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儿是贝比缇的昵称，她在第一段婚姻中生了三个儿子：史都华、查理和莱恩，他们住得都很近，全都在半里的范围之内，会定期地相互拜访彼此。贝比缇和葛雷汉结婚后拥有了两名子女：艾爵（艾伦·乔瑟夫）和艾蜜露（艾蜜·露易丝·蜜雪儿）。“乔瑟夫”和“露易丝”是我父母的名字，贝比缇对此并不知晓，但却把它加到了她孩子的名字中。艾乔是个很棒的孙子，跟小麦基很像，我们都以他为豪。他是柯普汉的足球队员，我喜欢去帮他和他的队员加油。他喜欢过来和我们待在一起，和雷一起做所谓“男人”的活动，像是打撞球或是玩纸牌等。

小麦基尝试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包括在枪炮工厂当彩绘师和装饰师，在体育馆当园丁整理草皮，在车厂当汽车销售员等，他同时也是位义务的消防员（相当名副其实，因为他住在一间旧的消防站），同时还是位受过训练的医务辅助人员，因此他很快便成为了社区里最受欢迎的人。他还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漫画家，我们几乎全都拥有他在圣诞节、生日或是其他节日里画给我们的祝福卡片。

我在德国食品中心一直工作到1988年它关闭，那是一段令人留恋的时光。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筹划大型的宣传活动，我和其他女孩们穿着德国的民族服饰，在大型商店设立的熟食区进行食品的展示，并且向顾客介绍德国的食品和饮料。在这里工作时，我遇到了很多名人。在一次参加肯尼沃斯的皇家展览时，我遇到了查尔斯王子，那时他正环场巡视摊位，我作为督导需要向他展示德国的摊位。来到我们的摊位时，他解释说自己已经不能再试喝任何啤酒或是葡萄酒了，因为刚才他已经喝过了太多的烈酒了。不过德国正是以葡萄酒和啤酒而闻名的，所以我应该让他品尝以下的，于是我对他说：“那么您一定要尝一下我们德国天然的果汁，因为它能让海尼根无法到达的地方也神清气爽起来。”

虽然我的年纪正在一天天的增长，但我却能够感觉到自己仿佛在一步步地接近童年的时光。没错，我们的身体抵挡不住慢慢的衰老，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依然是我们自己，孩童时期造就了我们的性格并且留下了值得我们永久铭刻在心间的回忆。艾薇与我的那段旅程早已深深嵌刻到我的记忆和生命中，并将永远与我同在。那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多月，但那三十三天的时间里，我所有看到和经历到的一切都交织成了一部惊悚与恐怖的影片，沿途中我看到了死亡和毁灭，经历了恐惧、饥饿以及困惑。当然，这并不是全部，如果这些是纺织中的经纱，那么同情、幽默以及伟大的爱便是纬纱，一切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旅程中扮演着它们应有的角色。此时此刻，我不可避免地正向着生命的尽头一步步走去，但我的生命中却拥有如此多的难忘经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爱是我生命中最强韧的一根织线。姐姐艾薇在那段旅程中所给予我的一切，她无私的爱、她的牺牲和奉行，以及拼尽全力保护我的行为，都时时刻刻地陪伴着我，她的爱一直影响着我，也让我学着以这样的方式和他人相处。艾薇所给予我的爱使得我们所遭遇的那些可怕的经验都变得微不足道。而我也希望，我们能一起祈祷所有的人都可以将爱给予我的小麦基，让他更轻易地承受病痛和死亡。

小麦基接受治疗的地方在黎巴农镇的西区卡克医疗中心，那里有一间叫“风向标”的海鲜餐厅。小麦基的身体还没有出现状况时，我们曾在那里用过好几次餐。那里摆放的全都是原木桌，而且鱼肉的分量也给得很足。小麦基病重的时候，在我们做完化疗准备要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对我和琼妮说：“我们去风向标好吗？”

我当时相信，如今依然坚信这段话，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将其铭记于心，世界就会变得祥和安定。而那时我对隐各的爱也依然留存在心中，我甚至写了一首关于我们分手的悲情诗歌。德文听起来还算流畅，在这里附上译文版，只是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我们认识的时候，雷已入伍在军中。我除了在德国食品中心任职外，我还从事一些私人的服务工作，因而有机会在一些社交宴会中结识一些演出的乐队，他们有时会需要整理乐谱和提供食物的工作人员。那时的雷趁着闲暇之余和一群军中的乐团伙伴，在一个名为“新俱乐部会员”的乐团里演唱（在他们之前有一个叫“俱乐部会员”的团体），他是主唱兼主持人。而那时的我正在替德国食品中心筹办一场宴会，需要一个德国乐团来演唱，因此我向雷和他的朋友询问是否能够演出，他们不仅答应了而且表现得非常好。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展开了合作：接连替宝马汽车、重型机车、奔驰车、荷士登淡啤酒、洛芬酿造啤酒等厂商成功地举办了多次宣传活动。

到了伦敦，我终于下定决心放下隐各，展开一个全新的生活。为此我写下了这句话：

而当小麦基走时，我却不在他的身边，这也是我最为悔恨的事情，我排不到飞机的班次，到达他身边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小麦基去世时身边有琼妮和他最好的朋友史蒂夫·马修，他也是一名警官，他能够明白我对小麦基的爱，我们之前一向无话不谈。

就这样，我们对彼此的感觉开始逐渐升温，直到我们俩都觉得我们离不开对方。于是经历了双方家庭分裂以及重组的痛苦过程，在交往五年后，我们终于结婚了，那是1984年，雷不喜欢住在我之前的房子里，所以我们在欣其里伍德又买了一间美丽的乡村别舍。我的前夫和雷也相处得很好，他来接孩子时，总会和雷一起与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桌球。而麦可和雷的儿子都在雷的一个朋友那里学习打鼓，这个朋友是“威尔斯警卫队乐团”的成员。

但眼前的美景很快就被一个噩耗打碎了，小麦基被诊断出得了癌症，对此我们全都震惊不已。

孩子出生后，我有好几年都没有出去工作，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我们先是住在伦敦，之后在泰晤士河附近的华顿买了间房子，而我们也惊喜地发现我家花园恰好对着布莱恩和莫琳两位好友的后院，在伦敦生活时他们就住在我们隔壁。于是我们很快地在篱笆上挖出了个洞，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地穿梭于两家房子的花园（他们有两个女儿，普莉西亚和亚莉山卓，也是我的教女）。接着到了1968年，我们两家又一起在东默希那里买了新的房子。我们也再次住到了公园里，两家隔着一条宁静的小巷，那是个理想的地方，而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一处安全的乐园。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英国女王的一句话：“悲恸并不能让事情好转，但面对它，会使你的情况有所好转。”这实在是一句睿智的话。

我在伦敦和两个女孩一起住在依顿广场的一间公寓里，从那里步行就可以抵达汉莎航空位于旧庞德街上的办公室，我为汉莎航空做过许多工作。不久之后，我遇到了在北欧航空（SAS）工作的麦克，我们俩很快就坠入了情网，并且在七个月后订婚，之后顺利地举行了婚礼。麦克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常穿着一件驼色的外套，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打板球，并且跟他在板球俱乐部的会员们一起交流。我们在当地的公证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接着回到了汉堡的汉默教堂举行了婚礼，接受了亲朋好友们的祝福。因为我原本受洗为基督徒的教堂已经在空袭中被炸毁了，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都去一间木造的临时教堂，这也是我受施坚信礼以及艾薇举行婚礼的地方，我在那儿的合唱团里待了好几年。直到1963年3月16日，也就是我25岁举行这次婚礼的时候，这里重新盖起了一座壮丽的新教堂。

从日内瓦的大学毕业回到家中，我对那份新的职业充满了热情，穿上我最好的服装之后立刻赶往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想要看看能否得到一次面试的机会。我并没有事先预约，不过他们答应见我，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首先我必须进行一组心理测验，第二天他们便打电话帮我安排了第二次面试。熟练地使用德语、英语以及法语让我顺利地得到了一个职位，我被安排到一个设立在汉堡的服务部工作，主要是负责处理客户的投诉。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隐各和我都觉得应该试着分开一段时间，再考虑是否要作出厮守终生的决定。结果是我们分开了两年，而他遇到了别的人。这一点让我伤心不已，不过对于我们当时的决定，我依然不觉得后悔。那时我决定离开汉堡，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举行丧礼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在伊舍替小麦基举办了一场追思会。琼妮和他的一些同事，包括史蒂夫和小麦基的警部上司吉姆·班奈特都来参加了。去年夏天，我们回到了小麦基享用他最后一餐的风向标餐厅，我们仍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点了同样的食物，吃的时候两行清泪沿着我们的脸庞不住地向下流。

三天后，一位担任法官的亲友为他们主持了这场宁静而低调的婚礼。我和贝比缇花了好几个小时布置婚礼现场，在走廊的栏杆上包上了白色的网纱，并且悬挂上用白色皱纹纸做成的铃铛。在小麦基和贝比缇还是小宝宝的时候，就各自拥有一只被我们叫做“舒宝”玩具兔子，两个小家伙和他们的玩具兔总是形影不离，它的全名实际上叫做“东闻西嗅的兔子”。我没有告诉小麦基便把他的舒宝兔带到了美国，并且悬挂在了众多的装饰品中间，小麦基在典礼进行中瞄到了它，高兴得把脸扬得高高的。1990年5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美好的一天，我的小麦基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道格计划在德州举办一个大型的结婚典礼，而小麦基和琼妮觉得没有必要在同样的时间再另外举办一次盛大的婚礼，所以他们决定几天后在琼妮的父母家里举行一个小型的婚宴，只邀请家人参加。事实上他们的确实处理得很低调，因为麦可是在婚礼举行一周前才打电话通知我的，而且主要是为了祝贺我母亲节快乐。（在美国和德国是一样的，母亲节都是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在担任义务消防员和救护人员的过程中，小麦基结识了很多人。有个朋友问他是否愿意加入警察学院，小麦基表示愿意，但此前他必须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当他拿到身份的时候，他便立刻在一所警察学院受训成为了一名警官。

我的第一个孩子麦可也在婚后一年出生了，那是1984年3月21日。不过要是和现在的女孩比起来，即便是婚后的我也依然十分天真。妈妈在结婚前送给了我一个小玩意儿，它看起来像个鸡蛋。我问她那是什么，妈妈说我应该将我的月经日期输入进去，然后它就会告诉我什么时候是安全期，也就不会因为房事而怀孕。可是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好用，计算得一点也不准确。不过我并不介意这么快就怀孕，因为我一直就想有个孩子，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像艾薇战时在日记里记录的那些女孩儿们热烈渴求的事情一样。

小麦对社区里其他人的关照是众所周知的。不论天气如何他都会坚持出勤，不分日夜，也不问任何原因，他唯一要知道的就是有人需要帮助。几个星期前，当小麦的健康情况相对还算好时，我请他在我下班时来教我换我妻子凯伦的厢型车的煞车。而等我回到家时，小麦已经把轮胎拆下来，拿出煞车并且清理好了一切。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他做化疗和胸部插管的那周。

说到这儿就要提及一下当时一支非常有名的海尼根啤酒的广告，广告语就是：“它能够让其他啤酒无法到达的地方也神清气爽起来”，所以查尔斯王子听到这儿便不觉笑了出来，还说会把这个小玩笑告诉给他的妻子戴安娜王妃。在此后的两三天里，我一直被记者们追着到处跑，他们向我询问我对查尔斯王子说了什么逗得他哈哈笑，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实情。

我建议雷可以自组乐团，而他的确也这样做了，于是有了一个叫做“鲁帕特啤酒乐团”的乐团，这个名字来自于小说《曾达的囚徒》里主角的名字。他们也并不只是演奏德国乐曲，同时也会表演一些备受欢迎的英文歌曲，比如《翻滚木桶》、《在老牛与灌木丛那儿》等，只要愿意，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台上高歌一曲。

小麦基离开英国就像是从我的心头割下了一块肉，但是看到他和琼妮在一起生活得如此开心，我心里觉得放心了很多。而且小麦基说得对，想他的时候搭个飞机过去，还是很方便的。

我坚信小麦基依然在我的身边，有几次的经验让我对此更加确信不疑。一次我走去商店时，在路上看到了一枚硬币，我将它捡起来，那是一枚旧的一分钱。我把它翻过面看到了它的铸造日期：1964年，那正是小麦基出生的那一年。那样的一分钱好久以前就不在市面上流通了，然而它却在那儿，好像就是在等着我把它捡起来。

我和雷都非常努力地工作，他在军队服役时，晚上和周末都要和他的乐团一起练习，而我通常也在同样的时间里做我的工作和私人的业务，这样一来，星期天就成了我们唯一可以空闲下来相处的时间，我总会高兴地对雷说：“我喜欢星期天。”

我比雷大十七个月（我把他称做我的小情人），他出生在狄恩森林，家里一共有九个孩子，守寡的母亲在一间只有两个屋子的村舍里独自将他们养大。他们全家人都对音乐有着很高的热情，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很会唱歌，其中几个还会演奏乐器。他的两个哥哥以前常常在当地的演唱会以及大型的家庭聚会上进行演出，而雷也总会被他们当做幸运星一起带过去。雷说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唱歌时只有五六岁，那时他坚持背对着观众，因为他不想看着他们的眼睛。

在英国居住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住得很舒服，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反德的情绪。但我的记忆中仍留着几个片段：一次小麦基和一个小伙伴在花园里踢足球，两个人一直将足球踢进了我费心建立起来的新花床上，里面都还是些软嫩的植物幼苗。我打开卧室的窗户冲着小麦基喊了起来，让他们玩球的时候小心一点，我用的是德语，小麦基从小就能流利地使用德语，只是贝比缇则少差一点，她听得懂但不太会说。小麦基的朋友可是一个字也没听懂，瞪着大大的眼睛瞅着我，小麦基告诉他：“没关系的，我妈妈是德国人，但是她人很好。”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小麦对生命的热情依旧不减。他的情况开始恶化时，他明白死神即将到来。我知道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但当我和琼妮握住了他的手时，他的双眼直视着我，那种眼神就像是在说着：“我不要优雅地走，我不要两脚一伸就让死神将我带走。”他在做着最后的斗争，他在告诉死神：“你要带走我九九藏书网，就必须先打赢我。”当他的意识陷入昏迷时，小麦仍然拒绝离开人世。最后琼妮给了他一个吻，祝福他、愿他一路走好。急救器具关闭时，小麦轻轻抬起他的头转向了琼妮，他终于到了一处没有痛苦的地方。

这之后我们经历了一段追悔莫及而又心碎不已的日子，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希望。我们下定决心要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小麦基，而他也下定决心要与病魔对抗。小麦基和琼妮结婚还不到八年，而他也想要和琼妮一起度过更多的快乐时光，所以他们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可能的疗程。但那笔医药费实在是高得令人瞠目，虽然医疗保险会负责承担大部分的费用，但我们仍然需要筹集更多的钱，所有的人都在努力。雷在皮卡狄力工作的大楼里有一家公司运行着一项急难救助基金，他们慷慨地捐助了一大笔钱。贝比缇则跟我从皮卡狄力一路走到了汉普顿宫，沿途接受所有亲人和朋友的捐助，那一路走来有二十多里路，尽管我因1988年的背伤而成为了伤残人士，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尽管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只能躺在床上，几乎动弹不得，但我一点也不介意，因为哪怕能分担一点点小麦基的苦痛，我都会义无反顾。

偶尔我会怀疑我和艾薇在那次横跨德国的漫长旅程中是不是已经耗尽了我们全部的好运，因为在那之后，我们俩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但我马上又会想起外公说过的话，外公告诉我，我继承了他的好运，我相信他说得没错，因为我所得到的运气几乎无人能比：我不但得到了许多的幸福和快乐，还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也就是这本记录了我和艾薇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书籍，而就此我们也能够更加体会到自己侥幸活下来的极大幸运。

大家为小麦基举行了隆重的丧礼，在教堂宽广的阶梯上，站满了一排排的救护人员、消防队员以及警察，他们全部身着制服。躺在棺材里的小麦基也穿着制服。教堂对面的山丘上就是消防站，旁边摆满了连着两边长凳的木桌，上头摆着各种食物和饮料。我们接收了一枝玫瑰和两面旗子，一面是美国的国旗，而一面则是新罕布夏郡的州旗，我把那面美国国旗交给了贝比缇。当地所有的报纸都对这场丧礼进行了报道并且给予了小麦基高度地赞扬。虽然他并没有完成所有的警官受训课程，但小麦基在去世前却获得了警徽，成为了新罕布夏郡有史以来第一名荣誉警官，这对他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我用了如此之大的篇幅来写我的儿子小麦基，而没有写太多关于我的女儿贝比缇的事，这并不说明我对她的爱比较少，我对贝比缇的爱和对小麦基的爱是一样多的。只是她还健在，而且住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每天都会在一起聊天，一同分享着我们的生命，而这是我和小麦基再也无法做到的。我没有必要写下对贝比缇的话语，因为我们正在一起经历生命。她是个令人赞赏、非常孝顺的女儿，同时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

麦可和贝比缇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应征到了骑士桥区的德国食品中心工作，并且得到了一个很棒的职位——家政服务人员，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在不需要照顾孩子们的时候来上班。老板也很信任我，知道只要交代给我的事情一定会办好。我还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伊蒂斯，她是我先生一位同事的太太，也是小麦基和贝比缇的教母，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很近，所以如果我整晚都不在家，她总是很乐意来帮我带孩子，现在她依旧是我们很要好的朋友，每个礼拜都会到我们这里来拜访。

听着史蒂夫讲述着他所知道的小麦基，我心中充满了感动。

雷在军中一共服役了二十三年半，在这之后他变成了皮卡狄力一间办公大楼里的管理人员，这让我们在伦敦的市中心拥有了一间公寓。虽然我们都很拼命工作，但至少还能抽出一些时间待在那间公寓里享受休闲的时光。这时孩子们都已经长成了少年，他们很喜欢住在伦敦的市中心。那段日子虽然忙碌，但却很快乐。

“是这样的，我是得过麻疹，而且那时我人在德国，这是不是就叫德国麻疹？”我的问题让那位医生不禁大笑起来。

时间太紧张了，所以我们决定由我和贝比缇先飞过去，家里的其他人可能都赶不上参加，而小麦基也已经说明了他要举办一个小型而温馨的家庭婚礼。我们甚至还赶上了道格在达拉斯的婚礼，小麦基的母亲和妹妹出现在婚礼现场确实引起了几位宾客的注意，当婚宴即将结束的时候，琼妮和小麦基也跟大家分享了他们要举行婚礼的喜讯，道格的婚礼也因为琼妮和小麦基的喜讯而增添了更多的喜气，我们向这两对新人都表达了真挚的祝福。

在1989年的那个平安夜，小麦基向琼妮进行了一次非常浪漫的求婚，而琼妮也立刻就答应了。两人高兴地计算着结婚的日子，并且决定在第二年的五月完婚。在他们举杯庆祝的时候，琼妮接到了她双胞胎哥哥道格打来的电话，这通电话一是为了祝福他们圣诞快乐，同时也要和他们分享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道格也在刚刚向他的女朋友求了婚，并且两人也打算在五月结婚。这真是令人惊喜的消息，不过小麦基和琼妮并没有向任何人提及他们的结婚计划，因为他们不想让道格的好消息因此而变得黯然失色。

他的回答非常浪漫：“跟你在一起，天天都是星期天。”

史蒂夫的致词久久在我心中回荡，回忆中的许多不经意的时刻跳进了我的思绪。母亲总是记得自己孩子小的时候，而对于长大成人后的他们并不是很注意。史蒂夫的话却让我着实感动了，那个已经长大成人的、住在离我很远的美国的小麦基和那个把足球踢到我悉心培育的花床里的小男孩，或是那个骑着重型机车呼啸而过，热爱飙车追风而让我捏把冷汗的年轻人，都一样的与我亲近。

贝比缇和葛雷汉生活十分忙碌：她从事公关业，而葛雷汉是仓库经理。他们对我们来说极为珍贵，我也十分疼爱我的孙子。我和雷的四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妻儿也十分亲近。

小麦基和琼妮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快乐，两个人都很喜欢动物，而他们的屋子里也到处都养满了小动物。琼妮养了一只年纪稍大的猫咪，小麦基则把他自己的猫也带去了美国。他们还收养了一只名为爱胥利的西班牙猎犬，不过因为它老是撞到东西，所以后来被改名“笨虚力”，之后他们又养了许多只猫咪。琼妮也和小麦基一样热爱重型机车，不过小麦基的那股狂热劲儿可是别人很难超越的，自从他可以跨坐在机车上那天起，这份痴迷便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小麦基喜欢修理和改装各种汽车和机车，在把各种机械装置拆开之后他总能很快地再组装回去。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失去了亲爱的外公和外婆。这两位老人直到去世都依然保持着清醒的意识。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经常去看望他们。外公比外婆早三年去世，外婆去世的时候我十六岁，而她是七十四岁，外婆的离开好像瞬间挖空了我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依然十分想念她。他们被一起葬在了欧斯村的家族墓园里，也就是一开始为露西买的那块墓地。现在，这里也安葬着我们其他的家人，包括我父母、艾薇、意玛阿姨、希达阿姨、赫曼姨父以及威力姨父，而我的表姐德克拉和表弟汉宁则负责照护这个墓园。

现在回想起来，真希望当时就带他去看医生九_九_藏_书_网，而事实上是，小麦基一直等到了第二年的三月才去看医生，当诊断出来时，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脊髓和肺部。

爱是我生命中的主旋律。

对此我又该如何回应呢？我只能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从心底里希望自己有办法能够让他痊愈。当你的孩子还小时，你可以用一只创可贴或是一个拥抱就让事情好起来。可现在的我觉得好无助，如果能够代替小麦基承受这份痛苦，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那时他才只有三十四岁，还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他去体验。

我在怀孕时到医院进行检查，那里的医生询问我是否得过德国麻疹。

小麦基生病的十四个月对于我来说是最艰难的时期，我在美国和英国的家往返就达十二次。尤其当雷在这个时候也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时，他和小麦基一样，都需要我的照顾，而我更是迫切地希望能够守在他们两个人的身边。

而接下来必须进入到我的故事中最悲伤，也是最难忘记的一个部分。我美丽而可爱的儿子麦可，我的小麦基，而朋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麦，因为癌症的缘故在1998年去世了。当时他年仅三十四岁，那时的他住在美国新罕布夏郡一处美丽的地方，刚刚新婚不久，前方原本有一片美好的未来等待着他。

后来的雷加入了当地的一个铜管乐团，学会了吹短号和喇叭。毕业后分派到一间锯木厂工作，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在接受培训后成为了一名消费合作社的经理。再后来，像其他的青年男子一样，雷也被征召去服了两年的兵役，起初被分配到军队里的炊事班，当他成为正规士兵之后，因为发现了他的音乐才华而将他转派到了“皇家军队服务团”，也就是后来的“皇家运输补给乐团”。在那之后，他加入“威尔斯警卫队乐团”。虽然喇叭和短号是他的特长，但他的歌声才是最美妙的，后来他成为了乐团的正式歌手，我们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他们乐团的唱片。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让我的这个想法很容易实现。我先被调任到了法兰克福，接着旧金山那边又有一个工作机会。我的表哥乌里希当时正住在美国，所以他帮我申请了美国的签证。而我同时也被暂时派到了伦敦，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个可以长期留在那里任职的机会。我必须在美国和英国之间作出选择，这对我来说并不简单，因为我对这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期盼。妈妈总是开玩笑说我生错了地方，我真应该生在英国或是美国。我最后选择了伦敦，这纯粹是因为那里比较方便回家探望父母，更何况当时我父亲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离婚五年之后，一个叫做雷的男子成了我的第二任丈夫，也正是他给了我勇气去结束第一段并不愉快的婚姻。我认识雷时，他已经结婚了，还有四个孩子：大卫、史蒂芬、安德鲁和马修，因此对我们来说这都是一段压抑而难熬的日子，好在一切在最终都得到了顺利地解决。

1996年11月，我清楚地记得那是诊断结果出来的前几个月，我们到美国去看望他时我就一直很担心，因为晚餐后的小麦基不会像平常一样与我们聊天或者打牌，而是在一旁像是快要睡着了。我担心地问他：“小麦基，你的睡眠充足吗？你会不会是工作压力太大而太过劳累啊？”小麦基身兼消防队员和医疗救护人员两份义工，所以不论白天或晚上，只要呼叫器一响，他便会立刻跳下床去。

小麦一直对生命保持着热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我们在夜间巡逻时无所不谈，如同莫逆之交，我们谈论人生，也谈论生死。小麦只告诉过我一次，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打败这个癌症的病魔，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哭。他总是避开在琼妮跟前掉眼泪以免让她受到伤害，即使琼妮对此早就知情。小麦对死亡唯一的恐惧来自于害怕琼妮变得孤身一人，或者说，没有了琼妮的小麦会感到孤独。但更让他感到害怕的是，他怕活着的自己反而变成了完全依赖于琼妮、妈妈、我以及其他人的负担。他不希望因为他要活下去而改变许多人的人生。他是一个大家在需要帮助或照顾时会主动出现的人，但要让他反过来也变成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这恐怕很难。

史蒂夫告诉我们，当他向其他人询问他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小麦时，“友善”、“悲天悯人”、“热情”以及“风趣”是四个出现最频繁的词语。前两个评价，在小麦基以义务消防员的身份去帮助史蒂夫解救一只被缆线缠住的小狗时，显得最为贴切。如果说他们俩的缘分是因为动物而结下的那一点儿也不过分，因为小麦基对自己的宠物也是呵护有加。

而我更希望的是，我可以将我的这些运气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起分享，不论是帮上点忙或者只是花一点时间去倾听他们的心声，抑或是通过关怀、同情，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微笑和拥抱。

麦可（我总是喜欢叫他“小麦基”）甚至还帮我从我父亲那里“敲诈”了一大笔钱。那时麦可才三个月大，有一次我正在给他换尿布，在给换上干净的尿布之前我先把他抱到了儿童便盆上。父亲开玩笑说如果麦可能排出点东西，那我应该感到庆幸，然后他接着说如果小麦基大小便都排，那他就会给我十英镑。结果小麦基真的当场就做到了。几年后我告诉麦可他在三个月大时就开始赚钱了，而且还是很大的一笔，那时的十英镑就相当于现在的一百英镑。第二天我问父亲要不要再赌一次，父亲回答不，而且相当坚决。

我敢说小麦对警务工作的热情比我见过的任何其他人都要多。他对这份职业保持着高度的热忱，这也使得他工作勤奋而不懈，同时也可以从管区的其他警员身上学到最好的经验。

麦可飞去了美国，两个星期后，琼妮便飞过来与我们见了面，看得出两个人都深爱着对方。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月就这样两个城市飞来飞去，最终决定要厮守终身。琼妮和小麦基用了一年的时间去环游世界，顺道拜访了他们的亲人，最后决定回到美国后安顿下来。

就在刚才，我还和丈夫说我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比英国人还英国。我整天都用英语思考问题，连做的梦都是英文的。每当回到德国时，我总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尽管他们的交谈使用的都是我的母语。我还是会为我的客人烹调一些传统的德国食物，包括德国的圣诞面包、罂粟籽蛋糕，还有每个人都很喜欢的苹果派，因此我猜想虽然现在英国是我的家，但我依旧在我的家居生活中保留着点德国味儿。

那时的隐各正在接受成为工程师的培训，而我也愿意追随他到天涯海角。他长得十分俊俏，总会让我想起那名在我滚下山丘时救起我的士兵。隐各还有张能言善辩的嘴巴，不管是科技、机械，或是哲学问题在他那里，都可以被讲解得头头是道。至今我还保留着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以及他送给我的礼物，包括一个红色皮制的档案夹，一只棕色的梳妆盒，还有他送给我的书本。我们会和双方的家人一起度假，艾薇和她的家人也会加入，而他也会带上守寡的母亲以及姐姐海蒂，在以家庭为重这一点上，隐各和我是一样的。

我才开始在这个管区工作不久，正在处理一件紧急呼叫的案件——有一只狗被电缆线缠住了。我请消防队前来协助，而第一个到的人正是小麦。刚从一个大城市转任过来的我，可能还带着一点儿城市人的傲慢。小麦来了，我并不认识眼前这位开着我后来知道的叫做“野兽”的卡车的人。那时的我只知道他的那辆卡车过重、轮胎过宽而且车的噪音也很大，接着从卡车里走出了一位理着九*九*藏*书*网小平头、戴着耳环、穿着黑皮衣的男子。我以为他是来自布鲁克林的某个帮派分子，不用说，我并不希望这号人物出现在我的视线内。然而当他开口对我说话时，那个第一印象马上就被证实是错误的。他说道：“要帮忙吗，朋友？”那时我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凡人。小麦走到了被缠住的小狗那里，却被狗咬住，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想法子让那只狗慢慢平静下来，然后慢慢剪断缠在它身上的缆线，当那只狗在顺利脱离困境之后则表现得十分乖巧。

去日内瓦之前，我们住在离汉默公园不远的旧虹恩区，我们在那里有一间宽敞的两室公寓，那附近的风景十分优美，建筑风格也符合园林艺术的造景原理。妈妈曾经预言过，一个崭新的汉堡将会从废墟堆中重建起来，而这也是建立新汉堡的一个重要区域。我的卧室里有个阳台，从那可以看见被人悉心照料过的花园。这是我们自1954年以来，在所有临时组合房屋被拆掉前一年拥有的第二个家。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搬到过提若勒街，不过妈妈并不喜欢那一区，幸好我们在那里也待得不久，很快就搬回了这个离她的姐姐很近、离我们喜爱的汉默公园也很近的地方。

小麦是我的好搭档，也是我最棒的朋友。他是警察中的警察，朋友中的挚友，一位令人引以为傲的公仆，一位令人敬佩的丈夫、儿子和兄弟，一位理想的邻居，一位值得竞争的对手。小麦，我爱你，也会一直想念你。

在他去世前几个星期，小麦基对我说：“妈妈，我不想再像这样病得那么重了。”

如果能让我和小麦基再次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愿意付出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愿意徒步穿越战场，哪怕耳边响彻着枪炮的怒号，我愿意躲避在黑暗的坑矿里，或是再次与那些无赖和那个巫婆交手，我愿经历任何事情，只要能让我再次看见、听到、触摸到我挚爱的儿子小麦基。虽然小麦基已经离开我很多年了，但那份彻骨的悲痛依然没有丝毫减弱。

妈妈在我离开德国前送给了我一本精美的笔记本，我也开始像艾薇一样，记下那些诗句、名言以及我从书里读到的段落，同时还在里面夹上了许多押花，甚至还有一株四叶的车轴草。我在本子的开头摘抄了一位十七世纪作家约翰·阿莫·科门尼思所写的句子，我选择这段话是因为那场战争在我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这段时间里，我还认识了一位叫做玛莉亚的朋友，她来自奥地利，我们的关系很好，简直情同姐妹。还有一点与我十分相像，玛莉亚也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到现在算起来我们已经是三十五年的密友了，她住的地方也离我们很近。或许是因为我和艾薇在漫长的旅行中结识了很多亲密的朋友，但因为战争的缘故就此失去了彼此的消息，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珍惜身边的朋友和我们那份坚定而长期的友谊。

接下来的事情就更浪漫，雷走到了钢琴那儿，谱了一首名为“天天都是星期天”的曲子，在我们结婚周年的那天，他将这首曲子当做礼物送给了我。他常常弹奏这首曲子给我听。雷喜欢坐在钢琴边，一边弹奏一边唱歌，而我喜欢看他唱歌的样子。

到了琼妮父母家后，我惊奇地发现那里的格局，跟我们在瓦尔特纳区的砖块工厂旁边的房子特别的相似。他们的房子总共有四个侧翼，每端都有一间双人卧室和一间卫浴，这样一来，即便他们所有的孩子都回来了，每个人也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十分适合作为小麦基和琼妮举办婚礼的场所。

我和雷现在住在伊舍市中心一间宽敞的公寓里，因为我们不想再费心照料花园了。雷除了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外还有糖尿病，我自己也有健康的问题，我患上了乳腺癌，目前还处在治疗中，我希望通过手术和放射线治疗后能够完全康复，成为政府统计数据中一例多活超过五年的成功案例。而风湿性多肌痛（PMR）也在日益消耗着我的体力，我必须靠吃类固醇才能得到改善，但类固醇又会衍生出其他许多的问题。但是生命终究不会歇下脚步，我们无力改变任何事情——我们只能逆来顺受，命运只能自己掌控。

妈妈以前常常用来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你的生活是由你自己所建立形成的！”我对这点深信不疑，同时也相信我已经在尽己所能建构我的生活了。当然，生命中总会碰到不幸和痛苦，但我通常不去想这些，因为我不想任何人为我而感到难过，我所拥有的生活已经足够好并且充满了乐趣，所以我总是会开心地面对一切。

小麦基去美国之前曾有位交往多年的女朋友，叫做安琪，他们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可是在小麦基认识琼妮之前就分手了。不过他们后来依旧是好朋友，我也早就将安琪当做是家中的一分子。安琪为他的丧礼写了一首诗，下面就是这首诗中的一部分：

放下电话后，我由衷地替他们感到高兴，而且迫不及待地想赶到他们身边。我先告诉了雷，然后给贝比缇打了电话：“你哥哥下星期就要结婚了，而且并不是因为琼妮怀孕哦！”

尽管悲痛冲刷着我的内心，但并非一切都只剩下哀伤，而琼妮，就是小麦基留给我最美好的礼物，她对我而言弥足珍贵。还有黛比，是她的婚礼将小麦基和琼妮联结在了一起，而我们也将她的家庭看作是自己家庭的一部分，我们非常喜欢她们。

以下是史蒂夫叙述他与小麦基第一次接触时的情景：

小麦基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好好进食了，我们对他的提议感到有些惊讶。在风向标里，小麦基点了一份蛤蛎浓汤，还叫了一份龙虾，他套上了餐巾，防止那些奶油顺着他的下巴流下来，之后他甚至还吃了一些点心，一杯冰水果切片，那天他真的吃了好多。我们坐在靠窗边的位子上，看着小麦基狼吞虎咽的样子，窗外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就像是上帝在赐福给我们。小麦基的食量看起来比他健康时还要大。这一幕让我和琼妮感到又惊又喜，一直就这样聚精会神地看着小麦基，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要吃掉自己的那份食物。

还有一次走进房间时正碰到小麦基在玩一些玩具士兵，嘴里喃喃自语地说要把所有的德国人都杀光。当他看到我进来时，则赶忙改口成了“日本人”。

雷在1981年离开了军队，在此之前他参加了查尔斯王子从白金汉宫去圣保罗大教堂迎娶戴安娜王妃的仪式。雷对于他们能在典礼之前就进行演奏感到十分庆幸，因为有很多乐团要等到典礼结束之后才能进行演奏。

我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满心欢喜地布置着一切，原本任何地方都可能会成为我的第一个家，不过相比起来，英国更让我有归属感，更何况这里离德国也够近，也很方便我回家看望家人。虽然我住在另一个国家，但我和家人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尤其是妈妈和艾薇，我们经常通信、打电话聊天，甚至相互登门拜访。

1966年7月1日，我的女儿贝比缇也出生了，为了不让她在六月里出生，在那之前我非常努力地将她留在子宫里，不然她生日的后三位数字将会是三个“六”，有人告诉过我这是恶魔撒旦的代号。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终于做到了，她在凌晨出生了。她的体重比麦可整整轻了一磅，看起来就像一只没有毛的小兔子，瘦瘦小小。麦克看到她时，有些吃惊：“这不可能会是我的宝宝。”我告诉他这确实是他的女儿。希达阿姨立刻对我们说：“贝比缇看起来就像是位东方的公主”。 而长大后的贝比缇确实令人刮目相看，虽然不是同一年，但她的生日和戴安娜王妃是同一天，而且之后大家也总说她长得很像戴安娜。

艾蜜露七岁，但hｔtｐ://ｗｗw.９９lｉb•neｔ其实要比她的实际年龄成熟许多。她五岁前就喜欢上了画画和写故事，我们觉得她有个成熟的灵魂，如果真有轮回这种东西，艾蜜露一定曾经来过这里。她的口中经常冒出一些对于她这个年纪来说不可思议的话语。有一次当雷试着用一个手握式的小型吸尘器吸起一些碎层，却因为操作不顺而感到有些挫折时，艾蜜露说：“外公，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能或是不想做这件事，那就不要责怪是工具做得不好了。”那时的她其实还不满五岁。

现在对于我来说，支持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是来自于我对丈夫雷、女儿贝比缇和她的家人，以及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的爱。是这份爱让我一直坚持着努力生活。

我的第一段婚姻在结婚十六年后画上了一个句号，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离了婚，他后来又再婚，不过我们依旧努力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在1997年11月去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很难过。

我们在伊舍的一处池塘边捐赠了一条长凳，用来纪念我们的小麦基，每当他生日或是忌日的时候，我都会到那里坐一会儿，和我的小麦基坐在一起。那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伤心地，我们时常带着我的孙子，也就是贝比缇的儿子艾乔和女儿艾蜜露，一起到那里去喂鸭子。

第二天我们开车到达琼妮父母在德州乔治城的家，沿途四小时的行程里我们穿越了美丽而空旷的乡村小路，路旁明亮而鲜艳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我们还经历了一场沙尘暴，这是我们第二次经历极度恶劣的天气，第一次是在我们去参观南伏克的时候，那时我们在达拉斯，也就是拍摄著名的电视剧《达拉斯》的取景地，我们亲眼目睹了龙卷风横扫片厂的景象，当时现场所有的灯光全都熄灭了。

麦可长得很漂亮，我相信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会这样说自己的小孩，但是麦可他真的长得很好看。为了带麦可，我辞掉了工作，妈妈和爸爸每年的暑假都会亲自过来，爸爸通常会待三个月，直到妈妈再返回这里把他接回去。父亲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七次中风使他的身体局部瘫痪，于是我把他接来一起照顾，希望可以让妈妈休息一下。父亲很喜欢来英国，虽然他并不会说英语，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和麦可的关系，他们相处得非常好，有时甚至喜欢小赌一下赛马，在这方面他们倒是沟通无碍。

麦可毕业后跟随了我的脚步，进入了航空业，在希斯洛机场为北欧航空工作。不久后他便开始和一位来自美国新英格兰州的女同事交往，那个女孩儿叫做琼妮，他们频繁地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很快他们便交换了相片，大约在十二个月后，琼妮主动向小麦提出邀请，希望他可以陪自己参加她最好的朋友黛比在鳕鱼角举办的婚礼。

他们的新家在新罕布夏郡，那是个美丽宜人的地方。房子建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是由一间旧的消防站改建成的，周围环绕着许多树木和几间附属的建筑。

每当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事情会按照其他的方式发展下去。假如我们早点知道小麦基的病情并不会得到改善，我们就会让他那剩下的十四个月的生命拥有更加璀璨和纯粹的快乐，让他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他也就不必去忍受那几个月痛苦的治疗。那些治疗耗尽了他全部的体力，将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但我也明白，我们必须去尝试，如果没有尝试，我们也会因此而抱憾终生。但尝试却意味着小麦基必须要去忍受一段痛苦的治疗过程，放射线治疗和化疗使他根本无法进食，他几乎整天都是浑身无力并且冷得发抖。

他对妻子琼妮的热情会让我们其他许多人艳羡。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很多浪漫的情节：给彼此写小纸条、送些简单但却意义重大的礼物、突发奇想的旅行计划或是举办一些即兴的活动。他们总是找机会亲吻、相拥，当然，他们会说那些听起来有些肉麻的、撒娇的话语，然而那才是真正的小麦，而在小麦生病后，他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都依然是如此的真诚和爱恋，而并非是悲剧发生后所激发出的同情和怜悯。琼妮是小麦的妻子，而小麦也是属于琼妮的。

小麦基所患的睾丸癌本来是可以治愈的，但是麦可忽视了早期的治疗。比如他曾出现过背痛的情况，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他正和琼妮一起忙着扩建房子，他们想要修建一间有顶棚的车库，因此小麦基一直以为他是在做工时，甚至是在出勤开救护车帮忙时拉伤了肌肉。

那时我正在与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德国男友交往，他叫做隐各，比我小两岁。因为对于年轻的我们来说，两岁算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我总担心他会因为遇到其他同龄的女孩子而抛下我。我们在日内瓦时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直到我们深陷情网也从未发生过任何亲密的关系。因为在那个时代，女生都会把自己的贞洁一直守到结婚。而隐各也从未试图让我妥协，在我看来这一点他十分绅士。当时的我过于纯真，在一次观看长跑比赛的时候，我看到跑在最前头的男生的短裤处出现了勃起的生理现象，但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着他一定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此后还为他担心了好多天。在我跟艾薇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惹得她哈哈大笑起来，她向我解释说那是因为兴奋所引起的，很快便会消退。而当她告诉我勃起的目的时，我惊讶不已，因为直到那时我还一直以为亲吻就会让人怀孕。

我知道我正在经历的事情其他人也都会经历。除了对我自己而言，我的失去并不是唯一。我的悲恸一直延续着，只要在不经意间突然想起，眼泪便会立刻落下。这是我生命中最残酷和猛烈的打击，小麦基，我那原本已成为警官的儿子，他英俊、勇敢、仁慈又慷慨，可是他就这样走了，就这样离开了我，让我无法再看到一眼。

但当我们开车回到家，也就是大约四十五分钟之后，悲伤的一幕上演了，小麦基记不得自己吃过饭，他记忆消失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吃得这么好，那真是一个奇迹，那一餐并没有让他呕吐或者不舒服。

“妈，没有啦，我很好，真的。只是有点累了而已。”他对着我微笑，我也就没再多问。除此之外，小麦基看起来非常的快乐和幸福。

小麦基最要好的朋友史蒂夫·马修在致词时讲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从史蒂夫的言语中，我知道了大家眼中的小麦基。作为他的母亲，我爱他至深，但当我听到史蒂夫的致词时，我明白了我的儿子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优秀，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和喜爱。

对于失去自己孩子的痛苦我要如何表达？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又如何亲手去埋葬你自己的孩子呢？自己的父母、伴侣或是手足的死亡固然会令人伤心，但我们至少知道那是我们终要面对的事情，可是没有哪个母亲会为自己孩子的死亡事先做好心理准备，即便是在她知道孩子确实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