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是85％的人际关系加上15％的专业技术，你同意吗？

如果将一些韩国人、日本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中国香港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某一个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某一个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某一个中国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气：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别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而某一个中国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中国香港人之后的，而某一中国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

玩世不恭的男作家我不与之交往——我不能容忍男人身上的纨绔。玩世不恭加上纨绔放纵，我以为接近着佩戴文人徽章的流氓。

我早就是一个拥有充分的写作时间的作家了，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是最不以为然的，如同一个常处在发烧感冒情况下的人对冬泳不以为然。我每个月的时间往往是这样“瓜分”的——三分之一划归在单位的本职工作和难以推托的活动；三分之一划归“哥们儿”们，他们既非作家、编辑、记者，亦非文学的或我自己的读者，仅仅是些与我有着脐带般的“古老”友情的人。时代剧变，他们的境况都不怎么好。从前他们希望从我这儿求得具体的帮助，从前他们想当然地将一个作家的社会“能量”高估了。现在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所以也仅仅满足于从我这儿获得友情的安慰以及咨询。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我这儿是必须优先确保，来者不拒的，否则我对我自己做人的感觉不好。最后的三分之一归于写作、家事、应酬来访的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

我脸上也呈现出了讥笑。

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内心里那种感觉。

对于男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轻信。

我属于后99ｌｉｂ•ｎeｔ一类。因为，不但如前所述，时间和精力有限，而且身体也不好。我想毛姆一定精力过剩吧？

人应该这样——第一不娇。你凭什么就不可以被伤害一次？你有什么特殊的？你有什么特别的？你是文坛王子或公主么？第二要吸取教训。即使你是一头熊，也只有四只爪子。如果被夹掉了一只又被夹掉了一只，报复和宽容实际上对你都没区别了。第三，对于小人的伤害伎俩也可以轻蔑置之。鲁迅先生又曾说过——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也不瞥过去，而轻蔑比实行报复好。文坛之上，没有杀父之仇，没有谁推谁孩子下井的故事，轻蔑也就足够了。第四，主张宽容的人有几种。倘矛盾原来可以化解，后果对其中一方并不关乎身败名裂，可能还有双方意气用事的成分，则主张宽容的人，定比主张报复的人居心良好。倘一方受着严重的伤害，另一方洋洋得意者，有第三者暧味于公理，暧昧于道义，半点儿正直也没有，只对受着严重伤害的一方尽说宽容——这样的“善良”的人，我也是不与接近的。我不见得会反其道而蓄谋报复，但会将他们列在不可做朋友的人一类。

一位作家非得和商人过从甚密么？

怎样才算成功的人际交往呢？前人较满足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现代人是不是更看重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这当然是不行的。

基本如此。

中国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中国大陆人保持一定的疏离，别被与中国大陆人混为一谈。

对于女人，我最能原谅的缺点是无知和懦弱。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指近十几年去国外撞人生幸运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数的他们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宾逊之落荒岛。这时他们正反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在正反两方面都有点儿像龙了。

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一个人的人际交往的能力真的需要很大很大么？其交往半径真的是越大越好么？

有的作家善交朋友，如毛姆的朋友圈颇为壮观，有的作家却落落寡合，如卡夫卡喜欢独步遐思，只与最亲近的朋友来往。你呢？

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句话，只有出自拿破仑之口才有深意。

但是由此话题可引出另一话题——有次在九*九*藏*书*网某种文学场合，一名记者问我：一百个读者和一位卓越的评论家，你更看重哪一方对你的书的评价？

女人而毫无虚荣是为女神。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我让我初三时的儿子替我寄一封挂号信，他问我到了邮局该说什么。

我交代他在我出门后替我给一位朋友回电话，结果他辜负了我的信任——不是因为忘了，而是不敢在电话里跟陌生人说话。

我是个低消费者。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比较粗糙。一整日无人来访，吸着烟，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好书，或一部录像带，对我来说是最大享受。

一名年轻人何必到处发名片索名片？

一位教授有必要也跟“追星族”们一样去结交影视明星歌星么？

提高到什么程度？——能与人正常交往的程度就行了。

我们哈尔滨人，将那种满世界忙忙碌碌地交际的人叫“社会人儿”。而一个人变成了这样，也就太不务正业令人讨厌了。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鲁迅先生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你最能原谅与最不能原谅的别人的缺点是什么？

读者是你陌生而熟悉的朋友，你如何与他们交往呢？

近年出国的中国大陆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唯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如果这也算“交往”，那就算吧！

我目前“争取”时间的方式是——尽量推托掉几乎一切的活动，包括文学与影视活动。再从睡眠和吃饭时间内挤出一些“补贴”给写作。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

公关小姐、交际秘９9ｌib•ｎeｔ书、庸官、直销雇员以及一切专业上没有出息的人，才会拿出85％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对于此外的人，卡耐基的话反过来才有些正确性。科学、现代技术、医学、艺术，如果从事于这些领域的人们仅仅具有15％的专业能力，而且认为足够了，于是热衷于用85％的头脑去搞人际关系，则人类现在肯定还处在中世纪。即使写作这么庸常的事情，仅靠15％的能力，也是很难从事终生的。

我也是被屡屡损伤“牙眼”的人，但早已习惯了。我认为中国的文坛，一向便充满了“江湖气”。人在江湖，不可太娇。何况，我的“牙眼”被损伤过的程度，大抵都在可以忘却的范围。我被袭击了，就像兽那样，遁躲起来，用自己舌舔自己的伤。如果被小人布设的力紧齿锐的夹子夹住了，我想我会像熊或狼一样啃断自己的爪骨。残了也要好好活着，并且尤要好好写作。好好活着并不等于为了报复活着，不为了报复活着又并不就意味着宽容。

而一个中国大陆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则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么？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

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

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们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人的劣性之一便是一向嫌恶自己的同胞，这一种由来已久的嫌恶有一百种以上的理由支持着。所以一个中国人要处理好和自己同胞的关系，的确需要多方面的起码的修养。

我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因无法独处片刻而不堪忍受，于是坚决请假两日，哪儿也不去，留在住所看看书，记点儿笔记。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宾逊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九-九-藏-书-网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所以我说“过于”，“过于”的女人在中国现在越来越多了。

我起码是为“一百个”读者而写作的，当然同时也为自己。

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吗？

我给读者回信，常常是在读者通过信向我求援，而我判断写信的人非是骗子，我又能够给予帮助的情况下。

所以有待培养，必须提高——与人交往的起码能力。

所以我对“社交”二字无好感，想必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我写任何一篇作品时，头脑中从不曾有任何一位评论家的影子晃来晃去。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

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

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们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而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

80—90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60—70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纵然作家极想，也不可能。一个相对于天南地北的许多读者，作家若受“交往”之心左右，他就什么都不用干了，那也肯定还是“交往”不过来。所以，只有极少数的读者，非要和某作家交往不可。更多的读者，是比作家本人还明白这一点的。其明白，证明大多数读者对作家这一种职业是体恤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居然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那么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这我有——在中学老同学和兵团战友中。我若遭遇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们会悲泪泗流。他们是我的“情感财富”，我满足于此。

我极反感的事之一便是社交性聚餐。

九*九*藏*书*网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体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以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为突出，所以说一群日本人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一位学者非得去结交官员么？

过于自私自利而又毫无正义感可言的男人我不与之交往。

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阿谁？差不多够个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对面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担得起“卓越”二字一样。而给我来信的读者们中，有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硕士、博士以及他们的老师、导师；有机关干部甚至“高干”；有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有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包括商人；还有身份各异的国外华侨……我当然要极其认真地读他们的信，极其认真地思考他们对我的某部书某篇作品“评论”。他们的“评论”直来直去，毫无暧昧之词违心之词。最主要的，那是“干干净净”的“评论”，不掺任何杂质。有的信写得很长。香港的周安达源先生是一位经商者，曾用毛笔给我写来十余页的信谈我作品的得失。他当年毕业于美国某大学，而且是文学硕士。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道”。

对方脸上呈现出了讥笑。

我可不愿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社会人儿”。

我希望，一切够朋友的人，都能仁慈地照顾到——我也有享受人生最好时光的需要和权利……

而我认为其实不算的……

关系网络四通八达？——这真可怕。听来可怕，想来更可怕。那样的人还算是一个人么？不成了一台电脑了么？

电脑网络上能产生什么知己？——只能产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罢了。

但是起码应该做到，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际环境多了一份安定、一份亲和、一份善良友爱……

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一百个读者。

另外，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我父亲在世时如此，我高中的儿子亦如此。这是基因所决定的。我一直想弄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社交，一直还没太弄明白。

我也不与从没上过当受过骗的男人交往，却不拒绝与革心洗面了的骗子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