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殖民地有一位皇家总督和他任命的政务会以及一个民选议会。在这种情况下，在前两者与最后者之间存在着所有的老问题，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有两个因素大大加剧了这种局面。在下加拿大，种族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在多数派的法国人与少数派的英国人之间存在强烈的怨恨。英国人人口的增长也没有指望，因为移民对这里不感兴趣，通常往南去美国，或者去上加拿大。政府和司法都在崩溃。因为种族宿怨，这种英国人主导总督和政务会、法国人主导议会的体制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法国人陪审团也不会给予涉案的英国人公正的裁决。居民是无知的，十分在意保持他们殖民地的法国特性，这一想法轻易地受到神父和当地法国人律师的左右，后者中的主要煽动者是路易斯·帕皮诺。他有志于成为一个类似于塞缪尔·亚当斯在早期马萨诸塞的角色，尽管他的思维更属于法国革命者的类型。有人公开宣传从英国独立。1832年英伦三岛发生了霍乱疫情，尽管实施了检疫，还是有移民进入加拿大，法国人真的认为这是英国政府投送传染病过来以毁灭法国人口。发生了一些骚乱，在一场不幸的骚乱中三个公民丧身，情景类似于1770年所谓的“波士顿惨案”（Boston Massacre）。这一事件同样被称为一个“惨案”，用这个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愤怒，如对待以前的事件那样。

东部的缅因边境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但在1842年的《阿什伯顿条约》中得到最终界定。四年后，穿过有争议的俄勒冈地区抵达太平洋岸的边界线也达成了协议。美加双方都曾对俄勒冈边界线有过过分的主张，在美国流行的口号是“54度40分或战争”，指的是坚持把美国北部边界推进到这个纬度线。然而，最后得益于美国正面临与墨西哥的战争，从大湖地区到落基山脉的49度平行线被延伸到海洋，而温哥华岛完全归加拿大。这个国家在帝国的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实现了独立自主，其辽阔土地的边界被明确地划定下来。从任何方面都没有入侵的忧患，它的前景似乎九九藏书网是无限的。

然而，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或多或少汇集在1830年代的各种思想和情感的潮流，带来了帝国理论的一场革命。其中，我们可以引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它在几年之后将大行其道；宗教的复兴和对他国的责任感，它们导致传教事业；蓬勃发展的民主潮流和个人要求管理自身事务的呼声，以及我们现在所称的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态度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观的根本变化，但也是因为有一群卓越的领袖，做了很多来疏导各种新思想，如查尔斯·布勒、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达勒姆勋爵、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约翰·罗素勋爵、第三代格雷勋爵。

新帝国理论，产生自政治、经济、宗教三种思想源流，有两个要点。一是，殖民地不应完全受宗主国的掌管和主要反映宗主国的利益，而应根据当地的愿望尽快获得更广泛的地方自治和经济增长。二是英国不应该只是剥削当地的落后人种，而是应当充当他们的监护人和托管人。很容易列出这个理论未被付诸实践的不计其数的例子，从而表明英国的虚伪。可这些思想给世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裨益。

在下加拿大，叛乱虽然也是小规模的，却更加重要，然而被英国军队镇压下去了，帕皮诺和他的主要同伙奥卡拉汉越过边境逃到美国。很明显，某种殖民地的政府重组是完全必要的。1838年，达勒姆勋爵，加上韦克菲尔德和布勒，被派往北美进行调查汇报。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英国政治家中，达勒姆，一个性格独特、易于树敌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什么得成为帝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他的著名的《关于英属北美事务的报告》将成为一个经典，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帝九-九-藏-书-网国的基石。不幸的是，达勒姆一到达加拿大，就越权把那些已经逃离加拿大的叛乱头目定为死罪，并把另外八人押往百慕大群岛。这一武断行动使他招到国内以他为敌的人和那些反对他的帝国政策见解的人的合法攻击。他毫无体面地召回国内，甚至被当初指派他的政府所抛弃。

他以谋杀罪被送上法庭，而只有这时，帕默斯顿才声称那次袭击是一个官方军事行动，并威胁说，如果当事者加拿大人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英国将立即宣战。由于美国政府的联邦体制，华盛顿不能干预，纽约州州长是一个与帕默斯顿一样惹不起的人。两个英语民族之间的第三次战争的问题，取决于纽约地方刑事案件的一个普通陪审团的裁决，幸运的是，麦克劳德被发现只是一个醉酒和自吹的骗子，实际上根本没有参与卡罗琳号事件。然而，加拿大的动乱显然对英美关系构成了极度威胁，尤其是在帕默斯顿执掌外交事务的情况下。

到1836年政府陷入僵局，英国派出一个委员会去做调查汇报，却提不出任何建议。英国政府随后宣布，如果议会不能为当地的公共目的提供必要的资金，将被伦敦宣布为无效。显然，政府的形式不适应殖民地的情况，变革势在必行。此时已没有时间，约翰·罗素勋爵的违宪决定，尽管必要，在上下加拿大都引起了风暴，导致叛乱。与毗邻的法国人比较，上加拿大（安大略）在感情上是强烈的忠诚者，在意见上更加坚定。忠诚者与叛乱者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丧身者寥寥无几，后来叛乱者首领麦肯齐越过边境逃往美国。虽然叛乱实际上被镇压下去，但在美国一边，麦肯齐伙同其他难民及边境匪徒继续发起袭击，几乎引起英国与美国的战争。麦肯齐使用美国船只卡罗琳号运送人员和军火，最后在美国水域被英国当局击毁。无论如何，美国人那时对英国的感情都是敌对的，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愤慨。英国政府不会承认这次事件是官方所为，直到1840年一个喝醉了酒的加拿大人麦克劳德在纽约炫耀说，他就是击毁卡罗九九藏书琳号行动组的成员之一，而且他自己在那次事件中打死了一个美国人。

尽管已使英国失去除加拿大之外的北美帝国，但旧理论持续到这一时期，现在它让位于一个新理论，后者将把帝国发展到今天的状态。英国拒绝了在北美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建议，它从美国独立革命中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国内半个世纪的思想和道德变化，要求提出新的理论并将它应用于实际政治。不仅对于英帝国而且对于世界而言，幸运的是，改变是在这个世纪后期帝国大量扩展之前发生的。无论如何，对地球边远部分肯定要争夺，但如果英国对殖民地和臣服人种的态度没有改变的话，帝国就不大可能维系在一起。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缺点和错误，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新理论，英国统治下的土地和人民，比在其他统治下可能获得的，拥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善治，庞大的英联邦国家集团才得以保持至今，并与其后裔美利坚合众国，成为未来乱世中自由的中流砥柱。

我们前面谈到在这段时期发生的新英国与旧英国之间的裂痕，在帝国关系和帝国理论领域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一般而言，这个理论仍然是基于旧的重商主义学说。大体上，殖民地应该为宗主国生产的商品提供原材料和部分市场。从理论上说，帝国应该是一个复杂而自给自足的单元，其中有劳动和产品的分工，总体上由伦敦的英国议会进行调控。理论上还包括，调控应该符合各方的利益，但实际上，殖民地在议会没有、实际上也不能有代表，议会整部机器的运转主要反映那些拥有代表的主体的利益。殖民地之所以受到重视，完全是因为宗主国可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它们那里取得好处。

在加拿大的这项试验取得了巨大成功。种族伤口被愈合，脱离帝国的言论停止了。主要基于经济因素与美国合并的危险动向，因新的经济自治和《帝国航海法》的废除九_九_藏_书_网而告终。同时，在这一时期，曾不时带来与加拿大南边强大邻国发生战争危险的两个严重争端被解决了，尽管双方都有不满意之处，这可能正表明了决定的公平。

要估量这些思想的新颖性和重要性，一方面我们得就帝国与其属民的关系，把这些思想与历史上所有先前的思想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我们得考虑帝国今天乃存在于一种完全独特的政治结构——英联邦国家——之中。人性既不完美又容易犯错，但我不知道任何其他民族——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像英国那样，把如此大的自由和正义带给地球四分之一的地区，而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构想并应用了上述两个主要思想。当然，除了争取它们的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团体之外，很多人反对这些思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显示出有多少种不同的力量发挥作用而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历史，而思想能够付诸行动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一信念，即殖民地将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思想而变得对宗主国越来越没有价值。许多人辩解说，如果贸易不受到管控，本地人不用来为宗主国谋利，那么殖民地岂不是一种累赘、危险和负担，而不是资产？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对帝国没有多少兴趣，即使在不反对扩展的时候，这种淡然的心态使得那些试图按照新思想来塑造帝国关系的人可以放手干。这种淡然的心态，我们还会提及，是该世纪末帝国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复兴之前的几十年中一个重要的思潮。

确实到了某些东西结束的时候。到处是困境和不满。西印度群岛形成了它们自己的问题，那里的种植园主认为废除奴隶，哪怕是给予补偿，都会损害他们事业的前景，而帝国处境的艰难和危险展示得最为充分的是在加拿大。加拿大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表达，六个殖民地——纽芬兰、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下加拿大（魁北克）和上加拿大（安大略）——都是分立的，各有其政府，就是现在已然成为合众国的反叛殖民地盛行的那种政府。旧有的殖民理论政策，以及在地方治理中的相同毛病，使得加拿大诸殖民地已然逐个到了效九*九*藏*书*网仿南边邻居半个世纪前的反叛的边缘。

然而欣慰的是，他的思想注定要得到实施，以促进英联邦国家的建立。《报告》的重点是建议在加拿大建立一个十足的责任政府，仿照英国的模式，根据议会或下院多数的意愿来选择行政部门。由于种族问题，这在魁北克是行不通的，因为英国人不会答应被占多数的法国农民永久统治。于是达勒姆建议上加拿大与下加拿大合并成一个殖民地，虽然法国人极力反对，但最后于1840年经由英国议会决定实施。然而，由于一些英国主要政治家如威灵顿公爵的强烈反对，责任政府的准许还要等待数年，直到1847年，时任自由党政府殖民事务大臣的格雷勋爵建立新体制，他指示新斯科舍总督按照议会多数的意愿选择部长，自己不承担政治责任。换句话说，英国派出的总督之于当地立法机构和政党，实际上几乎如同英国国内君主之于英国立法机构和政党。联合加拿大（魁北克和安大略）的总督额尔金勋爵，在授命时接到同样的指令，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尽管有时十分不得人心，因为事实上殖民者还没有学会如何管理他们被授予的政治责任。然而，跨越宗教和种族界限的政党开始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理解新的体制。多亏达勒姆和额尔金，自由责任的种子在未来最大的自治领深深扎根，虽然国内许多人认为这样一种制度必然与帝国的统一完全不相容。1852年迪斯雷利宣布殖民地必须全部在几年内独立，其他人也持同样观点。在故事下文，我们将会发现别的殖民地也获得了同样的自治权，逐渐地扩展为今天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维持着的这种关系。那些最初在加拿大发起试验的自由党人不仅是在展示高超的、从根本上说是英国特色的政治才能，而且是在显示一种极为坚定的信念，即永久和愉快的联盟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靠约束或武力。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证明这个信念是充分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