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上述失败的原因在于，突破性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几乎不可能预测。比如，汽车的发明带来了汽车电影院并引发了性道德的改变;家用电脑带来了电子游戏、在网游中赚取虚拟货币以及身份和性别角色的转变;互联网带来了万维网、垃圾邮件以及维基百科编辑大战等等。由技术进步想象其带来的某一种社会变化或许很容易，但是这当中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人类心理的不可预测性所造成的影响也太大，于是，想要预测到底会发生哪种变化就变得十分困难。毕竟，“心理史学”并不真的存在。

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缔造者约翰·坎贝尔就认为，科学与科幻是一种结盟关系：好的科学理论不但可以解释已知现象，还能预测新的和尚未发现的现象;科幻小说要做的“差不多是一样的工作”，它要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出当新理论不但被应用于机器，还被应用于人类社会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阿西莫夫认为，是一种名为“电梯效应”的现象阻碍了科幻作家精准地预测未来技术。他用“一座摩天大厦的方方面面都设想得很完备了，却偏偏忘记了安装电梯”来比喻在预测未来的过程中，常常会缺失一些关键性要素。阿西莫夫本人就是电梯效应的“受害者”。有人尖刻地批评说，他构想的未来科技只适用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在他的作品里，未来世界的机器人和计算机竟然仍在使用打孔卡或打孔纸带，工程师还拿着计算尺。在《基地与帝国》的一个场景里，有个角色还在通过自动贩报机买报纸看新闻。

H·G·威尔斯曾表示，严肃的思想家们应当冷静、真实而客观地去描写那些伟大的、正在改变人类命运的“机械和科学的进步”。但要把握这种进步谈何容易。著名的科幻作家往往在其重要作品里“遗漏”现实中即将产生的重大发明。凡尔纳在1870年创作《环月旅行》时，无线电通信还没有出现，到威尔斯创作《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时，现实世界已经进入了马可尼之后的时代，主人公方能够利用月球人的无线电发回他的考察见闻，但虚构太空飞行却是以反重力金属进行的。20世纪40年代，阿西莫夫创作《基地》首卷时，银河帝国中竟然没有电子计算机。

《明日计划文集》中的一个故事讲到，一对夫妇从巴黎赶往法国南部海岸去为一个受伤的亲戚输血，他们乘坐一辆能自我导航和驾驶的汽车，医疗资讯被无线发送到车辆的仪表盘和像手机一样的耳钉中。在另一个故事中，机器人自动化宣告人类工作成为历史，人人都得琢磨如何打发空闲时间。这些科幻故事能帮助工程师们为具有广阔市场潜力的特定消费者量身设计芯片。约翰逊强调，虽然科幻小说不能精确预测未来，但这有助于转变这家公司的工程文化。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两位讲师开设了一门名叫“从科学幻想到科学工艺”的课程，教学大纲上罗列了一系列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和科幻游戏。老师要求学生们在读完书单列出的小说之后，设想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科技产品，并且要与相应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其中，有一位学生受到吉布森的名著《神经漫游者》中一个场景的启发，搭建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可以通过电极以及无线技术，让一个人刺激旁边另一个人的肌肉，使他作出与自己相同的手势。年轻的设计者们认为，他们的模型可以应用到现实世界中，比如让理疗师协助中风病人恢复肢体机能。

21世纪初的科技变迁之快，仿佛我们已经生活在科幻世界里，但即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时，仍不断有人因为科幻的激励而投身科技事业。2012年，罗伯特·索耶收到了一封女性读者的来信，这位女士告诉索耶，她因为科幻小说《计算中的上帝》对古生物学产生了兴趣，并最终取得了地质学的博士学位，她在信中是这样写的：“现在，我带着一门学科中的最高学位踏入工作，正是你的书把我推向了这个领域。”索耶这样描述他看到这封信的心情：“那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尽管科幻大师最引以为傲的科技预言不是以科幻的形式发表的，科幻是预测并普及未来科技发展的最佳载体，却是人们的普遍共识。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读懂专业论文，但大家都能看懂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产生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是文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反映。科幻（包括小说、影视、漫画等表现形式）主要展现想象中的科学或技术对社会或个人的影响，自诞生以来就凭借着新技术或新发明来吸引读者，科幻的描绘对象往往处于未知范畴中，所以常常给人以预测未来的印象。但是，真正能实打实准确预测未来的科幻作品屈指可数，大多数科幻小说作者只能预测科学及社会的某个方向和走势。

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认为，科幻的任务并不是预言真实的未来，而是提出和探索一系列可能存在的未来——这样社会就能对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有所准备。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预言的未来和真实的1984年毫无共同之处，但它并不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恰恰相反，它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它帮助我们避免了小说中人们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布拉德伯里宣称，“我的工作不是预测未来，而是预防未来。”

科幻不仅在预测新技术方面作用有限，而且也不善于对科学发现作出预测。很难找到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科学概念是由科幻小说家首先提出来的。对科幻的这一弱点，刘慈欣认为，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极其尖端、高深的水平，一般人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很难理解它们，也就很难领略到其中的超级想象力。所以，在这一点上人们都弄反了——不是科幻给科学以启发，而是科学赋予科幻以灵感和创意，带动科幻发展。

从西拉德的经历可以看出，科幻之于现实的最大的作用并不是预测了原子弹的制造技术，而是预言了核战争的可怕景象。换句话说，科幻更擅长预测新科技的社会后果，而不是新科技本身。

在1964年8月的《财富》杂志上有一篇名为《野鸟找到了公司巢》的文章。“野鸟”是指大企业雇佣的科幻小说家，他们的任务是构想新技术的新应用环境。因为大公司想知道十年后出现的新技术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运行;而这些环境难以察觉，只有科幻作家才能意识到。

2012年，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与想象力中心启动了一个名为“象形文字”的项目，目的是激励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方法就是让他们写科幻小说。该项目让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工程师在网络上协同创作，结果出了一本名为《象形文字：展望未来的故事与蓝图》的小说集，里面涉及了许多宏大的工程问题。比如，建造一座高十五英里的铁塔，以节省太空飞船发射的燃料;将博弈机制应用到美国的移民问题中;利用3D打印技术在月球上进行建设等。

科幻小说家科利·多克托罗的客户包括迪士尼和乐购，他说：“我真的很喜欢‘设想’，或者说‘雏形创作’。公司为一项科技产品的可行性举办征文大赛，这事不足为奇。就像建筑师为一栋楼房制作的效果图。”多克托罗在一家软件企业工作，对两边的工作流程都很清楚，“我参加过一些工程研讨会，会议上我们经常会争论产品投入使用后会怎样。而这时候，写一篇科幻小说就是个挺好的办法。”

现在仍然有人继续着类似的有趣工作，他们把科幻写作当成一种思想实验，在其中细致地建立一些关于未来世界的假设，看看哪些新技术可以在这些未来情景中自然生发。

作为一位成功的科幻作家，克拉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技术预言并不是以科幻的形式发表的——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想法，最早是以论文形式发表在1945年的《无线电世界》上的。在这篇名为《地球外的转播》的技术预测文章中，克拉克用一系列图表和方程式，论证了“空间站”驻泊于赤道上方三万六千公里的轨道上，就可以与地球保持同步运转;多个“空间站”作为中继，就可以提供覆盖全球的通信网。

反倒是在近代科学萌芽时，科学发现曾与幻想有过那么一段纠缠不清的关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穆蕴秋在博士论文《科学与幻想：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中，梳理了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的星际旅行幻想小说，发现科学与幻想之间是接壤的，二者的边界其实是高度开放的，科幻其实可以被看作科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即使科幻作家们把未来技术预测对了，对未来社会现象的预测也通常是错的。关于未来的故事里难免会预置一些在作者当时的社会中毋庸置疑的假设。例如，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科幻小说都曾非常关注青少年越轨行为以及那时的其他社会问题，这些话题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若尝试表现未来的俚语和衣着，通常五到十年之后就会陷入尴尬，原版《星际迷航》中《通往伊甸之路》那集里的“太空嬉皮士”已经成为笑柄。

科幻给发明家以鼓舞和激励的故事不胜枚举。现代直升机的发明者伊戈尔·西科尔斯基就是从他小时候读过的凡尔纳的《征服者罗比尔》一书中得到了启发。西科尔斯基经常援引儒勒·凡尔纳的话：“不管什么事物，只要有人能想到，就有人能把它变成现实。”1898年，罗伯特·戈达德读到某报连载的威尔斯小说《世界之战》，小说中星际飞行的想法“引起了无限遐想”。1926年，戈达德制造并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摩托罗拉公司研发中心的主管马丁·库珀在20世纪70年代初设计了第一部手机，他将自己的发明灵感归功于科幻剧《星际迷航》里的通信器。库珀说：“对我们来说，那并不是白日梦，而是一个奋斗目标。”

微软、谷歌、苹果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常常会邀请一些科幻作家为员工举办讲座，然后安排他们跟研究部门的开发人员私下会见。“设想”——即技术公司为搜罗新点子而向外界发起征文的过程——正是当今社会科幻与科技之间密切关系的完美体现。有些机构还会雇用作家专门创作“What-if”类型的故事，用以探索具有潜在市场的产品。

在科幻圈里，科幻作家亲自上阵作出成功发明的例子其实并不多，常被人称道的是基恩·沃尔夫帮助开发了烹制品客薯片的机器，罗伯特·海因莱因则构想出了首张现代水床。

阿西莫夫曾说，科幻小说最大的意义不是要教给读者什么理论知识，而是要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科幻到底能激发出读者怎样的兴趣呢？虽然凡尔纳在《环绕月球》中没有预测无线电的使用，但马可尼在成名之后坦率地承认，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给了他最好的启示，他由衷地感谢这位科幻大师。现代潜水艇的发明者西蒙·莱克的表述再明确不过了，他说：“凡尔纳是我生活的总导演。”随着时代的变迁，新作家的作品取代了老作家的作品。有不少航天专家对阿瑟·克拉克的科幻作品心存感激。航天科学家托伦斯·约翰逊为NASA服务了35年，致力于完成木星和土星无人探测任务。他回忆起一次航天会议的情景：“火箭工程师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都说自己读过克拉克的小说。”约翰逊感慨道，“因此我们成了火箭工程师。”

所以，指望通过科幻作品预测未来近乎天方夜谭，科幻只是提出一些关于未来的可能设想，它最大的作用是给现在的人们带来启迪与激励。

2010年，英特尔公司聘请了四名科幻小说作家来了解公司的最新研究项目，并出版了一部《明日计划文集》，想象尖端处理器在近未来的可能用途。作为项目领导者，布莱恩·约翰逊自称“未来主义者”，他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预见未来”。其理念是：想象未来——尤其是与技术有关的未来，以及人们将如何使用那些技术;创造出合理的情境，而那种情境可能随着科技发展成真;然后设法找出让构想变成现实的方法。

美国核物理学家西拉德曾回忆特定的科幻小说对自己科学/政治活动的影响：“1932年，当时我还在柏林，读了威尔斯的一本书，书名是《获得自由的世界》。这本书写于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书中描写了发现人工放射能的情形，并把这一发现的时间放在1933年——后来确实是在这一年发现的。接着，他描写了大量释放原子能用于工业用途、原子弹的方面，以及明显是以英国、法国，可能还有美国之间的联盟为一方，与以中欧强国德国、奥地利为另一方的一场世界大战。”带着从科幻小说中获得的灵感，西拉德找到了使链式反应持续进行的方法，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读过威尔斯的书——我不想把这项专利公开。”后来西拉德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托他转交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警告总统“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有可能被制造出来。于是，“曼哈顿计划”诞生了。

不仅是科学家与发明家，科技创业家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幻作品的影响。谷歌的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和亚马逊的CEO贝佐斯都是科幻迷，所以他们开发无人驾驶汽车、资助民间太空探索活动就不足为奇了。著名的扫地机器人iRobot联合创始人海伦·格雷纳接受采访时说：“我从11岁开始就想造机器人。后来我看了电影《星球大战》，想自己造个R2-D2。我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发展我的技能，并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阿西莫夫的解释是，这是由于预言家几乎永远都看不出一些日后才会明晰的事情。例如：在1919年到1969年的五十年间，出现过无数篇描写登陆月球的科幻小说，其中有些对火箭飞行所需的必要条件，以及月球的实际状态都描述得很清楚。到了1948年，也有很多小说写到了电视;在那之后也有一些小说写到通信卫星。但直到1969年，都没有一篇科幻小说把这三件事情连在一块儿：没有人预测到第一次登月的时候，会有好几亿人可以通过电视观看这个过程。

如果把对新发明和新技术的预测作为衡量科幻小说的首要价值，那么，科幻小说中涉及科技内容的准确性和推理的合理性就将被提到很高的地位。凡尔纳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威尔斯的《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我没看出他的作品与我的作品有什么可比之处……我觉得他的故事没有很好的科学依据……我运用了物理学。他编造了物理学。”有趣的是，对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科幻作家可能正是被批评为科技内容太“软”的威尔斯。

2007年底，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回忆起了五十年前的一桩往事：“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只过了五分钟，全世界就都明白过来了。尽管我写作、谈论太空旅行已经很多年了，那一刻仍然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我正在巴塞罗那参加第八届国际宇航大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发言之后，我回到宾馆房间休息，这时候苏联的消息传了过来，我被记者吵醒了，他们请我就此发表评论。我们的理论和推测突然间就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