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孔蒂跳出来缓解局势，但很快与金和布里耶对练上了。他们的争端就像是一场闹剧。

随之发生的更具争议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才构成正当的商业秘密。我问，一个由第三方制造的商用分析仪，所有与其有关的事情如何都被认定是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布里耶说，区别不是我说的那么简单，这一回答无法令人信服。

博伊斯的脾气再次爆发。他愤怒地说，在实验室行业，以前是没有人能够用微小剂量的指尖针刺取血样本做检测的。“希拉洛斯正在做这件事，而且，它要不是魔法，就是一项新技术！”

看到信封上写的地址，艾瑞卡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信件接着说，如果艾瑞卡想避免引发诉讼，她必须接受与博伊斯·席勒的律师面谈，并说出她披露了希拉洛斯的什么信息，是对谁披露的。信件由大卫·博伊斯签字。艾瑞卡开车回到朱莉娅的房子，整个周末都待在那里，关着百叶窗，害怕得不敢踏足屋外。

“希拉洛斯又一次威胁我，”他写道，“他们的律师说他们怀疑我在违反我的宣誓书。”

希拉洛斯真的有什么新的技术吗？我挑衅地问。

我的反驳似乎起到了想要的效果。她变得缓和一点，我们开始一个一个审视我的那些问题，觉得作为希拉洛斯在场的唯一代表，丹尼尔·杨将回答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很快又发生了争执。

艾瑞卡立刻警觉起来。白天的时候，希拉洛斯的人力资源部主管莫娜·拉玛莫西已经在她的手机语音信箱留了几条信息，说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与她谈。艾瑞卡没有给她回电，现在又有什么神秘的男人等在外面要跟她说话。她怀疑两者之间有关联。

三天后，艾瑞卡·张在她的新东家、一家叫作抗体解决（Antibody Solutions）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加班，一位同事过来，告诉她有个男人要求见她。同事说，这个人在停车场上他的车里已经等了很久。

博伊斯第一次插话，扮演与金的坏警察对应的好警察形象。“我们确实只是想一步一步讨论这件事情，让你们看到这儿真的没有什么故事。”这位74岁的超级律师温和地说。他眉毛浓密，稀疏的灰白头发，让人觉得像是一位正在调停争吵孩童的祖父。

信封里的信印着博伊斯·席勒的信头。艾瑞卡读着信，恐惧感越来越厉害：

“我们不同意放弃我们的新闻特权。”我反击道。

周五的时候，我多次在上午试图与斯图尔特医生取得联系，但联系不上。她在傍晚的时候打了过来，当时我正开车去长岛东部，与我妻子和三个孩子度周末。她听上去心慌意乱。她告诉我，巴尔瓦尼试图让她签她的同事所签的类似声明，但她礼貌地拒绝了。他勃然大怒，威胁说，如果她出现在《华尔街日报》关于希拉洛斯的任何文章中，他要令她名誉扫地。她的声音发抖，恳求我不要再使用她的名字。我努力安抚她，说那只是九九藏书网一个空洞的威胁，此时，我突然明白，绝不能让这些人阻止我，不能让他们扼杀我的报道。

是艾瑞卡，她似乎非常惊骇。她告诉我SUV上的男人，信封上的地址，来自博伊斯的最后通牒。我试图安抚她，让她平静下来。我承认，确实，她非常有可能处于监视之下。但我很肯定，这是最近开始的，希拉洛斯没有证据证明她是我的信息来源之一。这是一种想把她吓出来的尝试，我说。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我鼓励她，不要理会那封信，跟往常一样做自己的工作。从她犹豫的声音，我能分辨出她仍然在那里手足无措，但她同意听从我的建议。

预料到会有硝烟战火，我请来我的主编迈克·西克诺尔菲（Mike Siconolfi），他是调查团队的主管；还有《华尔街日报》母公司的副法律总顾问杰伊·孔蒂（Jay Conti），他与新闻编辑部在敏感新闻题材上密切合作。我一直与他们俩沟通自己的报道，让他们知道我的秘密信息来源是谁。

我告诉他，她是否在富兹案中提供宣誓声明，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信息来源，她与我的交流是公开身份的。

第二天，我接到凤凰城桑德内医生的电子邮件。一名希拉洛斯的销售代表去过她的办公室，告诉她公司总裁桑尼·巴尔瓦尼在城里，想单独与她碰面。她拒绝了这个邀请，随后此人变得充满敌意，并说她的拒绝将带来负面影响。我简直不敢相信。搜寻我的秘密信息来源是一回事，但威胁一位以公开身份与我谈过话的医生，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给希瑟·金发去一封电子邮件，让她知道我已经知晓销售代表对桑德内医生办公室的造访，而且，如果我知道更多此类事件，我会认为它们具有新闻价值，将包括在我的报道内予以揭露。金否认销售代表做了任何不对的事情。

我注意到没有来自阿德里安娜·斯图尔特的签字声明，她是我在该诊所访问的第三位医生。这是件好事，因为我计划使用她跟我讨论过的两个患者病例中的一个，或者两者都用。我通过电话联系上她，她说正在印第安纳州与家人相聚，所以希拉洛斯的代表来诊所的时候不在。我把她的同事的签字声明告诉她，警告她，这家公司可能会在她回来后采用同样高压的手段对付她。

几天之后，斯图尔特医生发电子邮件过来，让我知晓，她一回到亚利桑那，巴尔瓦尼和其他两个人就真的前来拜访，要跟她说话。前台接待告诉他们，她正在忙于诊治病人，但他们拒绝离开，在接待室等了几个小时，直到最后她才出来与他们握手。他们使得她同意在两天之后的周五上午与他们会面。对这个会面我有种不好的感觉，但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斯图尔特医生答应我，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她觉得重要的是要站在患者的立场上，秉承实验室检测的诚信正直。九九藏书

这是星期五的下午6点，还留在抗体解决位于桑尼韦尔（Sunnyvale）办公室中的人寥寥无几。安全起见，艾瑞卡请求同事与自己一起，去找自己的车。她们走出办公楼的时候，一名年轻男子钻出他的SUV，迅速向她们走来，手上拿着一个信封。他将信封递给艾瑞卡，然后转身离去。

从这里讨论开始绕圈子。我说这些问题是我的报道的核心。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会谈还有什么意义？博伊斯回答，他们正在努力提供帮助，但他们不会披露希拉洛斯所使用的方法，除非我们签署保密协议。他声称，那些是奎斯特公司和实验室集团公司可能竭尽全力、采取任何手段包括使用工业间谍想要获得的秘密。

我们转向与爱迪生设备有关的问题。有多少种血液检测希拉洛斯是放在这种设备上做的？那也是一项商业秘密，他们说。我感觉正在看一出活生生的荒诞戏剧。

“她对我宣过誓。”我说。

杰伊恼怒地回答：“没有人找你要可口可乐的配方！”

进入会议室已经有一阵子了，在我看来，显然她的主要策略就是试图威吓我们，所以我决定，是时候告诉她那一套没用了。

他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证据，是希拉洛斯获得的来自与我谈过话的两位医生的签字声明，声称我篡改了他们所说的话，并且没有清楚告知他们，我可能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他们的信息。两位医生是劳伦·比亚兹莱和萨曼·里扎夫，我是在斯科茨代尔诊所遇到的他们。

我问到伊恩·吉本斯。杨承认伊恩是公司早年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人，但说他的行为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变得很古怪，暗示他在那个阶段不再知道内情。金突然插嘴，诋毁吉本斯是个酒鬼。同时，博伊斯攻击罗谢尔·吉本斯的信誉，指出她在富兹一案中未能提供宣誓声明，导致法官裁定在庭审中不予采信她的证词。

杨承认希拉洛斯拥有商用九*九*藏*书*网血液分析仪，他声称公司只是将其用于比较，而不是用来得出患者的检测结果，我问其中之一是不是西门子的ADVIA。他拒绝评论，说那是商业秘密。然后我问，希拉洛斯是否以一种特定的稀释标准，在西门子的ADVIA设备上检测小剂量指尖针刺取血样本。他再次援引商业秘密逃避回答问题，但争辩说，稀释血液样本在实验室行业是普遍行为。

我们继续绕着各种圈子，关于希拉洛斯有多少检测是在爱迪生设备上做，有多少在商用分析仪上做，从未得到过直截了当的回答。这令人失望，但也说明我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他们没有东西可以隐瞒，就不会设置种种阻碍。

回到东海岸，我意识到事情正在升级。同样是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收到艾伦·比姆发来的短信。这是差不多两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唯一知道她住在这个地址的人，是她的同事朱莉娅（Julia）。两周前，艾瑞卡在奥克兰的公寓租约到期，她临时搬到朱莉娅那里，计划在秋天移居中国。她只有工作日的晚上待在那里，在周末则出去露营或者旅行。连她的母亲都不知道这个地址。唯一知道它的方式，是跟踪她。

来到《华尔街日报》总部的希拉洛斯代表团主要由律师组成。领头的是大卫·博伊斯。他的左右有迈克·布里耶、梅瑞迪斯·迪尔伯恩以及希瑟·金（Heather King）——前博伊斯·席勒的合伙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助理，不到两个月前出任希拉洛斯的法律总顾问。团队的其他成员有马修·特劳布和《华尔街日报》前记者、华盛顿一家对手研究公司的创始人彼得·弗里奇（Peter Fritsch）。唯一来自希拉洛斯的管理层是丹尼尔·杨。

事实是，我根本没计划用比亚兹莱医生和里扎夫医生告诉我的患者病例，因为这是二手的陈述。所讨论的患者是由他们诊所的另外一位医生治疗的，此人拒绝与我交谈。不过，尽管他们的签字声明绝不会削弱我的报道，但他们屈服于那家公司压力的可能性令我担忧。

我建议开始讨论我发过去的那些问题，但还没来得及读第一个问题，金的举止再度变得咄咄逼人，并且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不同意你们发表我们的商业秘密。”

我们通了电话，我将几天前在《华尔街日报》与希拉洛斯代表团的马拉松会谈讲给他听。但不像我担心的这件事可能会吓到他，艾伦觉得这一新发展饶有趣味。他咨询过了一位新的律师，此人是前联邦检察官，曾与医疗欺诈打击小组（Medicare Fraud Strike Force）合作过。因此艾伦对希拉洛斯的恐吓策略没那么害怕了。事实上，他似乎改变了主意，想重新帮助我把故事报道出来。

会见最终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下午6点，金看上去像是要在我的胸口插上一刀。

会谈以这种拉锯的方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当我们继续审视我那清单上的问题时，杨确实回答了部分问题而没有援引商业秘密的借口。他承认希拉洛斯的钾含量检测的问题，但声称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而且没有将任何错误的检测报告交到病人手中。艾伦·比姆告诉我的不是这样，所以我怀疑杨在撒谎。杨也证实希拉洛斯执行能力验证的方式不同于大多数实验室，但提出按照其技术的唯一性来看，这是合理的。他也证实，在巡视期间，CLIA的巡视员没有见到希拉洛斯实验室的诺曼底部分，但声称已经告知了巡视员这个部分的存在。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的邮箱收到一封来自梅瑞迪斯·迪尔伯恩的邮件。邮件附有一封来自大卫·博伊斯的正式信函，发给杰伊·孔蒂，他是邮件的主收件人。在引用了几条加州的法律后，信函严厉要求《华尔街日报》“销毁或归还”全部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和其所拥有的机密信息。博伊斯一定知道我们照做的机会是零，即使如此，它仍然是一种警告。

“听上去像是《绿野仙踪》。”杰伊讽刺地说。

我们在《华尔街日报》新闻编辑部五楼的一个会议室里坐定。会谈一开始就被定了调，金和迪尔伯恩拿出两个小型磁带录音机，一边一个，放在会议桌的两头。传递的信息很明显：他们将把这次会面作为未来法律诉讼的证词。

我继续施加压力，要求更实质性的回答，博伊斯开始生气了。突然之间，他不再是那个和蔼可亲的祖父形象。他咆哮着，亮出牙齿，像一头老灰熊。这是那个在法庭上令对手恐惧的大卫·博伊斯，我对自己说。他猛烈抨击我的报道方式，说我找一些医生问了大量损害希拉洛斯的问题。我们之间由此引发一阵紧张。隔着桌子怒视对方。

应特劳布的要求，两个星期前，我发了一套新的有八十个问题的问卷给他们，以便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金首先开始，说他们来是为了反驳在那些问题中潜藏的“错误预设”。然后她抛出了第一枚导弹。九*九*藏*书*网

金说：“这就好像为了让你相信可口可乐中不包含砒霜，你想要我们给你可口可乐的配方。”

他的一个回答让我觉得奇怪。当我提出霍姆斯作为合著者发表在《病理学报告》的研究时，杨立即否定了它，声称其是过时的。他说，它是以较老的希拉洛斯技术做的研究，数据太老了，可以追溯到2008年。我觉得奇怪，那么为什么霍姆斯向《纽约客》提到它呢？希拉洛斯现在似乎想要划清界限，也许因为它意识到了那项研究的浅薄。

如果对希拉洛斯是否会发动激进反击我还抱有一点残存怀疑，那么在随后那个星期一的早晨它也烟消云散。当时我正坐在停着的车里听收音机，等待清扫车经过——布鲁克林生活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一个方面——我的手机响了。我调低车载收音机的音量，接通电话。

“在我们看来，很显然，你们的关键信息源之一肯定是一个叫泰勒·舒尔茨的年轻人。”她一边说，一边直直地盯着我，很显然是预先排练过的开场白，想把我的阵脚打乱。我神色不变，面无表情，什么也不说。如果他们愿意，尽可以怀疑泰勒，但我决不会泄漏他的信息，给他们确认他们正在钓鱼的事情。她继续说下去，诋毁泰勒，说他过于年轻，不称职，然后断定其他的信息源都是心怀不满的前员工，同样不可信赖。迈克打断了她的诋毁。他彬彬有礼但却非常坚决地说，我们不会披露我们的匿名来源是谁，希拉洛斯公司也不应当假装知道他们的身份。

最后，我们转向我在报道过程中搜集的有问题的检测结果案例。金说，为了能回应我的特定患者案例，希拉洛斯需要获得每位患者的签名弃权书，放弃他或她的患者隐私权。她要求我从患者那里协助收集弃权书。我同意了。

希拉洛斯远没有收手，而是进一步变本加厉。下半周，博伊斯给《华尔街日报》发来第二封信函。跟只有两页纸的第一封不同，这次有二十三页之多，露骨地威胁，如果我们发表任何中伤希拉洛斯或披露任何商业秘密的报道，将会提起诉讼。信函的大部分是在猛烈地抨击我的新闻工作伦理。博伊斯写道，在我报道的过程中，我“极度缺乏公正、客观和中立”，相反表现出顽固地“形成预先决定的（并且是错误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