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提出理解“九一一”灾难的两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这是一场由一次可与日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轰炸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相提并论的“偷袭”，那次轰炸把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个模式在美国和西欧都愈来愈有市场，认为这是一场两个互相对抗的文明之间的斗争，一个是富有生产力、自由、宽容和世俗化（或基督教）的，一个是倒退、褊狭和复仇心强的。

我已说过，我认为把“九一一”与珍珠港相提并论不只是不恰当的，而且是误导的。它暗示我们要与另一个国家较量。现实却是，那些寻求羞辱美国的力量是亚民族和超民族的。奥萨马·本·拉丹最多只是一个由众多恐怖组织构成的庞大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罢了。一些知情人士相信，他甚至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首脑，其重要性在于他的财力和领袖魅力而不是他的行动才干。这种观点认为，是一个由埃及好战分子形成的核心在为一个进行中的行动方案提供真正的计谋，而且可以预期那些行动会在很多国家里发生。

数十年来，我站在谴责美国罪行的人士的前列，一直以来，我尤其对例如给贫困、受压迫的伊拉克人民造成如此大的痛苦的制裁感到气愤。但是，我在一些像维达尔这样的美国知识分子和欧洲很多正统知识分子中间觉察到的观点——认为美国自己带来这场恐怖，认为美国本身应部分地对自己土地上这数千人的死亡负责——是我难以苟同，我重复，是我难以苟同的观点。

美国是一个瞩目地宽容的社会，又是一个顺从主义社会；这是美国建构的政治文化的悖论。但是，如果近期美国境内再发生另一次恐怖袭击，哪怕是一次导致人命伤亡相对少的袭击，那么对非正统意见和多样性的广泛支持就有可能受到长期损害。军事戒严之类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而这意味着宪法对个人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的保护将会崩溃。不九*九*藏*书*网过，眼下我依然保持谨慎的乐观。目前像我这样持异见的知识分子——我们，唉，人数很少——面对的一些恶意的喧嚣，也许很快就会消散，因为人们都要操心真正的问题，例如日渐萎缩的经济。

美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美国公民有一种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却又对合法性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尊敬。他们崇拜不带道德判断的成功，却又喜欢就对与错作出道德判断。他们觉得政府和课税是十分可疑的活动，几乎是非法的活动，但他们对任何危机的最热心反应是挥舞他们的国旗和申明他们对国家无条件的爱和对他们领导人无条件的支持。尤其是，他们相信美国构成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例外，并将永远豁免形成其他国家的命运的一般局限和灾难。

通过归咎美国，而在任何程度上原谅或宽恕这次暴行——尽管美国在海外的行为是需要严厉谴责的——在道德上是下流的。恐怖主义是谋杀无辜的人民。这一回则是一次大规模谋杀。

我们只能希望当局正在制订某些明智的计划，使我们的人口更安全，免受这场针对现代性的圣战的攻击。我们只能希望布什政府、托尼·布莱尔等等，已真正明白到轰炸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被压迫的人民，以此报复他们的独裁者和当权的宗教狂热分子的恶行是徒劳的，或如有人指出的，是适得其反的——以及邪恶的。我们只能希望……

那些发动九月十一日这场屠杀的人试图达到的，不是纠正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错误，或消除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民的痛苦。这场袭击是真实的。它是对现代性（唯一使妇女解放成为可能的文化）的袭击，以及，不错，对资本主义的袭击。而现代世界，我们的世界，已被证明是严重脆弱的。作出武装的反应——以一套复杂和小心地聚焦的反恐行动的形式，而不是以一场战争的形式——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没有理由把焦点集中于布什那些牛仔式的简单化辞令，这类辞令在“九一一”头几天摇摆于痴呆与邪恶之间——这之后他的讲稿撰写人和顾问似乎把他控制住了。尽管布什的态度和语言令人反感，但是我们不应让他垄断我们的注意力。在我看来，美国政府中所有九*九*藏*书*网主要人物似乎都患了失语症，找不到适当的意象来涵盖这次对美国权力和能力的前所未有的反驳。

一般大众的意见又怎能“影响”美国政府现时正作出的决定呢？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在几乎所有外交政策的问题上都是那么温顺。这种消极性可能是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的胜利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已有颇长的一段时间，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再无任何显著差别；他们充其量被视为同一政党的两个分支。（英国亦有类似的演变，工党与保守党之间也看不到任何差别。）美国知识界大多数人的非政治化无非是反映了政治生活大气候下的顺从主义和趋同性——“我也是”主义——罢了。

而这只是美国决策者面对的诸多窘境之一而已。

不用说，这两种理解“九一一”事件的粗俗、危险的模式我都反对。我反对“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模式和“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文明优越”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观点正是发动这次罪恶袭击的人的观点和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原教旨主义运动的观点。如果美国政府坚持要把这次袭击说成是一场战争，以及坚持要满足美国公众对发动一场布什的辞令似乎承诺的（至少在最初如此）大规模轰炸攻势的渴望，那么危险将会增加。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作出发动全面“战争”的反应，受创的将不是恐怖主义者，而是更多无辜的平民——这一回是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平民——而这些死亡只会加强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散播的对美国的仇恨（以及更普遍的对西方世俗主义的仇恨）。

当然，我宁愿九月十一日那天在纽约。由于我当时在柏林——我去那里已有十天——我最初对发生在美国的事情的反应，实际上是通过中介的。我原计划把那个星期二下午的全部时间用来关在柏林郊区我的寂静的房间里写作，但突然有两位朋友分别从纽约和巴里打电话来，告诉我上午中段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事情。我赶紧打开电视九-九-藏-书-网，在电视屏幕前度过将近四十八小时，主要是看有线新闻电视网（CNN），然后才回到我的便携式电脑前，匆匆写下一篇文章，谴责我所听到的美国政府和媒体人物散布的愚蠢而误导的蛊众言论。（这篇短文，最初发表在《纽约客》，它在美国遭到激烈批评。这篇短文当然只是最初的、但很不幸也是太准确的印象。）真正的悲伤产生于几个并非完全连贯的阶段，而远离以及因此无机会充分接触死亡的现实，总是如此。我在接下去的一周的某个深夜重返美国，直接从肯尼迪机场，以我驾车所可能允许的程度驶近袭击现场，并徒步绕着曼哈顿南部那个约六公顷的面积徘徊了一小时——那地方现已成为一个热气腾腾的、山丘似的、发出臭味的集体坟墓。

此外，我认为把恐怖主义——这次恐怖主义——视为通过非法手段追求合法要求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让我非常具体地说吧。要是明天以色列单方面从西岸和加沙撤走，接着巴勒斯坦在翌日宣布立国，并得到获以色列援助和合作这一充分的保证，我相信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事件加起来也不会给当前进行中的恐怖主义计划带来哪怕是一点缓和。恐怖分子披着合法的委屈的外衣，诚如萨尔曼·拉什迪指出的。纠正这些错误不是他们的目的——而只是他们无耻的借口。

我一直是我国的激烈批评者，时间几乎与戈尔·维达尔一样长，尽管我希望我的批评更准确，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质疑美国外交政策永远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我并不相信罗斯福挑衅日本袭击珍珠港。日本政府真的是全力以赴向美国挑起这场愚蠢战争的。我也不认为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挑衅伊斯兰世界。美国在很多国家的行为是残暴、专横的，但美国并不是在从事一次全面行动，针对某个可以被称作“伊斯兰世界”的东西。而且，尽管我对美国外交政策——还有美国专横的假设和傲慢——痛心疾首，但首先要牢记的是，发生在九月十一日的事情，是一次骇人的犯罪。

我最初把焦点集中于围绕着事件的各种花巧辞令，但在我回纽约头几天，那毁灭的现实和死亡人数之多，使我最初的焦点显得不那么重要。当时我通过电视了解现实的次数已降至平常的水平——零。在美国，我一向顽固地不要电视机，尽管不用说我在外国是有看电视的。当我回家，我每天接触的新闻，来源主要是《纽约时报》和我在网上阅读的几份欧洲报纸。《时报》日复一日刊登一页页令人悲痛的配有图片的死者生平，他们是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和在世贸中心里罹难的数千名死者中的很多人，包括在办公室职员奔下楼梯时逆人流而上的三百多名消防员。死者不仅包括办公室设在那里的金融业薪酬优厚、野心勃勃的人，而且包括在大楼里做卑微工作的人，例如看门人、文书助理、厨房工人，其中有七十多人——主要是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在其中一座大楼顶的“世界之窗”餐厅工作。如此多的故事，如此多的泪水。不哀伤无异于野蛮，就像认为这些死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等地的暴行中失去生命的其他死者一样野蛮。

眼下，美国弥漫一股猛烈的顺从主义情绪。大家都对“九一一”袭击的成功感到震惊。他们吓坏了。而第一个反应是向前靠拢（借用军队的意象），申明他们的爱国主义——仿佛爱国主义受到这场袭击的质疑似的。全国被国旗淹没九_九_藏_书_网。国旗挂在公寓和房屋窗口，悬在商店和餐馆正面，飘在吊车、卡车、汽车收音机天线上。嘲笑总统——美国的传统消遣，不管总统是谁——被认为是不爱国的。一些新闻记者被报纸和杂志解雇。学院教师因在教室里发表最温和的批评性看法（例如质疑布什在袭击当天为何神秘失踪）而遭到公开训斥。自我审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审查形式——无孔不入。辩论等同于异见，异见等同于不忠。有一种广泛的感觉，觉得在这崭新的、无止境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可能无法“负担”得起种种传统的自由。民意调查显示布什的“支持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数字接近于旧时苏联式独裁政权领导人的支持率。

现时，我们已很少听到来自布什政府的任何牛仔式讲话，原因是自“九一一”以来，政府和军方高层一定有过一些非常激烈的辩论。显然，我们的战争大师们已明白到，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不能以老方法击败的“敌人”。当局对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有所犹豫，这与美国公众的舆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舆论早已准备好迅速惩罚敌人。

只有非常小面积地聚焦的暴力，才有机会减少这场运动——奥萨马·本·拉丹只是这场运动的很多领导人之中的一个而已——所构成的威胁。在我看来，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在“九一一”取得如此标志性的成功的恐怖主义积极分子们所展开的这场运动，显然是一场全球运动。不可把它与一个国家联系起来，尤其是不可把它与饱受蹂躏的阿富汗联系起来，像珍珠港事件可与日本联系起来那样。恐怖主义就像今天的经济、大众文化和流行病（想想艾滋病）一样，是嘲笑国界的。另一方面，确实有些国家在故事中扮演中心角色。沙特阿拉伯为世界各地的哈瓦比运动提供支持（在某一意义上，拉丹是一个沙特王子并非巧合），而在同一时期，沙特王国一直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盟友。除了本·拉丹之外，沙特精英中还有很多年轻成员把沙特王国与美国的合作视为一次重大的“文明上的”出卖。如果美国领导一次针对这场与本·拉丹紧密联系的恐怖主义运动的全面“战争”，便有可能导致沙特“反动”的君主制被推翻，以及导致“激进分子”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