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在北方的西方人，普遍对学生运动抱有好感，多数西文报刊都发表文章，对运动表示赞赏。连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S.Reinsch〕也对运动表示同情，他在回忆录甚至说，五四运动是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感到遗憾。他还特意指示驻上海的总领事，劝告那里的美国侨民，“既不要鼓励也不要反对这个运动，因为它是中国人的事情”。一位当时驻中国的美国记者，甚至认为，芮恩施是一位中国学生运动的间接鼓励者，他的辞职，也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背叛”有关。

1919年6月12日夜，就在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的第二天〔10日〕，上海三罢的学生和商民宣布在这天开市，庆祝斗争的胜利。一支游行队伍，从法租界进入公共租界的山东路附近，遭到工部局巡捕房的巡警阻止。据工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对上海英国总领事的报告，英国巡官洛克，跟游行队伍的领头人，用英语做了交涉〔报告称，领头人英语很流利〕，要求队伍退出租界。但游行的群众不肯，于是巡警开始强行驱散游行，双方发生冲突。据报告讲，巡警受到了袭击，但袭击巡警的东西，“桌子、竹竿、拍门板、石头、煤油炉”，“全部从阳台上及窗口投掷下来”。但是巡警们却“笔直地朝着‘暴徒’开了三枪”，也就是对着游行队伍开了枪。大街上倒下了10个人，1死9伤，至少有3人伤势很重。在冲突中，还有人被逮捕，但警方没有说明逮捕了多少人。

中国人办的《新闻报》报道此事，说是巡捕阻止游行，但游行队伍“拥挤不退”，“即开枪轰击”。报道详细开列了受伤者的姓名、年龄、住址和籍贯。英文的《大陆报》报道比较详细，说是巡捕的马队向示威游行队伍冲击，凡4次，激怒了街上的市民，大量杂物从上面扔下来，有一些砸到了巡捕。然后总捕头就下令向示威者开枪。现场目击者说有2个人中弹死亡，但只找到1具尸体。开枪后，大批巡捕和租界里的万国商团，带着至少两挺机关枪赶到现场。

就以上披露的不完整，而且严重缺乏被害者一方的信息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进入公共租界的学生和市民游行队伍，仅仅是为了庆祝罢免曹、章、陆的胜利，没有丝毫危及租界的意思，甚至对租界当局没有一丝的敌意。但是，却遭到了租界巡警的粗暴阻止，马队冲击，就常识而言，这种冲击，对游行者是构成伤害的。尽管此前租界当局曾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在租界游行〔这种禁令本身就非常蛮横和没有道理〕，但在整个上海包括租界的华人〔占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在欢庆的时候，如此刻板地执行禁令，说明租界当局根本没把华人当人看。显然，这种对游行队伍粗暴的冲击，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由此导致的反抗，其实主要来自街上两边的居民，所有扔下来的杂物，即使按巡警自己的说法，也是自上而下，来自楼上阳台和窗口。这种反抗，对于巡警的伤害其实相当有限，但巡警却开了枪，居然是冲着密集的游行人群开枪。开了多少枪，其实巡警自己也说不清楚。死伤的人没有来自楼上扔东西的，而都在街上。更可怕的是，前来增援的巡警，还带来了机关枪。如果增援者来了之后，游行队伍还没散，十有八九死的人会更多。

可是，这样的哀求，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租界当局的这种丝毫不通情理的态度，不只是出于他们一贯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在上海的西方人，跟他们在北方的同胞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由于上海是西方人的天堂和乐园，所以，最先来中国的西方人，首先选择的是上海。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政权的白俄，也陆续大批地涌进上海，而非他们公使所在的北京。这些失势又失国的白俄，有钱的人过得还行，没钱的，即使昔日的将军和贵族，也未免沉沦下潦，女人甚至沦为妓女。起初的时候，上海的西方人为了挽救白人的脸面，还发起救济，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救不胜救，只好听之任之了。这些白俄，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仇恨布尔什维克。由于白俄的故事，在上海的西方人对布尔什维克感到特别恐慌，也特别的警惕。在6月12日惨案发生前夕的6月10日，《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上海在无法无天中”，叫嚷要对学生采取行动，认为“有些人对于学生运动，引用了较为粗暴的字眼——布尔什维主义，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后来，在法庭上，验尸官证明，死者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侧太阳穴穿过右侧太阳穴。显然，这样的射击不是随意的。而督察长T.I.万亨的证词，则说是他用马枪对游行人群开了3枪，而巡官洛克用手枪开了7枪。另外一个巡官劳伯逊的证词则说，洛克是第一个开枪者，但他不知他打了几发。ｈｔｔp://wwｗ.9９lｉｂ•ｎｅｔ

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事件并没有被当成一桩惨案载入史册。即使在当时，在场的人们也只是散发了一些传单，表示抗议，然后就悄无声息。除了《新闻报》以外，多数中文报刊都没有报道，更没有渲染。在上海的外文报刊，倒是都做了报道，只是屁股大多坐在了租界当局一边。唯有《大陆报》相对中立，路透社驻南部中国的经理还认为，《大陆报》表达了对开枪事件的不满。比起稍晚些时候的福州事件〔1919年11月〕，显得相当蹊跷，福州事件仅仅是因为查抄日货，学生被日侨打伤了几个，就闹得全国沸腾，北京政府接连对日强硬交涉，全国学生和市民一致抗议，使得原来都有点冷的运动，又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看来，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们，的确是太有“统战”意识，也太在意西方的支持了。尽管人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不仅英国和法国人对中国的要求不屑一顾，就连会前高调宣称支持弱小国家的美国，也跳了票。当时的中国人对待英美的态度，简直跟后来的五卅惨案时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往往把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视为具有关联性的事件。

然而，奇怪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发生的唯一一次因警察镇压而导致的流血事件，造成游行的中国人1死9伤的惨案，却偏偏发生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英美人的租界里。行凶者，是租界工部局的英国警察。

一般来说，五四运动，是得到了西方人好评的。从国际形势而言，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日情绪，以及对段祺瑞政府亲日政策的批判，是应该受到西方人欢迎的。因为，毕竟在一次大战期间，日本趁欧战之机，在华的势力扩张，是西方不乐见到的。因此，无论西方的舆论，还是在华的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人，对五四运动，大多抱有善意。反过来，参加五四运动学生和商民，也是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视为盟友的。从运动伊始，就在竭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无论在五四之前还是中间，虽然有零星无政府主义的影子，但关于马列主义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基本上没有多少份额，满打满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和译文而已。写这些文章和译文的人，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溥贤，其实在这个阶段，都还能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布尔什维克。至于后来中共创党第一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则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他连无政府主义者都不是。可是，自打运动起来，总是有人担心其中的过激主义危害。对于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来说，过激主义还相当笼统，也不甚了了，甚至把一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都视为过激主义，或者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对于上海租界当局而言，他们对过激主义的担心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担忧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发现《沪报》的一个据说有左翼倾向的记者，跟学联的人说了话，就怀疑有“布尔什维克活动”。听说广东、安徽、直隶、天津和北京发现了来自上海的“布尔什维克书籍”，就大起恐慌。对上海的国民党也提高了警觉，认为他们有责任。〔租界当局的确够警觉，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比如戴季陶、沈玄庐等人，的确积极参加了运动，而且思想“左倾”，但他们都跟布尔什维克不沾边〕而且说是在学生中，已经发现了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同时加紧搜查过激书刊，抄查了位于租界福州路的大东书局，和广东路的东方书局。他们发现，查抄出来的书刊，无非是些宣传无政府主义，或者拥护社会主义的，其中有一些是北京大学跟北京和天津学联的刊物。但是，书还是被没收，书店被罚款，有个批发商还被判了6个月的刑。显然，被五四的学生视为盟友的西方人在中国租界的同胞，对于中国人的这场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不仅高度敌视，而且神经过敏。

不过，从后面的历史来看，租界这些傲慢的“上海人”的神经过敏，还是有点道理的。也许是长期殖民地的经历，给了他们某种直觉。五四这样的民族主义，如果注入了列宁主义的养料，事就闹大了。5年后，这些“上海人”就因此饱尝了苦头。旧的殖民主义世界，也就此开始崩解。

但是，上海的租界是个特别的地方。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西方人在上海的租界里，已经存在了60余年。尽管上海的崛起，主要是靠了华人的努力，但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开放口岸，其兴盛的契机，却是因为洋人的进入。况且，在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上海由于有租界和西方军队的存在，不仅成了东南部中国富人的庇护所，而且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政府抵御太平天国的进攻，提供了一个基地。所以，在上海的西方人，尤其是久居租界的西方人，是中国最傲慢的洋人，具有特别浓烈的殖民主义气息。这些人自称为“上海人”，他们不关心租界以外的事情，根本不屑于说中国话，“他们从来不在这些租界的边界之外走动，甚至不去日本和香港度一年一度的假期”。他们很蔑视地看去北京的西方人。但是对上海也不屑一顾，他们看来，“上海话纯粹是一种方言，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听不懂”。一个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发现，在上海，一个西方人，拥有绝对的优越地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被允许对中国人让路的。在那个时候，尽管在租界的华人缴纳了绝大部分的税款，但租界工部局的华董却没有几个。在租界黄埔公园，还竖着类似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按一个美国记者的记忆，牌子应该是这样的：上面写着禁止携带家犬进入，下面写着：“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No Chinese,excepting work coolies,are admitted.〕。”即使满口英文的高等华人，在租界里，一样没有什么地位。就连巡警，华人巡警比印度甚至马来的巡警地位还要低。法租界比公共租界似乎还好一点，至少在对中国人的歧视上，要轻得多。

我曾经讲过，在整个的五四运动中，发生学生游行示威，以及开展三罢运动的各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出现军警镇压的场面。即使学生采用强制手段没收日货藏书网，拘禁卖货人，押人游街，警察的干预也是温和的。没有军警开枪的记录，少数几例被军警刺刀伤到的事件，到底是学生自己找上去碰的，还是军警主动的还不清楚。在五四期间，总体上是军警怕学生，不是相反。就连皖系军人控制的省份，比如湖南和安徽，也没有发生镇压行为。一向名声不好的安徽督军倪嗣冲和湖南督军张敬尧，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同时，尽管运动是反日的，但由于学生的有意克制，除了福州之外，也基本上没有发生跟日本人的冲突。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在华众多的日本人，由于日本政府的限制，也表现出了克制。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次毫无道理的、非常恶劣的、非常野蛮的镇压事件，一场租界警察针对毫无敌意、手无寸铁的人群施行的杀戮，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惨案。这个事件，其实跟五年后的五卅惨案很类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五卅惨案还没有道理，毕竟，五卅运动时的游行示威人群，的确是冲着租界去抗议的，表现出了强烈的敌意。可是，1919年6月12日租界巡警的枪口所面对的，只是一些兴高采烈欢庆的人群，像是一些过节时参加集会欢乐的人群。唯一的差距，五卅死的人比较多〔死13，伤40余〕，但六一二事件的性质却恶劣得多。

所以，在这样一个殖民主义气味极浓的租界里，一个多年来故步自封的洋人生活圈中，尽管北京的美国公使对五四运动有同情，也指示上海的总领事告知美国的侨民，要保持中立。但在公共租界的美国人，却本能地和英国人，甚至和法租界的法国人保持一致，一致地对中国的运动，以及在运动中的热情，表示了某种轻蔑的疑虑。他们总怀疑这些上大街大喊大叫的中国人，有可能是义和团再生。惨案发生之后，老资格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报道，就在刻意渲染在场的中国人如何喊打，多少人高喊“杀死洋人”，并且说在现场找到了一把屠刀〔连租界警方在法庭上都未提及〕，暗示游行的人有暴力的企图。至于工部局，则非常坚决地阻止租界的学生和市民的一切活动，比倾向皖系的护军使卢永祥还要积极。自打运动一起来，他们就严令学生和市民，在租界里游行集会，演讲宣传，一发现就镇压驱赶殴打和逮捕，哪怕游行集会的人，仅仅是些小学生。1919年6月9日，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和江西路的交界处，租界巡警就驱赶一群游行的小学生，“西捕一排”，“手杖强柄乱敲乱打”，还打伤了几个小学生〔只是伤得不重〕。上海学联，以及在租界的学校的学生，多次对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但租界当局均置若罔闻。但凡学联和市民团体在租界有活动，场所就被查封。基督教女青年会给工部局致信，几乎都是在苦苦哀求了，信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