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才是真正的头目，”我说，“对吗？另一个只是个幌子。”终于理清了眼前的这一切，我松了一口气。他愉快地点点头。

“那是谁？”

“怀乐维，”我说，“还记得吗？你们有记录吗？怀乐维曾发生过一场瘟疫。”

不过，我的妻子有一点很有意思：她不愿意带枪。她曾只身去48度纬线以上的森林徒步，不携带任何武器，一去就是好几天。这着实吓到我了。

“人类这个物种本就是反自然的。”凯蒂说。她把我的步枪夹在左臂下。她的头顶如绸缎般柔滑，还不到我的锁骨，但她像钢铁一样坚强。他晃了晃身子，仍旧带着那种诡异而恭敬的微笑（和先前他的同伴一样）。凯蒂利索地让枪沿着体侧滑下来，抓住握把，就好像之前总这么做似的。

“我想，凯瑟琳·米凯拉森，”那人温和地说，“如果男人回来了，这里的所有人当中，你会是最大的受益者。”他经过凯蒂的来复枪，走到遮阳门附近的灯光下。我想他注意到了我的伤疤，只有光线从侧面照过来的时候，人们才能看见那道疤痕——一条从太阳穴延伸到下巴的细线。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

男人仍旧一脸不解。

乔安娜·拉斯（1937——2011）是一名极具影响力的美国作家与学者，其作品曾多次获奖。她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长大，并在高中时入选了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Westinghouse's Science Talent Search）的十强。拉斯于康奈尔大学获得英文学士学位，在那儿教授创意写作课程，并于耶鲁大学获艺术硕士学位。2013年，她入选科幻奇幻名人堂。

他们体格比我们大，肩膀也更加宽阔。我净身高有180厘米，已经算是相当高了，可其中两个人比我还要高。显然，他们和我们是同一物种，又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陌生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些外星人的宽阔身形，但不敢去触摸他们，虽然其中一个（听着像是）讲俄语的人想握手——我想这大概是以前的某种习俗吧。我只能说，他们像是长着人脸的猿猴。他试图表示出友好，我却打了个寒战，几乎要退到厨房的最后面去。然后我抱歉地笑了笑——试图树立一个好榜样（为了星际友好，我想），最终，我们还是“握了手”，重重地握了手。他们和驮马一样沉，发出模糊而低沉的声音。百合子悄悄地躲在大人中间，张着嘴，吃惊地盯着这些人看。

夺走我的生命可以，但不要剥夺我生命的意义。

“我没什么好遗憾的，”凯蒂说，“除了不能永生。”

他偏过他的头去，用糟糕的俄语说道（某些词语已经在我们的语言里消失了六个世纪）：

“你们的适应能力真是惊人。”他说。

“我同意，”男人说，“这我早就知道，人类本就是反自然的。我牙齿里嵌着金属，这里也有金属针。”他碰了碰肩膀。“海豹是后宫动物，”他又说道，“男人也是；类人猿是滥交动物，男人也是；鸽子是一夫一妻制，男人也是；还有独身主义的男人，喜欢男人的男人，肯定也会有喜欢同性的奶牛。但是怀乐维，它缺少了点什么。”他发出轻微的干巴巴的笑声。他定是有些神经质，才会这样笑。

他吃了九九藏书网一惊，并努力平复着情绪。他似乎想从椅子里站起来，将手放在胸前，整个人散发着诡异的敬畏和略带遗憾的关心；然后，他郑重而严肃地说：

我和凯蒂有三个孩子：一个是她的，两个是我的。年纪最大的是我的——百合子，她躺在后座睡着了，和很多刚发育的十二岁女孩子一样，或许正做着关于爱和战争的梦：逃向大海，去北方狩猎，梦到那些奇怪而美好的地方，那里住着奇怪而美好的人们。一切这个年纪的孩子特有的美妙的胡思乱想。也许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人一样，突然消失数周，然后灰头土脸地回来，满脸骄傲地炫耀她狩猎的第一只美洲狮，射杀的第一头熊，身后还拖着些恶兽的尸体。如果真是这样，我将永远不会原谅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百合子说，凯蒂开的车让她想睡觉。

本篇延续了《雌性男人》中的设定，故事中的“怀乐维”是一个女性主义乌托邦的世界，而《改变之时》讲述的是一艘满载男人的星际飞船抵达这个乌托邦之后的故事。

他有了一点儿兴趣。我将头转向房间的后方，瞥了一眼当地的专业议会代表；每个早上，我们都会在这里召开镇民大会，所有的地区核心小组成员都会到场。

“你们有数不清的细胞，”我说，“自己繁殖去。”

我怔住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们死了，”我说，“我们已经有三十代没有男人了。”

我看着斯派特，斯派特则看向莉迪亚，莉迪亚又看向阿马利娅：当地城镇会议的负责人，而阿马利娅看着某个我不认识的人。我的喉咙一阵疼痛。我觉得本地啤酒太烈了，不懂为什么农民们都咕咚咕咚地往胃里灌，好像她们胃里有铱涂层一样，但我还是从阿马利娅（停车处那辆自行车好像就是她的）那里拿了一杯，将它一饮而尽。这花了好一会儿。“好了。”我说，笑了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并认真思索着，这些地球男人跟地球女人的思维方式是否相同。不过要真是这样，这个物种估计早就灭绝了。我们的无线电通信网能接收到星球周围的新闻，还有另一个俄国接线员正在从瓦尔纳飞来的路上；男人传阅着他妻子的照片，她看上去像个神秘的女祭师，我决定视而不见。他还向百合子提问，我只好不顾她的强烈抗议，把她塞进了后面的房间，再从前廊出来。我不在的那段时间，莉迪亚正试图解释“孤雌生殖”（这词很简单，每个人都能正确发音）跟我们的做法——“卵细胞结合”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凯蒂的孩子看上去会像我。莉迪亚解释了“安斯基过程”，然后介绍了一下凯蒂·安斯基——我们的博学天才，也是凯瑟琳的曾曾曾（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代了）祖母。

外屋里的一台莫尔斯码电报机正发出微弱的声音。操作人员在线上调着情，说着笑话。

“瘟疫？”他说，“那真是不幸。”

“是啊，”他说，再次调整呼吸，脸上仍旧挂着诡异的笑容，那是一种大人哄小孩式的笑容，告诉我们，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并终将迎来鼓励与喜悦，“一场巨大的悲剧，幸好已经结束了。”他再次用最奇怪的方式环顾所有人，好像我们是残疾人一样。

凯蒂开起车来总像个疯子，转弯时，我们的时速绝对超过了一百二十千米。当然，她的技术很好，非常好，我曾目睹她在一天之内把一整辆车拆开，再重新组装回去。我的出生地怀乐维到处是慢腾腾的农用机械，所以即便她挂到五挡，飙到这种要命的速度，我也不愿意去管。就算是在深夜的弯道上，或是在只有我们这种地方才有的路况糟糕的乡间公路上，凯蒂的车速也不曾吓到我。

“你们其他人呢？”他主动聊起来。

“你才三十四岁。”她说。一针见血，话题迅速归于沉寂。她打开车内灯，仪表板显示还能跑三千米，路况却越来越糟糕。偏偏是在这么个乡下。车两旁的树发出人工的绿光，接连闯入我们车前灯的范围内。从我用螺栓固定在车门上的储物板上，我拿起来复枪，放到我的膝盖上。身后的百合子一个激灵醒了过来，她和我一样高，长着和凯蒂一样的眼睛和脸。汽车发动机陷入了一片死寂，连后座的呼吸声都听得见，凯蒂说。消息传来的时候，百合子正一个人待在车里，热情地破译莫尔斯电码（在内燃机附近装高频无线电收发机确实不明智，但怀乐维现在主要还是使用蒸汽机）。我这个瘦小却爱显摆的女儿跑出车，用吃奶的劲儿大喊起来，所以我们不得不带上她。殖民地成立以来，直到殖民地被废除，我们一直都在做心理准备，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太糟糕了。

拉斯的非虚构作品同她的虚构作品一样发人深省、精巧而锐利，其科幻小说批评荣获1988年的朝圣者奖。其散文集包括：《如何抑制女性写作》（How to Suppress Women's Writing, 1983）、《女性主义散文：魔法的妈妈、颤抖的姐妹、清教徒和性变态者》（Magic Mommas, Trembling Sisters, Puritans and Perverts: Feminist Essays, 1985）。评论家约翰·克鲁特表示：“和塞缪尔·R.德拉尼一样，她是个睿智的知识分子，所以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基于丰厚的实践基础，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非虚构作品。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她才如此有说服力。她的故事中常出现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她却把它们包装成一个纯粹的故事，一个供人赏玩的玩笑。”总的来说，和小詹姆斯·提普奇一样，她的作品改变了当时科幻小说的基调，重新强调了小说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我发现这种痛苦和担忧无法言喻。你大概会说，一个三次赢得决斗并杀掉了对手的女人，居然会陷入恐慌，这很荒谬。但是即将到来的对手如此强大，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迎击；用浮士德的话来说：停一停吧，你是如此美好！（请保持原样，不要改变。）

“这条疤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不由得咧嘴笑了，回答道：“上次决斗留下的。”然后我们站在原地，像两个脊毛倒竖的对峙的野兽（这有点荒唐，但当时确实如此）。过了几秒钟，他转身走进屋里，关上了纱门。凯蒂尖声说：“你这个傻瓜，我们被侮辱了，你没听出来吗？”说着端起来复枪，想隔着纱门朝他开枪，但她还没瞄准，我就阻止了她；最后，她的子弹射偏了，把门廊的地板射出一个洞来。凯蒂在发抖，不停地低声念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碰枪，我知道我迟早会杀人的。”第一个男人——第一个和我交谈的男人，他还在屋内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这项伟大的殖民运动，将如何重新找回地球失去的一切。而我们也会获得好处：贸易、思想交99lib.net流、教育。他同样提到，地球上已经重新建立起性别平等。

作为一个经历过三次决斗的人，我很害怕，非常非常害怕。我正在变老，我对妻子说。

“是的，”我说，“很不幸。一代人中，一半都丢了性命。”

他似乎很受触动。

但是男人终将登陆怀乐维。后来，我常常彻夜难眠，担忧着即将抵达这座星球的男人们，担心我的两个女儿和贝塔·凯塔琳森，担心凯蒂和我，还有我的人生将发生的变化。我们祖先的日记是一部血泪史，所以我本该庆幸当下的生活，但我无法将六个世纪的历史抛在脑后，即使是短短三十四年（我最近发现我才三十四岁）也不能。有时候，想到那四个男人面对我们这些穿着牛仔背带裤和款式简单的衬衫的乡下人，一整晚都在闪烁其词，却从未问出那个问题：你们当中谁扮演男性的角色？我真忍不住笑话他们。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我们非得有他们一样的“男性”才行！至于他说的地球上实现了性别平等，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不愿想自己遭到了嘲笑，凯蒂觉得自己弱小，百合子认为自己无足轻重，甚至傻乎乎的，不愿想我的其他孩子失掉完整的人性或成为完全的陌生人。我怕自己的成就会失掉其原本的样子，最后沦落成人类中不怎么有趣的猎奇对象，成了书背后常见的故意吸引人眼球的字句，成了并非因为本身令人惊艳、着迷或实用，而是稀奇、罕见才招人大笑的玩意儿。

凯蒂什么都没说。

我继续进行着翻译，并密切注意着房间里其他人的表情：莉迪亚（和平时一样）一脸尴尬，斯派特阴险地眯缝起眼睛，凯蒂则是脸色苍白。

“作为人类，我们的处境的确不太乐观，”他说，“我们的基因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遭到了太多的破坏：辐射、毒害。所以我们需要怀乐维的基因，珍妮特。”看得出他是想努力表示亲近，因为陌生人是不会对另一个陌生人直呼其名的。

“合理的经济分工，”他说，“一方工作，一方照顾孩子。如果你们的后代也能顺应这一模式，对于随机遗传来说，也是个不错的安排。但是想想看，凯瑟琳·米凯拉森，你们的女儿呢？你们能为她提供更好的保障吗？我相信，你们都没有成为机械工的天分，对吗？我想你是主厨或者警察。你们心知肚明，你们这儿的物种是不完整的，只能算一半。男人必须回到怀乐维。”

他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百合子大声喊：“我还以为他们会长得好看呢！”似乎对他们的样子十分失望。菲利斯·海尔格森·斯派特——这个我迟早会杀掉的人——从房间另一头投来一个冰冷、平静而恶毒的表情，仿佛在说：说话小心些。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你知道，我人微言轻，但是如果总统女士继续视这种星际间谍活动为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她和她的下属都将陷入大麻烦，就像祖先的书里记载的那样，战争和战争的谣言将卷土重来。我将百合子的话翻译成这人的该死的俄语，明白意思后，这个人再次大笑起来。

“你们其他人呢？”那个偏执狂再次发问。

和卡罗尔·艾姆什维勒一样，拉斯在很多文学平台发表过不同体裁的小说，例如《曼哈顿评论》（Manhattan Review）和达蒙·奈特的系列选集《轨道》（Orbit）。她从1959年开始发表科幻小说，处女作《不腐烂的习俗》（Nor Custom Stale）发表于《奇幻与科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1967年到1980年，她为该期刊贡献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雌性男人》（The Female Man, 1975）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也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受到了高度评价，至今仍给很多读者和作家以震撼和启发。她的短篇集长期处于绝版状态，其中包括《桑给巴尔之猫》（The Zanzibar Cat, 1983）、《（多余的）普通人》［（Extra）Ordinary People, 1985］和《月亮的隐藏面》（The Hidden Side of the Moon, 1987）。她的短篇作品在质量上可与安吉拉·卡特和雪莉·杰克逊等标志性作家的作品相媲美，其完整的作品集也亟须出版。九-九-藏-书-网

廊下站着一个男人，另一个高个男人。我盯了他几分钟——我能悄无声息地移动，而不被别人发现。所以当我刻意暴露自己之后，他立刻停止对脖子上的机器说话。然后，他用流利的俄语平静地说：“你知道地球上已经重建性别平等的社会了吗？”

“怀乐维很幸运，”我说，“我们有庞大的初始基因池，被选进基因池的都是精英人士，我们拥有高端的技术，剩下的成年人中，每个人都是两到三个领域的专家。这里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总人口近三千万。我们的工业呈滚雪球式的发展——你能理解吗？——再给我们七十年时间，我们会拥有不止一个大城市、很多工业中心、全职的职业——无线电报员、机械师，七十年后，每个人不再需要在农场度过三分之一的人生。”我接着试图解释，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很难从事全职的艺术职业，只有少数老人，在获得自由之后才能做到，像我跟凯蒂一样。我接着说到政府，说到我们有两院，分别由职业和地域划分；我还提到，分区核心小组处理的议题过于宏大，不适用于底下的城镇。怀乐维尚未人满为患，不过只要给我们时间，人口的控制可能会成为政治问题。现在，我们处于较为敏感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时间。没有必要牺牲生活质量，来满足工业化的疯狂膨胀。我们有自己的步调，给我们点时间。

“我女儿，”我说道，并（用一种精神错乱的时候才会有的失去理智的礼貌）补充道，“我女儿，百合子·珍妮特森。我们这儿随父姓。按你们的说法是随母姓。”

在他们的飞船着陆点附近，农舍的厨房里，我们见到了他们；窗子敞开，夜风柔和。在停车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很多种交通工具——蒸汽拖拉机、货车、内燃牵引车，甚至还有自行车。莉迪亚是分区生物学家，她一反北方人沉默寡言的常态，上前采集了血样和尿样，现在正坐在厨房角落摇着头，对结果惊讶不已；她甚至迫使自己（非常努力，但十分害羞，面红耳赤，看着甚至有些痛苦地）去翻阅旧的语言手册，试图和他们交流。我是个语言达人，在梦里也能说以前的语言，但她似乎不打算向我求助。不过这也正常，莉迪亚和我们合不来；我们是南方人，太聒噪了。厨房里有二十个人，都是来自北大陆的精英。菲利斯·斯派特似乎是乘滑翔机过来的。百合子是这儿唯一的孩子。

“像你一样，”我说，“穿得跟个新娘似的？”这些男人从头到脚都是一身银色。我从未见过如此花哨的服饰。他试图回应，显然以为我在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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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他，并越发沾沾自喜，再次大声嘲笑我一番。他的神情带着一种诡异的兴奋——似乎我们是幼稚而可爱的孩子，似乎他们在帮我们一个大忙似的——他猛吸一口气，说道：“不过没事儿了，我们来了。”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四个。

“这里是怀乐维。”我说。

“我是妻子。”凯蒂说，“我们结婚了。”干巴巴的笑声再次响起。

“我在跟你说话，珍妮特。”他说，“我猜，你大概是这里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人。你跟我一样清楚，孤雌生殖文化有很多固有缺陷，如果我们有法子是不会想着利用你们的。对不起，我不该用‘利用’这个词。但是，你大概也清楚，你们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反自然的。”

“适应什么？”我说。他看上去有些尴尬，而且无比愚蠢：“在我的家乡，女人们不会穿得这么朴素。”

凯蒂是对的，我们早该在他们着陆的地方就烧死他们。男人要来怀乐维了。如果一方有强大的武装，另一方几乎是手无寸铁，那么文化碰撞的结果不难预见。男人也许迟早都会来的。我愿意去相信，也许几百年后，我的曾孙女们可以抵御外敌，但那可能性不大；我这辈子都会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的这四个男人，他们的肌肉像公牛一样发达，让我——哪怕只是一瞬间——感到自己的渺小。这不过是暂时的神经症性反应，凯蒂说。我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记得车内的百合子是如何兴奋，记得回到家时凯蒂撕心裂肺的哭泣声，记得我们做爱，她和平时一样表现得蛮横，却让人感到宽慰。我记得在凯蒂睡着后，我裸着一条手臂，在走廊射进来的光亮下来回踱步。她前臂的肌肉像是金属棒，和她拿来驱动和测试机器的金属一样。有时我会梦见凯蒂的手臂。我记得我刚进入婴儿室那会儿，我抱起妻子的孩子，把她放在腿上，传来的温度那么强烈，令我感到惊诧。我打了个盹，然后回到厨房，看到百合子给自己准备了消夜。女儿吃起东西像一只大丹狗一样。

他笑了笑：“我们并不想那么做。”在他身后，我看到凯蒂走到遮阳门前的荧光灯下。他继续说着，还是一副谦卑有礼的样子。我想，他应该不是在嘲笑我，这种有钱和有势力的人总是很自信，他大概从没见过二等人和乡下人。这很讽刺，就在前天，我还是二等人和乡下人最精准的代言人。

“这可真是场巨大的悲剧。”

哪怕只是一会儿。

我意识到，他指的并不是“人们”，而是特指男人，一个怀乐维上消失了六个世纪的词语。

“你是……”男人说，将目光从我身上转向她。

《改变之时》首次收录于哈兰·埃里森主编的短篇小说集《危险影像重临》（Again, Dangerous Visions, 1972），并获得了星云奖。埃里森表示，这个故事“指出了不同性别间的能力和态度的显著区别，同时抹去了我们很多根深蒂固的思想。这是一篇最好的、最有力的女性解放小说，同时，通篇却对这一主题只字未提”。

“人！”百合子猛地跃过车门，喊了起来，“他们回来了！真正的地球人！”

“百合子，”我说，“你觉得自己会爱上一个男人吗？”她大声嘲笑道：“男人？你是说那种三米高的大蛤蟆吧！”我那机智幽默的孩子说。

有时，在夜晚，我会想起这颗星球最初的名字。后来我们的第一代祖先将它改成了怀乐维，因为在男人们死后，充满好奇心的女人们觉得真名总会勾起她们伤心的往事。我觉得这事十分有趣，但也很糟糕，因为一切都反了过来。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终结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