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普金一直热爱文学，总是为自己写点什么，既有散文也有诗歌。他二十二三岁临近完成其医学学业时，曾考虑过放弃医学，以便研究文学，一心想完全献身于写作。他被十九世纪俄国的灵魂拷问折磨得寝食难安（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如何活？），曾崇拜托尔斯泰，但托尔斯泰最终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取代。在电影方面，茨普金也有偶像： 例如安东尼奥尼，但不是塔尔科夫斯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曾想过报读电影学院的夜校，以便当电影导演，但他后来说，由于要养家，他最终打消念头。

一九七九年六月，茨普金、他妻子和他母亲申请出国签证。接着，他们等了将近两年。一九八一年五月，他们接到通知，称他们的要求“不适当”，申请被拒。（从苏联移民出来，实际上在一九八年就停止了，当年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恶化；显然，华盛顿暂时不会提供任何用来交换苏联允许犹太人离境的优惠。）茨普金正是在这个时期，写出《巴登夏日》的大部分。

《巴登夏日》是俄罗斯文学的所有伟大主题的速成课，由其语言的独创力与速度统一起来，这语言大胆地、极有诱惑力地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 叙述者（“我”）所做的事情、记忆、沉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场景（“他”、“他们”、“她”）——和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游动。但这既不是单一的现在（关于叙述者茨普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朝圣之旅），也不是单一的过去（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八一年也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那一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而是在过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溺于记忆中某些场景、他生命早期某些时刻的激情，在现在的叙述者则回想他的过去。

对茨普金来说，使《巴登夏日》中一切具有事实性质的事情都忠实于它所描绘的真实人物的故事和环境，是一件道义上的事。它与J·M·库切那本奇妙的《彼得堡的大师》不同，不是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小说。它也不是一本纪实小说，尽管茨普金斤斤计较一切都要“正确”（用他儿子的话来说，他在各方面都“非常有系统”。）很有可能，茨普金想像如果《巴登夏日》以书的形式出版，应包括他拍摄的一些照片，因而预示了W·G·泽巴尔德作品的个人标签的效果，后者在书中加插照片，使神秘性和感染力充满了最质朴的逼真性。

读完《巴登夏日》，你会净化、震撼、坚强、轻轻地深呼吸；你会感激文学，感激它所能包含和示范的一切。列昂尼德·茨普金没有写一部浩瀚的长篇。但他经历了一次伟大的旅程。

不管要在俄罗斯出版《巴登夏日》是多么难以设想，但仍有一个选择，就是在国外出版，就像当时最好的作家处理他们的作品那样。茨普金也决定这样做，并请求已在一九八一年初获准离开苏联的记者朋友阿扎里·梅塞雷尔把手稿的一个副本和一些照片偷偷带出苏联。梅塞雷尔通过两位美国朋友——一对夫妇，他们是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记者——的协助，得以安排把手稿偷带出国。

茨普金在小说第一页离开莫斯科，而小说的三分之二发生在抵达列宁格勒的莫斯科站之前的旅途上。虽然他知道在莫斯科站附近某一地点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的那座“普通、灰色的彼得堡住宅”，但他却提着行李箱在凛冽的暗夜里向前走，越过涅瓦大街，以便经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有关系的一些地点，然后来到他在列宁格勒时一向留宿的地方——一座残旧的共用公寓的一个单元，这里居住着一位被他以温柔的笔调描述的女人，她是他母亲的密友。她欢迎他，给他弄吃的，整理一张破沙发让他睡，并一如往常问他：“你还那么着迷九九藏书网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她上床后，茨普金随便从摆在她书架上的革命前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中抽出一本——《作家日记》——埋头读起来，一边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主义的神秘性一边沉沉睡去。

茨普金一定熟悉格罗斯曼撰写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有影响力的论文，例如《巴尔扎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14）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藏书》（1919）。他可能读过格罗斯曼的小说《轮盘堡》（1932），它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部关于赌博狂热的中篇的注脚。（《轮盘堡》是《赌徒》的原标题。）但是，他不可能读过格罗斯曼的《一个犹太人的忏悔录》（1924），因为它早已完全停止流通了。《一个犹太人的忏悔录》讲述最吸引人和最惹人怜惜的犹太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者阿尔卡季·乌里·科夫纳（1842—1909）的一生，科夫纳成长于维尔纽斯犹太人隔离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有过书信来往。科夫纳是一个不顾后果的自学者，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魔力所迷，甚至在读了《罪与罚》之后受其影响，不惜从事盗窃，以解救他所爱的一名贫病交加的年轻女子。一八七七年，科夫纳被送往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前，从一座莫斯科监狱的牢房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犹太人的问题上对他提出挑战。（这是第一封信；第二封信是关于灵魂的不朽。）

一切都不是发明的。一切又都是发明的。起框架作用的活动是叙述者走访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小说的发生地之旅，它是为我们手中捧读的这本书所做的准备的一部分（一如我们逐渐意识到的）。《巴登夏日》属于小说中一种罕见而极具野心的亚类型： 重述另一个时代一个有成就的真实人物的一生，并把这个故事织入现在的一个故事，也即本书作者反复琢磨、试图更深入地挖掘某个其命运不仅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的内心生活。（另一个例子，以及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的光荣之一，是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西娅》。）

这本书不为人知的理由，是不难测度的。首先，它的作者的职业并不是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是一位医生，一位杰出的医学研究者，在苏联和国外的科学杂志发表近百篇论文。但是——撇开与契诃夫和布尔加科夫的任何比较不谈——这位俄罗斯医生作家生前从未见过自己的一页文学著作发表。

在茨普金的直系亲属中，有一位文学要人，就是他母亲的妹妹、文学批评家莉迪娅·波利亚克，《巴登夏日》的读者在第一页就瞥了她一眼了。在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上，叙述者打开一本书，一本珍贵的书。在读了对书的封皮和装饰性的书签的一番精心描述之后，我们才知道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记》，也才知道这本落在茨普金手中时已残旧、几乎要散架的书，属于一位没有提到名字的姨妈，她只能是莉迪娅·波利亚克。茨普金写道，由于“我骨子里没想过要归还这本从拥有一个大书房的姨妈那里借来的书”，所以他请人修整这本书，重新做了一个封皮。

三月二十日星期六早晨，茨普金五十六岁生日，他在写字桌前坐下来，继续做把一篇医学文章从英语译成俄语的工作——翻译是被拒移民者（被拒绝出国签证并被辞退工作的苏联公民，通常是犹太人）省吃俭用地维生的少数几个可能性之一。他突然感到不舒服（是心脏病），于是躺下来，呼唤妻子，然后逝世。他成为有小说发表的作者刚好七天。

他一九七七年开始写这本书，一九八年脱稿。写这本书之前，他做了多年准备： 查阅档案和拍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有关的地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提到的他的人物在哪个季节和哪一天的哪个时刻去过的地方的照片。（茨普金是一位专心致志的业余摄影师，自五十年代初起就拥有一部相机。）在完成《巴登夏日》之后，他把一本收录这些照片九九藏书网的相册送给列宁格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

《巴登夏日》以幻觉式的快速联想，描绘、讲述、再创造多个“真实”的世界。茨普金的小说的原创性，在于它运动的方式，从匿名叙述者的离开、踏上穿越荒凉的当代苏联风景的旅程，到外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生活。在现在的文化废墟中，热烈的过去照射着。茨普金正旅行进费佳和安娜的灵魂和肉体，一如他旅行去列宁格勒。小说中弥漫着惊人的、不寻常的心灵相通。

列昂尼德·茨普金一九二六年生于明斯克，父母是俄罗斯犹太人，均为医生。他母亲薇拉·波利亚克的医学专业是肺结核病。他父亲鲍里斯·茨普金则是矫形外科医生，于一九三四年“大清洗”之初以那些常见的莫须有罪名被捕，在从监狱楼梯井跃下企图自杀之后，经一位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干预而获释。他断了背，躺在担架上被送回家，但没有变成残废，并继续做他的外科工作，直到一九六一年逝世，享年六十四岁。鲍里斯·茨普金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亦在大清洗期间被捕并死亡。

实际上，《巴登夏日》竟能保存下来，可以说是奇迹。

每一个段落的缩格都以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开始，其连接词是“和”（很多）和“但”（一些）和“尽管”和“于是”和“然而”和“就像”和“因为”和“仿佛”，尚有很多破折号，直到段落终结时才有句号。在拖长这些热情的段落式句子的过程中，感情的河流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茨普金的生活的故事汇合和洗涮： 一个以费佳和安娜在德累斯顿开始的句子，可能会闪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定罪的时期或较早的、与他和波利娜·苏斯洛娃的恋情有关的赌博瘾的发作，然后交织上叙述者医学院学生时代的一段记忆和对普希金一些诗行的思索。

在他剩下的十三年生命中，茨普金创作了少量作品，它们广度和复杂性愈来愈大。在写了几篇短文之后，是一些较长、较有情节的故事，以及两部自传性的中篇小说《跨越涅罗奇的大桥》和《诺拉尔塔基尔》，接着是他最后也最长的小说作品《巴登夏日》。《巴登夏日》有点像梦幻小说，在流动的、充满激情的叙述中，小说中的做梦者也即茨普金本人总是把自己的生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联系起来。写作即是饱啖，即是孤绝。“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米哈伊尔·茨普金回忆说，“父亲总是在七点四十五分准时离家去脑灰质炎及病毒性脑炎研究所上班，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一个远郊，距伏努科沃机场不远。他晚上六时回家，吃晚饭，打一会儿盹，然后坐下来写作——如果不是散文，就是医学研究论文。晚上十时上床前，他有时会散一下步。他通常也把周末用在写作上。父亲渴望利用一切机会写作，但写作是困难的，痛苦的。他为每一个字苦思冥想，无休止地修改手写的手稿。修改完毕，他便用一部古旧、光滑的德国产打字机，一部‘埃里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是一位叔叔在一九四九年送他的——把散文打出来。他的作品就维持这个形式。他没有把手稿寄给出版社，也不想在地下刊物流传他的散文，因为他害怕会被克格勃找麻烦，也害怕会失去工作。”在没有出版希望或前景的情况下写作——这意味着对文学怀着何等巨大的信念？茨普金的读者从未超出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子在莫斯科大学的一两位同学。他在莫斯科任何文学圈子里都没有真正的朋友。

茨普金这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进行虚构性再创造的作品所描写的重点，并不是赌博，也不是写作，也不是救世，而是夫妻之爱那灼热、高洁的绝对性（那是不能用满意来衡量的）。谁能忘记把他们夫妻做爱比作游泳这一意象？安娜对费佳所怀的无所不原谅但永远高贵的爱，与文学信徒茨普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合拍。

一九七七年，茨普金的儿子和儿媳妇决定申请出国签证。茨普金的妻子纳塔利娅·米赫尼科娃担心她那份需要政审的工作可能会不利儿子的申请机会，遂辞去她在国家物资及技术供应委员会任职的部门的工作，该委员会负责把道路建设和建筑的重设备分配给实际上所有苏联经济部门，包括军队。签证获批准，米哈伊尔和叶连娜·茨普金前往美国。当克格勃把这个消息告诉脑灰质炎及病毒性脑炎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德罗兹多夫之后，茨普金就立即被降为初级研究员——这是一个没有高级学位者的职位（而他有两个高级学位），也是他二十多年前初进来时的职位。他的已成为夫妻俩唯一收入来源的工资，现在又被减去百分之七十五。他依然每天去研究所上班，但不能再做九九藏书实验室研究，实验室研究总是以团队的形式进行，但他的同事都不愿与他共事，唯恐与“不良分子”沾边。在别的机构寻找一个研究职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每一份工作申请书中他都得写明他的儿子已移民。

据米哈伊尔·茨普金说，他父亲一些短篇小说中提到波利亚克，对她颇有微词。半个世纪来她一直是莫斯科知识界人脉极好的一员，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即使在五十年代初反犹清洗运动期间她被剥夺莫斯科大学的教职时，她仍能保留在研究所的职位，西尼亚斯基后来在那里成为她的年轻同事。虽然是她安排茨普金与西尼亚斯基那次流产的会面，但波利亚克显然不认可外甥的作品，并瞧不起他，而他则因此永远无法原谅她。

《巴登夏日》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从一开始，它就提出一种双重叙述。背景是冬天，十二月底，没有具体日期： 一个“现在”的物种。叙述者正乘坐火车去列宁格勒（以前和未来的圣彼得堡）。另一个背景是一八六七年四月中旬。新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费奥多尔（费佳）和他的年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已离开圣彼得堡，正在前往德累斯顿的途中。有关陀思妥耶夫基斯夫妇的旅行的记述——因为在茨普金的小说中他们主要都生活在国外，而不只是在巴登巴登——都被一丝不苟地研究过。叙述者——茨普金——讲述自己的事情的段落，则全部是自传性的。由于想像与事实很容易形成对照，我们往往会从类型中吸取经验，把虚构故事（小说）与真实生活叙述（纪事和自传）分隔开来。这是一种常例——我们的常例。在日本文学中，所谓的我小说（私小说）是主流小说形式，它是指故事基本上是自传的，但含有虚构的成分。

在早期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犹太人之中，才智最非凡的是列昂尼德·格罗斯曼，他是茨普金所列的这类人物的名单上的第一人。格罗斯曼是茨普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的再想像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巴登夏日》开头提到的其中一本书，就是格罗斯曼的学术劳动的产物。正是格罗斯曼编辑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的第一个选本，它在她逝世七年后，于一九二五年出版。茨普金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回忆录中没有“讨厌的小犹太人”这类预期中的词语可能是由于她的回忆录是在革命前夕、在她已认识格罗斯曼之后写的。

最终，陀思妥耶夫斯基反犹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它也是茨普金抵达列宁格勒时突然在《巴登夏日》澎湃起来的主题。他写道，这似乎“奇怪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对一个被迫害了数千年的民族，这个人竟然没有半句替他们辩护和辩解的话……他提到犹太人时甚至没有把他们当成一个民族，而是一个部落……而我属于这个部落，还有我的很多朋友和相识的人，而我们曾讨论俄罗斯文学的一些最微妙的问题”。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犹太人继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如何解释？

茨普金将在列宁格勒待几天： 这是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朝圣（显然不是第一次），一次孤独的朝圣（显然一如往常），它将以访问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房子告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刚好正开始他们一贫如洗的旅行；他们将在西欧羁留四年。（值得一提的是，《巴登夏日》的作者从未获准离开苏联。）德累斯顿、巴登巴登、巴塞尔、法兰克福、巴黎——他们的处境不断受到阻碍重重的经济惨况带来的混乱和羞辱的扰攘，同时必须与无礼的外国人（门房、马车夫、女房东、侍者、店主、当铺老板、赌台管理员）打交道；以及受到各种心血来潮和各种起伏不定的情绪的搅拌。赌博的热度。道德的热度。疾病的热度。情欲的热度。嫉妒的热度。悔恨的热度。恐惧……

一年后，列昂尼德·茨普金开始攻读医学，战争结束时，他随父母返回明斯克，并于一九四七年从医学院毕业。一九四八年他与经济学家纳塔利娅·米赫尼科娃结婚。他们的独子米哈伊尔于一九五年出世。那时，斯大林于一年前发动的反犹运动正累积愈来愈多的受害者，茨普金隐藏在一家农村精神病院的职员中。一九五七年，他获准与妻子和儿子定居莫斯科，在著名的脑灰质炎及病毒性脑炎研究所当病理学家。他成为在苏联研制出萨宾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小组成员；之后，他在该研究所的工作反映了各种研究兴趣，包括癌组织对致命病毒性感染的反应和猴子的生物学和病理学。九九藏书

审查制度及其恐吓只是原因之一。茨普金的小说依官方标准，肯定是无资格出版或发表的。但是，它也没有在地下刊物流通，因为茨普金——出于骄傲、难以消除的悲观、不想冒着被非官方文学体制拒绝的风险——完全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莫斯科的独立文学圈子或地下文学圈子之外，在那年代他“为抽屉”写作。为文学本身。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是一片被踏得太多的田野，那些被仔细地巡逻的主要语种中仍然存在着有待发掘的杰作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大。然而，约十年前，当我在伦敦查宁十字路一家书店门口翻抄一箱看上去脏兮兮的二手平装书时，竟撞上这样一本杰作——《巴登夏日》——而我会把它列为百年间的小说和类小说中最美丽、最令人振奋和最具原创性的成果之一。

一九八一年九月底，茨普金、他妻子和他母亲重新申请出国签证。十月十九日，母亲薇拉·波利亚克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一周后，三人的签证申请遭拒绝；这一回，拒绝的决定仅用了不足一个月。

茨普金的儿子在回忆父亲时，形容他痴迷于细节并且有洁癖。他的儿媳妇在谈到他选择医学专业——病理学——却决定绝不做临床医师时忆述说：“他对死亡非常感兴趣。”也许只有被死亡纠缠的强迫性疑病患者——而茨普金似乎是这样一个人——才有可能发明一种自由得如此独创的句式。他的散文是描写他的主题的情感强度和丰富性的理想载体。在一本篇幅相对小的书中，长句意味着包容性和联想性，意味着一种通常沉浸在固执中的性情所具有的炽热的敏捷。

一九八二年三月初，茨普金去见莫斯科签证处的主管，后者告诉他：“医生，你永不会获准移民。”星期一，三月十五日，谢尔盖·德罗兹多夫通知茨普金，他不会继续被该研究所聘用。同一天，在哈佛大学研究院的米哈伊尔·茨普金打电话回莫斯科，宣布他父亲星期六终于成为一位发表作品的作家了。阿扎里·梅塞雷尔成功地把《巴登夏日》交给纽约一家俄罗斯流亡者周报《新报》，该报将连载该小说。第一部分于三月十三日见报，配有茨普金拍摄的一些照片。

也是在六十年代初，茨普金开始较专心地投入写作： 受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强烈影响的诗；他们的照片挂在他的小工作台上。一九六五年九月，他决定冒险把一些抒情诗拿给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看，但西尼亚夫斯基在他们约好见面的前几天被捕。茨普金与实际上和他同龄的西尼亚夫斯基后来从未见过面，茨普金也变得更谨慎。（米哈伊尔·茨普金说：“我父亲不太谈、甚至不太想政治。在我们家里，大家都不必讨论就假设苏联政权是邪恶的化身。”）茨普金曾数次试图发表一些诗，但未成功，之后他一度停止写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完成《胰蛋白酶化组织的细胞培养之形态学及生物学特性研究》，这是他为取得科学博士学位而写的论文。（他较早时为哲学博士学位而写的论文，是研究曾一再动过手术的脑肿瘤的生长率。）在一九六九年完成第二篇论文的答辩之后，茨普金获加薪，这使他毋须夜里继续在一家小医院兼职做病理学家。他已四十多岁，这时他重新提笔写作——不是诗，而是散文。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明知他仇视犹太人，我们该怎么对待——一个犹太人该怎么对待——这件事？如何解释“这位在小说中对他人的受苦如此敏感的人，这位受侮辱者和受损害者的珍贵的捍卫者”的邪恶的反犹主义？又如何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特别吸引犹太人这一现象”？

茨普金的句子令人想起若泽·萨拉马戈的连写句，这种连写句把对话夹在描述里，把描述夹在对话里，并遭到动词的阻挠，因为那些动词都拒绝连贯地停留在过去时或现在时。茨普金的句子连绵不绝，具有与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句子同等的力量和繁密的权威。显然，茨普金不可能读过萨拉马戈和伯恩哈德的书。在二十世纪文学中，他有别的令他迷醉的楷模。他爱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而不是后期）散文——《安全保护证》而不是《日瓦戈医生》。他爱茨维塔耶娃。他爱里尔克，部分原因是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都爱里尔克；他读的外国文学很少，并且只读译本。在他所读的作品中，他的至爱是卡夫卡，他是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出版的一卷卡夫卡小说集而发现卡夫卡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茨普金句子完全是他自己发明的。藏书网

除了记述那无与伦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茨普金的小说还提供了一次非凡的俄罗斯现实的精神之旅。理所当然的——如果用理所当然来形容不至于太怪异的话——是苏联时代的种种苦难，从一九三四年至三七年的“大清洗”，到叙述者探索的现在： 整部小说都与它们共呼吸。《巴登夏日》还是对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弧形——的一次精神饱满和激荡的描写。普希金、屠格涅夫（书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激烈的对抗），以及二十世纪文学和道德斗争中的伟大人物——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和邦纳——也都进入、涌入小说里。

明斯克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一周后沦陷，鲍里斯·茨普金的母亲、另一个妹妹和两个外甥在犹太人隔离区被杀。鲍里斯·茨普金、他妻子和十五岁的列昂尼德在附近一个集体农场的主席的协助下逃出明斯克，该位主席是一位感恩的前病人，他下令从一辆卡车卸下几桶泡菜，让他尊敬的医生及其家人挤上去。

在与他那位深情的老朋友聊了一个上午，以及听了更多关于列宁格勒大围困期间忍受的种种恐怖的故事之后，茨普金出发——冬天短暂的白天已在变暗——到城内各处漫游，“拍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房子或放高利贷的老太太的房子或索涅奇卡的房子或他们的作者在他生命中最黑暗最秘密的时期也即他从流亡中归来之后那几年间住过的房子的照片。”茨普金“在某种直觉的驱使下”走着，竟也能“一点不差地”来到那个“正确地点”——“我的心怦怦跳，充满欢乐和某种模糊意识到的感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那座四层的街角楼房的对面，如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有关这次参观的描写（“博物馆里弥漫着一种近于教堂式的寂静”）接入对一个不逊于托尔斯泰手笔的临终场面的叙述。茨普金正是透过安娜的极度悲伤这个棱镜，而再创造了书中漫长的临终时辰。这是一本关于爱，关于婚姻之爱和文学之爱的书，两种爱绝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互相比较，但各自获得应有的地位，各自贡献其热情的火焰。

茨普金没有提供比犹太人对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性的热爱更好的解释——这也许会使我们想起德国人对歌德和席勒的崇拜大部分是犹太人在造势，直到德国开始屠杀犹太人为止。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着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