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们被诛杀，剩下的百余名青年戴着镣铐要到“野兽比人多”的西伯利亚去了。从现在起，他们是囚徒——“如果不能做一个公民，那就做一个囚徒吧！”奇怪的是，连他们的妻子、恋人和姐妹们也打起了做“囚徒”的主意。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格利戈里耶芙娜·穆拉维约娃，伊万诺芙娜·达夫多娃……还有法国姑娘尤米拉·列丹久，加米拉·唐狄。俄罗斯历史将牢记并感谢她们。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妇女》皆讴歌了这些伟大女性。

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肌肤，触摸过岩壁的锋利和土地的粗粝，我们凭什么确知自己的存在呢？如果没有一座灵魂可以攀登的峰峦，如果没有挣扎和重负，只听凭一生混同于众多的轻尘，随水而逝，随风而舞。我们凭什么识别自己的名字呢？面对昏蒙了数百年的天空那一线皎白的边幕，那一线由她们的丈夫们的英勇而划开的皎白的边幕，选择难道是必要的吗？

到囚徒那里去！女性的爱，其最本质的激情是母性。于是她们一夜之间成长为山峦。就让病弱者和受难者靠在她们肩头吧，她们的臂弯里，不是有一种浴血的乔木在生长么？

百余名十二月党人带着镣铐到西伯利亚去了，并将在苦役和囚禁之下终其一生。他们的罪证是对祖国的忧虑和挚爱，对奴隶的关注与同情。在那条被他们的歌声和镣铐敲击过的驿道上，那条漫长的，永无终了的，直插入蛮荒和苦难的驿道上，远远地追踪而来的，是他们年轻的妻子。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被历史称之为贵族革命。那是一个极其黑暗极其龌龊的时代，除了匍匐于王权靴下的草芥，任何生命都不能生长。然而，恰恰是窒息生命的统治，使自由成为一种焦灼的渴望；恰恰是腐质土的堆积，迫使一种名叫崇高的生物直立起来，以流血的方式，不顾一切地生长。一群心怀使命感的贵族青年站到了起义队伍的前列，并且沿着这条因自由的火把而延伸的道路，走到了绞刑架下或者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要理解这种崇高的生命必须有同样崇高的心灵。一位政客说：欧洲有个鞋匠想当贵族，他起来造反这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贵族闹革命，难道是想当鞋匠？这样一种无耻的“幽默”，除了表明其躯壳能增长腐质土的堆积，其灵魂卑贱地受着王权专制的役使之外，难道可以给予崇高的生命些许蚀损吗？

这些年轻的女性，这些在乳母的童谣里和庄园的玫瑰花丛中长大的女性，这些曾在宫廷的盛大舞会上流光溢彩的女性，这些从降生之日起，就被血缘免除了饥馑、忧患和苦难的女性。歌剧院中不曾演过，噩梦中也不曾见过，那些属于旷古和另一世界的悲剧，突然集中在一个流血的日子里，利刃一样直刺人体内。生活因此断裂。狂泻的泪水，突然就把她们冲到春季的彼岸了。

不渝的爱情和友谊，向来是俄罗斯女性对文学和理想事业最宝贵的精神馈赠。

像踏过彼得堡街角的积雪，她们踏过沙皇那纸特许改嫁的谕令，在“弃权书”上，签署她们从此成为高贵的标志的姓名：放弃贵族称号、放弃财产、放弃农奴管理权，甚至放弃重新返回故乡的权利；难道那一切是人的真正的权利吗？那些虚荣的玩具曾经掏空了多少生命？在目睹了男人们英勇的佩剑刺穿天幕，流泻出一线自由的颜色之后，她们就从庸常走向一种崇高的义务。怎么可以忍辱屈膝，把青春重新搅拌入豪奢的腐朽和华贵的空洞呢？

当她们以永诀的伤恸吻别熟睡的幼子，以微笑排开威吓和阻挠，任由恐怖和厄运箭矢一样穿过她们身心，孑然跋涉数千俄里，来到她们的丈夫身边的时候，爱情，还仅仅是一个花朝月夕的字眼吗？

那一年的冬天，日照极短，枢密院广场的落日惨红，如同一环火漆，永不启封地封存了轻盈的过去。从此，她们站到悲惨和苦难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