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我说道，“我去送夫人一程吧。”

“随便你好了。”说完，我转身准备出门。我已经比约定时间晚了二十分钟。

按照这些报告中的描述，约翰·F.肯尼迪少尉的父亲是曾经担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百万富翁约瑟夫·P.肯尼迪。局里人都知道，肯尼迪大使是胡佛局长的朋友——联邦调查局一直在秘密监控这位爱尔兰裔大佬，以备不时之需——但大家也都明白，胡佛并不信任肯尼迪，将其视为危险的亲德派分子。所以，有关这位前驻英大使的秘密档案内容非常翔实，且一直在更新。从去年12月开始(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针对阿瓦德的调查进入了一个近乎癫狂的状态——正是从那时起，这位温纳格伦的情妇、希特勒最爱的“北欧日耳曼美女”开始频频与肯尼迪少尉私会。作为海军情报局外国情报部的军官，肯尼迪少尉有权接触各种绝密报告，并时常参与日常工作，破解由海军情报局驻外机构以密码形式发来的各种简报和内部备忘。

按照档案上的记载，阿瓦德是1936年嫁给保罗·费乔斯博士的。但无论婚前还是婚后，她都是阿克塞尔·温纳格伦的姘妇。1940年，费乔斯与阿瓦德迁往美国居住。她的情夫温纳格伦则跑到纽约城，向维京基金会做了“捐赠”。

1942年1月26日，情报人员截获了一封阿瓦德发给肯尼迪的信件：

1942年1月19日，特工哈迪森在调查报告中提到：

当然，胡佛并不希望英戈·阿瓦德被捕。她与温纳格伦和小肯尼迪之间扯不清的关系，给这位局长大人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他现在可以公开调查华盛顿城中半数的异己。

档案中有不少阿瓦德的照片。第一张照片便是年轻的她披着金发坐在阿道夫·希特勒身旁的样子。照片背景看上去像是一座体育场。照片背面印着“英戈·阿瓦德与阿道夫·希特勒，1936年柏林奥运会留念”。这张照片附带的报告上说，与埃及外交官分手之后，阿瓦德到挪威出演了一部由保罗·费乔斯执导的电影，随后便与这位导演建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阿瓦德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哥本哈根《贝林时报》派驻柏林的记者。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关于她接受过记者职业培训的记录。但是很显然，年轻的英戈·阿瓦德小姐喜欢某件事情的话，她就一定会去做。

德尔加多耸了耸肩：“听说哈瓦那警方正在寻找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妓女。他们认为她是杀人凶手。”说到这儿，他又笑了笑，“卢卡斯，你该不会知道这个玛利亚在哪儿吧？”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在外勤作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各家情报部门在追踪不同的线索时，总能殊途同归。就像是这一次，尽管没有任何预谋或提前计划，大家的目光还是集中到了阿瓦德和“南十字星”号身上。多诺万的情报协调局——也就是即将挂牌成立的战略情报局——已经对阿克塞尔·温纳格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所属的秘密情报处也是如此。至于弗莱明和史蒂芬森的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更是紧紧盯着温纳格伦和“南十字星”号。美国海军情报局确信，这艘游船已经被改装成为德国潜艇的燃料补给平台，活动范围涵盖加勒比海或是南美洲海岸，或是两者兼有。而联邦调查局则非常关注英戈·阿瓦德的动向，一直在追查她与“南十字星”号、温纳格伦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之间的关系。

阿瓦德的档案资料看上去还处在持续收集阶段。最后一部分都是些近期的调查报告、窃听记录、监控资料，以及联邦调查局通过秘密潜入手段获得的书信影印件。这些内容都和英戈·阿瓦德与美国海军情报局青年军官约翰·F.肯尼迪少尉之间的私情有关。

去年秋天从霍华德·休斯手中买下“南十字星”号之后，阿克塞尔·温纳格伦对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装，为它安装了复杂的短波无线电通信设备、供长距离航行使用的油箱，以及重机枪等。此外，他还为船员装备了一百五十支步枪和反坦克勃朗宁自动步枪。随后，温纳格伦将它当作礼物送给了保罗·费乔斯医生和维京基金会。

德尔加多从桌子下面拿出一只破旧的公文包，又从里面取出一本卷宗。无论是粉色封面还是绿色印鉴，都说明这是一份秘密档案。它的厚度几乎相当于一本芝加哥城电话通信录。

在凯撒·吉列尔莫咖啡馆用过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我和海明威回到了瞭望山庄。玛利亚坐在游泳池边，穿着一条短裤，还有一件明显是从玛莎那里借来的吊带背心。她正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阅读《生活》杂志。

档案里夹着一份联邦调查局几个月前对阿瓦德的讯问记录。记录上的日期为1941年12月12日。根据这份复印件的记载，阿瓦德声称她在德国的任务是采访各种大人物——包括希特勒、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所以“才有机会出现在元首的包厢里”。然而那段时期的联邦调查局报告指出，她与这些人物的关系颇有私人色彩：阿瓦德曾经受邀参加戈林的私人婚礼，而希特勒则充当了戈林的伴郎。元首本人更是将年轻的阿瓦德称作“北欧日耳曼美女的绝佳典范”，邀请她每次返回柏林都来与自己相见。

档案的最后部分，是海军情报局关于“南十字星”号的简报。这艘先后归属费乔斯、温纳格伦和维京基金会的游船于1942年4月8日驶离纽约港。4月17日，曾有美国海军官兵看到它在巴哈马补充燃料。自那之后，这艘谜一般的游船便彻底失去了踪迹。

我点点头，转身走出了安全房，跑过两个街区，来到停车的地方。一群赤裸上身的孩童正围着林肯轿车打转，显然是在计划要偷什么东西。我打眼一看，车上的东西暂时还算完好。

我感觉有些不耐烦了：“按照你的描述，马尔多纳多可以在三十秒内让任何一个妓女开口说话。”

“今天上午我会派雷内、胡安以及其他一些人过来，把这里收拾干净。”海明威一边揉着脸颊，一边来回摇晃着铰链断裂的陈旧门板，“我们得搬几件家具过来，还有老厨房里那台小冰箱，再来上一两把椅子和两张简易床。”

1941年12月12日，有一份呈送给胡佛局长的备忘录上显示，《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编辑弗兰克·沃尔德罗普向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外勤部门的一位特工举报称，他们报社一位名叫韦德库珀小姐的记者曾经提醒过凯瑟琳·肯尼迪小姐，她们两人都熟识的那位专栏作者英戈·阿瓦德小姐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某外国势力派来的间谍。这份呈送给胡佛的备忘录，标题是“保罗·费乔斯夫人，别名英戈·阿瓦德”。其实自从阿瓦德和她的丈夫进入美国境内那一刻起，胡佛便一直在对其进行秘密调查，这样的举报对于他而言算不得什么“惊天猛料”。

“是谁干的？”我忍不住问道。

我转身准备出门，在门口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天你说过，有个古巴国家警察在跟踪我。”

海明威把两条毛茸茸的胳膊交叉起来抱在胸前：“那个恐惧症患儿说过，所有人都想要她的小命——卢卡斯，她说的可并不都是废话。如果马尔多纳多找到她，那就不单单是先割掉鼻子和耳朵然后杀了她这么简单了。你知道马尔多纳多为何被称作‘疯马’吗？”

“玛莎想去城里逛逛，但六点钟咱们还需要用车去执行我们最后决定的计划。所以你能不能开着那辆林肯把玛莎送到城里，然后开车回来？胡安还在为恐惧症患儿收拾‘A级客房’呢。”

我原以为德尔加多还要继续说下去，没想到他却四仰八叉地坐在椅子上，傲慢无礼地盯着我。他的面颊和胸前都被汗水浸透了。

当然，阿瓦德并未考虑太久。从2月6日到9日，她和肯尼迪少尉几乎就没离开查尔斯顿萨姆特堡酒店的客房。外勤监控报告显示：

显然，肯尼迪少尉正在重新考虑是否与这位二十八岁的女子结婚。

费乔斯这个名字对我来说略显陌生。此人1896年生于匈牙利，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骑兵部队军官和飞行员。他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后来担任过戏剧和歌剧导演，1929年成为美国公民之前，他还曾执导过动画电影。然而费乔斯并不喜欢好莱坞式的电影制作方式，于是便返回欧洲，在那里为米高梅影业公司制作影片。1940年，此人重回美国。1941年，他在纽约城创立了维京基金会。该基金会以非营利性机构的面目示人，号称是为了资助针对秘鲁密林中印加古城的探险活动(据说这些探险故事曾经被保罗·费乔斯拍摄成电影，并公开进行了商业发行)，但联邦调查局认为该组织是德国情报机关的台前掩护。去年冬天以来，维京基金会接受的第一项捐助便来自阿克塞尔·温纳格伦，也就是长三百二十英尺、经过精心改造的“南十字星”号。

阿克塞尔·温纳格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无论是联邦调查局、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情报协调局、海军情报局，还是西半球上其他任何一家情报机构，都确信此人乃是一名纳粹间谍。温纳格伦在情报界有个诨名——“瑞典的斯芬克斯”。他是瑞典伊莱克斯公司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博福斯枪炮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我知道，温纳格伦与希特勒手下的军官和德国情报部门过从甚密——关于这点，相关资料甚至比霍华德·休斯的那一份更厚。过去数年间，当我在墨西哥和拉美地区执行任务时，这位瑞典实业家便已经进入了我的视线范围。

我之前曾经阅读过休斯的档案，那上面的描述非常详尽。大家都熟悉这位腰缠万贯的飞行家兼发明家。霍华德·休斯是那种能把胡佛局长气得发疯的我行我素的家伙。他很有钱，参加了十几项美国军队的绝密计划。他的性格古怪，喜欢冒险。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在授权霍华德·休斯参与各种绝密项目，以及诸多重要性越来越高的战争计划，同时也在不断加强针对他的监控和窃听。如果局长大人因为这个霍华德·休斯而至少一周难以入眠，我一点儿也不吃惊。

看上去她的确是这样做的。尽管阿瓦德于1936年嫁给了保罗·费乔斯医生并辞去了“特派记者”职务，但她依然在奥运会上坐进了希特勒的包厢，并与戈林攀上了交情，甚至成了鲁道夫·赫斯的密友。按照联邦调查局报告中的描述，阿瓦德最后一次造访柏林是在1940年她受邀为德国宣传部门出一份力。1941年12月12日，在与联邦调查局交锋之时，阿瓦德表示自己拒绝了德方的邀约。然而国际通信社1936年的一份报道却显示，希特勒“已经任命她为纳粹宣传部门派驻丹麦的负责人”。当时她只有二十二岁。

我在门口站定。

“什么杀人命案？”

就在阿瓦德写下刚才那封情书的同一天，胡佛对美国联邦司法部长发出通知，声称自己正在调查一名“疑似间谍的女人”，并且在通知结尾部分总结道，“阿瓦德或许参与了一种微妙的，针对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破坏活动”。

“瞭望牛奶坊。”说着，他转过头来望着我，“或许卢卡斯先生也可以去那儿消遣一下。”

2月1日前后，两人在深夜通过一次电话。肯尼迪对阿瓦德表示，自己听说她曾经在纽约享受过一次“绝顶狂欢”。然而在对话结束阶段，少尉却提到了他很担心费乔斯医生对他的看法。

“嘿！”德尔加多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喊道，“你不能把它拿走！”

“南十字星”号：长三百二十英尺，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私人游船，注册地是美国。船主最初是霍华德·休斯。此人曾对该船进行过大规模改装。这里还附上了霍华德·休斯的完整资料。

玛莎在主屋后门迎接我们。她低声说道：“欧内斯特，那位妓女小姐也是长住客吗？”

“是啊，”我说道，“所以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资料带来了吗？”其实我对他将资料带来并不抱期望。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我始终都在怀疑，上峰绝不可能这么快就把一份如此绝密的资料送到古巴。德尔加多总喜欢显摆他的“门路”，这完全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从上午十点钟开始，各种汽车便开始在山庄内外来往进出。到下午四点半，客房里已然堆满了啤酒罐，至于烟灰缸更是早就不够用了。我敢说，大家不会比上午八点那次讨论更明白海明威那半吊子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需要这份图纸，”我说道，“不行的话你就开枪打死我好了。”我看了看手表，现在距离我开车返回山庄的最后时限只剩下五分钟了。于是，我开始阅读档案的最后部分。

1942年1月24至25日，特工哈迪森和他的手下把英戈·阿瓦德跟丢了。他们报告说那女人“失去了踪迹”。同时，海军情报局的报告显示，英戈·阿瓦德正在查尔斯顿基地等待即将到那里赴任的肯尼迪少尉。

“为什么要搬两张床过来？”

接下来几页，是海军情报局对于“南十字星”号的危险评估，以及造船厂提供的该船结构图的影印件。我将图纸抽出，折叠起来塞进了上衣口袋。

“另外，”海明威用西班牙语低声说道，“我还和那个腰缠万贯的格拉尔多·杜埃尼亚斯一起在田野另一边开了一家‘画廊’，我们不希望周围有太多邻居。”

“我操你大爷！”

英戈·玛利亚·阿瓦德，1913年10月6日出生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年少的她是一个美丽而又早熟的姑娘，曾经拜在大师门下学习舞蹈和钢琴，十六岁便荣登丹麦选美皇后宝座。同年，她在法国巴黎参选欧洲小姐，得到了进入女神游乐厅工作的机会。然而，她却在十七岁时跟着一名埃及外交官私奔了。两年后，她与埃及人的婚姻又宣告破裂。

我盯着照片又看了一会儿。英戈·阿瓦德并不是我清晨看到的那个裸泳的女人。她们或许是姐妹关系。阿瓦德的头发看上去是天生的金色。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个星期，也就是六个月之前，美国政府将温纳格伦列入了黑名单，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并驳回了他的入境申请。于是这位大富豪将其活动中心迁到了墨西哥。我所属的秘密情报处小组注意到，他曾在墨西哥与卡纳里斯手下的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接头。我们还确认，温纳格伦当时为一次推翻墨西哥总统的行动提供了资金。

孩童们四散而去，接着又聚拢起来，伸出手指朝我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我伸手擦掉眼睛旁边的汗水，发动了车子的引擎，飞一般地朝瞭望山庄开去。

1942年2月4日，司法部外敌控制部门负责人给胡佛写了一封信，要求后者将“一切现有的与华盛顿特区十六街1600号英戈·费乔斯夫人有关的信息”全部上报，以便上峰做出是否向总统申请逮捕令的决定。

诸如此类的记录一页接着一页。负责调查工作的特工研究了这些对话，以期找到海军情报局官员与德国间谍之间交换关键信息的线索。几天之后一次闪烁其词的对话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德尔加多揉了揉鼻子。这间安全房里的确是太闷热了。“马尔多纳多，”他说道，“当地人都叫他‘疯马’。的确如此。”

“去你妈的。”

“卢卡斯，你愿意去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吗？”

所谓的瞭望牛奶坊，原来就是山庄对面的一家乳品店。将玛利亚安置过去之前，海明威带我去参观了一番。他说在他搬进瞭望山庄之前，这家乳品店一直都在正常营业。店里的牛奶都装在细长的瓶子里，标签上写着“瞭望A级牛奶”。然而就在一年之前，店主胡里安·罗德里格斯先生关掉了店铺，将房子卖给了海明威。作家先生表示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套房产。不过，将附近大多数房产都收入囊中的感觉让海明威颇感受用。眼下这个山头上只剩下弗兰克·斯坦哈茨的房子还没有被他买下，所以他打算找个机会用烟花爆九九藏书竹把那套房子彻底炸个稀巴烂。

我站在壁炉前，看着里面那一团杂物。我在考虑今天傍晚的行动计划。“你就不怕妓院里那些婊子告密吗？”我说道。我从来都不相信妓女能保守秘密。

来到山庄的包括“狼崽子”温斯顿·盖斯特、“水手中的辛巴达”胡安·杜纳贝提亚、“比拉”号大副富恩特斯、帕齐·伊巴卢西亚、唐·安德烈斯·翁特辛神父(他是海明威早晨所唱那首歌的作者)、“袋鼠”菲利克斯·埃尔穆阿(帕齐的朋友，也是一名回力球选手)，以及如鼬鼠般狡猾多谋的小个子胡塞·雷吉多尔(此人的言语风格粗暴强横，不过我觉得，真打起架来他很容易被摆平)。同样来参与讨论的还有赫雷拉医生和他的兄弟罗伯托，海明威的园丁皮奇洛(他在谈到他所饲养、训练的西班牙斗鸡时，明显要比谈论情报活动时更加专注)。另有其他十几个人——包括一些混迹于哈瓦那码头的流浪汉，以及几位之前见过的酒保，还有几个从未谋面的家伙。

“的确不在山庄，”我说道，“但她躲在距离山庄几百码的臭烘烘的废弃乳品店里。”

“都给老子滚蛋！”我喊道。

我开始浏览档案的最后二十页。

1942年1月29日，负责调查活动的特工从一头雾水、毫无线索的哈迪森那里得到了一份关于阿瓦德案的报告。这名特工在报告中指出，本案是他“长久以来所见过的最为复杂的案件”。

此时，如同大多数此类任务那般，监听记录也变得越发复杂起来。英戈·阿瓦德很明显已经意识到有数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海军情报局密探正在通过电子设备监听他们的对话，所以她也开始采取提前措施迷惑对手。3月初，胡佛给肯尼迪大使打了一个私人电话，对调查行动扩展到大使先生本人做出了解释说明，并表示他那个少尉儿子很可能会被海军情报局逮捕。

几天之后，约翰·F.肯尼迪被派到了海外。

“顺便操你妈。”海明威显然很是轻松得意。

与此同时，基于档案中收录的相关信息，海军情报局也感到事情有些棘手了。1941年12月31日，在一场跨部门的情报会议上，海军情报局助理局长克林曼上校与联邦调查局的塔姆和拉德进行了一番谈话。塔姆和拉德“与肯尼迪大使家的公子有涉，而后者据说打算与一名即将和现任丈夫离婚的女人结婚”。在接下来的一份备忘录中，拉德向局长回禀道：“克林曼上校声称，他们发现‘那小子就在我们当中’，他希望能了解更多背景信息……”

“嘿，卢卡斯！”海明威环视着屋子里那些一边喝酒一边争执不休的酒贩子、码头工人、水手和落魄神父，“别说脏话，这儿还有小孩子呢。”

同日，联邦调查局特工哈迪森表示，针对代号“杰克”的假想敌方特工的识别工作已经“完全陷入瓶颈”，但局里依然在努力调查。

“乔，要是把令郎送到南太平洋战场，那他很容易送命啊。”监听人员听到福利斯特尔这样说道。

1942年1月11日，情报人员截获了一封由保罗·费乔斯医生发给妻子英戈·阿瓦德的书信(当时费乔斯正在为阿克塞尔·温纳格伦的维京基金会工作)：

“我们还是需要把游船的结构图搞到手。”我说道，“如果不搞清科勒的无线电收发室和铺位具体在哪儿，一切天花乱坠的计划都他妈是胡扯。”

“这一点我倒是不反对。”我叹了口气，感觉有些头痛。

海明威咧嘴一笑：“我想咱们还是给她另找间客房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向玛莎身后的玛利亚挥了挥手。

“的确怎样？”

“他的确是个疯子。”

“也许吧。”海明威点点头，“不过，咱俩昨晚离开妓院一小时之后，列奥帕蒂娜就已经关掉了妓院，把知情的妓女都遣散回老家了。你也知道，她们本身就没有经过合法登记，警察想要追踪她们比登天还难，我猜警方才不会去白费力气呢。除了玛利亚的藏身之处，这场谋杀本身也没什么疑点……就算是‘疯马’或者他的上司‘耶和华见证者’胡安尼托跑到山庄来打听她的消息……我们也会告诉他们，玛利亚不在山庄。”

“是啊，身边还有精通反间谍知识的近战肉搏专家日夜守护。”海明威笑道。

德尔加多早就在安全房等着我了。他的穿着一如既往，汗衫外面罩着一件白色西装。我刚一进屋，就看到了他那招牌式的嘲讽笑容。

1942年1月19日，情报人员在查尔斯顿的海军基地截获了英戈·阿瓦德写给杰克·肯尼迪的信。

“上帝呀！”这是我今天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出如此感叹。英戈·阿瓦德的档案全都是些复写件和影印件，却足足有一百五十页之多。我大体浏览着，着重关注那些照片、影印件、电信监控记录、电话监听记录以及实际监视记录。英戈·阿瓦德一直都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目前依然是美国各情报机构调查的重点目标。

“他叫什么名字？”

德尔加多耸了耸肩，用嘴唇99lib•net挤出一丝嘲讽的笑容：“卢卡斯，你这是自寻死路。我会向上峰汇报，说你未经允许就擅自拿走了机密资料。”

约瑟夫·肯尼迪差点被气得脑血栓发作。同日，监听人员发现，约瑟夫·肯尼迪从他位于海恩尼斯港的家中给助理海军部长詹姆斯·福利斯特尔打了个电话。肯尼迪恳求老同事把他的儿子调到海外去。

海明威摇摇头：“诚实的列奥帕蒂娜可不是浪得虚名。她曾经向我发誓，她和别的妓女只会说玛利亚逃走了，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那些妓女对她的敬畏甚至要超过对国家警察的恐惧。我保证没有哪个妓女会向警方透露我们昨晚去过妓院。”

1942年1月1日，肯尼迪从纽约发了一封电报给阿瓦德：

德国与英国开战后，温纳格伦在巴哈马群岛开设了一家私人银行，并且成为温莎公爵的密友。他得到了公爵的极度信任，以至于后者将他委任为私人理财主管。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的头目史蒂芬森和他的副手伊恩·弗莱明都将温莎公爵视作叛徒，并且一直在调查阿克塞尔·温纳格伦。他们认为此人是公爵与纳粹德国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瞭望牛奶坊的“A级客房”，实际上就是乳品店废弃牛棚旁边的小茅屋，距离海明威的农场只有大约两百米远。牛棚早已空置多时，但依然散发着牛粪的气味。海明威所说的客房，过去曾经是看门人的居所。茅屋的墙壁被涂成了白色，共设有两个房间，配备了一处壁炉、一间屋外厕所、一处用于做饭的柴炉、一台用于抽取井水的手摇泵，没有电力。地板和墙壁还算干净，但墙角已经布满了蜘蛛网，壁炉里也似乎成了老鼠的巢穴。有一扇窗户的窗棂已经腐朽破碎，主屋西侧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隐约可见雨水渗透留下的痕迹。

除了几次短暂休息——包括星期天早晨去教堂做礼拜——肯尼迪和阿瓦德在酒店客房里一直待到2月9日，也就是星期一早晨。情报人员在他们隔壁布置了一间监听室，负责电子监听的特工表示，他们听到的都是些“淫靡的叫床声”。2月下旬，狡猾的英戈·阿瓦德试图让肯尼迪在弗朗西斯马里昂酒店预订一间客房，以此甩开胡佛派来的盯梢特工，但是驻扎当地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还是被安插到了隔壁。与此同时，海军安全部门的六名密探占据了另外一侧隔壁的客房。

“什么使命？”

德尔加多咯咯一笑：“你知道规矩，今天午夜之前这份档案就得发回华盛顿去。”

1942年1月9日，海军作战部长向航海局发出命令，要求将“约瑟夫·F.肯尼迪”立刻调出华盛顿特区。命令中所说的“约瑟夫·F.肯尼迪”，实际上就是约翰·F.肯尼迪。根据海军情报局一份独立报告上的记录，航海局并未执行这一命令。针对疑似纳粹女间谍及其在海军情报局供职的情人的调查得以继续，并得到了进一步深入。

“卢卡斯，你可真够忙的。”

这一切都令人颇感兴趣，但是最引人入胜的还要属费乔斯医生的现任妻子——英戈·阿瓦德。

他又耸耸肩。

透过房间里缭绕的香烟雾气，我看着海明威的脸。他本人并未吸烟，但他似乎对周围那些人吞云吐雾的行为并不介意。

“我得把这份档案带走，”我说道，“回头慢慢研究。”

1942年1月13日，约翰·F.肯尼迪少尉被调出了华盛顿特区，派往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处海军基地。

不到二十四小时，海军情报局便确认这个所谓的“杰克”就是肯尼迪大使的儿子、在海军情报局华盛顿总部供职的约翰·F.肯尼迪。而联邦调查局却依然秘密调查。档案中附上了海军情报人员截获的肯尼迪与希特勒所谓“北欧日耳曼美女”阿瓦德之间的通信记录。

这个费乔斯医生真是个窝囊废，居然给自己的老婆写了一封如此软弱的书信！我仔细端详着英戈·阿瓦德的照片。她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留着一头卷曲的金发，眉毛笔直，嘴唇丰满，肤色无瑕。好吧，她的确是个美人儿，但并不至于让一个男人如此自降身份。这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1942年2月6日星期五下午五点四十五分，肯尼迪少尉乘坐一辆1940年生产的黑色别克轿车到达萨姆特堡酒店。车牌号是佛罗里达州1941年6D951号。肯尼迪直接进入了阿瓦德的房间，并在那里待到了星期六的晌午。只有晚餐时间离开了四十一分钟。”

我合上手中的档案，看了看手表。时间到了。有几页资料和照片我还没看完，不过让海明威等上几分钟也无所谓吧。

联邦调查局1月底、2月初的电话监听报告多达数页。

既然如此，那么休斯对于“南十字星”号曾经拥有的所有权以及他对游船的大规模改造，便显得很是可疑了。当然，他将该船出售给阿克塞尔·温纳格伦的举动更加可疑。后者也是我所熟知的一个人物。

“卢卡斯，小心别许错了愿哪。”德尔加多说道。

我原本以为下午五点钟没办法去安全房与德尔加多碰头了。然而“骗子工厂”的差事却让我进入了哈瓦那城，还给了我二十分钟的空闲时间。短短二十分钟，我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上帝呀！”我重重地坐到了椅子上。大概浏览一下档案封面上的副标题，我就知道读完这些内容至少要花二十分钟。“南十字星”号；霍华德·休斯；维京基金；保罗·费乔斯；英戈·阿瓦德；阿瓦德——与赫尔曼·戈林的往来；阿道夫·希特勒；阿克塞尔·温纳格伦(又名“瑞典的斯芬克斯”)；威胁分析——情报协调局的多诺万、墨菲、邓恩；阿瓦德——监听磁带与文字记录，99lｉb•ｎｅt与约翰·肯尼迪少尉(美国海军——海军情报局，外国情报部)的性关系。“上帝呀！”我不禁又重复了一次。

“另找间客房？”海明威夫人一脸疑惑。

诸如此类的情书往来不断。为了调查这对“比翼鸟”，情报部门投入了更多人力。很显然，胡佛局长是在借着对阿瓦德一案的调查，重启对情报协调局头目多诺万的监控。出于自卫，多诺万的团队也开始了针对阿瓦德的调查，同时将联邦调查局和海军情报局参与调查的特工也列入了监控范围。

1942年1月12日，当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专家们还在忙着确认与阿瓦德接触的“杰克”的身份之时，沃尔特·温切尔的联合专栏爆料称：“前驻英大使肯尼迪的婚生儿子之中，有一位已经成为华盛顿某女性专栏作者的追求对象。她正忙着雇用律师与她那去国外探险的丈夫离婚。但老肯尼迪并不赞同这门亲事。”

“有个叫科勒的可怜虫让人给干掉了。他是‘南十字星’号上的无线电操作员。没错，就是你感兴趣的那条船，你偷走图纸的那条船。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呢？”

“是说他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吗？”我对这谈话有些厌倦了。

下午接下来的所有时间，“骗子工厂”的“特工”们一直在瞭望山庄进进出出。玛利亚被胡安和其他一些仆佣撵进了瞭望乳品店的“A级客房”。海明威和我将山庄之中真正客房起居室的大桌子收拾干净，接下来便是一群乌合之众前来汇报情况、接受指令、彼此争吵、举杯痛饮、提出“见解”，再以离开的方式完成重新登场的噱头。

我看了一眼手表。我还没来得及用电话通知德尔加多取消会面了。不过，或许我还能赶得上约见的时间。

“把那页图纸也还给我。”他说道。

我盯着他的双眼，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当面骗过德尔加多。片刻之后，我说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她躲在哪儿？”

海明威又一次揉了揉面颊：“卢卡斯，他是个大块头，而且有根又粗又长的阴茎。他很喜欢用那玩意儿逞威风，尤其是在面对年轻姑娘的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别让他找到玛利亚·马奎兹为好。”

德尔加多再次露出他那副诡异的笑容：“可你却并未发现。你连那样一个蠢货都没发现。”

“我们监听到了肯尼迪与阿瓦德在酒店客房中的大段谈话内容。”2月23日来自特工拉格尔斯的报告如是写道，“我们了解到，阿瓦德担心前两次查尔斯顿之旅或许会让她怀上孩子。她提到想要与现任丈夫离婚。我们还注意到，肯尼迪对此几乎未做评论。”

1942年1月19日，海军情报局确认杰克·肯尼迪少尉已经乘飞机离开华盛顿特区。在前往查尔斯顿赴任之前，他要先去佛罗里达州与父亲会合。

我合上档案夹，递还给德尔加多。

“就算战死沙场，也比被那个婊子阿瓦德利用了好。”

从去年12月至今，无论是海军情报局旗下的反间谍部门还是联邦调查局，都在密切监控肯尼迪与阿瓦德之间的“恋情”。大家都怀疑，肯尼迪不仅仅在泄露情报，更有可能已经实际参与到纳粹的间谍计划当中了。显然，除了信件拆阅、秘密潜入、电话监听和实际跟踪等手段之外，联邦调查局还讯问了肯尼迪身边的一干人等——首当其冲的便是他的妹妹凯瑟琳。肯尼迪正是通过身为报社职员的凯瑟琳，结识了同样混迹于新闻界的英戈·阿瓦德。此外，档案中还有许多证词来自看门人和邮差，以及肯尼迪和阿瓦德私会过的酒店和公寓里的服务生。

我明白他的意思。所谓“画廊”指的其实是斗鸡场。我能想象得出海明威痴迷于斗鸡饲养技巧的样子，更能想象得出他咧着大嘴举枪击毙斗鸡场周围不速之客的情景。

“你听说昨晚那起杀人命案了吗？”

接着，福利斯特尔拨通了胡佛局长的电话，局长建议他以“安全原因”为借口将肯尼迪少尉调走。最终，约瑟夫·肯尼迪的幼子成了他眼中的弃儿。有传言说当时老肯尼迪就已经在谋划让自己的长子登上总统宝座了。

我揉了揉下巴，又看了看手表。在我把林肯车开回瞭望山庄之前，我还有二十分钟空闲。真他妈的该死。我只得翻开档案，开始浏览起来。

“卢卡斯。”

于是，就在特工哈迪森及其手下为识别阿瓦德的新欢而忙得焦头烂额之时，胡佛局长已经在亲自打电话过问此事了。局长自己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克林曼上校表示他会妥善处理这件事的”。

英戈·阿瓦德的生平——即使只是我在这份档案中浏览到的简单片段——都与海明威之类的作家在其作品中杜撰出的故事情节非常类似。阿瓦德的经历非常令人难以置信。她只有二十八岁，似乎根本没有老成到能做出那些被归罪于她的事情的地步。

1941年12月14日，联邦调查局在十六街1600号阿瓦德居住的公寓周围建立了完整的监控体系。就在那一天，费乔斯医生离开美国，再次前往秘鲁参加由维京基金会赞助的“神秘探险项目”。同一天，阿瓦德的地下情夫溜进了这位有夫之妇的卧室，度过了许多个淫靡春宵。温纳格伦情妇的这位新欢似乎是一位美国海军少尉，据说他“穿着一件搭配套袖的灰色外衣，还有一条灰色的花呢裤子。他并没有佩戴帽子，一头金发总是显得有些蓬乱……大家只知道他叫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