自己的军事总部。再后来，城市回到了土耳其人手里。共和国初期，这栋楼房属于某个阿塞拜疆商贾，此人曾与俄罗斯人做生意。之后，它被租给了苏联人做领事馆。如今，这栋楼又为居住在此的家族所有。一个好心人带我在其四周参观时说，他们可不是租下的这栋楼，这个家族买下了它的所有权。

我的另一个印象或许也是错觉：这里的生活显得有些卑微。人们也是如此：坐在咖啡馆里，或是漫步街头，我所遇到的当地人在我看来，往往比小说中的人物更为简单和质朴，后者来自卡尔斯之外。或许，是日常生活（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使我产生了诸如此类的印象。或许，要是在某个特殊时刻，也会有自杀或谋杀事件，就发生在我曾经半醒半睡的咖啡馆，而生活又会看似稀松平常地继续。

这是我在卡尔斯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沿着结冰的路面走了片刻。每次知道自己即将离开卡尔斯，我仿佛总是有着难以承受的深重忧郁。简朴的生活、温存的友谊、亲昵的感情、脆弱的生命和它的延续，以及身处时间流逝缓慢之地的感触，所有这些都将我和卡尔斯紧密连在一起。

他们从不担心我离他们太近，听到他们的谈话。一个人会说：“是的，他在写东西，他是个记者”；另一个会问：“他在写什么呢？”早上，团结茶室几乎空无一人。房间的另一边，摆着一张桌子，约莫八点开始，就开始有人围在那里打牌了。那边，有个不到四十岁的男人，总爱说自己多么幸运。另一张桌子上，两个退休男

九九藏书

人相对而坐。他们一面聊天，一面打量着那个自诩幸运的男人。不一会儿，自诩幸运的人将视线从牌桌上挪开来，开始讲一些有关艾杰维特总理的笑料。他的谈话，总是和总理与总统间荒谬可笑的争吵有关。他一会儿说艾杰维特又要到电视上来抱怨总统了，一会儿又扬言股票就要崩盘，土耳其货币就要贬值了。这时，坐在邻桌的某人会附和几句。咖啡室里另有十二个人（我目测了一下），皆围炉而坐，离我约有三步之遥。他们看上去很疲惫，毫无生气地开着玩笑。这里满是“大清早”的氛围。“别这么做，别那么说，这可是大清早！”炉子热起来了，甜美的温暖扑到我的脸上……此时，团结茶室陷入了寂静。

“你又回来啦，对吧？”他说。

20世纪70年代的后五年间，卡尔斯经历了极端暴力时期。政府和情报机构用高压手腕改变了城市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库尔德游击队奋起于群山草莽之间。除此而外（或许正因为如此），谈论政治暴力或政治灾难被视为近乎无理的行为，近乎令人羞耻的夸夸其谈——仿佛我在说谎。是的，一个真实的谎言。

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随后又跟进一个。“朋友们，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祝你们好牌运！”（因为另一张桌子上，游戏又开始了）。现在，是早上八点半。还有整整一个冬日要打发呢。卖馅饼的小贩走了进来：“馅饼，馅饼，馅饼！”为什么我喜欢坐在卡尔斯的茶室里，特别是这家团结茶室？馅饼小贩又来了，头上顶着盛满馅饼的托盘。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这些，这里的“大清早”才能让我很好地写作。早上，我穿过阴冷、空阔、寒风凌厉、空无一人的卡尔斯街道，总觉得自己能写出一切，并且将一气呵成。任何事物都令我兴奋不已，而我的笔尖，会将一切令我兴奋不已的事情描述。茶室墙上有一面挂历，一幅阿塔图尔克的肖像；室内还有一台电视（就在一刻钟之前，他们关闭了声音。上帝保佑，但愿在这次曾经中断的会议上，总理和总统能达成一些一致意见），百无聊赖地摇晃着的椅子，煤炉的烟囱，以及纸牌、脏兮兮的墙面和硬邦邦的地毯。

一个画家，竭尽一生光阴，最终能以最迷人的方式画出一棵树时，当他用艺术语言使这棵树复活，然后带着创造的喜悦再次回到画中，看看那棵树，此时他必定会有某种挫败感，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今天，我走在卡尔斯的街头，就有这种感觉。我仍将继续漫步，体味迄今为止那街道仍赋予我的深深的孤独感和隔绝感。

在卡尔斯，“伊斯兰政治运动”并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激烈。另一方面，直至昨天，市长才告诉我们，在伊斯兰政治的影响下，阿塞拜疆势力开始慢慢消退；那些本要去伊朗库姆求学的人，对其什叶派身份也已颇感厌烦。哈桑·侯塞因·卡尔巴拉宗教典礼即将在此举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从踏进卡尔斯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不断告诉自己，此行真可谓明智之举。我如此喜欢这座城市，喜欢它美丽、破旧的老式建筑，宽广的俄式街道，以及特有的地方气息，和那种被世界彻底遗忘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我才满怀激情地聆听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带着小小的录音机和摄影机，从临时搭建的帐篷到党总部大楼，从斗鸡娱乐场所到政府办公室，从小报社到茶室，来回穿梭，采访那些渴望对我讲述的人们。我一共收集了二十五到三十个小时的素材。用我简陋的照相机，拍下了感兴趣的一切。我记得，第一次前往卡尔斯的最后一天，我来回奔波，竭尽全力地记录一切，一个当地警察还紧紧尾随在我身后。每次访问卡尔斯，我都会一早前往柏里客茶室（即团结茶室），在笔记本上匆匆记录我的思绪。此外，除了收集这些素材（我真不喜欢用这个词），我还要不断记述的，并不完全是我对卡尔斯及卡尔斯人的印象，还包括我头脑中的故事雏形。

他说这话的时候，餐厅服务生正打开炉盖，用钳子往里面加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坐在卡尔斯的茶室里，打开录音机，周围的人就会开始对我倾吐他们的不满，包括煤炭价格不断上涨。这会使你明白，当我手里拿着笔记本，在茶室附近转悠时，人们是怎么看我的。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作家，即便知道，他们也不清楚我只是想写在卡尔斯发生的小说而已。当我说我是记者时，他们立刻会问：“是那家报纸的？有一次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写吧，记者，写吧！”

最重要的，是因为雪，它已不再像卡尔斯美丽、富有、快乐之时那样落下。中产阶级家庭，曾在苏联及其解体之后的一个时期内，与俄罗斯人做生意；曾在卡尔斯河进入冰冻期时，在河上滑冰玩耍；曾乘着雪橇穿游城市，尽情地嬉闹——这些人，后来纷纷举家离去。他们走后，白雪也就抛弃了这座城市。如今，卡尔斯的雪，便再无往日的充沛和丰腴了。

今天早晨，那个馅饼小贩又到团结茶室来了，头上依旧顶着托盘。我正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团结茶室里和我坐在一桌的朋友们聊起了失业问题，谈到了在茶室里那种百无聊赖、无所事九九藏书事的感受。“记下这些了吗？”他们问道，“记下来。共和国总统养活了我们公民。总统是个好人。其他人只知道偷摸，投机取巧。记下来。议员们年薪二十亿，他们还要剥夺我们的权利，赚取上千亿。记下来，再记下我的名字。写吧，写吧！”

我们还参观了城市第一座“复原的官邸”，就在学校旁边。一位安卡拉建筑师买下了这栋美丽的建筑，为它耗费了大量资金，将其修缮成了时尚装潢杂志喜爱的那种风格。卡尔斯穷成这样，竟有如此富庶、奢华的建筑，真是咄咄怪事：你一方面对其精美赞赏有加，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么说几近残忍。

这是我第四次返回卡尔斯。早上十点，我和摄影师朋友曼纽尔抵达这里。我们在街头漫步，一整天都在聊摄影。之后，我的情绪奇怪地低落下来。已经是第四次涉足此地了，卡尔斯再也不像往常那样令我兴奋。这些街巷，这些老式的俄罗斯建筑、阴郁的庭院、破败的茶室——整座城市深深的忧伤，它的孤独和美丽——我再也不堪忍受这些，再也不希望将其写入小说了。我的大部分小说，有五分之三描述过这个地方；有时我会将现在这部小说称为《卡》（Kar即雪），有时又会称之为《卡尔斯的雪》（Kar in Kars），它也已经完成构思。我知道它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将如何从这座城市，从它在我内心激起的孤独和隔绝感中来采撷素材。此刻我所思考的，并不是卡尔斯这座真实的城市，而是小说《雪》（或《卡尔斯的雪》）。我也明白，这座城市的拥挤，它的街巷、居所、树木、店铺，甚至某些人的面容，构成了小说的内容。但我同样知道，小说中的城市仍然不像这座真实的城市。

后来，曼纽尔带着他的相机过来了。我们在优素福帕夏大街上漫步，这是卡尔斯最美丽的地区。伊斯迈特帕夏小学就坐落在一栋美丽的俄式古建筑里。从顶层敞开的窗户，传来老师声嘶力竭愤怒呵斥学生的声音。“如果我们能进去的话，我真想拍张照片。”要是他们把我们扔出来怎么办？“他们也许会认出你呢！”曼纽尔说。

他取下挂在墙上的外套，我也回到九九藏书了写作之中，在笔记本上涂写。他拿着外套，起身离开团结茶室，同时大声对我说：“去写吧，写写大家要向政府官员交多少苛捐杂税吧！写写官员们控制了多少卡尔斯的煤炭！”

小说中的政治灾难（以及贫穷等诸多不幸）也是整个土耳其的遭遇，只不过在此处没有那么激烈。或许也曾激烈过，只是人人都忘记了：是这里的街巷让我产生了这种感觉。当然，那一定是我的错觉。

对我来说，为了让自己相信我的故事，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经常需要描述的，并非真实的卡尔斯，而是我想像中的卡尔斯，它是我必须讲述的故事。而且，只有当我讲述内心故事的时候（尽管充斥着政治暴力），一切对我来说才会变得美丽。另一方面，这种交替使人们认清在心底深处确实存在、我也无意去揭露的谎言与困境，以及隐约存在的良心悲痛和内疚。这种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非常清楚，我的小说会令卡尔斯的朋友难过——比方说赛宰先生，或那个彬彬有礼的市长，他们都对我期望甚高。我于是一直处在矛盾之中。只要我一打开录音机，只要我想寻找关于卡尔斯该写些什么，每个人就会异常激昂地开始抱怨贫穷、政府的疏漏和压迫、不公正，以及残忍和冷酷。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都会说：“把所有这些都写下来吧！”但同时又补充道，“不过，写写卡尔斯的好处吧。”可他们告诉我的，却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在小说里，我将这里描绘成一栋更大的豪宅，也并未将其卖给现在的所有者，而是租给了一所宗教学校。真正的宗教学校实际上距此很远，坐落在山脚下。为什么我要作这样的小调整呢？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想这么做，如此而已。也许这会使小说更可信，更真实。不管怎样，在我的小说中，宗教学校的地理位置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同时，诸如此类的小调整可以使小说跳出“现实”的窠臼，从而更有利于我的写作。

我记忆中第一次前往卡尔斯，是在二十五年前。城市的阴冷、它梦幻般白雪皑皑的冬季，这些都是最初的动因，令我深信我必将有一部小说扎根于此。因此，在完成《我的名字叫红》之后，我来到了卡尔斯，口袋里装着一则从伊斯坦布尔《晨报》（Sabah）上剪下来的新闻报道，并开始寻访城市的美丽和它的白雪。因为我深信，我的故事将在此生发。而我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记录卡尔斯的故事，聆听它的居民在我耳边喃喃低语的那些或悲或喜的传闻，而是要实现我的最初想法，写一部关于卡尔斯的小说。

ｈttp://wwｗ.99liｂ•ｎet今天早上，我五点半醒来。天已经亮了，但街上空无一人。我坐在宾馆里的小桌子前，桌子上镶着镜子，我开始写作。在卡尔斯，只有这么早的时分，在这里醒来，知道自己将再次穿越荒凉的街道，再次步入那间茶室，然后潦潦草草地作些记录，我才会感到高兴。犹如每次即将返回伊斯坦布尔的时刻来临之际，我渴望把整个卡尔斯都记录下来——它哀伤的街巷、狗、各类茶室，以及理发店——把它们留在胶卷上，将其埋藏。

“这儿没有一个人感到快乐，一切都是被禁止的。”有人说。卡尔斯的每个人都在抱怨；没有人感到快乐；每个人都处在痛苦崩溃的边缘。即使城里尚有片刻宁静和安稳，以及奇异的平和氛围，那也是因为，满街皆是悲哀和无助却努力表现出和平模样的人们。政府压制一切变革的可能，甚至不惜以武力镇压。快乐已是遥远的另一回事。当然，这是在写小说时，我自己的感觉。我感到自己内心浮现的，并非因无法分担这些人的命运而感到的内疚，而是一种绝望之感。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看得见的未来，这里丝毫不会有发生重大变革的希望。但还是让我相信有这个希望，并且是由衷地相信吧。让我怀着如此的信念来写小说吧。我能为卡尔斯人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诚心地写作，写一部好小说。

坐在团结茶室的人们，尽管贫穷，却不是卡尔斯境遇最糟的人。例如，刚才我和他说话的那个人是个绅士，曾经有过工作；其他人，有的做过生意，后来失败了；有的曾是医院主管、部门经理，现在退休了；有的人有自己的运输车。但是如今，他们都无所事事了，就像上次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那个破产的裁缝（他曾经拥有不小的服装厂，织布机有十二架）。这些人都曾富有，也获得过成功。这是团结茶室与其他茶室的不同之处。光顾其他茶室的，几乎都是绝望的无业人群——他们是文盲，居住在城市的贫民区内。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老式综合俱乐部的延续。

他们果真认出了我们，把我们请到教师办公室，为我们端来了茶和香料。我和一些老师握手致意。沿着高高的走廊走下来，经过那些门窗紧闭的教室，我们几乎感觉得到里面的拥挤。看着美术老师画的那幅阿塔图尔克巨幅肖像，我们心想，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做学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回到了团结茶室。一早我就开始在那里写东西了。一个年迈的老者试图和我攀谈。说他年迈，但实际上也许并不比我更老。他体格魁伟，头发卷曲，戴着帽子，身穿灰色夹克，看上去非常健朗，嘴里还叼着烟。

我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是的，我回来了。”我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