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只是，基督教西班牙能够联合起来，而穆斯林却是持续分裂。这和不同的文化在尝试不同的政治制度，或许也有关系。基督教世界正在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制度。根据历史记载，还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已经有了“用抽签方法选出陪审团作终审判决的方式。国王必须如最卑微的臣民一样遵守法律”。非经国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不能处理国家事务、不能选定他的王位继承人”。西班牙北方阿拉贡的贵族向国王宣誓效忠的誓言是：“我们，同你一样尊贵，你，并不比我们更为尊贵，现在我们向你宣誓忠诚，接受你为我们的统治者，只要你尊重我们的法律和我们的自由。”虽然后来这些制度并没有稳定下来，虽然他们相互也在征战不断，可是基督教西班牙的政治制度，既兼顾自治又容易联合起来，或许是形成统一大趋势的一个因素吧。

直到两百年之后，费尔南多一世的后代费尔南多三世，才开始对宗教“光复”真正感兴趣。他不满足于摩尔人自治王国的从属，他从宗教出发，要彻底地扫除摩尔人的自治政体。于是战事又起。他最后打下了整个安达卢西亚。摩尔人西班牙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在科尔多瓦东南方向将近一百公里的地方，留下了最后一个阿拉伯人城邦——格拉那达。不过此后的格拉那达，或许并不能作为摩尔人在西班牙坚持统治的象征。因为格拉那达的君主，重复了当年塞维利亚的摩尔王和费尔南多一世的故事。

塞维利亚主教堂对面，是费尔南多三世曾经住过的摩尔人留下的王宫。那是非常美丽的一个阿拉伯王宫。我们那天是双重幸运。先是在那个庭院的楼梯口，偶然地遇上在卖王宫楼上的参观票。后来才知道，每天只有上午开放，一共也就放进去几批人，每批十个。幸而我们眼疾手快，稀里糊涂地买了下来——这已经是当天的最后两张票了。

我们在进入塞维利亚的主教堂之前，在外面转了很久，也坐了很久很久。它和科尔多瓦主教堂的最大区别是，科尔多瓦主教堂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它作为教堂的外形，它被原来的清真寺“吃在肚子里”。作为清真寺的外观，它的那些大门，不论是原来清真寺的、还是后来教堂的门，都是精彩的，可是作为一个如此体量的建筑，它没有整体雕塑感。站在外面，你与其感觉这是一个宗教建筑，还不如说是一座城池。

在王宫楼下的大厅里，有一张巨型油画，是欧洲人最喜欢的史诗性的画面，描写着费尔南多三世1252年临终的镜头。这张油画画于1887年——传统油画技巧已经完全成熟的十九世纪。画面几乎是完美地渲染了这一场景的气氛，反映了作者，或者说后世的人，对被称为“圣费尔南多”的一个历史上的著名君主和宗教光复英雄的理解。

1012年，柏柏人毁灭科尔多瓦的一场革命，加上柏柏人十一年的混乱统治，大势已去。1023年，赶走柏柏人政权之后，科尔多瓦原有的政治权威已经扫地，又陷入连年的权力争夺。待到平定下来，本来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所谓摩尔人西班牙，已经分裂成二十三个城邦。科尔多瓦幸存的文化人们，大多选择离开，避走他乡。被瞬间毁掉的不仅是精美的花城，毁掉的更是一个极盛期的伊斯兰文化中心。

这是一支庞大的联军，许多城邦派来军队。可是，塞维利亚仍然经历了整整十五个月的激烈战斗。最后寡不敌众，开城投降了。那是1248年。

在他之前，美国是没有自己的文学的。美国人读书，都是读英国和欧洲大陆写出来的书。华盛顿·欧文让欧洲第一次看到了美国人的写作。他的写作中，体现了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质朴和大气。他的文字，第一次让欧洲人意藏书网识到，美国的文学时代将来了。他的平铺直叙的“讲故事”方式，一时迷住了欧美的英语文学界，也使得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靠写作报酬为生的人。他为马克·吐温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华盛顿·欧文讲述的摩尔人故事和“光复”时期摩尔人的命运，特别精彩而意味深长。

在这里，贡奉和出兵的条件，没有任何羞辱的意思。这就是当年盛行欧洲的松散王国的联盟形式。这种贡奉就像今天地方财政向中央政府上缴的部分。在中世纪，征战总是最大的主题，所以这样的联盟首先是军事联盟，战时出兵，是不言而喻的题中应有之义。

诗人们走了，学者们走了，文化事业凋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从这条街出去，去了西南方的塞维利亚、东南方的格拉那达和北面的托雷多。它们各自独立为政。五十年后，托雷多就率先被基督教“光复”了。

十一世纪，科尔多瓦的盛期被扫荡而去，北方的费尔南多一世，就利用摩尔人西班牙的分裂，开始所谓的光复。严格地说，他并没有去占领那些伊斯兰小邦国，而是打服了他们，令他们对他臣服，纳入他松散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说，这些伊斯兰城邦的领主们，在政体上认了费尔南多一世这个天主教国王为最高统治者。他成为西班牙第一个天主教国王，这种政体形式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盛行。臣服的标志就是领主们同意给国王纳贡，在国王要打仗的时候，领主们必须出兵帮忙。托雷多，这个过去曾是西班牙首都的重要城市，也在这些臣服的城邦之列，另外，还有我们眼前的这个塞维利亚。

画面上，在王宫寝室昏暗的烛光下，如传说中说的一样，国王摘下自己套在颈上的王徽，那粗粗的绶带还留在脖子上。他一袭白色的粗麻长袍，瘫跪在地上。两个人勉强扶住他的上身，他撑开双手，整个身体形成一个白色的十字。王冠和权杖，都抛在一边的地上。这位君王，只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垂危老人。在他的对面，披着金色斗篷站立着的是一个牧师，他在为圣费尔南多做临终的祈祷。

这是什么？这是另一个宗教的信仰者在回归他的本质，“没有征服者，唯有上帝”。

格拉那达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费尔南多三世马不停蹄，转身再去继续他的“光复大业”。他很快就西去，围上了我们脚下的这个塞维利亚。既然格拉那达已经加盟，摩尔王阿尔哈玛就按照盟约，亲自率领五百精选骑兵，参加了著名的塞维利亚之战。

在西班牙，偏北的基督教世界和偏南的伊斯兰世界，长期共存。可是，共存的现状最终总是会被古代英雄的征战野心突破。那么，究竟是谁“统一天下”，就得看谁更能够把自己一系的小邦国们，合并成一个大的力量了。结果，南方的伊斯兰西班牙一再分裂内斗，耗尽了自己，而北方的基督教西班牙，终于统一出一个大一点的政治实体。他们要“光复”了。

可是，人们仍然很难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猜度摩尔王阿尔哈玛以及格拉那达百姓们的感受。在百姓们欢呼“征服者”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君王出征伊斯兰塞维利亚，真的会很在乎吗？

华盛顿·欧文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学的写作，必须“实”的地方，他都依据经得起推敲的历史记载，写得像历史著作一样，考证历史细节、纠正人们的误传讹传。而在那些“虚”的地方，在传说、自己的见闻、经验和感受中，出现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学化叙述。他讲清楚，自己写的是文学作品，可是和他的学藏书网术笔记对照，基本事实都有根有据。他的笔调带着新大陆的遥远和散淡。西班牙对他来说，不是一份消受不了的美艳，而是一本丰富耐读的历史书。所以，他功夫扎实，却下笔朴素。现在读华盛顿·欧文关于摩尔人西班牙的故事，你会不由得为他的历史观诧异：他竟然会这样来叙述一个遥远异国的古老历史。在他的笔下，国王贵族和贩夫走卒都是人，和他自己一样。而他的同情，总是给予弱者，那些历史上的不幸者。

在此之前，塞维利亚就是繁荣的，可是它相比科尔多瓦，就像上海相对北京一样。虽然也文化繁荣，可塞维利亚一向更多是一个商业城市。这个时候，它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盛期。不过，它也自封了一个哈里发，已经独立了。

教堂还包括了如博物馆的收藏，有一个区域是它的档案库。这是华盛顿·欧文经常来查阅资料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不巧它没有开门，只好在外面拍了两张照片，拍了紧锁的大门，也拍了外面圆形石柱之间垂下的粗粗铁链，留下一个象征：我们来到这里，而那些历史档案，却深深地锁在沉重的石墙后面。

几天下来，就摸熟了科尔多瓦的街头。快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走在街上，想到有许许多多的科尔多瓦人，在九百年前，也这样地在街上走着，心里却对科尔多瓦的前途充满绝望；虽然内心在挣扎，可还是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

我们不知道。

也许，正是因为保留了这个精美的清真寺塔楼，所以它成了一个参照的基点，使得伊斯兰艺术的灵魂被糅进了塞维利亚大教堂的设计中。这个哥特式教堂的外部非常挺拔、干净，装饰典雅，别有风度。

从费尔南多三世的本意来说，他的这次征战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光复，一次西班牙国内的十字军东征。所以，他起初并不打算再维持任何伊斯兰教的从属城邦。可是摩尔王阿尔哈玛的突然出现和谦卑言辞，兴许是打动了他，也激起了他的骄傲。费尔南多三世大概是觉得，自己丢不起这个面子。瞬间的一闪念和感动，使他决定违背自己原先的野心，留下一个例外。格拉那达的摩尔人小邦国，就这样意外地保存下来。

谁都会喜欢塞维利亚。它的位置在科尔多瓦的西南方一百公里左右。那是一个长着棕榈树、有着热带风情的城市。主教堂的外围有一个小广场。中间，走上一级大方石砌筑的台阶，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喷泉。它和四周的建筑非常协调，四个巨大的狮子头，在噗噗地小心喷出水来，给人们带来一丝凉意。尤其在太阳下山前，周围高大的建筑物刚刚在喷泉周围投下阴影，人们立即在喷泉水池的边缘坐上了一圈。哪怕是靠近一点水，都是好的。这时，想起一个朋友常说的话，“有水，就活了”。

再说，所谓摩尔人西班牙的存在，也就是当年北上征服的成果，只动了整个基督教西方世界的一个边缘；摩尔人西班牙自身内斗不已，而北部西班牙有着欧洲整个基督教世界做支持，因此，“光复”，也就是基督教政体夺回中南部西班牙，几乎是迟早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更不能忘记的，是他们生活在中世纪，那是人类的少年期。看着他们的故事，我们只希望：至少今天的我们不要再那么狭隘。八百年过去，我们应该多少能够摆脱他们的历史局限了。

有一个低矮的栏杆隔开了安放圣骸盒的圣坛。就像一般的小教堂，栏杆隔开的后面就是一排排的长长九-九-藏-书-网的座椅。我们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四周非常安静，闭上眼睛，甚至睡着了一会儿，梦中走来摩尔人的骑士。

安达卢西亚的城市小街里，总是有一些小小的庭院。也许是摩尔人的遗风，庭院总是用鹅卵石或瓷砖什么的铺成整洁的硬地面，四周是刷得白白的墙，干干净净。可是，西班牙人是那么喜欢种花，花怎么办？他们于是把花儿栽在盆里。有时满地花盆，有时甚至挂在墙上、挂上满满的一墙。小庭院变成了一个个立体花园，他们大多种的是十腊红，大团红花、大丛绿叶，非常直白的表述，非常浓烈的审美观，非常的西班牙风格。

塞维利亚投降之后，费尔南多三世直直地就赶到这里举行弥撒。而城里的十万摩尔人，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围城战之后，万念俱灰，逃亡北非。

西班牙基督教“光复”的历史，和三个费尔南多有关。

附近还有个用低矮的冬青围起来的小空间，放了一些坐椅。在黄昏，是老年人喜欢来坐坐的地方。塞维利亚是我们从巴塞罗那再次南下的第一站，所以，也在休整自己。我们变得喜欢静默，在这样的小空间里静静地坐着，看着周围那些满脸皱纹，七八十岁的西班牙老人，再抬起头来，看着周围几百上千年的石头建筑——最开心的，还是掏出背包里剩下的面包屑，摊开手掌让鸽子飞上来啄食。有时，头上、手上、腿上，鸽子落满一身。背后，是塞维利亚王宫高高的围墙。那种黄昏暖色的静谧，和我们在塞维利亚的心情十分契合。

格拉那达的摩尔王阿尔哈玛（Alhamar）“作了一个突然的决定，他独自一人，前往基督教的营地，非常意外地突然出现在费尔南多国王面前。他坦率地宣称，自己就是格拉那达的君王。‘我来到这里，’他说，‘基于对您个人良好声誉深信不疑，将我自己归于您的保护之下。拿走我拥有的一切，接受我为您的奴仆吧。’说着，他跪下亲吻国王的手以示忠诚”。

那个留下来的摩尔小王国格拉那达，对圣费尔南多仍然怀着知遇之恩的感激心情。华盛顿·欧文以平静、细致而温和的语言，讲述着他从历史深处发掘出来的故事，好像是在讲着邻居家里昨天的事情。圣费尔南多的死讯传到格拉那达，格拉那达的一百名摩尔骑士每人举着一支白蜡烛，赤足从格拉那达走到塞维利亚，向圣费尔南多致敬。以后这样的仪式年年举行，持续将近两百年，直到格拉那达陷落。

华盛顿·欧文是美国建国初期，十九世纪初的人，可以说是西班牙人最熟悉的美国人。在他之前，西班牙是一个没有人很感兴趣的地方，它的历史故事也并不广为人们知晓。即便在欧洲，它也只不过是一个边缘乡下罢了。谁曾料想，却是一个新大陆来的美国人，为西班牙所深深着迷，向欧洲、也向美国讲述了这片土地上的神奇故事。迄今为止，华盛顿·欧文的西班牙写作，还是介绍西班牙的历史传奇中最上乘的作品。

在攻打安达卢西亚的过程中，费尔南多三世带兵团团围住了格拉那达，格拉那达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华盛顿·欧文讲述了这段历史：

上得楼去，发现带领我们的女士能够说英语，从她口中这才知道我们撞上了第二个幸运。原来这是一座“活”的王宫。我们参观的第二天，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来塞维利亚大学，“驾临”一个仪式，他的寝宫就是这里。这个幸运倒不是说我们上楼有幸看了今天的皇家排场，而是我们假如今天不进这个王宫，从明天开始，整个王宫就要“接驾”，不开放了。

这样，费尔南多一世实际上就拥有了一个多宗教的王国。他手下的一些领主是基督教的城邦，另一些却是摩尔城邦。对于费尔南多一世来说，显然这样也就可以了。他得到了固定的贡奉，他得到了盟友、得到了听指挥的备用军队，夫复何求？因此，对于宗教上“光复”的意义，当事人的看法和今人的认识，显然是有距离的。费尔南多一世在1065年死去。在中世纪，国家对国王来说，就是他出生入死打来的财产，他把国土、不同城邦的贡奉，清点清点，分给了三个儿子。西班牙统一的光复大业，他真的就看得那么重吗？这一分，整合起来的这一片，又一分三块。

圣费尔南多的遗骸就安放在塞维利亚的主教堂，在主教堂里东侧的一个皇家小教堂里。坟墓上面是一个非常肃穆的拱顶，青铜和白银的圣骸盒上覆盖着王袍。在他打下塞维利亚之后，他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平等地善待了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因此非常与众不同的是，在他的圣骸盒上，刻有阿拉伯语、犹太人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四种文字的墓表。

人们今天在讲述宗教冲突的故事时会感到，其实历史是由一个个矛盾着的历史人物在演出。他们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有慷慨的一面，也有猥琐的一面；有善在心中萌发的时候，也有恶占了上风的时候。他们之间，有为敌的时候，也有为友的时候，有瞬间让政治考量、宗教迷狂占据一切的那一刻，也有回到人性、感悟神性的时光。

很不幸，在中世纪的安达卢西亚，这两个宗教缠绕的地区里，科尔多瓦主教堂经历过的演变史，几乎到处都在发生。塞维利亚主教堂又是建立在一个大清真寺被摧毁的原址上的。只是它的内部，甚至在塞维利亚被费尔南多三世攻下来之前，就已经不再是清真寺而是天主教堂了。也就是说，被征服之前，这个城市本身已经在发生变化。由于基督教的宗教光复先行，在摩尔人统治时期，这里已经有大量民众改信基督教，在塞维利亚的摩尔人结束政治统治的五年之前，1243年12月，这个规模巨大的清真寺，虽然在外观上没有动，建筑物却已经转给天主教了。

“熙德”是一个军阀的外号。他是西哥特人，也就是说是个基督徒。可是“熙德”来自阿拉伯语“老爷”的意思。他残酷、勇敢善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符合古代的英雄、勇士、战士的概念。可是，他很“摩登”的一点，是他不仅是自己的主人，也常是个雇佣军人。他替阿拉伯人征战，也替基督徒征战。他的名言就是，“一个罗德里格丢掉了西班牙，另一个罗德里格光复了西班牙”。罗德里格，是他的名字。

我们喜欢在安达卢西亚的小城闲逛，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喜欢转小街小巷小院子。每一个进厅、小院子，都是一家人家用心构思自己特色的地方。所以，在路过一些不能进去的私人住宅时，我们忍不住会上去探头探脑。在塞维利亚转啊转的，就转到王宫旁边小巷里，这儿是著名的犹太区。西班牙城市里凡是叫做犹太区的，总是老城最精彩的地方。一个院子前，门内是一个庭园，建筑装饰漂亮，以一种奇怪的棋盘式，几乎是等距离散开地、满当当地放了上百盆花，这种放法，简直让你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傻。我们在那里嘀咕，说是这地方怎么有点眼熟。突然想起来，在好几个小店翻明信片的时候，都看到过一张明信片上有这个散布花盆的院子。这一定是一个有名的地方。这才回头看墙，果然上面有一块牌子，这是华盛顿·欧文住过的地方。

我们知道的是，根据历史记载，费尔南多三世本人在征服之后，统治还算是温和的，也信守他对格拉那达这样的伊斯兰小王国的诺言。

这里没有什么大的是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宗教胜利的荣光，一如当年阿拉伯人强盛，就派遣柏柏人打过来，如今基督教西班牙强大起来，自然就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古代世界的逻辑。

这样的宗教大变，和这个城市的政治属性变化一定是有关系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塞维利亚虽在摩尔王统治之下，可作为基督教王国的附属已经两百年了。费尔南多三世打下这个城市之后，这个转为主教堂的清真寺的建筑物本身，也久久没有动。直到一百多年之后的1401年7月8日，原来清真寺的建筑，才终于被决定夷为平地，幸存的只有一个叫做橘院的庭院，和一个被屡次改建的塔楼。

而塞维利亚主教堂的外形却是完整的，它真是一个庞然大物！论教堂来说，它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它是世界上规模第三的大教堂。假如论哥特式教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它的面积有两万平方米左右。可是，我们在外面看了很久，并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它的完美，经得起看。

“就在这表示效忠的瞬间，费尔南多胜了。他只希望自己能慷慨。他从地上扶起自己以前的敌人，如朋友般拥抱了他，然后谢绝了他呈奉的财富，把领土仍然留给他统治，接纳每年的贡奉，让他像帝国的贵族们一样，成为议会的一名代表，在战争中出一定数量的骑兵。此外，授予他骑士的荣誉，并且亲手为他佩戴武器。”就这样，格拉那达这个伊斯兰自治小王国，就成为光复后的西班牙王国的一个附属，就像一个自治省差不多。

在华盛顿·欧文看来，对于格拉那达的摩尔王和他的战士们来说，这当是一次令他们“感到羞愧的参战。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拔剑指向了他们同样信仰的教友兄弟”。而“没有征服者，唯有真主”这句话，兴许是他在真主面前表达痛定思痛以后的谦卑。

塞维利亚当时的摩尔人国王，是一个诗人的保护者，却也是一个好战成性的人。然而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分裂的摩尔人小邦国们无力和一个联合王国对抗，他自己统治下的塞维利亚也没有这个力量，于是就主动去费尔南多一世的营地，请求宽恕和表示臣服。

1826年，已经以作家身份在欧洲出名的华盛顿·欧文，被委任为美国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后来还担任了四年的西班牙公使。他开始在西班牙旅行，尤其对摩尔人西班牙的历史感兴趣。主要是出于对西班牙的迷恋，使他离开美国十七年没有回国一次。作为外交人员在欧洲居住旅行的十几年里，他写下的大部分文字是关于西班牙的。他写作的方式非常学究气，他会一头钻进图书馆埋头故纸堆，一页一页地着迷地读着历史上的档案，写下纯学术的西班牙编年史资料集《西班牙笔记》。他既有机会和贵族总督称兄道弟，也和马夫仆人结为至交。在大量历史资料依据上，他用底层社会的传说故事做营养，开始他的文学叙述。

这个时候，格拉那达的摩尔王阿尔哈玛，完成了他作为天主教国王军事同盟者的使命，带领士兵回到格拉那达。他们进城时受到热烈欢迎。人们欢迎他得胜归来，到处是欢呼声：“征服者！征服者！”他依照自己的宗教习惯，频频回应着：“没有征服者，唯有真主。”后来，在他的阿尔汉布拉宫里，按照伊斯兰艺术用文字的纹饰做装饰的习惯，他下令把这句话做成墙上的装饰，一次次地出现。

在“光复”之前，这些基督教和摩尔人的领地和城邦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它们其实不是铁板一块的。待久了，大家之间只不过是小政体之间的相处，并不严格以宗教为界。伊斯兰教小城邦的首领，会邀请基督教的军队，帮忙打自己的伊斯兰邻邦；或是反过来，基督教的小城邦，也会出了钱，请伊斯兰的军队，帮助打自己的基督教邻邦。有的历史学家，干脆把西班牙的十一世纪称为“熙德”时代。因为熙德是这个时代的象征。今人把这些小邦主的君王，想象成一个个狂热的宗教理想主义者，其实是想当然了。国王们最关心的永远是如何保住和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