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酒吧，我们站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就要分手，他对我说道：“我已经给这位婆娘找了个地方，不过还准备得不太到位。”接着，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要是在离开镇上之前，能来我们家里小坐一会儿，我们将备感荣幸。”他给了我地址，当我告诉他我很快就要去上学后，我们把造访日期定在了第二天晚上。

那年秋天，我开始了研究生生活，日子很难熬，并不会因为想到来年夏天我要与那个“苏格兰龟孙子”的直系后裔隔锯对坐而变得轻松。

然而，总有例外。我懂得那句格言的意思，因为我从小就在同一块匾额之下长大，我那块匾额比他这块看起来更显粗犷，在格言的四周还刻着苏格兰蓟花纹饰。我父亲把它悬挂在前厅，让所有进入宅子的人第一眼就能看见，同时让一大早去厨房的母亲经过前厅时也能看见，因为她作为半个英国人，天生带有未曾被人提起的懦弱性。

关于伐木，我不想说得过于技术化，但我必须让你知晓，白天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得让你明白，在我们设法求生的过程中，林子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吉姆的节奏会要我的命——到头来也会要了他的命，不过首先会要我的命。因此，大体而言，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打乱他的节奏，还不让他发现，因为与锯子另一端的“杰克·登普西”共事已有一个星期，我知道他要是对我挥上一拳，我根本不会有任何胜算。然而，我要是胆敢叫他把锯木活儿变得轻松一点儿，恐怕早就挨上他的拳头了。你要感觉不到这一点，那就不算是个伐木工。森林和下力汉的世界完全由三样东西构成——干活、打架、耍女人，一个地道的伐木工人必须对这三样东西得心应手。不过，如果可以选择，他不可能继续做一个伐木工，被这种苦活儿拖死。我要是求他在锯木上放我一马，我也有可能已经卷铺盖走人了。

一个星期天下午，黑脚河畔，阿纳康达公司一处伐木营地的工棚内，他第一次真正地引起了我的关注。正值夏日午后，闷热的工棚内半明半暗，他、我和另外几人躺在各自的铺位上看着书。其余的人一直在说话，但我选择完全忽略。从几分钟后发生的事情来看，他们谈论的话题正是这家公司。而我对此充耳不闻，大概是因为对那几个伐木工的习惯性抱怨习以为常：这家公司彻头彻尾地控制着大家；它把持了蒙大拿州，控制着新闻媒体、布道牧师等等；伙食糟糕透顶；薪水也好不到哪里去；小卖部抬高定价，而大家只能在此购买，难道在茫茫森林里还有别的购物地吗？公司就这样又把大家的薪水收了回去。他们正在议论的一定是这类话题，因为突然之间，我听见他冷不丁地说道：“闭嘴，你们这帮无能的杂种。如果没有这家公司，你们一个个都得饿死。”

但他拖到六月底才终于露了面，只见他坐在我对面的一根木头上，一身穿戴像极了伐木工中的百万富翁。他全身穿的都是羊毛制品——价格不菲的“黑色守望”花格衬衫、灰色鹿皮短裤、崭新而好看的伐木靴，靴帮上方露出两三厘米的白色短袜。就基本的经济模式和生态模式而言，伐木工和牛仔存在许多共同点。每到年底，如果入不敷出，他们会尽量精打细算。如果运气好，未曾遭遇疾病之类，他们会拿出足够的钱，每天醉上三四回，还要买一身新衣服。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值钱。他们会说，自己四处遭到盘剥——也许吧——但既用于干活儿又应对天气的着装不能太过寒碜。对伐木工和牛仔来说，穿戴的核心在于靴子，这往往要耗去几个月的积蓄。

我再介绍一个小花招，那是我的发明，指望不时地消一消肾上腺素，从而杀一杀吉姆的威风。伐木工有很多细微但几乎算是神圣的工作规则，目的是为了发挥团队作用，我会不时破坏一两样规则，但绝不再多。例如，要锯断一根倒地原木，而原木发生弯折，或者夹住锯条时，就需要用一块楔子来撑开锯口，让锯条推拉顺畅，而楔子往往放在吉姆那一侧，那么我就无须越过原木够到楔子，再把它卡进锯口。操锯工可不会浪费时间来搞阿方斯-加斯顿式的相互谦让；在你这边就是你的事情，这是规则。但我会不时地伸手去碰楔子，我们的鼻尖就要碰到一起时，两人便僵在那里怒目而视。这样的场面，犹如早期电影的近景照。末了，我会看着别处，仿佛我的头脑里压根儿没有楔子这个念头。你放心，尽管我伸出了手，但从未首先触碰过它。

穿人字呢的伐木工和他那两个只穿着外衣的大个子女人堵在门口跟我道别。“再见。”我站在门外说道。“别了。”安娜贝尔用法语说道。“再见，”吉姆说，接着他又补充道，“我会给你写信的。”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煎饼之争和空空的越橘果桶正是我所需要的，可以让我拖延到劳动节的周末，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告诉过吉姆和工头，我要辞工并准备上学。无论吉姆，还是我，都没有大的变化。吉姆的个子还是堪比杰克·登普西，这种力量与速度的结合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它有所改变。只是因为前不久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现在才把大多数时间用来锯木。就我而言，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每天二十四小时啥也不想，一个多月来只惦记着讨厌一个人。不过，我现在有时也会想想别的事情——事已至此，我只得在心里对自己说：“别心软，别忘了记恨这个差点要了你命的小子。”差不多也是在这段时间的某一刻，我变得信心满满，做出了他不会朝我挥舞拳头这种揣测。我也许只是越来越明智地意识到，他从来没有打过架，他做出一副打架好手的模样，是想让整个营地由他说了算。他让我们这些傻蛋怕得要命，是因为在干活和藏书网女人方面他让我们显得熊样十足，于是我们觉得自己也会随时挨他的拳头。幸运的是，我认为自己一直十分清楚，这可能只是一种揣测，于是继续做出一副他才是营地里最好的打架能手的模样，因为他可能算得上是吧，但你要明白，他也可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仍然让我烦心不已。

幸运的是，我早想好了答案。我回答道：“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嘛，劳动节那个周末。”

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明白了吉姆在夏初跟我说过的话，他喜欢南方妓女，因为南方妞儿有“诗意”。我快速扫了一眼客厅，的的确确，没有钢琴，所以那完全是一种“诗意”。

吉姆每次重重地踢踹我身边的原木时，我都要从脸上抹下几小块树皮碴儿。

我稍后才知道她名叫安娜贝尔，真是名如其人。她浮夸地打过招呼后，就安安静静地退到一边坐了下来，当她从立式灯具旁边经过时，我一眼看出，她没穿贴身内衣。

可是，等你真被猫抓之后，谚语没有任何安慰作用。

他写信往往以“亲爱的搭档”开头，落款通常是“老伙计，吉姆”。

就在我俩交往的这一系列小插曲中，我发现与去年刚认识他时相比，他的脸庞变大了不少。从去年开始，我就记得他身板宽阔，脑袋硕大，面庞窄小，紧缩得像一只拳头；有时我甚至会暗想，他这只拳头挥出的力度可不比他真正的拳头大。但在此刻，他悠闲地坐着，一边闲聊拉皮条的经历，一边把树皮碴儿溅到我的脸上，他看上去，鼻高眼大，长相帅气。显然他喜爱拉皮条——每年至少拉上四至五个月的皮条——尤其喜欢在自己的地盘充当保镖，可他说，即便如此，仍很无聊。他说他喜欢再次回到森林的感觉，与我相见的感觉很不错——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再次投入工作的感觉很不错——这句话他说了好几遍。

想到自己的一些行为正在他的身上起作用，多数时间我会觉得宽慰不已。应该说，我也琢磨过，这种只求自己获得宽慰的行为是否不好，即便如此，我也只管不停地重复着自认为充满敌意的举动。不过，从其他伐木工的反应来看，我的行为确实是一种挑衅。他们一致认为，我和吉姆将大打出手。他们还给我无声的鼓励，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必亲自与他交手了。早上出门上工的路上，其中一个低声对我说：“总有一天，那个龟孙子进了树林，就再也不会回来。”我觉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我可以在原木向他倒下的时候，忘了大吼一声：“倒下来了！”实际上，我早有了这样的想法。

因此，我那个夏天自然没再收到吉姆的来信——毫无疑问，他锯子的另一端有了新的掌锯手，而他会把这个人压榨成一堆锯末。不过，夏去秋来，我又收到了一个四方形大信封，字很大，词尾字母都越写越小。时值初秋，他的生意可能还没有开始。他也许刚刚辞掉伐木的活儿，正在镇上打探呢。也有可能，他还没有办好借阅证。反正，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

吉姆谈论的主要是伐木和读大学的事情。他和我整整一个夏天几乎不说一句话，更不可能说到大学。但此刻，他问了我许多上大学的问题，不带丝毫忌妒或者遗憾。他觉得我跟他那样的苏格兰小伙子不一样，不算很擅长摆弄锯子斧头，但是运气还不错。那天傍晚当他坐在那里时，他把自己当成了功成名就的年轻商人，他肯定认为我绝不会去做他想做的那些事情。社会主义者这样的身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没弄明白。在我看来，他一开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就是那样的人，第一次相识时，你觉得他具有某些明显特征，最后却发现他并非你想象的那样。也许你以为他有那样的特征，只因为你的所听所闻出于一个狭隘角度，或者那些特征在一些情况下存在，而你的性格使它们处于一种隐性状态。反正，他从没和我谈论过政治（要承认，我们多数时间根本互不说话）。我听见过他跟其他伐木工谈论社会主义，更准确地说，那是在冲他们大喊大叫，仿佛他们对伐木这个活儿一窍不通。他在二十年代偷偷逃出达科他州，现在只能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但他跟我谈论研究生学习生活时，主要关心的是，假如他打算前往攻读，可否将其视同锯木那么简单。这个问题肯定具有基本的资本主义性质。在达科他的教育经历对他具有持久影响。他只上到过七年级，而达科他那些教过他的老师一个个自大倔强，没少敲打他。他想知道，从七年级到研究生，教书的人会不会跟着变化，会不会仍旧要时常敲打他。我的回答给他打了不少的气：“不会，去年冬天我过得可不像今年夏天这么艰苦。”他在加拿大人俱乐部给我们所有人又买了一巡酒，就在喝下这一巡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他今年夏天的所作所为大概就是在告诉我，他所理解的研究生生活。如果是这样，他就不算错得太多。

多数时间是吉姆在说话，其余的人充当听众，我间或四处打量一眼。他真的算是个长相帅气的家伙，此刻穿得十分周整，身着一件黑灰色人字呢西服，打了一条蓝黑色领带。可不管他穿成什么样，在我看来他始终就是个伐木工。怎么不是呢？他是我与之共事过的最好的伐木工，我这一生都敢这样说。

我从一开始就替她感到羞愧，因为营地里很多人都知道她，而且时常谈论她，可她依旧骑着那匹“高个宽背靓马”。她每个星期天都会回到营地。她总会在来的时候带着一只加仑桶，离去的时候两手空空。越橘果采摘季节过去了很久，她照旧前来。灌木丛已经找不到任何浆果，但她来的时候仍旧拎着一只大桶。

吉姆的住处看上去是个正当人家——窗帘没有拉上，大门微开，一束光线照了进去。吉姆开了门，宽大的身板差不多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但我还是看到了九-九-藏-书-网他身后那位婆娘的身影。在我记忆中，她应该来自南方，我看见她那只没被挡住的肩上披着一头卷发。吉姆转过身，没有给我们做介绍。突然，她绕过他的身边，抓住我的手，说道：“上帝保佑你的小兄弟，进屋吧，把你的屁屁放到钢琴上。”

他说道：“你去东部之前，我想约你在镇上见一次面。就在今年，要不了多久，我也会辞工。”他又说：“去年春天，我向一位婆娘保证过。”我和所有其他伐木工都早就注意到，那位牧场主的老婆上个星期天没有来营地，而那意味着什么，无须明说。

我又看了一眼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它就挂在那面墙上，吉姆正准备坐到它下方的椅子上。那是一句苏格兰格言，也是一句拉丁语——“伤我者必受罚”。想来只有吉姆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两个妓女不可能明白，那些斯堪的纳维亚籍和法裔加拿大籍伐木工主顾更不可能明白。作为这块地盘的领主和首席保镖，他一屁股坐上皮制宝座，自认为只有他自己明白头顶上的格言：“伤我者必受罚”。

她的风格是，你希望她是什么风格她就是什么风格，除了她明摆着不是的那种风格。我无须听她多说就基本确信，她不是什么南方人。另一个女人也不是。她们会说“你们大伙儿”这样的话，蓄卷发，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她们这么做，也许都是为了来自达科他州的吉姆。安娜贝尔偶尔变得有些歇斯底里，至少会突然变得喋喋不休，说出一两个带着“诗意”的句子——要么是一句押头韵的祝酒词，要么是一句北欧话，或者某个外语短语。紧接着，她会恢复到安静的游戏状态，比如想出一样我感兴趣但知之甚少的东西，然后试图说服我相信她拥有这样东西，当然她的苏格兰人身份除外。

就这样，他们三个人用谎言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庭。

还令我觉得有趣的是，吉姆向他的两个女人说起我和他自己的那番架势——一对从来就十分友善的活计搭档，时常就锯木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相互交流。在他的演绎下，我们之间出现了这样的对话：“你那边锯进去多深？”我问道；他会回答说：“三四厘米的样子。”我又会说：“天哪，我这边已经6厘米多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夏天除了前面几天，我们根本没进行过如此友好的交谈，任何一个伐木工都能告诉你，他编的那些伐木过程中的技术性对话，也许在妓女们听起来印象深刻，但在伐木工听来没有任何意义，那全是他的胡编乱造。他是个了不起的伐木工，本不需要编造任何东西，但似乎每当他把我们说成朋友时，总得编出几句相关的谎言。

牛仔们穿的靴子主要用于骑马和驱赶牛群，而伐木工的靴子主要用来跟原木打交道。吉姆那双靴子的鞋帮高达15厘米，不过有些型号的鞋帮更高。吉姆就喜欢这一类伐木靴，脚踝要有足够的支撑，却又绝不使用绑带；靴子的前端没有加厚层，十分柔软，涂上牛蹄油便能适度防水；靴子的形状适合移撵原木；高足背可与原木贴合，高鞋跟与之相配。鞋跟高度不如牛仔靴，但更有韧性，因为这样的靴子还要用于行走；实际上，它们都是很好的步行鞋——适度的高跟让人在正常站立时略微前倾，产生被往前推的感觉——这种感觉正是他们的标志。

他说到做到，可一直拖到了秋天。到那个时候，也许瑞典籍和芬兰籍伐木工全都已经熟知了他在城北的房子，而他也从米苏拉公共图书馆办好了借阅卡，开始重读杰克·伦敦的作品，并跳过其中与狗相关的故事。因为信封上我的收信地址十分详细，所以他一定是给我家里打过电话，要到了地址。信封很大，呈四方形；信纸很小，印有横线，顶端有胶水的痕迹，应该是从什么写字簿上撕下来的。他的字写得很大，但词尾字母都越写越小。

不过，我们谈论的话题几乎全是伐木，因为这就是伐木工所能谈论的话题。他们把它融合到了所有话题里。例如，伐木工在七月四日庆祝国庆——在当时，除了圣诞节，就只有这一个神圣节日——时，要举行滚木赛、锯木赛、砍伐赛等。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世界，既有游戏也有女人，尤其赌咒发誓的时候，他们的女人也得像个伐木工那样说话。安娜贝尔偶尔会冒出这样一句话：“真应该有人把那个龟孙子揍个屁滚尿流。”可当我闲得无聊，想弄清她是否知道“屁滚尿流”具体是什么意思时，她又恢复了纯粹的南方诗意。妓女得像她为之服务的男人那样赌咒发誓，还得口出妙语。

八月末的一天，他打破沉默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辞工？”当时的情形活像天地之初，一片混沌之时，有人打破了沉默。

他给我的地址位于小镇北面，离铁路不远，铁路工人大多居住于此。我还是个孩子时，镇上就有所谓的红灯区，位于前街，毗邻垃圾场，时常弥漫着一股子气味儿。法律迫使它半遮半掩，一帮女人只能四散开去，相当一部分就与铁路工人混杂而居。当我终于找到准确地点时，我立马认出了它边上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属于一位火车制动员，他娶了一个荡妇，自以为是个打架好手，尽管他赢架的次数并不算多。他在镇上大名鼎鼎，因为有传闻说，他在一天夜里出其不意地回到家里，结果逮着一个家伙正好从他家里往外走。他从口袋里掏出三个美元。“拿着，”他对那个家伙说，“去找个好地方爽一爽吧。”

有一段时间，我试图从谚语中寻找安慰，尽量找个理由，将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整个冬天，我藏书网都有一种清晰的认知，类似的事情早晚要来。现在，我尽可能地泰然处之，在心里对自己说：“行了，伙计，既然要逗猫，就得准备让猫抓。”

我躺在铺位上，意识到这并不是自己第一次关注到他。例如，我已经知道他名叫吉姆·格里尔森，我还知道他信仰社会主义，认为尤金·德布兹性格软弱。也许他比营地里的任何人都讨厌伐木公司，但他对这些人的厌恶，超过了他对公司的反感。我还清楚，自己早就注意到了他，因为就在我盘算着与他打上一架会是什么结果时，我发现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据我估算，他的体重在85公斤左右，至少比我重15公斤，不过我自忖比他训练有素，只要能挺住头十分钟，应该可以将他降伏。我也思量过，自己也许根本挺不过头十分钟。

奇怪的是，吉姆在与厨师的争吵中胜出之后，我在树林子里的情况竟变得好了起来。我们还是互不说话，但锯起原木来逐渐有了节奏。

吉姆脚上穿的靴子是“伐木工怀特”的产品，我记得这家公司位于斯波坎，它会留存顾客的姓名和尺码。这个牌子的靴子很不错，不过，其他产品也很棒——必须如此吧。国内其他地方的品牌有巴斯、伯格曼、齐佩瓦等，但在我记忆中，西北地区的伐木工大多穿着斯波坎的产品。

那个夏天，突然了解到很多跟他有关的信息，于是我打定主意，来年夏天和他搭手做计件挣大钱。他告诉我，他是苏格兰后裔，这一点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且让我俩搭档的想法更加稳固。他说他在达科他地区长大，父亲是个（我将原话引述）“苏格兰龟孙子”，自己十四岁时被他赶出家门，此后一直独立为生。他告诉我，干活儿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只在夏季干活儿，其他时候，他身上的文化秉性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上风。整个冬天，他会猫在某个小镇，镇上的卡内基公共图书馆的条件相当不错，办理借阅卡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之后，他会设法找一个不错的妓女，如此一来，他整个冬天要做的就是读书和拉皮条这两件事儿——或者顺序应该颠倒一下。他说，总体而言，他喜欢跟南方妓女打交道；他说，南方妓女整体上“更有诗意”；我后来才逐渐明白他这个说法的内中含义。

自那封信以后，好多年过去了，我再没有收到过吉姆的信，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也许，那三百磅终于把这个龟孙子给降伏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头三四天的时间里。一开始的气氛很融洽，相互坦诚，经过冬天后，我们都变柔软了。同时，吉姆一直在给我上拉皮条的课程。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拉皮条的过程比较复杂。除了挑选妓女（大个子，南方人，也就是要“有诗意”）、哄她开心（下午要带她去碧玉剧场）、招揽顾客（访遍了整个森林你数得出名号的瑞典人、芬兰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你还得贩卖私酒（当时仍处于禁酒时期）、搞定警察（这是常事儿）、自任保镖（这给整个过程带入了一点儿体育竞技的味道）。一连数天，每小时的休息时间里都要谈到这个话题，不过似乎谁都没有兴趣提及社会主义。

不过，那些关于自我的画面，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渐渐地从我头脑里消失了，左右我思绪的，变成了他。在这样的思绪——有一部分就发生在白天——中，我不断地拉着锯子，他在锯子的那一头显得越来越大，但面庞越来越小——也越来越近——直至最后，它一定是从锯开的原木口子里，沿着锯条步步紧逼，钻进了我的思绪。那张脸有时候凑得极近，我竟能看清它变小的过程，那张脸以鼻子为中心而扭曲压缩，变小到一定程度时，我会努力从思虑中清醒过来，摆脱这一切。

我没有继续看书，而是躺在铺位上，琢磨着这个有趣的问题。我终于饶有兴趣地意识到，早在对他有所关注之前，我就掂量过跟他打上一架有多大胜算。差不多从见到吉姆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受到了威胁，显然，其他人也有这种感受。随后，我对他的认识越发清晰，所有关于他的念头始终围绕着这个问题：“他赢还是我赢？”除我之外，他已经搞定了整间工棚，此刻，睡在铺位上的他躺卧不宁，我的在场让他感到很不自在。我撑了一会儿，表明自己有权不走，但阅读已经无法继续，棚子里也好像变得愈加闷热。我把自己强行留下来的种种后果权衡一番之后，从铺位上爬了起来。当我慢慢走出工棚时，他正在铺位上一边翻身一边叹气。

我环视了客厅一圈，没有看见钢琴的影子，不过却看到了另一个女人，以及墙上的一句苏格兰格言。那个女人年龄较大，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因为当她最后被介绍给我时，我才知道她是安娜贝尔的妈妈。我不禁想问，她在吉姆的营生中扮演什么角色，几天后我在镇上遇见一帮认识她的伐木工，他们说她仍算是个不错的妓女，尽管略显忧伤和肥胖。那天傍晚，我试着和她说说话；我并不认为她的内心还有什么东西，不过看得出来，她很在乎吉姆。

乍听之下，我拿不太准，自己竟听到了这样的话，或者他竟说出了这样的话，但那番话确实是他说的。这样一来，工棚里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都注视着他铺位上那张瘦小的脸、那颗硕大的脑袋和用单只手肘放在前侧支撑的那副庞大身板。转瞬之间，起了一阵躁动，躁动的人先后走到了阳光明媚的门外。竟然没有人出声反驳，在这个伐木营地，他们可全是些大个子。

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个女人来到营地，并停下脚步同林区工头和他的老婆聊了起来。这是个大个子女人，拎着一只桶，骑了一匹大马。营地里差不多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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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认识她，或者听说过她。她是一位牧场主的老婆，而这位牧场主拥有这个峡谷里最好的牧场之一。我只碰到过她一次，但我的家人与她的家人非常熟识，我父亲偶尔会来到峡谷，给特地聚在一起的长老会信众做祷告。无论怎么说，我觉得自己应该走过去跟她说上两句话，那也许对我父亲的事业有所帮助呢，但我做错了。她依旧骑在那匹大马上，我与她只交谈了几分钟，偏偏吉姆出现了。他甚至懒得看我一眼，就说我是他的搭档，是位“老伙计”，还问她提个桶做什么。林区工头替我们回答了所有问题。首先，他替她回答说她要去采摘越橘果。接着，他以工头的口吻告诉她，我们是伐木工，对周围的林子十分熟悉。再接着，他自问自答，代表我们向她保证，吉姆将会乐意带她寻找越橘果，还说他很有把握。营地里的人都在打赌，吉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两个小时内把她放倒。一个伐木工说：“他放倒女人的速度跟放倒树木的速度差不多。”傍晚时分，她骑着马回到了营地。她没有停留。她走得很急，隔着一段距离也能看出，她脸色苍白，一颗越橘果也没有采到。她连空桶都没有拎回。谁知道她该怎样向丈夫交代呢？

不过，傍晚收工后，我们仍然会独自走回营地。他照旧先走一步，在内衣的外面套上那件沃尔里奇衬衫，腋下夹着空餐盒。跟所有伐木工一样，我们会在早上脱去衬衫，然后穿着内衣劳动一整天。夏季，我们也会穿着羊毛内衣，因为我们经常说，汗水会让棉布黏身，而羊毛会吸去汗水。吉姆的身影消失在营地的方向之后，我找棵原木坐下来，等着身上的汗水晾干。坐了一阵子，心情足够平和后，我才穿上沃尔里奇衬衫，带着午餐盒，向营地的方向走去。我此刻心里清楚，我会干到此前承诺的辞工之日，一想到这里就觉得美滋滋的。

夏末，回校上学之前，我对吉姆有了更多了解，实际上，他和我已经达成一致，来年夏天搭手干活儿。很快就可以看出，他是全营地最好的伐木工。他对锯子和斧头极其在行，干活儿的速度算得上威猛无比。我记得当时是1927年，还没有链锯之类的工具，正如现在不可能有沿黑脚河一字排开的伐木营地或者工棚，尽管那个地方现在仍有很多伐木的活儿。现在所用的单人链锯由轻便的高速马达予以带动，掌锯工均已结婚，并与家人同住，有的远在米苏拉居住，上下工往返需要驾车一百六十多公里。可在伐木营地时代，人们干活儿主要靠堪称美妙之物的双人式拉锯，而全营地报酬拿得最高的，往往是把锯子挫磨得锋利无比、调试得最为精准的那个人。两个人组合拉锯，要么拿基本工资，要么按件计酬劳。表示“计件”的“gyppo”这个词不太中听，可用作名词或动词，意指某人单日内根据伐木的千板英尺而取酬。当然，只有当你觉得这样的报酬能够高于固定薪水时，你才会选择计件方式。如前所言，吉姆已经说服了我，要我在来年夏天与他搭手做计件，好好地挣上一笔。毫无疑问，我答应的时候有些惴惴不安，但我当时已考上研究生院，财务自担，急需一大笔钱。再说，受到全营地最好的掌锯工的邀请，我觉得这算是对自己实力的一种赞赏。不过，要得到真正的赞赏，尚且任重道远呢。我还觉得，那是对自己的挑战。伐木营地是森林和劳动人民的世界，这里充满了挑战，如果有人打算在挑战面前避而远之，那他最好别进入森林。事实上还有一点，我乐意跟随他——他比我大三岁，这样的差异有时候显得非同小可，他对各种生活都已经有所见识，而我作为长老会牧师的儿子，对此完全没有切身体会。

在我看来，开始讨厌某人的初始阶段就是无话可说。他喜欢大个头的南方女人，我当时觉得那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再说，我们都在一点点地进入状态。我们逐渐不再需要休息时间，只在午饭时休息半个小时，而且趁此用金刚砂石打磨斧子。渐渐地，我们不再说话，而沉默是友情的大敌；回到营地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相互没再说过一句话。当然，这本身不一定就是恶兆。很多拉锯组合干活时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人，当然，也因为没有人能够一边说话一边计算千板英尺的数量。有些拉锯组合甚至彼此生厌，那样的情形颇像过去的纽约凯尔特人篮球队，队员们无须眼看也能知道彼此的动作轨迹。不过，我们的沉默与之不同。我们之间的沉默与效率和高产无关。当他打破沉默，问我要不要将锯子从6英寸换至7英寸时，我才明白自己拉锯是为了生存。对我们要锯的东西而言，6英寸的锯条已经足够长了，若再增加长度，那只意味着我要推拉更长的距离。

如此熬过两三个夜晚之后，你才慢慢明白，自己不能被击垮。也许你成不了赢家，但却不能被击垮。

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于来年夏天再与他搭档的任何暗示性提议一律置之不理，而他也就从未明确提议过。我早就认定，我的一生中只能有一个阶段用于计件挣钱，而我已经毫无保留地付出了。后来，我回到了美国国家林务局与大火展开斗争，这在吉姆看来无异于我声称自己需要怜悯，正在接受休养疗法。

吉姆坐在那里，右腿搭在左膝上抖动着。很多东西他都用脚来表达，只见他照着我屁股下那根原木狠狠地踢去，树干上随即留下一道印子。伐木靴的靴底精心排列着深沟和倒刺，像极了“一战”的战场。对伐木工来说，如此精心排列是为了移撵原木。如此九_九_藏_书_网巧妙设计的精髓是那些防滑刺，伐木工们称之为“防滑齿”；一道道防滑刺长而锐利，足可踩住剥得溜光的原木，也有足够韧性，能踩住已经脱皮的枯树。当然，一道道防滑刺可能会伸出鞋边，造成颠簸或把人绊住，于是鞋底边缘设计了一排坚硬的平头钉，足尖部位多达四五排。鞋底中间部分就像是防滑刺形成的战场，侧面各有两道防滑刺，其中一道延伸至足背，便于横着跳上原木时能稳定抓牢。确实，这样的设计虽然略显原始，但样子非常漂亮，而且用处很多，例如，当两个伐木工打架时，若一方倒地，另一方几乎肯定会用靴子加以踢踹。这叫作“来点儿皮实的”，伐木工如果遭此下场，会好长一段时间干不了活，而且再也神气不起来。

疲乏的后期，没有了沉思——或者昏昏欲睡——只是持续地感到口渴，以及一连串经常被忽视的低层次生理需求。一整夜，叹气声、呼噜声、肚子的咕咕声接连不断，大家上床且已入睡约一小时后，有人试图与同性发生关系，不过总不成功，如果我记录的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话。工棚内几乎一片寂静。突然，有人从铺位上蹦起，一边殴打另一个人，一边低声说道：“好你个下流胚！”他会用又快又狠的四五记重拳猛击对方。另一个人一直没有还手。相反，他尽量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听得出步履忧伤。还不到深夜，连想着天明都显得太早。我静静地躺在那里，挨过无数个小时，感觉好像头一天花了一整天时间喝镀锌桶里的水——到后来，一想到水，就想到了镀锌味儿。

于是，趁着还没开始砍倒树木，我就千方百计打乱吉姆的节奏。开始锯木之前，掌锯工往往要清除一定数量的杂草，也就是用斧子砍去那些妨碍锯木的灌木和矮小短叶松。我觉得，就天性而言，我砍除的杂草多过吉姆，至此我更是胆大妄为，尽量多砍，而这让他大为光火，在这个伐木季的开始阶段，我们还相互说话时，他就为此训斥过我。“嘿，”他说道，“你这哪是在做计件。锯的只要不是木头，你就赚不了钱。你这是收拾花园，无论你干到什么时候都没有人给你付钱。”他会走到一处锯口，那儿要是有矮小短叶松碍事，他会将松树折断，一边用脚踩住一边开始锯木，他在越橘树丛中横冲直撞。即使灌丛妨碍他锯木，他也丝毫不会在乎。他只会拉得愈加起劲。

我想在离去之前跟两个女人说几句话，可我转向安娜贝尔，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让她给我迎头掐断：“你看，你我都算是吉姆的搭档吧？”眼见她摆出了这么大一个话题，下一分钟她却改弦易辙，一心让我相信她是苏格兰人，但我对她说了一句：“你试试跟瑞典人说这个事儿吧。”

就拉锯这件大事来说，如果双方拉出了节奏，那会是一个漂亮的场面——你有时会忘掉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一心只有抽象的动作和力量。可如果锯子拉得没有节奏，哪怕只是短短一瞬，那也会让人大伤脑筋——也许远不止于此。就连你的心脏似乎都无法正常跳动。当然，吉姆一开始快速且长距离——即便对他自己来说，也推得太快太长——推锯，令我一个趔趄坐到地上时，我们就连基本的节奏也找不到了。多数时候我能跟上他的拉锯；我必须跟上，但我会挑选时机，在把锯子朝向自己一侧拉回时，刻意拉得慢一点儿，或者长度不够。只需稍稍打乱一下节奏，不至于做得过于显眼而招来他的呵斥，但又让他明白我的意图。为了确保他已经明白，我会一下子拉回他的节奏。

天气渐热，那天干完活回到营地时，我觉得身体有些不太舒服。我从自己的粗呢袋子里翻出干净的内衣裤、白色袜子和一块肥皂，来到了溪边。洗完澡，我在岸边坐下来，让身上自然风干，那样我会觉得舒服许多。这是我在林务局做事的第一年就学到的一条法则——如果身体疲惫、心情沮丧，保持洁净会让你感觉舒服很多，至少可以换换袜子。周末，洗衣服要花掉我很长的时间。我洗得很仔细，因为我希望把它们晾晒到灌木丛上时，它们是白白净净的，而不是略显灰色。当时，我只能首先依赖洁净这样的家庭偏方。

入夜尚早，我已经弄清楚，这两个女人不是母女，也没有任何关系。一家人这个概念也许给他们三个人带来了别样的快乐。当然，两个女人的穿戴相同，蓄卷发，有一点儿南方人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说，她们的体型特征完全不同，除了都是大个子这一点。

那个学期放假前，我又收到他写来的三封信。他的信只有一两句话，还颇有文学味儿。如果一位大师使用这种简短的文学形式，他的目的肯定不是表达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要高度浓缩世间万象。吉姆是我认识的人中，具有此类大师范儿的第一人。

离开营地去上学的前一个星期，我在大街上碰到了他。他看上去很不错，变瘦了一点儿，可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他把我带到一处地下酒吧，从一个加拿大人俱乐部那里给我点了杯酒。因为蒙大拿州位于北方边境，禁酒时期我居住的镇上就有不少加拿大人开的威士忌酒吧，只要你能找到地方，又出得起价钱。我买了第二巡，接着他又买了一巡，我打算再买一巡时，他说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接着说：“我一直觉得我得照顾你。”即便在下午时分，已经酒过三巡，我仍然有些惊讶，直到现在。

另一个好情况是，他在讨要早餐煎饼时，与厨师负责人大吵了一架。这听起来有点儿疯狂，因为任何人只要稍明事理就应该知道，掌管伐木营的人是厨师头儿。正如伐木工们所说，他是个“金宝卵”。要是某个伐木工在用餐时因为餐桌恶习而招致他的厌恶，这位厨师就会找到林区工头，那么这位伐木工就得卷铺盖走人。但这一次，吉姆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大吵一架之后并没有人滚蛋，而我们每天早餐还吃上了两至三种煎饼，此前从来没有人吃过煎饼，包括吉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