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代会开幕的那天，毛主席来接见全体代表。韩起祥被安排坐在后排，他有些生气，想了想，自己是瞎子，坐在后排看不见，坐在前排也是看不见的。但韩起祥还是摘了墨镜，而且站着，盼毛主席能看见他。毛主席果真就看见了，说：“韩先生，韩先生，你往前边来嘛！”工作人员立即将韩起祥扶到前面。毛主席说：“韩先生你好啊！”韩起祥扑通就跪下。毛主席把他搀起，说：“韩先生不要这样嘛！”韩起祥说：“毛主席你是皇上么。”毛主席说：“共产党里没皇上，我毛泽东依然是人民的勤务员啊！”韩起祥说：“毛主席，我想你呀！”毛主席说：“我也想陕北人民啊！韩先生是陕北人，我在陕北十三年，说起来咱们是乡党嘛！乡党见乡党，你能不能来一段说书？”

“噢，这事我也听说了，你让我做媒人呀？”

北京城里终于宣布急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运动结束了，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又有北京的重要人物陪同外国元首来延安参观。这些人看过了黄土高原，当然还要看黄土高原上奇特的文化，就问：韩起祥不是在延安吗？让他表演表演三弦说书啊！新一代的地区官员赶忙着人叫韩起祥，才知道韩起祥早不在了延安，至于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于是给整个陕北各县打电话查寻韩起祥。有人在无定河边的杨家庄找到了韩起祥，连夜用小车运回延安，连夜在宾馆给他理发，洗澡，换下了长满虱子的破袄。第二天，韩起祥演出了，他说的还是《翻身记》。

晚上，李建躲在幕后准备传词，韩起祥说的却还是《翻身记》，开场的词还是那四句，只是把邓小平的名字加了进去：

“人家要‘反右’的内容，说《翻身记》怎么行？”

“咋能不带呢，要带的，我准备了小米和红枣。”

机关的人一上班都说：“韩主任！”韩起祥有些不习惯。共产党的会多，韩起祥在会场坐上一半个钟头了，便说：“歇一会儿吧。”就休会了。干事们说：“来个说书吧！”韩起祥就笑笑地让人去他的办公室拿三弦，仍是在腿上系了竹板儿，一条腿那么踏着打节奏，三弦一响，嘴就张开了。牙齿上沾着一片韭菜叶，秘书过去帮他擦了，说：“主任，咱以后不要随便说书了。”韩起祥说：“为啥？”秘书说：“什么人都起哄着，主任就不像主任了。”韩起祥觉得对，却说：“说了几十年了，不说憋得慌。”秘书说：“那也得看给什么人什么场合说。”秘书又买了一副墨镜给韩起祥戴上。

“瞎子，瞎子，”有人又在叫他，“你是真瞎子还是假瞎子？”

“那你算算我们五个中谁是寡妇？”婆姨们说，“算准了，你摸摸，这枚铜子就归你，算不准了这个瓷碗我们可要拿去喂猫呀！”

“小书圣，小书圣，”人们兴奋起来了，“你给我们说一段，说得好了，晌午管你一顿捞饭！”

“当然认你是师傅。”秘书说。

小瞎子弹了三弦，是南路派，嗓音尖锐：

“门头沟有个婆姨，是个寡妇……”

白云山有陕北最大的道观，十年前曾有过千人赛书会。

韩起祥说：“没。”

师政委骑马刚刚路过，听见了，下了马，把韩起祥叫到一边，骂道：“你是谁？”

那时候，秘书给韩起祥念报纸，总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韩起祥能感受到的却是政治运动多，确实是越来越多。任何运动一来，必然有文艺宣传活动，韩起祥少不了表演三弦说书。先是“反右”，哗啦啦一片一片的人都成了“右派”，韩起祥出身好，说书只说《翻身记》。韩起祥不是“右派”，但“反右”中表演节目，韩起祥犯愁了，不知该说些什么书。

“不急，不急。”毛主席说，“东兴，给厨房说一下，韩先生中午在这儿吃饭，吃一碗稀饭。”

又一个落雨天，韩起祥在庙里说《岳飞传》，三弦紧拨，如一锅的炒豆在蹦，他面前的孩子就越坐越近，越坐越近，仰着的脸被飞溅的唾沫全淋湿了。这时候，一匹马嘚嘚嘚地从桥的那头跑过来。孩子还以为三弦在弹，弹出了马蹄声，待到庙里忽然光线暗下来，一个黑影又正好印在塑像上，金河神变成了黑河神，孩子回过头来，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那里。

韩起祥不再说话，两个人就喝酒，喝的是茅台，后来都醉了。临走，韩起祥一定要送彭德怀，说彭德怀醉了，他得扶扶，彭德怀说你眼睛不好还送我呀，一定要扶韩起祥进屋去。两人推推让让，都站在院子里。已是半夜，天上有一片星星，彭德怀说：“老韩，你这院子树少，看的星星却多呀！”韩起祥说：“我看啥都是黑的。”彭德怀知道自己说得有些那个了，拍了拍韩起祥，说：“眼睛瞎着有瞎着的好，眼不见心不乱呀，老韩！”院门外停着车，彭德怀要上车了，韩起祥一再说：“我要不回延安，你得常来看我啊！”彭德怀答应着，让秘书把韩起祥背回了屋，车才开走了。

“……”

彭德怀说：“《翻身记》不是很好吗？《翻身记》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呀！”

从南泥湾返回延安的路上，韩起祥病倒在了双合镇。他歇了八天，却听到了镇上一个婆姨闹离婚的故事。这婆姨先是嫁给了人，却爱上了一个参加了革命的后生，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成亲。韩起祥一个晚上编了段说书，就沿途直说到了延安：

韩起祥真的是老了，人老先老腿，脚底下开始不利索。韩起祥压根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邓小平又一次出来工作，北京的大型文艺演出中，他又被点名进京表演。韩起祥这回是被秘书搀扶着出现在舞台上，坐在那里白眼眨了半天：

韩起祥第二天再给人说书，开场就加说了毛主席怎样说他是三弦战士，是艺术家，又说了打榆林立了大功的政委也向他道歉哩。

“瞎子眼睛老闭着的，都是打盹啦？！”韩起祥恨恨地说。

秘书说：“我编不出来，你也编不出来。”

韩起祥还是不敢坐。

过了半天，秘书回来了。他是在半路上跌了一跤，爬起来，再没有管自行车，意识里似乎觉得自己是骑了自行车的，就双手架着，做推了自行车的姿势，一路竟又返回来。韩起祥则在院中的水池边撒尿，水池上的水龙头哗哗地流水，他对秘书说：“这尿怎么总尿不完呀？！”他们没有再提起马步云的事，都倒在地上呕吐，狗舔着呕吐了的污秽，狗也卧着不动了。

“不说这个！马步云还是没消息吗？”

果然一只鸟飞了来，就落在树上，但鸟是乌鸦，哇哇哇地聒。秘书磕了一个头，浑身都发冷了。

“老韩当了官，是长时间不说书了？”

韩起祥却把他叫住了，说：“我思谋了，这是个运动，凡是来了运动肯定我得去演出，你这几天多写些新段子，准备着。”

“师傅，我在报上看了，侯宝林在北大当了教授，怎么没有你，这太不公平了！”

在那些年月里，国家领导人换了几茬，而韩起祥依然是政协的委员，依然又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子。每次政协会上，领导人按惯例要参加文艺界小组的座谈，座谈一毕，领导人起身要走了，便立即有人前去敬献哈达呀、小花帽呀、披肩呀什么的。然后，歌唱家们、舞蹈家们也拥过去，又唱又跳。领导人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微笑着，接受献礼。韩起祥已经习惯了这场面，他看不见，但他不能走，站在一旁的李建个子小，发急说：“咱应该献陕北的三道道蓝白手巾吧。”韩起祥说：“陕北又不是个民族！”正说着，有人喊：“韩起祥，你来段三弦说书啊！”韩起祥说：“说书太长。”那人说：“弹弹三弦！”韩起祥再不能拒绝，进去弹了一通。

李建要赴京了，来向韩起祥借三弦，说师傅的三弦弹奏效果好。韩起祥说：行嘛，行嘛。把三弦送给了李建。李建一走，韩起祥就觉得肚子疼。从此病得没有起来。

“师傅！师傅！”

在陕北，说书是盲人的专利，明眼人是不能抢残疾人的饭碗的。韩起祥要证明着自己的正统，把眼皮掰开来，红的眼圈里是一颗白的眼珠，他听见有人说：哟，像煮熟的鱼眼！韩起祥就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个油乎乎的硬纸本儿，放在了脚前的地上，说：“我是白云山赛书会上的状元。”

韩起祥说：“再在北京待，我就没有新书说了。”

周扬说：“啥事？我办不了，还有毛主席哩！”

毛主席听说了，又接见了韩起祥，说：“韩先生，你可是立了功啊！”韩起祥说：“毛主席，我还立什么功呀，不挨骂就好了！”韩起祥知道骂他的那个政委也在场。政委就说：“韩先生，我以前以为你是个木墩墩，原来你还是个金钟！”

“我是说书的。”

熬过了“反右”时期，紧接着共产党在庐山召开了会议，把彭德怀揪出来了。消息传来，韩起祥两天米茶未进，他觉得这世事怎么也解不了。秘书把一碗面条端给他，调上很旺的辣子，还剥了一疙瘩蒜，说：“你得吃饭呀，身体是自己的，你又不是政治家！”韩起祥说：“你说说，政治是啥？”秘书说：“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人逐渐提上来，把不是自己的人慢慢弄下去，使拥护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反对我们的人越来越少。”韩起祥说：“胡说！”秘书说：“这是毛主席说的。”韩起祥说：“毛主席说的？彭元帅不是毛主席的人？”秘书说：“过去是，或许现在不是了。”韩起祥说：“……我担心又要让我演出哩。”秘书说：“你考虑住不住医院？”韩起祥把面条吃了，又喝了一碗面汤，第三天就住了医院，他说他血压高。

四个婆姨就扭了头往一个婆姨的头上看，韩起祥立即逮听了四个扭头的声响，他指着了一个婆姨，这婆姨哇地就叫起来。

“知道你是韩起祥！你是来卖艺的吗？”

韩起祥在屋里的床上听见了砍动声，摸起探路棍儿敲窗子。

“前面加几句开场白不就得了。”

秘书说：“造反啦！”

韩起祥说：“《翻身记》嘛。”

汪东兴并没有多说话，转身就往庙门外去，韩起祥拿了三弦也就跟着走，走出庙门了，却顺着庙后的一条斜路朝河边去。汪东兴说：“你往哪儿呀？”韩起祥说：“我洗洗脸。”斜路上他走得一步都不差，径直踩上一块石头，掬水洗脸，然后返上来。汪东兴让韩起祥骑到马上，韩起祥不敢。韩起祥不敢骑马，汪东兴也不敢骑了。延安城的街道上，人们看见汪东兴在前边牵着马，韩起祥拿了三弦跟在马的后边，他们已经知道是毛主席请了韩起祥去说书，又羡慕，又嫉妒，嚷嚷道：水坑！水坑！韩起祥不管了水里泥里，只是往前走。

那个早晨，太阳还暖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他穿得臃臃肿肿，小腿上系着竹板儿，睁着一双瞎眼，拨怀里的三弦。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丝竹一齐价响，嘴里却含混不清地发着肉声，像噙着了一颗核桃。韩起祥的声九九藏书网音原本洪亮，吐字也干脆，他的含混是在招惹行人，这如戏开演前的吵台。“铮铮𠳐铮铮，铮铮𠳐铮，铮𠳐铮铮铮铮铮”，节奏愈来愈激越，脚腿有力地踏动，一会儿就尘土飞扬，眉毛胡子都变灰变粗了。一群人遂立定了步看他，有挑担的，有背了筐的，有的赶着羊和驴。羊在主人的胯下温顺安静，驴却掀开厚厚的嘴，在寒气里长声嘶鸣。

“真是巧了，我也做了梦，是咱们去高山上一个村子演出，我背了你上坡，整整背了一夜！”

“我是不是老了？”韩起祥说。

演出结束的翌日，韩起祥坐车到中宣部大楼外，他没让秘书扶他，一根棍儿敲打着寻着部长，把申请报告交上去。部长以为韩起祥又闹什么情绪了，问他的级别、住房、坐车，韩起祥说：“我不是为这些，就是要回去。”部长说：“你是文艺界树立的一面旗，你要走了，这旗怎么办？”韩起祥说：“文艺界能人多，我算什么？再说，是面旗，我响应毛主席号召，更应该到工农兵基层去。”部长说：“这得研究研究了。”

韩起祥每一次被领导们接见回来，心情就烦躁，秘书在院子里为栽种的一片豆角浇水，韩起祥让他放下水桶，去郊区文化馆那儿取一份资料。秘书忙不迭地骑了自行车便去，可一个小时后，韩起祥忽然想起该召开曲艺创作会了，参加的代表名单应该被地区宣传部审查了，就说：“皇甫，你去把名单取回来！”皇甫是秘书的姓，皇甫没回应。韩起祥便喊：“皇甫！皇甫！”正喊着，皇甫推了自行车进院了，说：“啥事？”韩起祥劈头就骂：“你死到哪儿去了，七声八声喊不应？你是工作人员，你不是来我这儿的亲戚！”这样的骂，发生过数次，秘书钻在自己的厦屋里委屈地哭。哭声惊动了韩起祥，又骂：“你浪够了你还哭？！”秘书说：“我哪儿浪了，你让我去郊区文化馆取资料的。”韩起祥说：“我让你去……”蓦地想起确实是自己让秘书去郊区文化馆的，就喃喃地说：“我让去的，我让去的。”用手拍自己脑门。韩起祥回坐到卧室发一阵呆，从柜子里取了一瓶酒，出来了，朝厦屋喊：“皇甫，皇甫，咱爷儿们喝酒！嗨，我把我藏了六年的酒让你喝你还不领情吗？！”

“不说行不行？”

韩起祥摆了摆手，让停下来，说：“这不行，说这些不行。现在解放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说这个怎么行？！毛主席要我们做三弦战士，你知道吗？”

小瞎子说：“我不知道。”

韩起祥愣了半天，说：“我说呢，怎么狗大个人都没到我这儿来？！”

李建已经在西安成为名演员了，又接替了韩起祥原来的职务，十天八天就来一次电话向韩起祥问候。但是，邀请韩起祥回西安办活动的事却一直落实不下来。

秘书说：“你是老三弦战士了，你可不要再唱旧曲儿！”

韩起祥被拉上街游斗。延安城出现了最奇特的风景，上百个瞎子全部戴着“造反有理”的红色袖章，每人都有个竹棍儿，竹棍儿前后拉着。这条盲人队伍从延安的几条大街上走过，他们翻着白眼，黑水汗流，高呼：打倒韩起祥！三弦说书要灭亡！

韩起祥说：“我代表陕西两千两百万延安儿女，坚决拥护邓小平！”

“月底我想来北京，你看给你带些啥东西？”

汽车开到关中和陕北高原的宜君梁上，天下了大雨，远近都是白茫茫一片。一只狗冲着车一路狂吠着从土峁上跑下来，就卧在公路当中。韩起祥一直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往外看，脸压成了一张柿饼，他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听见了狗吠声，说：“狗叫哩！”司机说：“一条游狗在前边路上。”韩起祥说：“停车，停车！”车一停下，韩起祥就下了车，端端往前走，竟准确地在离狗一米远的地方站住。狗被雨淋得毛全粘在身上，盯着他，呼哧呼哧喘，他说：“狗子，狗子，你在等候我呀？”狗一下子前爪举起，呜呜地叫。韩起祥弯腰把狗抱起来，泥泥水水地搂了，走到路边，一只手解开了裤带，舒舒服服尿了一泡，说：“我韩起祥回来了！”

“不，不，”韩起祥说，“你去门头沟要给那寡妇洗清白哩，我韩起祥没有碰她，我担了个赖名义。你信不信？你要信的！”

那时候，是邓小平才出来工作又被打倒了，反右倾翻案风是政协会上主要的议题。会议中有个文艺晚会，又点了名要韩起祥表演三弦说书。早晨通知的韩起祥，晚上就要演出，韩起祥犯了愁，不知该说哪一段书。他的秘书又不在，李建就给他现编：

这段新书词，三天里传遍了延安城。毛主席派汪东兴给韩起祥送来了一篮子鸡蛋。韩起祥说：“毛主席怎么给我送鸡蛋？”

韩起祥就回到了延安。他原本要在西安住几天，在宾馆里让秘书给李建拨电话，李建大惊，说：“师傅不在北京啦？他是到文联吗？”韩起祥就坐在电话机边，伸手就把电话按断了，说：“他怕我回来顶了他哩！”就没有在西安待，吃了一顿饭便径直回了延安。

以后，韩起祥又恢复他当年同寡妇一起创作《翻身记》的经验，让秘书先写成初稿，他再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话说出，让秘书再记录。大桥建好后，延安城里锣鼓喧天闹腾了三天，韩起祥当然想说歌颂延安新面貌的新书，让秘书领着他桥上桥下走了一圈，又让秘书寻了绳吊了筐，他坐在筐里将整个桥壁摸了一遍。韩起祥就想起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事，说：“延安是咱自己的，我想怎么摸就怎么摸！”到了桥底的河滩，韩起祥却弹了三弦唱起来：

下午排练，韩起祥说了一次总忘词，李建说：“晚上我在幕后给你传词。”排练毕，《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问韩起祥说的是不是心里话？韩起祥指了李建说：“你问他！”快步就下楼梯，已经下到一层了，一脚故意踏空，就跌倒了。韩起祥希望能把腿骨摔断，但爬起来后腿是好的，只把脖子歪了。

这时候了，韩起祥才问周扬：“你寻我有事？”周扬说：“我告诉你，你可以娶了那个寡妇。”韩起祥生气了，说：“你把我韩起祥当什么人了？！”周扬说：“这是毛主席说的。”

毛主席竟然连说书前不能饱饭都知道，韩起祥就不拘束了，坐在了凳子上。毛主席也是坐在他的对面的，一边吸着纸烟一边问他的话。先问他是哪里人，韩起祥说榆林横山的。问眼睛是生来就坏了还是半路坏的，韩起祥说四岁上患了天花，满脸的痘儿，他抓破了痘，毒水钻进眼里，眼就瞎了。问几时开始说书的，韩起祥说六岁。问师傅是谁个？韩起祥说师傅叫高文旺。再问师傅怎么没来延安，韩起祥说师傅死了，师傅在横山遇到过刘志丹，他把红军的标语藏在三弦里，被民团发现枪毙了，他没有救下师傅，但枪毙的那天，有人用馒头要蘸师傅的脑浆吃，他护住了尸首，买棺材埋了师傅，才来延安的。

韩起祥从此结束了流浪要饭的生涯，他没有穿灰色的土布军装，但他属于了边区文工队的一员。周扬带了几个作家为他编写新书，却怎么编都不生动，反倒是他们一出新点子，韩起祥很快就以他的话说出一大溜。周扬便说：“韩先生真是个天才，你就看着延安的新生活自个儿编吧。”韩起祥说：“我是个瞎子。”周扬说：“你这瞎子比明眼人还清亮！”韩起祥开始游走于延安城和延安城的周围村镇，遇见什么新鲜事儿随即编说，他真的就能出口成章，惹得一群娃娃和婆姨总跟着他。跟着韩起祥的娃娃、婆姨伙里，那个寡妇是最积极的，除了给他做饭外，总想弹一弹三弦，但这寡妇手笨，怎么弹都是噪音，只好在韩起祥讲他过去恓惶时做忠实的倾听者。她说：“你咋不把你的经历编成书？”韩起祥说：“编我的经历？编出来了算不算新书？”寡妇说：“你到延安是翻身了哇，现身说法怎不是新书？”韩起祥说：“你识字不？”寡妇说：“识不下多少。”韩起祥激动了，伸出了手来握寡妇的手，寡妇塞给他个大萝卜。韩起祥把萝卜吃了，说：“这萝卜水真大！”

周扬再找韩起祥的时候，韩起祥正在枣园村说他的《翻身记》，黑压压坐了几百伙人。说到经受过的苦，韩起祥没哭，台下的人哭成一片。说到了延安的好光景，台下的人全站起来，踢踏着脚，拍打着屁股上的土，喊：“毛主席万岁！”呼声和尘土轰得树上的鸟儿都飞了。待说书完毕，周扬拉韩起祥到一边，才要祝贺他说书成功，韩起祥却说他把《翻身记》改了一段，要周扬听听改得如何：

这一回，韩起祥是估计错了，地区的领导没有怪罪韩起祥，甚至连来看望也没有，因为毛主席在北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成千上万的外地学生拥进了延安，到处是红旗，到处贴的是毛主席的头像和革命造反的标语。秘书已经整整三天在街上看热闹，半夜里回来，韩起祥在屋里喝酒，说：“你死到哪里去了？后院的煤烧完了，南瓜没了，洋芋没了，床底下存的酒就剩下这一瓶了，你还管不管？！”

韩起祥在很长的时间里怎么也过不惯北京的生活，一是他的陕北口音好多人听不懂，他又不愿意学北京话，用北京话说三弦说书味道就没有了。他在大街上走，偶尔有人说陕北话，他就近前去认识。动物靠气味结群，韩起祥总把新交识的说陕北话的人召在家里，拿出好酒喝。二是北京没有小米饭，没有洋芋叉叉，韩起祥总觉得吃不饱，而且便秘，上厕所难拉得出来。后来上厕所成了大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蹲在厕所不出来，秘书在外边问：成功了？韩起祥说：没成功。凡是终于解了手，出了厕所就快乐地喊：成功啦，又成功啦！更让韩起祥难受的是睡不了沙发床，他人胖，翻不了身。夜里秘书一走，他睡在地毯上。待到有一天早上秘书早早通知他去开会，卧室门一推，瞧他睡在地上，秘书害怕了，向上级领导汇报，说：韩起祥闹情绪啦！领导问怎么回事，汇报是绝食倒没绝食，就是不往床上睡。上级领导征询过韩起祥对工作有什么意见，韩起祥回来将秘书骂了一顿，就辞退不要了。再配秘书，韩起祥唯一的条件，一定得是陕西人。组织上考虑来考虑去，从西安又将他原来的秘书调来了。

下午，韩起祥亲自要去山峁梁上背麦捆子，果然气喘得走不动，他就骂秘书：“皇甫皇甫你写的狗㞗段子，你是要毁我的名声吗！”

韩起祥最后被关在了延安大戏院里，大戏院里关押了各类的牛鬼蛇神。造反派要韩起祥交代，韩起祥就说《翻身记》，因为他的全部经历都在《翻身记》里。造反派不听这些，扇他嘴巴，韩起祥就喊“毛主席万岁！”没人再敢捂他的嘴。韩起祥实在没有罪恶，李建和那些瞎子们就在他家抄东西，把出席各种会议的证件和墙上所有的奖状全扔到院子烧，说：“他怎么就能有这些？！”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每年有几百万的朝圣者，他们一看见宝塔山就热泪长流，争着抢着抓一把土要带回去。这些人常常在街道上碰见瞎子，瞎子在弹三弦说书，以为是韩起祥，就近去合个影。延安横竖两三条街，又见到无数个瞎子，还是都弹三弦说书，便纳闷了：怎么这多韩起祥？！其实韩起祥已经不在街上说书了。只有北京的省城的什么领导到了延安，地区的官员才派小车来接韩起祥，韩起祥就刮了脸，戴上墨镜，拿着三弦往延安最高档的宾馆来。宾馆里已经早到了延安地区最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和歌舞团的女演员，他们见面了，相互说：“你来了？”“来了。”“最近还好？”“好。”便都笑笑，然后等待领导的接见。领导接见肯定要讲话的，说：“你们都是艺术家，我来看望看望大家！一个省长一个县长是可以选出来的，一个艺术家却是几万人中选不出一个啊！”女演员就激动得哭了。女演员容易哭，说上几句话就哽咽，但揉揉鼻子又恢复正常了。地区的官员就开始布置，画家、书法家在一个房间为领导写字画画，而演员们就为领导表演节目。韩起祥声名显赫，他首先演第一个节目，他说的是《翻身记》。

“毛主席不用算，这世界一满都是你的。”

韩起祥说：“不，不。”心里却嘀咕：给我管饭，却只吃一碗稀的？

“……”

“师傅是仁至义尽了，狗肉不上席面，谁有啥办法？再说，他就是入了会，有了工作，他或许惹事，他只会说酸书。”

秘书陪同着韩起祥到了北京，韩起祥一定要去天安门城楼，他说这是毛主席新住的地方？要用手齐齐摸一遍。摸了城楼底部每一块石头，还要摸上边，要秘书寻一条绳把他从上边吊着让他摸，秘书四处寻砖头，寻不着，扭头往远处瞅，韩起祥的话没理会，一个警察就跑来，大声呵斥：“不能在此小便！”秘书说：“谁小便呀？！”警察说：“那你在干什么？”秘书说：“我数城楼上的灯笼哩！”警察说：“灯笼不准数！”韩起祥没敢再说寻绳让他吊着摸城楼的事，只说：“我是韩起祥。”警察说：“韩起祥是谁？”把他们赶开了。

秘书在延安城里跑遍了老衣店，老衣店里全都是长袍马褂。秘书便去了百货商场，对售货员说：“凡是艺术家穿的衣服你都拿出来！”售货员看过电影电视里的那些风度翩翩的艺术家，拿出来的是像南瓜一样的帽子、呢子竖领大衣、皮鞋、长围巾、黄色风衣、白衬衣、西服、领带，还有墨镜。秘书说：“行，师傅也该穿这些！”一包袱包了回来。才进院子，便听见屋里有人大声说话，看时，床边坐的是马步云。

“我也是，”韩起祥说，“昨晚上还梦到回了延安，一大伙人，有你，有马步云。”

“你坐嘛。”毛主席说。

汪东兴脸色都变了，说：“哎，哎，你怎么说这个？”

韩起祥在寡妇家废弃的土窑里住了半个月，他说一段，寡妇用炭在窑壁上写一段，然后再念给他，他记住了又往下说。寡妇所在的那个村里人都知道韩起祥是住在了寡妇的窑里，叽叽咕咕地就说他们倒厮配，有好多人借故就跑来了，说：“你家有扫帚吗？借我用用。”寡妇将扫帚取了出来，人却并不拿扫帚就跑走了。或者有人立在窑前喊寡妇，寡妇出去问什么事，来人只是笑了说：“韩起祥眼睛不好，可身体好哇！”韩起祥在窑里听见了，没有言语，当天夜里就又回住到了河神庙。

秘书再没敢说话。

新书写了三千五十句，但韩起祥不满意。来年的开春，韩起祥和秘书拿着收录机走遍了陕北十二个县进行采风，直到七月，一头毛驴把他们从佳县送回到延安，毛驴身上驮着两个口袋，口袋里全是录下的民歌、民间传说的磁带盘和秘书的采访笔记。在延河桥上，韩起祥说歇歇，脱了麻鞋换上了皮鞋，说：“领导肯定对我韩起祥有意见了！”秘书说：“咱下乡没花公家一分钱，还有啥意见？”韩起祥说：“咱走了这么长时间，不知北京、省上来过多少人呢。”说罢了，却说：“去！”把麻鞋扔到了桥下。

攻打榆林的部队开拔，韩起祥到底还是跟着去了。战士们很热火他，一休息下来就叫嚷着“来一段！来一段！”但战士们老爱听酸段子，韩起祥先是不说，耐不过死缠硬磨，就让放了哨，不要首长知道，便说开了。到了榆林城外，宣传小组站在行军路边表演节目鼓动士气，韩起祥坐在土峁上，弹着三弦说了一段又一段，战士喊：“编个新的！”韩起祥白花花的瞎眼就激烈地眨动，手指头在三弦上一拨，口里的词随即出来了：

“师傅，我想死你啦！”李建说。

彭德怀说：“你韩起祥现在不是你的韩起祥了，你是人民的艺术家，是国宝了，说要走就能走吗？”

汪东兴说：“你不是没吃上鸡蛋吗？毛主席要你饱饱吃一顿！”

韩起祥越来越沉溺于酒中，秘书都害怕了，为了阻止他多喝，秘书就戒了酒。到了夏天，延河上修建大桥，周围村镇的男劳力全上了工地，城里机关单位也轮流组织职工去参加义务劳动。韩起祥去工地说了几回书，说毕了总要坐在河神庙的旧址上，他说：“酒！”秘书从怀里取了酒瓶，在酒瓶盖里倒满了递给他。他又说：“酒！”秘书又倒了一酒瓶盖。喝了三酒瓶盖，酒是没有了，秘书出门只给他装这么多酒。韩起祥就开始讲他曾经在河神庙的故事，讲得是那样地仔细，甚至啰唆。秘书先还“嗯”着回应他，后来就不吭声了。

“我想起那个寡妇了。”

“那不累死了你！”

韩起祥说：“这事毛主席都知道了？毛主席还说啥了？”

这一天，李建又来了电话，韩起祥接了。

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冬天里铺架着，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有一个河神庙，来往的人多，三六九日又逢着集会。

“这儿不是坟呀。”

韩起祥在这一年被推选为政协全国委员，陕西文艺界同时还有西安城里的李建。进京开会的时候，韩起祥原本带上秘书的，但李建说不用了，他能照顾师傅。会上，安排韩起祥和另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第一个晚上韩起祥的呼噜就吵得那人坚决要调房间。李建就提出他和韩起祥住。晚上了，李建说：“师傅你先睡。”韩起祥说：“革命阵营里只称同志。”李建说：“师傅还记我的仇呀？”韩起祥说：“没仇，运动嘛。”李建说：“那你先睡，你睡下了，我给你擦擦皮鞋。”韩起祥说：“我打呼噜，你先睡了，睡死了，就听不见呼噜声。”李建刚睡着就被呼噜吵醒，蒙了被子还吵，掏出被子里的棉花塞了耳朵，还是吵。李建就坐在床上。韩起祥翻了个身，醒了，他知道李建在坐着，偏又歪了头又呼呼噜噜睡。天亮起身，韩起祥说：“你醒来早？”李建说：“我还没睡哩！”韩起祥说：“是不是我吵了你？”李建说：“我咋不就是一个聋子嘛！”

当上了文联主任，韩起祥就组织西北民间艺人要成立个曲艺团，他打电话到榆林，要求当地政府找着他的师兄马步云，一定得用马让他骑着来西安。一个月没有消息，终于有人给韩起祥捎来一信，信是马步云托人写的，只写着七个字：我有野心去不得。韩起祥说：我这师兄是贱命。

“要《封神演义》吗？”

“瞎子瞎子，你弹得好！”

韩起祥被打断，只好从头又说：

“延安好！”韩起祥说，“陕北十年九不雨的，日怪得很，毛主席来了，延安三天两头的雨，沟沟岔岔都涌扎了庄稼。”

毛主席说：“革命成功了，你就到钟鼓楼上说书去！”

“我去了一趟榆林见到他了，他还是不愿意来西安，我说我师傅让你写个申请入全国曲艺家协会，他还是没同意。”

事后，彭德怀让人给韩起祥送了一坛子湖南老酒，还有七八条活鱼。韩起祥把酒喝了，但韩起祥是陕北人不吃鱼，在院子里修了个小水池，把鱼在里边养着。鱼在水里自由的样子韩起祥看不见，他喜欢听鱼活泼的划水声。

李建在北京跑了几家大医院，大医院对他的瞎眼都没办法。李建坐在天安门广场的路沿上哭了一场，就回去了。

但是，韩起祥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去找寡妇，寡妇却出事了。寡妇没有经受住村里人的闲言碎语，要求参加了民工队，随部队去了南泥湾。她在南泥湾挖一孔窑时，窑塌了，被土埋在了里面。韩起祥赶到了南泥湾，扑倒在寡妇的坟上不起来。陪他的人说：“你哭一场吧，哭了心里好受些。”韩起祥没有哭，将探路棍插在坟头，风刮着，棍儿上的两颗铜铃撞得叮叮地响。

“那时候是小，现在老了。”

马步云拿着三弦竹板，还拿着他刚刚出版的《马步云三弦说书艺术精品选》，说：“师弟，我专门给你说书来了！”韩起祥摸着那本书，摸过来摸过去，说：“师兄，我说了一辈子书，还没出过一本像样的册子哩。”马步云说：“你的书我给你编！”韩起祥说：“你不要编，我除了《翻身记》外，别的都收编不成了。我实想把我的那本新书词写好，可到底没写好……师兄，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你给我把你书上的从头到尾来一遍，我想听听马派的三弦说书哩。”马步云说：“什么马派，那是别人胡说的，我的书太土，怕你笑话。”韩起祥说：“我就要听土的，三弦说书就是土坷垃里生出来的，说土的好。”

“你认我是不是师傅？”韩起祥说。

秘书上街买了红烧肉，又灌了一坛酒。韩起祥吃喝了，还说：“口里还是寡。”

秘书整日背过韩起祥，以泪洗面。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每一年都繁果累累，今年却一颗梨也没有。秘书还想：梨是离，不结梨就不会离，师傅这病或许没事。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梨树身上长出了个大疙瘩来，秘书又想：树原本好好的，怎么长了疙瘩，莫非树象征了师傅，若把这疙瘩砍了去，那师傅的肿瘤就消失不在了吧。秘书很为自己的聪明得意，拿了斧头砍那树上的疙瘩。

周扬把《翻身记》笔录下来，让毛主席过目，又汇报了韩起祥和寡妇的事，毛主席当场批示了要边区的报纸刊登《翻身记》，就说：“那小寡妇你见过？”周扬说：“没见过。”毛主席说：“让韩起祥娶了她，不就清白了嘛？！”

一九四八年，毛主席离开延安去了西柏坡，韩起祥还在延安留着，住的是毛主席住过的窑洞。窑洞外的那棵枣树结了枣，韩起祥一颗一颗都给毛主席留着。但毛主席再没有回延安来，他进了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韩起祥作为边区的革命干部进驻西安，被任命为西北文联的主任。他的眼睛当然还是瞎的，但已穿上了中山装制服，而且还有一双皮鞋。皮鞋的口沿儿很硬，第一天把脚就磨了水泡，他用棉花垫着。韩起祥上到了西安城中的钟鼓楼上，弹三弦说九-九-藏-书-网了一段书。他说：“嗨，我真的在钟鼓楼上说书了！”

韩起祥说：“我唱的是旧曲儿。”

秘书写下了许多小段子，一个段子写成个字条，贴在墙上让韩起祥背诵。韩起祥认为这些词太拗口，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词，背诵了一会儿就烦了，说：“不背这些了，谁要叫我演出，我还是说《翻身记》，前面还是那个开场白，以不变应万变。”正说着，街上有了游行，高音喇叭声传过来，韩起祥说：“你记住，别人这一派那一派，这观点那观点，咱什么派都不入，什么观点都不是！”秘书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韩起祥说：“咱就不要灵魂啦！”秘书关了院门，又在门扇上贴了字条：院内有狗，小心咬你。

演出一结束，当年采访他的记者又把话筒伸到韩起祥的口边，韩起祥吓了一跳，把话筒拨开了。记者说：“韩老，这回是心里话吗？”

“你没打盹了好。”秘书说，“我给你打一盆凉水，擦擦脸。”

韩起祥接连三次又去找部长，他已经不说那些堂而皇之的话，强调他在北京不服水土，每天便秘拉不下来，鼻子又出血，说着就抠鼻子，抠出血痂来。部长缠不过他，说：“韩起祥同志，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哩！你要回，可以，但我把话说清，不要回去几天就后悔了，又来寻我把你往北京调！”韩起祥说：“我不后悔。”

韩起祥听见了叫好声，仍浸淫在音响里不能出来，腿是不动了，竹板安息，手指头还又拨了一下三弦，铮泠泠将一把豆子撒在盘中了，才收住，便侧了耳朵听瓷碗的响声。韩起祥的耳朵非常灵，从碗的声响里逮听出有人丢进去的是一枚铜子还是一颗小石子，或者是一张面值多少的纸钞。遗憾的是瓷碗里细微的声音是一只苍蝇起飞的响动。

毛主席邀请韩起祥在文代会上弹三弦说书，全中国都知道了有个天才的说书艺术家。韩起祥在西安就待不下了，他被调进了北京，定为行政九级的干部。原来的秘书依然回了西安，而北京重新为他配了秘书，是大学毕业生，从小在城里长大，斯斯文文。

秘书说：“今日地委和行署的领导都游行啦！”

“你没老。”秘书说。

秘书要打发小瞎子走，韩起祥拦住了，说小瞎子口齿好，三弦弹得有特点，就招收到曲艺团里，派人教文化编新书吧，并给小瞎子起了个名字叫李建。送走了李建，炊事员给韩起祥端来了熬好的药，韩起祥头却不疼了，说：“啥是好药，做好事是治病的良方，这李建有点像我，将来有出息哩。”

韩起祥说：“你说啥？”

韩起祥没有舍得把小米和红枣吃掉，他让秘书请了汪东兴吃了一次，又让秘书把彭德怀请来。彭德怀一来，韩起祥叫了声：“元帅！”彭德怀把军帽军衣脱了，往床上一坐，说：“今日我不是元帅了，老韩，快把小米红枣饭端来！”吃到兴时，彭德怀要韩起祥弹三弦，韩起祥从墙上取下三弦，三弦上满是尘土，才弹了三下，一根弦嘣地就断了。

韩起祥成了歪脖子，他让李建去报告，说晚上演出不成了。组委会的意见是脖子歪了不碍事，演出不能耽误。李建说：实在不行，我替他演，词是我写的，我记得比他熟。回答是：“你不是韩起祥呀，同志！”

汪东兴却走过来，抹了抹韩起祥的嘴，嘴角沾着有一粒米。韩起祥就闪电般地眨着瞎眼，开始长声唱起来了：

“汪东兴！”有人说了一声。

好几双的拳头砸在韩起祥的头上。韩起祥的感觉里那是几双棉花锤儿，而且从“太酸了，你瞎子太酸”的骂声中，分辨出这是五个三十出头的婆姨，两个胖点，两个瘦点，一个牙齿稀得缝儿能藏米粒，爱抖胸摇腿。

“嗨，话不能这么说，世界是人民的，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嘛！”

“毛主席？！”韩起祥忽地站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个要饭的，毛主席请我？”

“那你能跟我去一趟南泥湾吗？”

礼堂里静悄悄，韩起祥说到婆姨尿床，大家都面面相觑，看毛主席的脸，毛主席坐在那里听着微微地笑，大家就坐好了，也微微地笑。待韩起祥说到最后，原来在骂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毛主席哈哈笑了，礼堂里就热烈地鼓掌。

“怎么有些口寡？”韩起祥对秘书说。

“随便。”毛主席说。

韩起祥说：“造反啦？怎么个造反啦？”

“要短一点的，能抓人的！”

汪东兴说：“韩先生，毛主席请你去说书。”

然后就说《翻身记》。气息已经不饱满，还未说完，就大汗淋漓了。

韩起祥的手术伤口上很快就长出一个肉包儿来，硬得像核桃。秘书请医生复诊，医生出来说：得预备后事啦。

“去南泥湾干啥？”

韩起祥却再也没能进北京了。因为政协换届，在审查委员资格时，有人不同意，理由是韩起祥是艺术家，但没有艺术家的骨气，他反对过邓小平。同意的人说，大风吹来，所有的草木都倒伏的，哪能怪韩起祥呢？那不是韩起祥的错，是政治运动的错，是人性的错。不同意的说：他反对邓小平可以理解，但他说“邓小个子”就是恶毒的侮辱，这一点不能原谅吧。结果，韩起祥没能推选上。李建还继续当委员。

韩起祥说：“你不要走，我要请你吃荷包蛋！”

“怕不行，你是三弦战士呀。”

“应该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毛主席说的。”

记者说：“你七六年唱的为啥和今天不一样？”

第二十三天的晌午，太阳从延安的宝塔山上照了过来，把韩起祥家的山墙蚀得一派深红。韩起祥似乎精神好了点，要到院子里去坐坐。秘书扶他，他不让扶，拄了那根榆木探路棍，一步步挪脚到了院里，往那藤椅上坐的时候，坐不下去，还是不让扶，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榆木棍上，最后是坐下了，榆木棍却深插在土里。秘书过去拔榆木棍，韩起祥说：“不拔了，就让它长在那儿。太阳真暖和。”马步云说：“你好好晒着，我给你弹三弦说书。这一段是我改编的曲牌，你听了提提意见。”马步云便舌头舔了嘴唇，开始又弹又说又唱，鼻音很重，韵味极长。先还身子端端的，后来便得意忘形，浑身都在摇动，一阵激越的三弦后，戛然而止，他说：“完了。”一根根竖起的头发哗啦扑散下来，把整个脸都遮埋了。韩起祥没有言语。秘书啪啪地鼓掌，但秘书说：“师傅，师傅，你听这马派的三弦说书确实不同凡响啊！”韩起祥还是没言语。秘书弯腰看韩起祥，韩起祥头靠在藤椅背上，瞎眼依旧睁着，嘴没有合，用手一摸鼻孔，韩起祥已经死了。

毛主席咝儿咝儿吸烟，把烟头从窑里扔了出去，说：“你来了延安，你觉得延安怎么样？”

这一顿，煮了二十颗鸡蛋，汪东兴吃了六颗，韩起祥吃了十四颗，说：“果真吃多了就不香了！”夜里肚子鼓得睡不着觉，起来绕着房子跑圈圈。

韩起祥一直被领到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汪东兴让韩起祥在一棵枣树下站定，就去禀告毛主席，毛主席从窑里走出来，两只手在身后边甩，说：“韩先生来了？”让进了窑里坐，韩起祥没有坐，手心已经出了汗。

“也是，到了北京，没大型演出活动它就挂在墙上了。”韩起祥有些不好意思，“弦断了有知音，你是我的知音啊！”就握了彭德怀的手，又说：“我不想在北京住了，想回延安去！”

“啥都不要带。”

医院查出他身上有了肿瘤，动了手术。韩起祥昏迷了一天，醒了问秘书：“我得了什么病？”秘书说：“胃溃疡。”韩起祥说：“那不要紧，你不要哭。”

韩起祥不吭声，闷了一会儿，却说：“《翻身记》后，我再没像样的新书，我要再弄出一本来，要比《翻身记》还要长、还要好！你瞧瞧旧书这词，你要写不出像旧书这么生动的词，我就辞退你！”

一天，韩起祥害头疼，让秘书给他太阳穴上拔火罐，从陕北来了个也背着三弦的少年，偷声换气地说要见韩起祥。秘书一乐，也是个小瞎子，问你找韩主任什么事？小瞎子说他是说书的，找韩主任在西安寻个工作。秘书说韩主任病了，不会客。韩起祥在屋里说：“谁个？”秘书说：“来了个眼睛不好的。”韩起祥说：“啥人找啥人嘛。”秘书领了小瞎子进了四合院，韩起祥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抓起小瞎子的手，手指头上有茧疙瘩，一股眼泪就噗噜噜流下来，说：“孩子，你跟着我，有你吃的喝的！”小瞎子咚地跪在地上，说：“爹！”韩起祥说：“我不是你爹。”小瞎子说：“师傅！”就磕响头。韩起祥说：“你起来，肚里有几个本？说一段我听听。”

回到房间，李建说：“你真幸福，能献曲！”韩起祥说：“我老了，以后就轮到你了。”

韩起祥说：“让我算算。”手指在掐，耳朵却在动。韩起祥的耳朵高过了眼眉，耳尖像兽耳一样往上耸。“谁是寡妇？寡妇的头上有三根白发哩。”

“不能多吃，”毛主席说，“吃得饱了说不成书了，是不是，韩先生？”

延安的新领导又安排韩起祥回住到原先的院子，原来的秘书仍然做韩起祥的秘书，并且叮咛办公室主任定期去看望韩起祥，及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办公室主任在墙上贴了接待工作条例。条例写道：

此后的十多天，韩起祥在延安城里到处游走，他没有再带三弦，穿了件宽大的对襟袄，戴着草帽，他用耳朵逮听着街上任何响动，然后再返回家，坐在院墙根的阴凉处。天气很热，院中的树卷了叶，种的韭菜和葱都干枯了，街上腾起的黄土扬过了墙头，落在韩起祥的脸上，汗水又流下来，脸就成了花脸，但韩起祥窝蜷在那里，纹丝不动。秘书在水池边洗了头，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说：“中午吃啥呀，是揪面片呢还是去买些饸饹？”韩起祥说：“随便。”秘书吓了一跳。

无定河边是韩起祥的故乡。四岁的时候，娘背着瞎了眼的儿子去投靠舅舅，舅舅不收留，还骂了回妹子全人都难活着你还留这个瞎子干啥？娘背着他在无定河岸上灰塌塌走，天又下了雨，河里起了洪，娘觉得当哥的也骂得对，真不如一死了之，就在雨地里哭了一场，抱着他往河里去，在岸上避雨的苏老泉瞭见了，硬是过来把他们母子救下。这苏老泉认识高文旺，韩起祥才从此跟了高文旺学说书。无定河是韩起祥的救命河，这一回，韩起祥在一个村庄口的麦草垛里睡了一觉醒来，没想到远处竟也传来了一阵三弦声，他走近去，遇见了他的师兄马步云。马步云原本不是瞎子，小时候讨饭让狗咬瘸了一条腿，为了跟高文旺学说书，自己用剪刀剜了自己一只眼，师傅被枪毙后，马步云没有南下，独自在无定河边卖艺。两人见了，抱头痛哭。马步云提议一块去内蒙古藏书网。韩起祥说：“内蒙古人稀少，谁个听说书，寻着饿死呀！”马步云说：“咱可以算命么，大前年我带了一包针，换了二十头羊哩。”韩起祥说：“你说天话，一苗针硬换一头羊？”马步云说：“那里人就这么质问我哩，我说，这一苗针细是细，却是用铁棒磨出来的，还不值一头羊？他们就信了。”韩起祥没有去，他说他还是回延安去，而且要马步云一块跟他去延安。马步云说：“师傅闹红哩，闹死了，说书的就是说书的，我不和官府的、当兵的沾！”韩起祥就二次南下去延安。

“我听着的。”

记者又说：“你怎么老是《翻身记》？”

韩起祥也仰着脸看着人群，但瞎眼永远看见的是黑暗，他就完全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了，眼皮眨得飞快，像鸡要产蛋时的屁眼儿。人们担心的是那鼻尖下吊着的一颗清涕，亮晶晶的，就要掉下去，却到底没有掉，大家就松了一口气。

韩起祥又说了一段，说：“这是说穷人的。”

毛主席哈哈笑起来，说：“韩先生，听说你还会算命，你给我毛泽东也算一算？”

吃毕了饭，韩起祥去了一趟文工队，文工队也酝酿着组织两个小组，准备着去山西和榆林，韩起祥就要求他也要去，队长不同意，说他眼睛不好，韩起祥说：“那我咋从榆林来的？”队长说：“这是随军哩，不是沿途卖艺的。”两人谈不拢，韩起祥便置气走了，走过一条小巷，狗咬得汪汪汪，他走不过去，旁边一户院门哗啦打开，有人就把他拉进院去，说：“这不是韩起祥吗？”韩起祥说：“我是韩起祥。”便听见上房屋里有嘤嘤哭声。韩起祥便问：“咋有人哭呢？”那人说：“是我新过门的儿媳。”韩起祥说：“才过了门小两口就打架啦？”那人说：“不是的。”上房屋里就走出个后生来，说：“我说吃饱了吃饱了你还是让吃，还没上前线哩倒要我吃死呀？！”后生的爹就骂道：“你给我闭嘴，啥子活呀死呀的话！”后生说：“你来闻闻么，出气都是鸡蛋味！”原来新娘子过门了三天，天天三顿煮了鸡蛋让新郎官吃，煮的吃伤了又炒着吃，炒的吃伤了又蘸着辣子蘸着糖让吃，为吃鸡蛋小两口致气捣嘴。韩起祥笑了说：“没人吃了，我肚子还饿着哩！”新媳妇给韩起祥端了一碗，韩起祥用筷子搅搅，一碗开水里一颗荷包蛋。他嘴唇咂得生响，瞬间说吃完了，将碗放在窗台上，开门就出去了。

韩起祥说完回坐到后排，秘书悄悄拉着他的手让揣自己的脊背，韩起祥揣到的是后背的衣裳都汗透了。韩起祥说：“可惜咱没个照相机。”秘书说：“我把毛主席的话全记着的。”韩起祥说：“毛主席万岁啊！”秘书说：“万万岁！”

“你没有打盹？”秘书说。

一天，秘书变脸失色地回来，低声说：“不好啦，李建到延安啦！”韩起祥说：“那有什么不好，他还不是来孝敬师傅的？”以前李建来过几次，每次都带烟卷和酒，韩起祥脚上的那双皮鞋也是他买的。秘书说：“李建组织陕北地区的曲艺界人来要打倒你啦，到处都贴了标语，你的名字全倒着写，还打了叉。”韩起祥说：“这不可能，李建要打倒谁也打不到我头上。”

周扬说：“改得好！”

韩起祥最后在河神庙里完成了他最长的新书，起名就叫《翻身记》，能说六个小时。周扬来听他说了《翻身记》，激动得给韩起祥买了一坛子烧酒，那个晚上，韩起祥是喝醉了，拉着周扬的手，说：“你说《翻身记》好，那你要给我办一件事哩！”

韩起祥住的是一所小四合院。院子原本的主人是警察局长的小老婆，没收房产时，吊死在窗棂上。韩起祥的三弦挂在墙上，每晚上老听见三弦在响，点上灯了又没有动静，疑惑闹鬼，买了一刀纸在院子烧了，说：“你走！房子是共产党分给我的！”自后方安闲下来。院子里以前铺着花砖，韩起祥改成了菜地。陕北的沟岔里种向日葵的多，菜地里也种了一片，向日葵苗长出一寸高的时候，半夜里他撒热尿，只说为向日葵施肥的，热尿却把嫩苗儿烧死，只长成独独一棵。每天早上，韩起祥在院子里坐，向日葵面朝了东，他就朝东坐着，到了下午，向日葵面朝了西，他就也朝西坐着。脸上总能晒热太阳，脸上的颜色从此是酱红色。

回到了延安，城里城外相当多的人家在办婚礼，数天里总能听到噼里啪啦的爆竹响，倒纳闷：怎么连续着都是好日子？清早起来，韩起祥往南街“马记羊肉店”去吃杂碎汤，一支迎亲队吹吹打打地就过来，他往路边闪了闪，才站到门面房的台阶上，就听见有人喊：“韩先生，韩先生！”韩起祥等候来人说话，却听旁边有婆姨说：“你喊韩先生干啥呀？”那人说：“我那三女子也要结婚的，韩先生会掐算，选个吉日。”婆姨说：“他才从南泥湾回来，你不知道他的事吗？”那人噢了一下就不言语了。韩起祥便大声说：“我给你算算，但你得请我吃水盆羊肉！”

一路上，韩起祥当然以说书讨吃喝，弹起了三弦，旧书说着说着就冒出新书来，旁边的人问起延安到底怎么样，韩起祥说延安好，问怎么个好法，韩起祥说有吃的有穿的有毛主席。结果，一大批穷人跟着韩起祥投奔了延安。沿途的人都把韩起祥一段书词又编了歌子唱：

“我是三弦战士。”

从此，这寡妇天天来桥头帮韩起祥哄场子，唾了唾沫，把烟叶在腿面上搓成卷儿让他吸，又把两颗铃铛系在他的探路棍儿上。许多许多的人十年前就风闻过白云山赛书会的“小书圣”，但从未见过，跑来让说《三国》，韩起祥连着说了五天，让说酸曲，韩起祥一段一段能说上百个。他们就将馍馍往他怀里塞，提了米酒给他，说：“毛主席是福星，他一来延安，什么样的能人奇人都来了！可惜是瞎子。”寡妇说：“他银盆大脸的！”众人就取笑寡妇，寡妇捡了驴粪蛋掷多嘴的人，偏对韩起祥说：“我家有孔废了的窑，你住去！”韩起祥只是笑着，叫她是大嫂。韩起祥在延安了多半年，没有人撵他，也没有人拿了麻绳威胁着要抢劫，晚上睡在河神庙的泥塑后，巨大的鼾声从庙门缝中传出很远。

在曲艺界，韩起祥和侯宝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大凡北京城里有什么大的活动，比如国庆节、共产党的生日、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外国元首来华访问、举办晚会了，他们必然演出。侯宝林会应酬，台上台下潇洒自如。韩起祥不上台没话，总是沉静地坐在一边，他看不见人，免了去和别的人搭讪。许多人看见他了，以为他看不见，也不多和他招呼，但韩起祥能逮听到周围一切说话声，能分辨谁从他面前走过去了。一到台上，韩起祥像个狮子，虽然每次他都在说《翻身记》，一些人几乎都熟悉了其中的词句，但他的激情表现，总是赢得最热烈的掌声。回到家里，韩起祥就把外衣脱了，手在胸上往下挠，又在腿上往上挠，然后在腰里左右挠，秘书说：“累了，你泡个澡？”韩起祥说：“今日怎样？”秘书说：“好！”韩起祥说：“掌声比侯宝林多吧？”秘书说：“多！”韩起祥坐到浴盆了，问：“北京大学没有信吧？”秘书说：“没。”韩起祥说：“你去给李建打电话吧。”秘书知道北京大学聘请了侯宝林当名誉教授，韩起祥有些不畅快，就给李建打电话，问西安的情况，建议西安邀请韩起祥带一批文艺家能去西安办一次活动。

到了来年的三月，韩起祥接到从北京来的通知，要他参加全国文代会。韩起祥因为急剧发福，那件中山装制服穿着箍身，重做了一件。临走时他做了个皮套装三弦，秘书说：“还带三弦吗？”韩起祥说：“我不带三弦，谁能知道我是韩起祥呢？”机关的和曲艺团的人来欢送韩起祥，李建说：“师傅，你去了顿顿把饭吃饱。”韩起祥说：“嗯。”又说：“夜里起来不方便，睡前少喝些水。”韩起祥说：“这我知道。”再说：“到天安门了你带一块砖给我留个纪念。”韩起祥说：“你这才说对了！”

不出所料，文艺演出的通知下来，内容就是反彭德怀的。韩起祥让秘书汇报他住院了，但再次通知书竟送到了医院，他不得不去了。韩起祥决定打申请报告回延安，他是怀里揣着那份报告去参加演出的。韩起祥的节目仍是《翻身记》，他把以前的开场白稍改了一下：

“你还是说《翻身记》。”秘书说。

毛主席挥了挥手，说：“让韩先生说嘛，韩先生你往下说。”

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听说书的孩子就见过，毛主席走在杨家岭的小路上，汪东兴常提着一把锨在后面厮跟着。毛主席喜欢在空野里大便，汪东兴就先用锨挖个坑，然后将大便埋掉。但韩起祥认不得汪东兴，他的感觉里，庙里是进来了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有头有脸的人物脚步沉稳，虽然一路驱马奔来，呼吸仍然舒缓。

延安是革命圣地，中央首长和省上领导来得多，但凡有重要接待，必须做到：一、准备好工作汇报材料，土地面积，人口，植树造林，羊、牛、驴、猪，数字要准确。工业、农业本年度的增长指标要计算出百分比，越详尽越好。二、提先筹备地方土特产。羊皮要二道毛的，枣要滩枣。人工水晶眼镜、黑陶、玉石手镯，都要制作包装盒。三、五至六名画家、书法家当场写字画画，中午招待一桌饭。四、韩起祥三弦说书。注意，用小车接送。五、歌舞团女演员唱歌，是否办舞会，酌情而定。

韩起祥就上台了，他说的《翻身记》，开场是一段新词：

韩起祥到底被放了出来，却不能再住在原来的院子，搬移到一间破窑洞里。一天晚上，有人敲门，韩起祥听见了，不敢开，光脚下来伏在门扇里听，门缝里就捅进来个木棍儿。韩起祥用手摸了，摸出木棍头上雕刻着一个盘龙，他说：“师兄！”门一开，跌进来一个三角形白光，马步云倒在白光里。韩起祥拉着马步云到了里屋，说：“师兄你狗日的这个时候才来看我！”马步云说：“我要早见你了现在就见不上你了！”韩起祥说：“要不是师傅的这探路棍儿，我真不敢开门的。”马步云已经老了，脸皱得像个核桃，韩起祥摸着他，眼泪就噗嗒噗嗒地掉。马步云说：“啥我都知道了，你跟了我走，咱到无定河边去，要么到内蒙古。”韩起祥说：“还用针换人家羊呀？”马步云说：“这年月明眼人能饿死，饿不死瞎子，那里山高皇帝远，还能没咱一碗饭吃？”韩起祥说：“我再不说书了。”马步云说：“不说书了咱要饭吗？！”韩起祥说：“真的跟你走？”马步云说：“走！”两人就在这一夜消失了。

韩起祥摸了摸肚子，他的肚子很大，似乎里面全装了书，想了想，就抿了抿嘴，突然如折竹裂帛一般，弦音和板音一齐炸响，他说唱开了：

秘书回过头九九藏书网来，看见韩起祥的样子很可怜。

韩起祥等待研究结果，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心里已做好了回去的准备，韩起祥度日如年，便秘严重起来。秘书陪着韩起祥一早一晚在院子里做气功降火，看到一夜寒冷将水池冻透了，六条鱼凝固着各种姿势被封在冰里。韩起祥赶忙让把冰块拿回家温化。但是，冰化成水了，鱼却再没有活过来，韩起祥不让秘书吃掉这些死鱼，叫嚷着挖个坑埋了。秘书挖好了坑埋鱼时，发现少了一条，才看见那只花猫偷叼了一条在院角的水道口吃，告诉了韩起祥，韩起祥让逮住猫吊着打，骂道：“你瞧着吧，我离开北京时绝不带你！”

“莫不是那个小书圣？”

韩起祥说：“这是财主家的日子，改得行不行？”

周扬说：“改得好！”

马步云就住在了韩起祥家里，每天给韩起祥弹了三弦说一段。说了二十三天。二十三天里韩起祥一天比一天脸色灰黄，先是眼皮黄，再是鼻子黄，再是一截截黄下来，黄到了脚指头，最后和高原上的土一个颜色。

“三弦战士有你这样动员的，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不是为自己抢老婆！”

韩起祥有酒量，但韩起祥还是喝醉了。秘书也喝醉了。韩起祥喝酒上脸，从头到脚都红通通的，皇甫却越喝脸越白。韩起祥说：“你现在去杨家岭，听说马步云在那儿，你把他给我叫来！”秘书说：“他再不来，我就把他赶出延安！”韩起祥说：“他就是不认我这个主席，也该认我这个师弟吧，你就说，我要给师傅编一本书哩，让他提供些资料，看他来不来？”秘书就又骑自行车摇摇晃晃去了。

饭熟了，毛主席吃了两碗，韩起祥吃了一碗，他拿起三弦就要给毛主席说书，他说：“毛主席，我给你说个啥书？”

“我说过去的事你烦了。”韩起祥说，“我真不该记过去的事了。”

秘书丢了斧头，吓得就哭。韩起祥说：“我哄你哩。”

毛主席哈哈地大笑了，说：“韩先生，你去过西安的钟鼓楼？”

但是，在南泥湾却怎么也寻不到寡妇的坟了。韩起祥硬说那个山梁梁下就是寡妇的坟，秘书瞅来瞅去，除了一棵树外，地上平平的没有土丘。韩起祥说：“树是啥树？”秘书说：“榆树。”韩起祥说：“是不是树干有一个弯儿？”秘书说：“你怎么知道？”韩起祥过去抱住了树，喃喃道：“我只说把探路棍儿插在你坟上，没想它长成这么粗的树了！”就跪下来，要秘书也跪下来。

韩起祥一走，新娘子把门就关了，说：“这样好了，好过了瞎子！”去窗台收拾碗时，却发现开水是没了，荷包蛋还在，院门外的巷子里是韩起祥弹着三弦在唱：

秘书挠了头，低头咕哝“当了主任就难伺候了！”没好气地把三弦塞给他，韩起祥一弹三弦就唱，尽唱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旧书。他说：“把他的，口寡着是没说书吗！”

“你要认我了，你就先认她，你给她磕个头。”

李建果然来了北京。李建是个瞎子，但不是实瞎子，他的右眼还蒙蒙眬眬能看见一些。李建来北京说的是看望师傅，汇报省内曲艺工作，更重要的是来北京治眼睛。李建老相信他的眼睛能治好，一直在西安治，没效果，就想着北京的大医院能治。韩起祥说：“眼睛是从小瞎了的，那怎么看得好？”李建说：“都是人，别人五光十色的看着，咱就只看黑的？！”韩起祥说：“眼睛不瞎能说书？你把眼睛治好了，或者就说不成书了！”李建说：“不说书了咱当官么。”韩起祥说：“你先治吧，你治好了，我再治。”

韩起祥说：“你就不懂政治！七六年邓小平都顶不住，我一个瞎子有㞗办法？！”

在羊肉店里，韩起祥问了生辰年月，一边搬弄着指头在心中默算，一边说：“刚才是谁家结婚？”“油坊老三的儿子。”“老三的儿子不是还小着吗，老三看着别人抱孙子也急啦？”“他儿子这次要去黄河那边的山西去。”“山西去？”韩起祥忙问怎么回事，弄明白了，原来是在延安的部队定期轮换着去各抗日战区，这次山西吕梁山那儿有战事，北边还要攻榆林城，部队上调动的人多，支前队的数量也多，好多人家就都在出发前给孩子办了婚事。韩起祥嘴里噢噢着，说：“这应该，这应该。”仰了脸，把生辰年月又掐算了一遍。

韩起祥被剥夺了随军的资格，打发着让他走了。韩起祥坐在山峁上被风吹着，就从破棉袄的窟窿里掏棉絮子擦眼泪，掏一疙瘩擦了，再掏一疙瘩擦了，脚下的酸枣丛上白花花一片。半夜里，韩起祥背着三弦下了山峁，顺着无定河岸滩走，走了十里，又返回十里，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鸡娃叫着天就亮了。

“瞎子都能算卦。”韩起祥说。

“是坟！”韩起祥坚决地说，头就仰起来，对着树又说：“妹子，是你在这儿了，你就让树上落个鸟儿吧！”

第二天晌午，太阳刚滚下瓦槽，韩起祥在里屋听见院子里的狗叫得很凶，赶出来的时候，几个人站在院墙头上用绳索套住了狗，使劲地扯动两边绳子，狗先还挣扎着，蹄爪抓掉了院墙上的瓦，落在地上摔成粉碎，后来身子蜷起来像一个球，眼球突出，再掉下来，掉下来并没有掉到地上，有两根线牵着，像串着的枣儿。两扇大门被撞开了。

“立客难待啊！”毛主席说，掏出一支纸烟要吸，但口袋里没装火柴，喊汪东兴把厨房里的火柴拿来，韩起祥说“我这儿有”，从怀里摸出一根火柴，在窑壁上一擦，擦着了，递到毛主席的纸烟前，说：“毛主席你要听个啥？”

秘书说：“你唱的是啥？”

“砍下了？”

“梨树身上生了个瘤疙瘩，我把它砍了。”

毛主席让韩起祥继续说，韩起祥又说了三个段子，但不是酸的就是情歌，说毕了，问：“毛主席爱听说书？”毛主席说：“三弦说书这形式好啊！”韩起祥又问：“我说的这些书是不是旧了？”毛主席说：“是旧了些，你可以编些新书嘛。”韩起祥说：“我不会编新书。”毛主席说：“那我让周扬他们帮你编。”韩起祥说：“周扬是谁？”汪东兴说：“是些文人，他们会找你的。”毛主席就说：“三弦说书延安需要呀，韩先生，你就留在延安，我毛泽东把你养活了，你就多说新书，多带徒弟，韩先生不仅是三弦艺人也要成为三弦战士啊！”

“皇甫，你干啥的？”

此后的韩起祥没再挨打，但他得陪斗，大凡把某个走资派拉出去游街，他就陪着。押在一辆大卡车上的牛鬼蛇神都战战兢兢，韩起祥一上车就扶着车帮瞌睡。他是瞎子，瞌睡了别人看不出来，只是起鼾声，淌流口水。靠近他身边的走资派用脚悄悄踢他，韩起祥醒过来，又瞌睡了。

“我是韩起祥。”

韩起祥说：“你会烙饼不？饼不翻过来翻过去咋熟呀？！”

韩起祥是胃上的病。先是拉肚子，拉黑水，每每一感觉要上厕所了，还没翻下床，床单上就一片黑。他对秘书说：“往后我说不成书了。”秘书说：“不当委员，你还是中国最好的三弦说书艺术家。”韩起祥说：“你瞧，我把肚子里的黑水全拉了。”

有一天晚上，韩起祥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师傅高文旺。他还纳闷，师傅不是死了吗？师傅原来还活着！师傅就叫他一块去山西，他们就在白云山下的渡口坐了去山西的船。船到了河心，风雨大作，黄河水倒立了起来，船就翻了。船翻的瞬间，师傅在喊他，他也喊师傅，后来谁也不知道了谁。他落水后，死死抓着三弦，没想三弦浮了他游到了岸头，而师傅竟提前也到了岸上。韩起祥醒来觉得奇怪，几十年没梦到师傅了，怎么就梦见了呢？第二晚，韩起祥又梦见了师傅，而且梦还继续着头一天的梦，是他和师傅在山西流浪卖艺，大雨天又饥又寒，钻进了一座龙王庙，把供桌上的献祭吃了，然后就睡在庙里。没想天上就下了一场冰雹，把那个村庄的秋庄稼全打坏了。村人就说是他们吃了龙王庙的献祭而龙王爷怪罪了，便将他们五花大绑，又系上磨扇，抬起来往黄河里投。韩起祥这次醒来，身下又拉了黑水。心里想：师傅已经是鬼了，梦里连续着都在一起，莫非我要死了？就在床上为自己起卦推算，果真是要死了。但韩起祥没有对任何人说。

韩起祥没想到毛主席在这个时候让他说书，他说：“好，好。”却不知说什么书好。韩起祥说：“毛主席，你要听甚？”毛主席提高了声音对大伙说：“大家恐怕还不了解他，韩起祥先生是一个天才的说书艺术家，是位三弦战士，他不识字，却装了一肚子书，又出口成章，欢迎他给大家来一段吧！”掌声哗哗地响起来，韩起祥却呜呜地哭了。毛主席说：“噢，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呀！”说得韩起祥不好意思又笑起来，把三弦拿出来，在腿上系了竹板，坐在椅子上了，眼睛眨得哗哗颤，不出声。众人又鼓掌，掌声未落，他却唱说起来了：

“那疙瘩原本是梨树为我转移肿瘤，你不让转移呀？”

“砍下了。”

韩起祥毕竟是名人了，他回住在延安，行政九级的待遇还在，地方的党政官员逢年过节必要去看望他，给他送了一卡车一卡车的煤，全垒在后院。食盐装了一瓮，菜油装了一瓮。冬季里了，储存的萝卜、白菜、葱、南瓜塞满了一间小屋。韩起祥的住宅成了延安城一个景点，但没有人敢进去。常有人路过就指点说：“知道韩起祥不？”“听说过。”“想见不？”“在哪？”“你从这门缝往里瞧。”趴在门缝往里看，门缝里也同时趴着一只狗，人眼看着狗眼，狗眼看着人眼，人就吓跑了。

临走的时候，韩起祥让秘书在树上折了一根枝条，他当作了探路棍。返回走了一夜山路，天亮到了双合镇，韩起祥一定要在镇上说书。双合镇听说韩起祥来了，就议论起陈年往事，上了岁数的人，说：“韩先生，你听我是谁？”韩起祥说：“你是谁？”他们说：“你再听听。”韩起祥就指着一个一个说：“你是不是白元？”“你是曹希娃吧？”“你一定是艾翠翠！”人们就呀呀地叫起来，说韩起祥没有忘他们。那时节，正是收麦天，强壮劳力上了修桥工地，镇子里满是老人和妇女，韩起祥让秘书极快地给他编了一段词，就给大家弹三弦说起来。新编的词儿是今年的麦子大丰收了，山也变得低，河也变得窄，人民公社的社员从山峁上背着麦捆，一边走一边唱道情。书一说完，一个农民就把韩起祥拉到家里去吃油糕，韩起祥一进了窑，突然说：“这是她家过去的窑。”秘书说：“谁？”韩起祥没再言声。在炕头上，农民说：“你给我家娃娃起个名字吧。”韩起祥说：“是男娃是女娃？”农民说：“男娃，生下来八斤重哩！”韩起祥说：“那就叫延红。”农民说：“延红？”韩起祥说：“延安闹红嘛。”农民说：“这名字好，你给娃娃掐掐命。”韩起祥不掐，农民就让韩起祥说一段书，说旧书。韩起祥有些生气，说：“我只会说新书！”农民说：“你说的新书不好听。你说背了麦子上山还唱道情，累得气都喘不出来咋唱道情？”韩起祥憋得脸色通红。

“妹妹解不开，你一个瞎子就解得开？你混不上碗饭了！”她们说，“听说你会算卦？！”

记者再说：“下次来北京，韩老还说什么？”

汪东兴说：“毛主席说你是艺术家！”

“那你给我加个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