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一定没有想到，那个逃学钓鱼、回家对她撒谎的顽皮孩子，长大懂事了。詹姆斯十九岁退伍回家，重新进高中读书，走南闯北的他，不得不混在小孩堆里，好在不久他就进了大学。灵活的学制给了他机会，他必须养活自己还要交上学费，所以有时白天工作晚上上夜课，有时晚上在饭店带位，白天去上学，断断续续，他居然最终修完法律课程，还得到了博士学位。

这让我想起一个德国朋友的父亲。他出生在巴伐利亚的律师世家，自己也是个踌躇满志的法律学院高才生，也在毕业的时候被征入伍，参加了纳粹军队，参与了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将军领导下的北非战役。最后，他被美军俘虏，经历一段战俘生活，在战后回到家乡，回到他的律师生涯。老人来美国的时候，我们还曾一起共进晚餐。同桌有他在美国的女儿，还有他的犹太女婿和亲家。

玛丽说，她和退休后的詹姆斯聊起来的时候，这位老法官说，今天的犯罪率高和毒品泛滥有关，再说，年轻人总是容易被成人的行为吸引，看着犯罪电影，就会有样学样。他说，自己一生中，周围常常出现毒品，年轻时在海军陆战队驻军古巴，到处是大麻，他碰也没有去碰。他回忆自己能度过种种危机，还是靠着祖母教给他的祈祷词。谈到乡间可能存在的地方利益集团，他认为要有所警惕，尤其不能削弱监督机制，不论是公诉、律师、司法还是新闻媒体，他们必须是独立的、相互制约的。他相信只要努力去做，正义终能战胜邪恶。

可是并非一切都在变，这是乡下人的好处，内心有些东西是恒定的，那就是祖母传下来的祈祷词。直到今天，我的邻人们站在上帝面前还是同样那句话：请给我履行职责的勇气和做对事情的智慧（Please just give me the guts to do my job and the wisdom to do it right）。仔细想想，面对复杂的世界和自己的软弱，你要有勇气“去做”，而且有智慧“做对”，这是人在无助时最需要上帝帮一把手的事情了。

我驱车离开玛丽的家时想，永远不要以为，一个纸面上的完美制度，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哪怕美国的民主制度运行了两百多年，黑白无间道的存在，永远是可能的。因为利益和欲望，对一些人来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诱惑。也永远需要有一些人，像詹姆斯一样，坚信自己能够得到智慧，辨别什么是“对的事情”，然后鼓起勇气做下去。

琢磨着曾在战场上举枪对阵的律师们，我想，众人的理智加在一起敌不过一个疯子，看来是不争藏书网的历史事实。

这时候，有新证据显示，伊利诺伊州开罗市的前警官，外号“石头”的罗斯查德，涉嫌这个谋杀案。开罗市的一些警察和法律人士，和詹姆斯通力合作，试图证明罗斯查德有罪。虽然由于不断上诉，死刑执行期在延后，可是延后还是有限的。由于提供的新证据一开始还不够充分，1957年10月11日，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否决了重开此案的申请。1958年3月3日，联邦最高法院也否决了同样的申请。司法程序眼看着走到了头。1958年6月3日，福斯特再次被定下执行死刑的日期，那时，佐治亚州的死刑还是使用电椅的。

那个时候县城学校只有两个教室，詹姆斯常常逃学去钓鱼。毕业后，他在技术学校学习了一段，又工作了一段，同时读着西部小说，幻想着闯荡人生。最后他的决定是隐瞒自己只有十五岁的年龄，进入海军陆战队开始自己的冒险生涯。他先是来到一个海岛，一心想扛枪，却得到一支军号。接下来，有点像冒险了，他被派到尼加拉瓜，在蚊子海岸驻扎，还神气地当过尼加拉瓜首都的美国使馆警卫。当时，适逢单独完成大西洋不着陆飞行的传奇人物林白到访，詹姆斯隔着玻璃门，惊奇地欣赏欢迎宴会上女士们的晚礼服，还有满桌亮闪闪的银餐具。

福斯特一案终于获得重审机会。十二名陪审员没有离开陪审席，就立即作出无罪判定。福斯特终于获得自由。整整两年时间，詹姆斯投入个人力量查出真相，几近破产。詹姆斯后来出书，讲述了这个案子的曲折故事。读了以后，我松口气想，故事总算有个完美结局，而主角也颇具英雄色彩。

就在这最后关头，詹姆斯领导的调查出现了惊人转机。他们取得有力证据，证明罗斯查德在南卡罗来那州犯下两宗抢劫案。当时罗斯查德已经搬到肯塔基州，他们追到肯塔基逮捕了他，押回南卡罗来那州。他认罪并且被判五年徒刑。詹姆斯接着获得罗斯查德当时在谋杀现场的证据，还找到人证，证明罗斯查德说起自己杀了人，并且知道一个无罪的人成了替罪羔羊。1958年7月4日，在各种证据前，罗斯查德终于就杰克逊县的谋杀案认罪。四天后，他被押回现场，重演了犯罪经过。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他被减轻处罚，判为终身监禁。

詹姆斯后来写过另外一本书，讲述他此后在邻近的富兰克林县承办的另一个谋杀案。他担任辩护律师，根据证据，同样确信嫌犯无罪，通过他的努力，最终使得陪审团判定嫌犯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可是，和德拉克谋杀案不同的是，真凶始终没有找到。詹姆斯告诉我的作家邻居，富兰克林县九*九*藏*书*网到现在还有人认为，是他放走了杀人犯。那么，詹姆斯听了是怎么想的呢？女作家说，她也问过这个问题，詹姆斯回答说：“证据，唯有证据。”

接下来的故事，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竞赛。他的助手霍尔德决定和他一起做下去。

尽管如此，被告辩护方还是相当有信心。可是，1956年8月18日，当陪审团回到法庭宣布他们的判定结果时，被告福斯特和他的法律顾问全愣住了，福斯特被陪审团确认罪名成立。法官本奈特立即宣布，判处被告死刑，第二年9月17日执行。按说，结案了，作为公派律师的职责也就此结束了。詹姆斯当场要求法庭批准继续维持他公派律师的身份，他要以个人努力继续追踪此案。法官照办了。

离开学校，詹姆斯才发现自己是个喜欢读书也能够读好书的人。他开始常常去上夜校，也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犹豫着是做牧师、医生还是律师。去尼加拉瓜之前，詹姆斯曾经被派驻加州服役，有一段时期他的职责就是在监狱和法庭之间押送犯人。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严刑峻法十分普遍，詹姆斯是个心软的人，看到许多囚徒只不过是犯了一点轻罪就受到严厉处罚，实在为他们抱屈。法庭戏是美国电影的传统，詹姆斯也很入迷，一部《壮志千秋》（Cimarron），他就看了三遍。

1946年，詹姆斯回到佐治亚州，他在距离家乡一个小时车程的州府亚特兰大，开始自己的律师生涯。十年后的1956年，他还是决定回到乡村。很多年前我翻看过他的书，他回家那段我还记得，因为他提到的都是附近熟悉的地方。那段话也蛮有意思，他说当时不少人都觉得他疯了，放弃州府好好的前程，难道去康默思（Commerce，就是我常去买菜的小镇）开小店啊。詹姆斯说，不错，我是个乡下出来的男孩，可是，那干草种子很早就从我的头发里飞走了。我绕过了半个地球，知道除了我在佐治亚州出生的小镇和康默思，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我也喜欢那些地方，我在巴黎喝过香槟，在巴拿马用战友的军靴喝过啤酒；我也知道除了杰西潘尼（J. C. Penney，美国著名连锁店），还有别的地方也能买到西装；鸡尾酒会也比浸信会教堂（美国南方最普遍的教会）每年的烤鸡餐会多一点刺激。可是，我走在乡村野外，让红土染上我的皮靴，闻着南方烤饼的香气，我就像是重生了一样。那是我唯一觉得能挂了帽子就感觉回家了的地方。詹姆斯回到杰克逊县，那正是我来这里的第一个住处，也和九*九*藏*书*网我现在的住处相邻。

可惜，真实人生比英雄小说要复杂得多。

一个名叫福斯特的当地人被指证为杀人嫌犯。他在事发第二天被地方警察带到死者家中，让死者的妻子指认，她还详细讲述了嫌犯攻击的细节。而专业的做法应该是让嫌犯排列在一行人中间，指认应该是一个选择过程。在审理过程中，除了死者妻子的指认，还有一个有力证人，那是关在嫌犯囚室隔壁的一个犯人，他作证说，他亲耳听到嫌犯自述自己杀了人。在法庭上，嫌犯要求为自己辩护，他显然认为自己很容易得到清白。他说自己那天晚上在另一个地方遇到三个人对他抢劫，有目击者出来作证，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在案发时刻出现在受害者德拉克的住宅附近。这是一些刑事案在法庭上很容易出现的现象，控辩双方似乎都有充足人证，却指向完全相反的结论。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看陪审团相信谁的话了。不论结果如何，判决都会有争议，有争议是必然的。

这让我想起朋友告诉我的故事。他说，就在离我家半小时车程的雅典，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因为追查一名法官涉嫌重罪的孙子，突然被警察带走，说是从他家里查出毒品，定罪后不久在监狱中急病去世，只有四十多岁。他也相信是政治栽赃和谋杀。他也和詹姆斯一样提到，地方政权这一层，永远是危险的，因为一代代的稳定居住，很容易形成一些政治世家，渐渐继承经营出一些稳固的小圈子。由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司法制度和新闻监督，对可能的上层犯罪集团有相当有效的限制，可是民众永远不可掉以轻心。

回到乡间第一仗，詹姆斯好像就败下阵来。

詹姆斯回乡间不久，就出了一桩谋杀案。他被派作德拉克谋杀案的公派律师。在美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每一个被告都有权拥有一个律师，假如你请不起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政府就必须为你提供一个免费律师。在接手工作之后，詹姆斯马上能够感觉到一种不正常的气息，工作很难顺利展开。

那正是他写德拉克案故事一书的书名，这也是在美国人人熟知的司法基本原则。我忽然明白了，他没有别的选择，作为律师，他只能遵循司法原则。他必须“有勇气去做事，有智慧做对的事情”。

不论在哪里，乡村总是土气的。这让一些从城里搬来的人，总有点落荒的郁闷。最近我才知道，我家附近住着挺不错的一个自由撰稿人玛丽·马修女士。聊起乡村来，她挺自在，还睁大天真的眼睛问我，写作除了清静，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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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聊起乡邻，“可别小看四邻，”她说，“有故事的人多着呢。”她给我讲了一个州法官的故事，她说，他的一生要写成小说，得有一千页那么厚厚一本。一听名字，我就叫起来，詹姆斯·贺兰斯·伍德？我知道他啊，我读过他的书。可我不知道他曾经就是我的邻居。

詹姆斯得以维持的律师身份，使得他师出有名。可是结案之后，调查经费必须自己掏了。虽然在杰克逊县也有一些民众认为，福斯特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就发起捐款支持詹姆斯的调查，可是和实际需要的支出相比，还是杯水车薪。

詹姆斯是个典型的南方乡下孩子。他出生在我们的邻县班克斯，就在我现在住家的地方略北一点，我每星期都要去那里买菜的。有一次我买菜的时候突发奇想，想顺路去那里一个小镇看看，结果，看到的那个荒凉啊！记得最豪华的房子是一栋废弃的旅馆，走在嘎吱嘎吱的木头回廊上，看到院子被古树遮蔽，要说这里发生过任何神秘惊悚的故事，我都会深信不疑。我最后捧了一包土特产巧克力糖花生豆回来，一边吃我一边想，这可是2006年，一百年前还不知是什么光景呢。詹姆斯就出生在1911年，差不多九十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青年从军比率非常高，千千万万个美国青年越过大西洋，走进欧洲。他们大多来自乡村，很多人永远躺在了那里。然而，每一个回来的人，都已经不复是原来的自己。今天人们看“二战”对美国的影响，是从大局去看：它成为经济大国，它走出孤立主义、在世界格局中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乡下人看到的是：回来的年轻人，有了过去所没有的眼神，以前欧洲人眼中那个不值一提的乡巴佬儿美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严格地说，一群乡巴佬儿从遥远乡村跨海冲过来，拼死帮着一起救下了高贵的欧洲，回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变成贵族，却变得目光沉稳、视野开阔。他们成为新美国的父亲。

詹姆斯还没来得及套上法衣，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硝烟中穿上军装，加入著名的陆军铁血营（Big Red One），奔赴欧洲战场了。当年在海军陆战队经历过的一次次军事演习，瞬间变成真枪实弹、血肉横飞的真实战场。詹姆斯在震惊之中，耳边响起的还是祖母的话：“孩子，假如你一脚踏进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把它交给上帝。”于是，那个南方乡下孩子、我的邻居詹姆斯跪下祈祷：“主啊，我是你的儿子，你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把我带走。可是，假如你还不需要我，请给我履行职责的勇气和做对事情的智慧。”他说此后再没有为自己是否会被打死而操心。他从一个掩体到另一个掩体九九藏书网，从一场战斗到另一场战斗，从法国打到比利时，再打进德国。就在那里，他不幸成为战俘，直到五个月后被盟军解救。

始终跟随着詹姆斯调查的助手霍尔德，后来被杰克逊县的行政委员会任命为县公诉人。可是，他上任一年之后，被一颗安放在他汽车中的炸弹当场炸死。这个案子始终没有被侦破。詹姆斯说，他一直坚信，这是一起政治谋杀。

这确实需要勇气。即使是德拉克谋杀案，也远不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完美结局。詹姆斯在书里提到过，他刚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杰克逊县长久以来形成了一个上层某些官员的小圈子，警察们并不真正关心公正，也不关心被告是否冤屈，他们似乎只想快速结案。论动机，也许是图省事，也许只是想早早有个“破案”的成果出来。可是，这种小圈子也可能发展成危险邪恶的利益小集团。事情的后续故事是个悲剧，似乎为了印证他不祥的预感，出了一件对他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百年前，全天下的乡下故事都是一样的。詹姆斯五岁的时候，二十九岁的妈妈难产去世，哥哥九岁，妹妹才三岁。詹姆斯总是能够记得妈妈的模样——他心中最美丽的女孩，妹妹继承了母亲的面容。父亲有个小理发店，不久，他卖掉小店，搬到了离我家南边半小时车程的小城雅典。三个孩子留在祖父母身边，祖父母自己有十一个孩子，还是毫不犹豫收下了这三个小东西。詹姆斯是个祖母带大的孩子，他帮着家里干活，跟着祖母上教堂。他记得祖母对他说，你将来对每个女孩都要像对自己的妹妹一样。说这话的时候，祖母看着眼前的可爱男孩，一定想到他会长大，成为一个女孩的“宿命”。詹姆斯说，人生最重要的哲学和智慧，都是祖母给的，“就看你记得不记得了”。

战争结束了。

在助手霍尔德被谋杀后，詹姆斯没有退缩，就像多年前在欧洲战场上，他又一次念了祖母留下的祷告词，他立誓和犯罪作战，以自己的努力建立司法公正。他随后在邻近的几个县当过公诉人，包括距离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三英里的麦迪逊县老法院。他随后还担任过州司法部长库克的助理，1973年，詹姆斯终于被选为州法官，州法院就位于杰克逊县的首府杰弗逊。他回乡后的第一个案子德拉克谋杀案，就是在这个小城开审的，霍尔德也牺牲在那里。詹姆斯穿上法袍，秉公执法，在那里一直当了二十五年州法官，直到198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