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15年，人们都已经忘记玛丽的时候，曼哈顿的斯隆妇女医院突然暴发伤寒疫情。一共有25人被诊断出感染伤寒，其中2人死亡。

在此期间，卫生部门一星期检验一次她的粪便。根据官方记录，在163份标本里，有120份发现了伤寒沙门菌。医生给玛丽开了乌洛托品（一种由氨和甲醛制成的药物），但没有效果，而且药物的副作用让玛丽感到很不舒服。医生尝试用其他药物改变她的饮食习惯，还给了她泻药。但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测试显示她仍是伤寒病菌的携带者。

亚伯拉罕·林肯的政治对手史蒂芬·道格拉斯，于1861年6月3日死于伤寒。

伤寒一年四季都“上班”，夏秋两季经常“加班”。越是卫生条件差、缺乏安全饮用水的地方，它就去得越勤。

玛丽同意了这份协议。在随后的第一年里，玛丽非常自觉地遵守了所有规则，每月向卫生部门报告。但是，后来她的报告越来越迟，最后她干脆玩起了失踪，不再报告了。

一种方法是免疫接种。以往使用的伤寒、副伤寒甲、乙三联菌苗，国内已不供应，现在我国已经可以提供伤寒新型疫苗了——Vi多糖疫苗（单价，不包括副伤寒甲、乙）已试制成功，保护率为70%左右，反应轻微。成人剂量为0.5毫升（含多糖菌苗30微克），前臂外侧肌注射，一年一次。

20世纪初的美国纽约，涌入了大批的贫困移民，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那里的卫生条件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这导致各种传染病肆虐，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许多孩子被各种肠道疾病夺去了性命。

无奈之下，卫生部门只好继续将玛丽隔离，尝试其他治疗方法。

研究人员发现，玛丽体内的伤寒沙门九_九_藏_书_网菌集中在胆囊。于是索珀博士建议玛丽将这个器官移除，这样她就不再是伤寒病菌的携带者了。他解释说，胆囊就像阑尾，人体没有它，也可以正常存活。

引起伤寒的微生物通常为肠道沙门菌伤寒血清型，以前被称为伤寒沙门菌。其他沙门菌血清型，特别是肠道沙门菌甲型、乙型或丙型副伤寒血清型，可引起相似的综合征。“肠热症”是伤寒和副伤寒的总称，而“伤寒”和“肠热症”常互换使用。

索珀在伤寒防治方面功力深厚。早在1903年，纽约小镇伊萨卡暴发了一次伤寒疫情，坐落于此的康奈尔大学也遭到波及。索珀指挥当地人治理水源，给环境消毒，顺利度过了疫情期。许多人认为，是索珀恢复了伊萨卡和康奈尔大学的健康。

伤寒的治疗依赖抗菌药物，但是由于耐氨苄西林、复方磺胺甲唑和氯霉素的伤寒菌（亦称为多重耐药伤寒）的出现和快速传播，伤寒的治疗也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因为对临床上重要的氟喹诺酮类和三代头孢菌素的敏感性下降，巴基斯坦地区甚至出现了泛耐药伤寒，这已成为全球重要问题，特别是在亚洲。

伤寒感染者中存在慢性携带者。慢性沙门菌属携带的定义：急性感染后超过12个月，粪便或尿中排出沙门菌。伤寒沙门菌感染后的慢性携带率为1%～6%。慢性携带更易发生于女性和存在胆石症或其他种胆道异常的患者。尿液中的慢性携带很少见，几乎都与泌尿道异常（如尿石病和前列腺增生）或同时存在膀胱血吸虫感染相关。

伤寒是一种凶猛的疾病。一旦感染，患者会发热、头痛、出玫瑰样疹、恶心、呕吐、腹泻或便秘，严重的还会精神错乱、说胡话和昏迷。肠壁的穿孔则会导致腹膜炎。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即使是在医疗条件成熟的今天，2017年一年内仍有10791例伤寒病例，还有3人因感染伤寒而死亡。

美国大亨和政治家阿马萨·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在1884年15岁时死于伤寒。为纪念儿子，老斯坦福投资创建了大名鼎鼎的斯坦福大学。

索珀找到玛丽，希望她能配合调查。玛丽当然不接受。当时连医学界都还没接受“无症状携带者”这样的理念，何况是玛丽这样的非专业人士。不得已，索珀和卫生部门的官员用强制手段，把玛丽送进了威拉德·帕克（Willar99ｌｉb.ｎｅtd Parker）医院，让其接受检查和治疗。

玛丽死后，人们通过尸检发现，她的胆囊中依然有活的伤寒病菌。

最早对伤寒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著名的化学家、微生物学创始人之一路易斯·巴斯德。当时的医学界流行“瘴气理论”，不认可传染病的理念，而且很容易把伤寒和其他疾病混淆，比如疟疾和痢疾。不过巴斯德是个细心的人，经过长期观察，他推测伤寒是水源污染造成的。他还提出过许多杀菌、净化环境的措施，可惜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直到逝世，巴斯德也没能揭开伤寒的真相。

学界更重要的收获，是发现有的健康人也会排出沙门菌。这就表明，一些看起来没病的人，也可能是传染源。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实在是个难以理解的概念：人要么生病，要么健康，怎么会既携带病菌又能健康地活着呢？

直到1906年，一个案例真实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人们才知道，原来真有这样的人。

据估计，中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南部的伤寒沙门菌感染率较高（超过100例/100000人年）。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地区、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大洋洲的发病率属中等：（10～100）例/100000人年。

这次，玛丽惹了众怒。1915年3月27日，公共卫生当局逮捕了她，又把她送去隔离。这一次，玛丽没能再出来，直到1938年11月11日去世。

索珀接手后，经过一番细致排查，很快锁定了厨师玛丽。因为他发现玛丽先后在8个家庭当过厨师，其中有7个家庭暴发了伤寒病例，感染人数共有22例。这无论如何都太不寻常了。

在巴斯德和科赫这样的巨人已经离去、抗生素时代还未到来的时期，医疗工作者既没有针对病原体的药物，也没有足够的理论向公众解释清楚传染病的原理。所以，防治工作只能依靠像索珀那样的一线医疗人员，通过兢兢业业地完善公共卫生系统，来维持公众健康。他们面对九-九-藏-书-网的不只是一种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果不其然，在玛丽的尿液、粪便和血液样本检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大量的伤寒沙门菌，而玛丽的生活状态却没有任何异样，这表明玛丽就是典型的“无症状携带者”。

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玛丽·托德·林肯的儿子威廉·华莱士·林肯，1862年死于伤寒。

在和伤寒的博弈中，人们发现伤寒的传播途径不只有巴斯德说的被污染的水，还有携带伤寒沙门菌的苍蝇、伤寒病人的排泄物，以及没有充分加热杀菌的牛奶。

玛丽不是第一个伤寒病菌携带者，也不是唯一一个伤寒病菌携带者，那么为什么玛丽会成为“无症状携带者”的代表呢？

同时，这种冲突也是当时的卫生条件造成的。

她就是“伤寒玛丽”。

1871年，英国的爱德华七世国王还是威尔士王子时，感染了伤寒，几乎丧命。当时，人们认为他的父亲阿尔伯特亲王10年前也是因伤寒而死。

如果你在伤寒流行地区，莫名其妙地就持续发热或反复发热3天及以上，体温超过38℃，伴有头痛、浑身乏力、腹部不适等症状，那你就很有可能成了伤寒疑似病例。

玛丽·梅伦因为擅长做甜点，很受富豪家庭的青睐。1906年，她被雇去给一户富豪家庭当厨师。短短10天之内，这家人就陆续出现了伤寒症状。全家11口人，竟然有6人患上了伤寒。这引起了当地伤寒专家乔治·索珀（George Soper）博士的注意。

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索珀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人员的贡献，并不亚于那些研发出新药的科学家。

玛丽的特殊遭遇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1908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称她为“伤寒玛丽”。之后的一本教科书在定义伤寒时，也用了“伤寒玛丽”来称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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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也为应该隔离她还是放了她争论不休。最终，玛丽还是被关了将近3年。

1910年，卫生部门已经试过了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没能清除玛丽体内的伤寒沙门菌。无奈之下，卫生部门和玛丽达成协议：只要玛丽答应不再从事和食品相关的行业，并且每个月向卫生部门报告，她就可以重获自由。同时，卫生部门会出面帮玛丽找到合适的工作。

另一种方法是，加强饮用水卫生管理和污水处理，做好粪便管理和污物处理。加强食品卫生管理，灭蝇。加强渔船民及流动人口管理，以及携带者管理。总而言之，卫生管理是预防伤寒的主要手段。

美国第9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于1841年患伤寒，在上任32天后去世。这是美国任期最短的一位总统。

伤寒仍然是一个全球性健康问题，据估计，2000年，全世界有2160万例伤寒，超过21万例患者死亡。在世界范围内，伤寒在人群拥挤且卫生条件差的贫困地区最为流行。

但是玛丽拒绝让医生手术。“我不会让你们拿刀碰我。我的胆囊没有任何问题！”

慢性携带者会给其他人带来感染风险，特别是在制备食物时。“伤寒玛丽”的故事，强调了无症状携带者在维持人际传播循环中的作用。

1880年，卡尔·约瑟夫·埃贝特（Karl Joseph Eberth）发现了伤寒的病原体——伤寒沙门菌。这一发现很快得到了微生物学界另一位重要人物——科赫的验证。又过了6年，细菌学家终于可以在实验中培养这种病原体，为下一步研发特效药奠定了基础。

索珀博士再次主持了调查。他发现，在伤寒病例出现的3个月前，医院雇用了一位新厨师“布朗太太”，而那位“布朗太太”的检测结果是阳性。这时，“布朗太太”失踪了，索珀不禁起了疑心。他检查了厨房的工作记录，将其与他之前收到的威胁信进行字迹比对，很快就认出了玛丽的笔迹。

因为她的遭遇最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个人利益和公众健康利益的冲突。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最终，大多数人赞同应该首先保障公众的健康权利，美国总统也因此被授权，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传染疫区实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