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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从这一圈紫癜的发现到妈过世,只有五天时间。
“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作为下一步放疗的依据。
而且,妈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和“手术完美无憾”的现实吗?
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
妈吃得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小阿姨说:“当然能,您身体那么好。”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淤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有问题的可能性,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想到问题的严重了。
上午又和妈多次做坐下、起来的练习,妈没有任何进步。
尤其是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
我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为了这个,妈也得拼上一拼。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妈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的脚却很有劲儿,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疼。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妈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帮妈从马桶上站起。
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一会儿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
妈是否不忍再用她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
这也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从妈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因为妈早就知道,她就是把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认为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母亲的放射治疗预约单,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她没有等到这一天就走了。
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相信不相干的人,却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妈?
妈也许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出来,可她没有说,咽回去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你们两个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99lib•net多少号了。”
妈生气地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我只对妈说了一句:“胡容一会儿来看您。”
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十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这句话,妈又是只说了半句。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虽然妈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地站立,她还是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还有一天,妈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嘁!”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她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呀。
到家以后,妈满意地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得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有人相信吗?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妈去世后我回想起她的这句话,觉得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有大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尔反尔。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周围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
也许还有在等待我对她的话做出判断的那一瞬间,唯恐得不到理解的忐忑;
妈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缠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那不是她讲了一辈子的、我几十年里听惯的那个声韵。我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
…………
妈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往我的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的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所以它从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
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妈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我也奇怪,这些话妈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
虽然妈老了,再也抱不动我,甚至搂藏书网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妈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十月二十三号,星期三。
妈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好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给妈磨豆浆喝。这个机器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就伤了我的心吗?
妈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妈坐下就站不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地陪伴她,一直跑进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于以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现莫名的出血性紫癜,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们一起拍照留念呢。”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抱怨,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妈的怀里。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我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
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发上去。

母亲。一九九〇年春,美国。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连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我想,妈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替不了科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妈的神情,猜测着妈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是在为不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九九藏书网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话。
妈说:“三十七号。”
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仍然固执地认为,手术以后妈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之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妈、激励妈:“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妈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妈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已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了。
是不是还藏着一丝祈求;
妈也就缄口不言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我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妈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癜,根据部位推测,显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得相当厉害了。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妈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了,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因为各器官的功能丧失?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效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我们等叫号的时候,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那位放射科主任也在。
回家后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估计是星期二给妈洗澡时,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我就冻感冒了。
我烦闷地想,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啊。

祖孙三代。一九九〇年春,美国。
九九藏书网
我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散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伤感。
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了一下体温,三十七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是手术后一种必然的、不正常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这个预料早就开始应验了。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告诉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问过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妈果然说她没有哪儿不舒服。那我也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话,不亲自问一句:妈,您到底哪儿不舒服?
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我想,妈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
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妈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得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
我猜想,妈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妈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自己感觉到不对,而想从别人那里找到这个希望的证明?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扛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妈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吗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唐棣和姥姥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具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我看着妈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情,略显迟疑、迷惘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
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小阿姨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点,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作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妈:“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电梯里的99lib.net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妈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
妈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我已经没病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结婚呢。”
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说。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
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有要事相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部分读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
妈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这至少说明妈还有想活下去的愿望。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妈激发起来,反而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的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越难恢复。
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谷,感慨多多,所以我很晚才回到家。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抱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做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
她说不过,也争不过。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的体征,只是我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征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地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征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
“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祝一下。”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我认为的“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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