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史有几篇忠烈传，记载他们家族代代相传，皆以英勇爱国著名的史迹，费毕亚家族和费布里基亚家族即为典型的例子。而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父亲腓力二世却都是好大喜功、权力欲极强的人。

妇女罕有机会用她们的精神能力做社会尝试，她们的性格和天才载入史籍，为后世熟知的事例并不多。否则，我们也许可举出更多的实例以证实智力确是从母亲遗传。一般说来，女性素质虽较微弱，但只要具有这种能力，都能得到很高的评价。

这一点比诉诸自由意志的第一原则更为一般人所承认，但两者却有密切的关系，万不能将二者分开理解，否则就违反灵魂的单一和不可分两种性质。古谚有“母亲的智慧”的说法，由此可证明，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真理。许多经验告诉人们，凡是才慧卓绝的人，必有个理智优越的母亲。反之，父亲的智慧性质，不会遗传给子女，自古以来，以才华见长的男人，他的祖先或子孙，大都庸碌平凡，默默无闻。

歌德母亲的贤明、才智，读者早已耳熟能详，文人笔下经常谈及她的事情，但对他父亲的事情则只字未提。据歌德自称，他父亲并没有太大的才质。席勒的母亲颇有文学才华，亦有诗作问世，苏瓦普的《席勒传》中曾登载她的部分作品。诗坛之星柏克堪称歌德以来德国最杰出的诗人，席勒的作品和柏克的叙事诗相形之下，顿时显得枯燥无味和不自然。他的一个医生朋友阿特霍夫在1798年曾为他出版一本传记，其中有他双亲的记载，颇有参证价值。

1821年7月13日弗莱明·伊迪克新闻有这样一则报道：欧培县有一位小姐受托带着两个失去父母的幼童前往孤儿院要求收容，孩子身上带了一点钱，半途中该小姐见财起意想据为己有，竟把两幼童杀害，遭警方通缉，最后在巴黎近邻的洛西里发现该小姐陈尸水中，经调查证实杀死她的竟是她的生身父亲。

智慧是与个体同时消灭的，所以，意志无法将上一代的见识移注于下一代身上。然而，因生命的一切新见解可以赋予意志新的人格，意志由此产生变化或改变倾向。基于此一变化，意志就取得肯定或否定新生命的权利；一旦选择了否定，全体现象随即告终。意志与智慧所以如此不断地交相结合，是因生殖必须靠男女两性共同为之的自然法则所产生，再者它也是救济自然秩序的基础。

印度人及佛教徒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前世行为的结果。这诚然是最古老、最容易理解，也是最聪明的解释，却将问题拉得更远了。不过我们也实在很难找出比这更满意的解答。若根据我的学说，我也只能这样回答：那是意志表现它真正的自由，表现意志的本来面目。绝对的自由，不必依循任何必然原理，唯有作为物自体的意志，才能取得这种自由。但物自体本身并不知悉为何如此，因而我们也就无由理解，我们所能理解的只有有原理根据的事项及其应用。

柏哈维的母亲以医学知识闻名。另外，哈维也为我们保存了精神薄弱由母亲遗传的显著实例，他举例说：“有一对贵族，姐妹两人都近于白痴，但凭借家里的财富，终于找到了丈夫。据我们调查所知，这种白痴遗传因子侵入该名门家族历时已达一个世纪之久，到他们的第四、第五代子孙时，仍有白痴。”同时，据艾斯奎洛尔的研究报告，精神失常的遗传，母方比父方为多。如果是从父亲所遗传的话，我以为应归于气质的影响而发生疯狂。

但也许我们会有一点疑问。为什么勋业彪炳的马可·奥勒留大帝竟会生出残虐无道的儿子康莫德？你若知道他的王妃是素有恶评的华丝狄娜，大概就不会引以为奇了。另有一种类似的情形，也可推测，找出它的理由，例如，多米提安和提特斯兄弟，一个仁慈，一个暴虐，其故安在？我认为他们并不是同父同母的兄弟，维斯帕蒂安努斯实际是头戴绿帽而不自知的丈夫。

九九藏书网

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把葛楚德和汉姆雷特描写成相互敌对的一对母子，儿子在道德方面是父亲的代表者，而以复仇者的姿态登场；反之，若把儿子描写成母亲道德方面的代表者而向父亲寻仇，岂非显得太荒诞可笑了？这是因为父子之间的意志有着本质的一致，而母子之间只有智慧的一致，并且须附加某种条件为基础。所以，母子之间常有道德方面的敌对现象，而父子之间则为智慧的对立。

如果我们以一般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为例，从他们的私生活表现入手，会比较准确。一般史实并不可靠，往往歪曲事实；这些内容通常只限于公共场所的活动或政治活动，并不能表现出一个人性格上的微妙之处。以下我将列举两三个历史实例，证明我现在所论述的问题是正确的，相信专门研究历史的人，还可以给我补充更多适当的例子。

尼禄的家谱也很值得关注，在塞特纽所著《十二个恺撒传》的第4、5章开头就叙述一代枭雄的道德问题。根据他的记述，尼禄的先祖从六百年前的克罗底斯崛起，全家人都很活跃，并且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性格残酷，一直传到提比略，卡里古拉，最后出了尼禄。这个家族的可怕性格在尼禄身上向最极端的方向发展，比他的祖父和父亲更胜一筹，一来是因他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可以无所忌惮地为所欲为，二来因为他泼辣无理性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没能遗传给他足以抑制暴戾的智慧。

生命本是意志的复制品或镜子，但借此法则，生命不断地表现意志的新面貌、不断地在它眼前回转，并容许意志尝试各种不同的见解，包括肯定或否定的选择。唯因智慧似此不断地更新和发生完全的变化，才能给予新的世界观，这为同一意志开拓了救济之道。并且，由于智慧由母亲遗传，所以，一般国民才会避忌或禁止兄弟姊妹间结婚，使彼此不产生性爱。或许有少许例外，但那是另有原因的，其中的一方若非私生子，则必是由于性倒错症所造成的。何以如此？那是因兄弟姐妹间结婚所生的子女，通常与存在于其双亲间的智慧和意志合而为一，这种存在现象的反复，是意志所不希望的。

兹举数例为证：约瑟夫二世的母亲玛丽亚·特利莎是非常精明干练的女皇。卡丹那在他的自传第3章中写道：“我的母亲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卓绝的才慧。”卢梭在《忏悔录》第1章也写着：“我母亲的美丽、才智、优越的天赋，远超她的身份。”其他如达兰贝尔，虽是妲桑的私生子，但他母亲妲桑堪称巾帼才子，颇有文学才华，且有许多小说和其他著作问世，在当时甚得好评，即使我们现在读起来仍感兴味盎然。

九九藏书网

另有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这里一并提出来讨论。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当可发觉，骨肉或手足之间，虽出于同一血统，但彼此间性格截然相反的也不乏其例。有的一个善良亲切，另一个却邪恶残忍；有的一方正直、诚实、高洁，另一方却卑劣、虚伪、刻薄寡恩。为何会产生这些差异？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众所周知，古罗马的狄修斯·穆思是个崇高圣洁的大英雄，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献给祖国与拉丁军之战，歼敌无数，以身殉国。儿子在与加利亚人战争时，也为国捐躯。这是贺拉斯所说的“勇敢的人是从勇敢善良的人所生”的最佳例证。莎士比亚也曾就其反面道出其中真味：“卑鄙无耻的父亲就有卑鄙的儿子；一个卑贱的人，他的父亲必定也是卑鄙的。”

例如，有的儿子爱说谎话，这是父亲的遗传。有一出名叫《说谎者与儿子》的喜剧，从心理方面而言，很合情理。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种无法避免的限制的存在。如果以它作为反驳的借口，显然不当。

司各特的母亲是个诗人。1832年9月24日的英国报纸报道司各特的死讯时，曾同时刊载他母亲昔日在文坛的活动情形。她的诗集在1789年出版。希洛克霍斯出刊的《文学新闻》（1841年10月4日）中的一篇论文《母亲的智慧》，对她也有所介绍，这篇论文中记载许多历史名人的有才慧的母亲。我借用两个例子，作为补充例证。巴柯的母亲是卓越的语文学家，有许多作品和译作问世，文笔流畅饶有趣味，显示出她的博学和深远眼光。

一般女性的内在美大多得自容貌丑陋的帮助，智慧方面则无上述复杂难解的问题，只需稍加测试，就可获得正确的判断。许多国家，尤其南德地区的妇女，以头部负荷重物，这对头脑必有不良影响，民间妇女脑筋逐渐迟钝，然后，又遗传给子女，于是全体国民愈来愈愚蠢。所以，此一陋俗若能加以革除，当可增加国民智慧，这才是增加最大的国民财富。

但上述推论难免往往有不正确的现象，例如，康德的弟弟就是极其平凡的人。形成这种现象在于天才的生理条件，天才不但需要发达而敏感的大脑（来自母亲的遗传），同时也必须具有特异的心脏、蓬勃的精力，也要有热情的意志和活泼的气质（从父亲遗传）。然而，只有在父亲精力最充沛旺盛的年龄，才能使这种性质表现得最强烈，而且母亲衰老得快，所以，通常都是父母亲在精力旺盛时所生的儿子（长子）禀赋较佳。

话说回来，这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偶尔也有例外。威廉·彼得和他的父亲威廉·查泰伯爵就是一例。真正具有伟大才能的人实在难得一见，我们不能不说那是最异常的偶然。

他说：“柏克的父亲是个博闻广识，并且善良正直的人，唯独烟瘾极深，我的友人经常言及，他的父亲在不得不出面教导子女时，即使只有十来分钟，也非事先备好烟草不可。而他母亲则禀赋绝佳，虽然她的教养只限于看一点普通书籍，写出几个字的程度而已，但柏克常说，如果他的母亲能够受适当的教育，必可成为妇女中的佼佼者。然而，一提到她道德方面的性格时，柏克则又屡屡大加指责。虽然如此，他仍深信自己多少受到母亲精神素质的遗传，而道德方面的性格则遗传自父亲。”

由于智慧并非遗传自父亲，所以某一家族经常出现某种特殊人才，做儿子的往往喜欢循着父亲开拓的路径前行，所以有些职业大都由一定的家族继承，再辅以上述条件从事科学工作，皆有可观的成就。如斯卡利吉父子，贝侬利家族，赫歇尔家族的成就，就是明显的例证。

藏书网

所谓大政治家，除了必须具备优秀的头脑之外，也必须具备某种性格特质，这是得自父亲的遗传。反之，在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之中，我还未发现与此类似的情形，他们的工作完全以天才为基础。

另一则是1857年11月19日巴黎通讯社所发布的消息，消息称，令商旅亡魂丧胆的犯罪集团魁首陆墨尔及其党羽，已被判死刑。附记中说道：“首恶和他手下喽啰的家族，似乎都有犯罪的遗传倾向，他们的家族中死于断头台上者为数甚多。”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调查一般的犯罪记录，的确可以发现许多相同的系谱，尤其自杀的倾向，大多遗传。

当然，以上这些理论的实际应用还有待其他专家去研究。现在我们再回到形而上学的立场，做一个结论。某种血统自其祖先以来世世代代的子孙，活跃于其中的皆为同一性格，即特定的同一意志，但另一方面它又因为接受了相异的智慧，认识程度和方法的差异，因而使性格上获得新的根本见解和教训。

一个人的道德性质、性格、性向、心地皆得自父亲；而智慧的高低、性质及思想倾向则来自母亲。以上的假定可由实际或经验中得到确证。这不是光凭闭门造车式的物理实验就能决定，而是根据我多年来缜密深刻的观察，同时参考史实所得的结论。

康德的弟弟比他小十一岁，资质悬殊自不为怪。若兄弟皆聪明颖悟，通常兄长较为杰出。除年龄问题外，其他如生殖之际两亲精力强弱的差异，以及其他健康障碍等，均可能使某一方面（父或母）的遗传不完全，从而阻碍了天才的出现，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常见。附带说明一点，双胞胎之所以没有上述差别，因为他们的本质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卡特鲁斯曾说：“每个人皆依其自然所赋予的素质。”

就我们所提出的原则而言，凡同一母亲所生的孩子，应该具有相同的精神力，若一人天资聪慧，其兄弟姐妹必伶俐聪慧，这种实例可说屡见不鲜，诸如卡拉齐兄弟，海顿兄弟，朗勃兄弟，居维叶兄弟，施莱格尔兄弟等都是这样。

有时，天资聪慧的儿子未必有精神力卓越的母亲，推究其因，可能由于有黏液质的父亲，所以虽有异常发达的大脑，却无法配合血液循环的力量，予以适当刺激。拜伦的情形似乎就是这样，我们从未听说他母亲精神力如何优越之类的事情。

我们不妨先观察自己。看看自己的兴趣倾向如何、有些什么恶习、性格上有什么缺点，也把所有优点或美德列举出来。然后回顾一下你的父亲，一定可以发现你的父亲也有这些性格特征。反之，往往也能发现母亲的性格和我们竟是截然相异。当然，在品德上也有与母亲相一致者，但这是特别罕有的例子——父母亲性格偶然相似。

被称为“信仰的守护者”的一代暴君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玛丽一世和她父亲一样，以疯狂的信仰和残暴闻名，她曾把许多异教徒处以火刑，史家称她为“血腥玛丽”。亨利八世再婚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继承她母亲安妮·巴伦的卓绝智慧，才不致陷于信仰的疯狂，她虽然尽量压抑身上所有父亲的性格，但仍无法完全祛除净尽，有时也难免宣泄出来，她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残忍态度就是例证。九-九-藏-书-网

我们再来谈谈刚才所提出的第二项原则——智慧属于母亲所遗传的问题。

从这观点来看，沙利加法典所以规定的女性不得继承其家世，实有它的道理。休谟在他简短的自传中说道：“我的母亲是个才智卓绝的女性。”舒伯特在所著的《康德传》一书中，这样描述康德的母亲：“据康氏本人的判断，说她是天资聪颖的女性。当时的女性难得有受教育的机会，她非常幸运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之后自己又能时时不忘修习。散步时，常督促爱子注意自然界的诸种现象，向他说明那是神的力量。”

第二，父亲道德方面的性格虽然确实能表现在子女身上，但往往受到母亲遗传的智慧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因此，我们在观察时必须做某种修正。这种变化与智慧差异的程度成正比，有的非常显著，有的甚为微小。简言之，父亲的性格特质未必表现得很明显。智慧对性格的作用，就像人穿上与平日完全不同的服装、戴上假发或胡须而改变了外观一样。

另有两则报道亦可作为佐证，其一发生于1836年10月，汉葛利的贝雷奈伯爵因杀害官吏，伤害亲族被判死刑，报道中指出，他的哥哥更忤逆凶残，以前就因为逆伦弑父而被判绞刑，而他父亲也有杀人前科。一年后，该伯爵的幼弟在伯爵杀害官吏的同一条街上，用手枪狙击他的财产管理者，杀人未遂，被捕。

总之，只要方面的异常完整的神经系统和脑髓系统能遗传给儿子，同时具有父亲的热情活泼的性质和强烈的心脏活力，就能产生伟大精神力的必要肉体条件。不必在乎他母亲是否有才慧，只要他父亲属于黏液质的人，就适用上述状况。

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个乌托邦计划，就我所知，古代有两三个国家曾把“阉割”列为仅次于死刑的最重刑罚，如果世界各国都照那种办法实施的话，所有恶人的血统当可绝迹，众所周知，一般的犯罪年龄大都在20岁至30岁之间。所以，从理论上来讲，不是不可能的。以此推论，国家政策所应奖励的就不是那些所谓“端庄娴静”的少女，而是给予“聪明秀慧”的女性某种优惠。人心难测，一个人节操如何，委实难下判断，并且，表露“高尚的性格”乃属极偶然的事，平常罕有那种机会。

例如，一个人虽从父亲身上接受“热情”的遗传，然而，母亲也给了他优越的理性，即反省和熟虑的能力。热情将因此而被抑制或隐藏，事事显得有计划、有组织，与原有热情直爽的性格完全相异。但母亲的性向和热情不会完全表现在子女身上，子女往往和她相反。

佛罗伦斯也在其所著《布丰的业绩》一书中写道：“布丰深信一般人多半是继承着母亲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素质，在谈话中每当涉及这方面的事情时，他立刻以夸张的语调赞扬自己的母亲，说她的头脑如何敏捷，她的学识如何渊博。”由此可证她母亲是如何卓越不凡。但这句话中，把道德方面的素质也包括在内，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不知是记录者的笔误，抑为布丰的父母亲“偶然”具有相同的性格，总之，必居其一。

考虑到这一点，我曾在《个人的命运冥冥中似乎都有安排》（《论文集》第1卷）一文中论述过。还有一件事情也应该留意：从事科学方面的工作固需优秀的天赋才能，但不必具有“绝世天才”，而主要是靠兴趣、努力、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幼年的指导、不断研究、多方练习等等。

我们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仔细回味一下我们应有的根本认识——意志是人类的本质、核心和根源；反之，智慧则只列居次要地位，只能算是附加物，是该实体的偶然属性，不必在经验上证实。至少下列几点应该很接近事实：生殖之际，父亲所遗传的是属于强性、生殖原理、新生命的基础和根源方面的性质，就是意志；母亲的遗传则属弱性、受胎原理、次要性方面的性质，就是智慧。

第一，“父亲时常并不可靠”，除非身体方面的确和父亲酷似，表面的相似还不够，因为受胎期间仍可带来影响。为此，女人改嫁后所生的子女，相貌有时也会和前夫有些相似；偷情苟合所生的子女有时也会和结发丈ｈｔtp://ｗｗw.99lｉb•neｔ夫相似。这种影响从动物身上观察会看得清楚。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就曾考虑这些问题，他在《共和国》的第5卷中，曾叙述增殖改良武士阶级的“惊人”计划。他说，所有的坏人都必须予以阉割，所有的蠢笨妇女都应禁锢在修道院里，性格高尚的人才能给予闺房的配置，每一个有聪明才慧的姑娘都能得到健全的男人，若如此，不需多少时日，一个更胜于伯里克利的时代必会来临。

写到这里，诸位应该能够确信性格遗传自父亲，而智慧系承自母亲的事实了。我们将此信念连同前面所述的两点认识——人与人间不论道德或智慧因受自然的决定而有显著的差异，人类的性格或精神能力皆无法改变，三者合并起来思索的话，就可以知道，若要真正从根本上改善人类，并非从外而是应从内着手，不是靠教养或教训，而是以生殖的方法，才能达成目的。

塞特纽写下一则逸事，其意义正好和我们前面所述不谋而合。他说，尼禄降生时，他的父亲曾对前来祝贺的友人说，我和阿格里皮娜所生的孩子一定很可怕，也许他会造成世界的毁灭。与此相反，像米提阿迭斯和基蒙父子，汉弥卡和汉尼拔父子，以及西庇阿世家，都是忠心耿耿、品性高洁的爱国英雄。

一般人的性格常有不调和、不平衡、不稳定的现象，我认为这恐怕是由于意志和智慧继承不同的双方所致。若双亲在他身上彼此相异的素质不能调和，他的内部分裂就愈大、不调和就愈显著。反之，有的人“心”和“头脑”非常相称相适，彼此协力合作，使全体本质显出一致的特色，我想那该是因为双亲的素质已取得均衡调和的缘故。

诚然，拉斐尔的父亲也是画家，但并不是伟大的画家；莫扎特的父亲和儿子也是音乐家，但仍不是伟大的音乐家。更有一点似乎颇耐寻味，这两位旷世奇才在各不相同的际遇中，命运之神只赐给他们很短的寿命。他们得到的一点补偿，是在宝贵的幼少年期都有父亲的良好榜样和指导，他们的艺术天分获得了必要的启蒙。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父母的生殖因子，可将种族及个体的素质遗传给下一代。但这只限于肉体方面（客观的、外在的）的性质。精神方面（主观的、内在的）的素质是否也如此呢？父母亲会不会把这方面的性质遗传给子女呢？这类问题经常被提出来讨论，答案一般也几乎是肯定的。然而，在精神方面的遗传中，何者属于父亲，何者属于母亲，是否可以加以区分？这个问题就较复杂了。

法王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则可怕得和他老子恺撒·波吉亚一模一样。阿尔巴公爵的儿子臭名昭著，和他父亲一样残暴邪恶。法王腓力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禀性阴狠毒辣，尤以残忍的刑法处死圣堂骑士闻名，后来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为妻，竟起意背叛，虏获国王，胁迫他在让位状上署名，然后将他投入监狱，准备慢慢折磨至死，未达目的，又以毛骨悚然的残酷方法将他杀害。

人性之不同各如其面，男人有的脾气暴躁、有的富于耐性，有的一毛不拔、有的挥金如土，有的好女色、有的爱杯中物、有的好赌，有的淡漠寡情、有的亲切和蔼，有的忠厚直爽、有的阴险狡猾，有的孤傲自大、有的八面玲珑，有的大胆、有的羞怯，有的温和、有的爱打架滋事，有的胸襟开阔、有的事事耿耿于怀……不一而足，但只要你对此人及其父母的性格做深入周密的调查，并有正确的判断力，当能发现我们所列举的原则并无错误。

至于母亲和儿子的性格截然不同的实例倒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