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情况倒过来，他是不会向他们要钱的，一年之后不会，任何时候都不会。眼下，他们总是在谈论佛朗索瓦，你爸爸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在你这个年纪，你爸爸总是干这样那样的事。他心想，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又不是我爸爸。后来，奥古斯汀从路易大帝高中回来，他一下子长大了，让人吃惊。他那张嘴，口无遮拦，出言不慎；他虚掷了光阴，成了个拼命追女人，但是又没能耐搞到手的家伙。姑姑们不无羡慕地说，“他真是他爸爸那块料儿。”

而且如果你被绞死呢？这他不想考虑。工作日内，罪犯被绞死可能也就花半个小时。

往往，在普遍的黑暗之中会出现一丝光明：有一天，他正从法庭出来，一位名叫赫尔曼的年轻倡议人缓缓地走到他身边说，“你知道，德·罗伯斯庇尔，我开始感到你是正确的。”

这就是他开始得到的客户类型。一个普通男人，或者经常性地，一个普通女人，与既得利益有冲突的人。自然，并不希望从他们身上捞到一点费用。

现在切口正在变黄，因为用得多了的缘故，显得破旧了。他一直在努力寻思该如何保养它，如何使它保持干净，但是整个纸张的四边都起了皱，卷曲了。他认为，他把它记住了，不过，如果他只是在心里重复，它可能会变成自己杜撰的东西。可是，当你手里拿着稿纸阅读它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是别人的观点，是由印刷工人成立的巴黎一家报纸的新闻记者写的。

路易丝属真正的贵族阶层。“在那里，什么都不用考虑，”姑姑们说，“可怜的马克西米连。”

“这个屋子啊，”她说。“我不会把它叫作家的。我们从来就没家。有些日子你太忙，连话都不说。我也许不在这儿。我是个持家的好把式，可是，你对我的布置安排表现出了什么兴趣吗？我是个好厨子，可你对吃饭毫无兴趣。我请人过来，我们把牌拿出来或者准备谈话的时候，你就退到房间的另一边，在书上画画写写的。”

他开门让理发师进来。此人朝他的一贯态度和蔼可亲的客户仔细地瞧了瞧；他知道，今天上午最好别闲聊。时钟滴滴答答毫不留情地走向了十点。

他极力不去得罪别人。他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个本质上通情达理、与人通融的人。他可以回避，推诿，逃遁问题。他可以神秘兮兮地微笑，拒绝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表态。他可以吹毛求疵，死抠字眼。这就是生活，他心想；可这又不是生活呀。因为那个赤裸裸的问题来了，两者要择其一：你想要革命吗，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是啊，你见鬼去吧，你们都见鬼去吧，我就是要革命，我们需要革命，那是我们将要成就的事业。

因此，要在国家臣民是否拥有避雷针的权利这一点上展开诉讼。这位气恼的居民咨询了阿拉斯律师协会的一位大牌律师德·布伊萨尔先生，此人的科学倾向非常强烈。那时候，马克西米连与德·布伊萨尔相处得相当和睦。他的同事显得非常亢奋：“你瞧，这是一个攸关原则的问题；有人企图阻挠进步，反对传播科学的益处。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是启蒙人士，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你愿意进来为我写些信吗？你认为我们应该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信吗？”

在最后一刹那，他突然想到，他不必去法庭。就干脆坐在这儿，说，我今天不去法庭。他们要等他等上十来分钟，差遣一名文员沿路看看，之后，他们会捎信过来；他呢，就回答说，他今天不到法庭去了。

德·凯拉列奥女士被学院选进文学社团的时候，是第一个女会员。以她的名义，他就妇女天才、妇女在文学和艺术中的作用，发表了一通演说。过后，她说，“你为什么不叫我路易丝呢？”她写小说，一个星期写上成千上万的词语。他羡慕她的才华。“先听听这一篇吧，”她总是说，“然后再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在法庭上，他此时正在发表人们所谓的“政治演说”。怎么会不呢？一切都是政治。制度腐败。正义待价而沽。

不久，有一天，一个可怜的制绳者的母亲出现在他家门口，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说她儿子坐牢，是因为位于安乾的本笃会修道院指控他儿子偷窃。她说这个指控不仅错误，而且恶毒；修道院的司库德姆·布罗纳德是个臭名昭著的有窃癖的家伙，此外，他还企图让制绳者的妹妹跟他上床，而且，她无论如何绝对不是第一个女孩……

此外，还有姑姑尤娜丽的继女阿涅斯。比起其他继女来，两个姑姑倒更喜欢她。她们说，她举止端庄优雅。

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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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狗在门口表示不满了。夏洛特走了过来，厉声把它唤走。布朗特不甘心地用爪子在楼梯的阶梯上刨来刨去。

他开始建议自己的客户们，只要能在庭外解决的案子就在庭外解决。这样给他本人以及对手带来的利润就很少了，不过，这样却给客户们节约了很多时间和开支。“别人可不是这么精打细算的，”奥古斯汀说。

建议，忠告，还有科学评论倾泻而来。各种文件摊了整整一屋子。“马拉这个人呢，”德·布伊萨尔说，“费了这么大的周折，人不错，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引申他的假设。我听说了，他与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关系搞得很臭。”最后，这个案子送到阿拉斯参议院时，德·布伊萨尔站在一旁，让德·罗伯斯庇尔先生发言。德·布伊萨尔没有意识到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案子对他的记忆和组织能力将会产生多大的压力。他的同事似乎倒没有感觉到压力，德·布伊萨尔把这个案子下放给年轻人去办了。

“对不起，”他说。“我会争取多跟别人交往。只是我手头工作忙，事情多，要处理。”

如果有人注意到他沿着马路走路的样子，他们就会看得出，他是在踉踉跄跄地行走，左一脚右一脚，歪着个身子。他努力有意识地把身子挺直，使自己的步子稳而不乱，可两条腿感觉太遥远了。整个儿都不听使唤的身体又一回给了他一个教训：对自己要真心。

承蒙修道院院长之情，年轻的奥古斯汀拿到了他哥哥在路易大帝高中的那种奖学金。他成了一个可爱，但是表现并不突出的男孩，比较用功认真，但不是特别聪明。马克西米连去巴黎的时候曾为他担心，他是不是会觉得学校的学习标准过分严苛。他一直认为，他们这个家庭背景出身的人，除非拥有智慧，否则就没什么能够展示的了。他猜想，奥古斯汀现在正有同样的觉悟吧。

是的，他说。你平静一下。你坐下。让我们从头开始。

关于这桩案子，有了一篇相当长的报道。肯定，这是一件令公众发生兴趣的事。一位圣-奥梅尔的德·威瑟里先生自己弄到了一根避雷针，架立在自家的屋上，招来一群脸色阴沉的傻瓜围观的时候，案子就已经开始了。安装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嘭嘭嘭地走到市政府，声称这玩意儿实际上是在吸引闪电，因此一定要从屋上把它取下。德·威瑟里先生为什么要吸引闪电呢？噢，他跟魔鬼为伍了，是吗？

他从巴黎回到阿拉斯的时候，有了不少变化，他拥有一个新的法律学位，怀揣着自己精心调整过的希望。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一年，令大家感到高兴的是，姑姑尤娜丽宣布，她准备出嫁。教区的老处女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希望都存在着。姑姑恩瑞艾特说，尤娜丽发疯了：罗伯特·迪奥赫蒂斯是个鳏夫，有七个孩子，其中有个女儿，安娜莱斯，都到了能嫁人的年龄了。可是，在六个月之内，姑姑恩瑞艾特的酸葡萄却变成了神秘的粉红色的脸红了，还有许多不合体统的骚动不安，她的话里还包含了许多暗示。第二年，她嫁给了加布里埃尔·德·胡，一个咋咋呼呼、年纪五十有三的人。马克西米连为自己身在巴黎、无法脱身去参加婚礼感到庆幸。

这就是实习律师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未婚，富有人情味，整个人生都还在前头的年轻人。今天违背自己深深执着的信念，按照法律过程判处了一名罪犯死刑。此时，他正去为死刑祈祷。

晚饭过后，他就去散步，无论天气阴晴都要去，因为布朗特狗不在乎天气阴晴。如果你把它丢在室内，等它出去四处轻跳跑步的时候，它就会捣蛋。于是他便让狗拉着他，穿过街道，穿过树林，穿过田野。他们到家了，样子看上去几乎没有他们出去时那么像样。姐姐夏洛特说，“别把那浑身是泥的狗带到这里来。”

他书读得不少。后来，他要每周参加一次阿拉斯科学院会议。表面上，他们的目的是讨论历史、文学、科学话题，还有时事。可实际上，他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这些，他们还提供八卦新闻，还安排婚事，惹起了不少小镇上的纠纷和仇恨。

他寻找卡米尔的最后一封信。信是用拉丁文写的，相当模糊不清，是关于一个已婚女人的什么事。通过拼命学习这门已经不用的语言，卡米尔在向自己掩饰自己的痛苦、茫然和疼痛。通过强迫收信人翻译，他其实是在说，请相信，我的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精英分子的快乐，是某种只有九九藏书通过书写和邮寄发送出去才存在的快乐。马克西米连把手掌在信上停留了一会儿。卡米尔，要是你的人生顺利该多好啊。要是你头脑更冷静，要是你脸皮更厚，要是我能再见到你该多好啊……要是所有的事能够永远在一起发挥作用该多好啊。

现在夏洛特从修道院学校回家了。他们一起布置位于拉波特尔街上的房子，马克西米连挣钱，奥古斯汀到处晃荡，夏洛特一边收拾屋子，一边想出了关于他们两人的刻薄评论。

他给梅兹学院写了篇随笔：

第一年他接了十五桩案子，这个数字被看成比平均数好了一点。通常，他会提前整整一个星期准备自己的文件，但是，在第一次听证会之前的晚上，他总要工作到午夜，如果有必要，会工作到天亮。他总是把自己到目前为止所做过的一切忘掉，把文件丢在一边。他总是把案子的事实再过上一遍；为了确立论点，总要把论据从根基开始，再不辞辛劳地梳理一遍，他有个像是吝啬鬼的保险箱一样的脑袋。一旦事实进来，就留在那里。他知道自己吓呆了同事，可他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他们以为他真的不会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吗？

他回到阿拉斯的时候，在姑姑恩瑞艾特，还有她那吵吵嚷嚷的丈夫那里住下。一周还不到，他就提醒他，他还欠着他们的钱呢。准确地说，是他父亲佛朗索瓦欠下的这么些钱，欠姑姑恩瑞艾特的，欠姑姑尤娜丽的，欠外公卡洛特庄园的。他不敢多问。他外公的遗产已经用来偿还他父亲的债务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这种做法不讲情面呀；这种做法贪婪呀。他们可以给他一年的宽限，等到他挣钱了才行。他没闹出什么动静来，付了钱；之后就搬了出去，免得让姑姑恩瑞艾特难堪。

但是，夏洛特总是围着这个观点绕来绕去。迟早，她会把自己真的说得变成个哭哭啼啼的人的。结果呢，这真的成了令她伤心的事了。

他曾尝试过祈祷：为了让思绪平定，手里捻着串珠。可是在那个时刻，每当串珠从手指中间滑过的时候，它们就在提醒他，这是一根绳子，之后他便轻轻地把串珠丢在地上。他不停地在数：“我等父者，在天我等父者，万福马利亚，万福马利亚，”还有那句虔诚的补遗之语，“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及圣灵，阿门。”那些念叨出来的祈福音节连缀在一起。它们构成毫无意义的词语。它们在自我翻转，在意义之内和意义之外来回地飞奔。什么是意义？上帝不会告诉他该做什么。上帝不会帮他。他不相信那一类上帝。他告诉自己，他不是无神论者，仅仅是个成人而已。

“不论高贵与否，”夏洛特说，“这女孩子是个妓女。想象一下，她要我哥哥跟她一起到巴黎去。”是的，只要想象一下就够了。路易丝把背包收拾好了，猛地冲向未来了。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马路上那些交叉路口当中的一个。只有当你今后的人生发展顺利，但是感到迷惘的时候，你才会想到那个交叉口。

“是的，可是，你拿报酬难道就是因为工作吗？”夏洛特说，在阿拉斯，他落下个名声，那就是，对钱没兴趣，心肠好。这话令他吃惊，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讲究原则的人，不是任何人的傻瓜。她总是抱怨自己疏远那些本可以提拔他的人；他呢，总是一遍一遍地向她解释，为什么有必要拒绝他们帮忙，他的职责何在，他觉得做什么事情才是自己的义务。他认为，她从中引申得过多。毕竟，他们总是给他支付报酬。桌上还有吃的嘛。

只有马克西米连在认真地听。他对军事问题知道得很少，因此感到有些震惊。

制绳者的讲述听起来糟糕到了不可能是真人真事的程度。不过，他还是说，我们会让真相大白。一个月之内，德姆·布罗纳德就受到了调查，制绳99lib•net者正在起诉修道院，寻求赔偿。当本笃会修道院想要找个律师的时候，他们找过了谁呢？列波列尔先生，他曾经的资助人。他说，在这件事上，我不会因为感激而受限制，因为这关系到真相。

“1783年6月，法国《梅屈尔报》这样写道：德·罗伯斯庇尔先生，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律师，在这个问题上——在艺术和科学事业上——挥洒雄辩之口才和非凡之智慧，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多样才华。”

他们不会把他拽过去或者抬走，是吗？他们不会从他喉咙里强行逼出个裁决吧？

那一天到来了：那一天指定由他裁决案子。他没睡，百叶窗户敞开着，他注视着对面的天空夜的进程。为了这桩案子，有人在他的文件中间放了一只晚餐碟子。他站起来，把门锁上。碗里吃的东西，他碰都没碰。他期待着看到食物在他眼前腐烂。他看着碟子里的一只苹果的绿皮，好像它正在腐烂似的。

他写完之后，放下笔，看了看文章，心想，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不错，对我来说，这么说倒真是容易，因为我没有最亲密的朋友。接着，他又心想，我当然有，我有卡米尔这个最亲密的朋友。

这是一户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来着的人家。他早晨六点起床，然后处理文件，直至八点。八点钟，理发师过来。之后，就是简便的早餐——新鲜面包，一杯牛奶。到十点钟的时候，他通常已经在法庭了。在法庭打完官司之后，他就设法回避同事，可能早点回家就回家。因为早晨的辩护冲突，到现在，他的胃里还在翻江倒海，他吃了些水果，喝了杯咖啡，还喝了点大量稀释的红葡萄酒。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经过一个早上相互比着扯嗓门，可是，从法庭上吵吵闹闹出来的时候，他们又是高喊又是拍背了？然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中，喝酒、吃饭，把注意力转移到厚厚的红牛肉块上了？他根本就学不来这套功夫。

别的一些晚上，他就写信。夏洛特总是频繁地要求核查家庭账单。每周一次，他要去拜访姑姑们，如果不去，她们就要生气。现在她们都各自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样一来，拜访就要占去两个晚上的时间。

后来，来了名卫戍部队的工兵上尉拉扎尔·卡尔诺，一个看上去比他本人要年长一点的人，说话总是留有余地，为部队没有给予自己机会、为自己作为国王陛下部队里的普通士兵，他总是说话刻薄尖酸。卡尔诺到连队去参加阿拉斯学院的聚会，每当他们讨论十四行诗的时候，程式化的套话就在他脑子里翻来转去。有时候，他对参加聚会的人长篇大论地讲述部队里糟糕透顶的状况。会员们这时候总是彼此开心地交换眼神。

如果你离开人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跟他母亲一样，永远不再被人们谈起。可他依旧记得她靠着垫子撑起身子，等待挨刀子的时候她的那张脸；他依旧记得，在这之后，其中的一个用人说他们要把她的床单烧掉的那番样子。你也许会像恩瑞艾特一样死去：独自一人，血涌出来，流到白布上，不能呼叫，不能动弹，吓得要死，瘫倒在地，而与此同时，楼下，人们正在闲聊扯淡，分发蛋糕。你也许会像外公卡洛特一样死去——半身不遂，无法行走，令人讨厌，记忆丧失，为了遗嘱的事焦虑不安，对他的副经理喋喋不休地说，做酒桶的木头年份久了；时不时地突然中断谈话，还在为三十年前做错的事责怪家人，诅咒他漂亮的、已经不在人世的女儿，因为她的子宫肿胀，丢人现眼。那不是外公的过错呀。那是因为上了年岁呀。可是，他无法想象老年的景况。他无法想象迈向老年的景况。

他伸出一只手，努力要站起来，稳住自己。他期待有人抓住他的手，防止他颤颤巍巍的，不过，当你生病的时候，没有人会来帮你。

他在等她消气。这可以理解。这些日子发火成了她的常态。弗彻曾经向她求婚或者类似什么的，之后，竟然把她丢下不闻不问，她看上去有点像个傻瓜。他隐隐约约地在纳闷，对此是否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可他又觉得，从长远来看，不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她反倒会过得更好。

“如果你爸妈行为检点，”外公卡洛特曾经说过，“你就不会生在这个世上了。”

天亮了：他听到窗户下面车轮叽叽呀呀的声响，听到马身上的皮革辔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还有那匹拉着一辆载着蔬菜的小车的马儿，打着响鼻，发出嘶嘶的细小声响，这些蔬菜是给那些在晚饭时间还能活着的人吃的。神父们在洗刷各种器皿，为早上99ｌib•ｎet的弥撒做好准备，窗户下面的居民们在起身，洗脸，烧水，点灯。在路易高中，这个时刻他已经在上第一节课了。他熟悉的孩子们在哪儿呢？路易·苏鲁在哪儿呢？还在继续他那讽刺挖苦的老样子。弗雷农在哪儿呢？还在社会上闯荡，开天辟地。还有，卡米尔马上就要睡觉，今天早上，要到这个城市的黑色心脏去集中：睡着的时候，就意识不到他那个也许该遭诅咒、四周是用肌肉和骨头裹着的灵魂了。

显然，事情过后，整个情形就不同了。他不会忘记他们是如何沆瀣一气共同密谋对付他，在当地的报纸上把他作为一名反对教堂的制造麻烦者加以谴责。他？修道院院长的受保护人？主教的金童？很好。如果那就是他们想要看到他的方式，从现在开始，他将不怕麻烦，不让他的同事们过得轻松，不要再这么乐于助人、这么彬彬有礼了。让世人对他有不错的评价这个长期存在的瘙痒是个错误。

四个月的实习之后，他被指派到一个非全职的司法岗位。这是一份荣誉，来得很快，不过他马上就想到这是一个双刃岗位。最初的几个星期，他目睹了很多有错的事情，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讲了出来。把他负责介绍到律师协会的列波列尔先生，似乎觉得他多次失态。列波列尔说过（他们都说过），“当然，我们赞成有必要做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在阿特瓦，我们宁可做事不要急于求成。”就这样，误解开始产生了。上帝知道，他根本就没打算去搅乱别人的心情，不过，他似乎成功地消除了误解。因此，这个司法岗位，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应该得到，是不是算是个小小的安慰，是一份贿赂，是一种挫败他的判断力的办法呢，还是，它是不是一件奖品，一份恩惠，甚至是一种补偿……补偿尚未对他施加的伤害呢？

现在，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一件一件地列举制度的邪恶以及在阿拉斯专制制度上的细微表现。上帝知道，他是在努力使自己平静，努力使自己适应。他向来冷静，是个墨守成规之人，对有经验的同事一直尊敬有加。一旦他说话很冲，那是因为他总是在希望，通过羞辱他们从而使他们采取良好的行动。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人。不过，他在要求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他在要求他们承认，他们整整一生都在其中辛勤劳作的制度是错误的，是毫无根据的，是邪恶的。

要是那个太差的德·胡不再回忆该多好……要是你能命令你的思想该多好，这样，某些谈话，某些暗示，甚至某些想法就不会让你感到厌恶了。仿佛你是在为什么罪过感到愧疚似的。可你不是罪犯，你是法官啊。

下午三点：出现了事后反应。他要生病了。就在这里，马路边上。他身子弓成了半个人。汗水顺着他的脊背往外冒。他向下，膝盖着地，趴着。眼睛雾蒙蒙的，嗓子生疼。可是，他胃里什么也没有呀。二十四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不过，这是法律，他心想，感到身心疲惫了。如果他不能完成，他就该辞职。昨天，他就该辞职的。

这是微不足道的空洞言语，但却在整个城市回荡。人人都要选择立场，表明态度，绝大多数法律机构都站在列波列尔这一边。这场官司演变成了一场不择手段的较量。当然，最后，他们采取了他想象到的、他们会实施的行动：他们给了制绳者一笔超过他多年收入的钱，为了在庭外了结官司，让他离开，保持沉默。

布朗特狗在他房间外面“扑通”趴下了。他关好门，工作到七点或者八点钟。当然，要是第二天有案子，工作时间会更长一点。等到最后把所有文件都放好时，他或许会咬咬钢笔，为下一次文学社团碰头聚会写几行诗。他承认，他写的不是诗。是一些够得上诗歌水准，但是并不严肃认真的玩意儿。有时候，一些诗要比另外一些诗更不正经。比如，想想他的这首《果酱馅饼颂》。

每隔几个星期，她总会抓住他，说上这些伤筋动骨的话，向他证明，即使是在自家的屋里头，旁人也不理解他。

就在这些美好婚姻发生之后的两年，外公卡洛特过世了。他把酿酒厂留给了舅舅奥古斯汀·卡洛特，还给他在世的七个孙子辈的孩子们每人留下了一笔遗产，留给了马克西米连、夏洛特，还有奥古斯汀。

这位年轻人显得惊讶，“哦，在每一方面。”

对姑姑恩瑞艾特的教子来说，没有婚姻，没有道喜。他姐姐恩瑞艾特身体从来就没好过。她不能呼吸；不能吃饭；是这些女孩子当中不可能长大的一个，注定了成为叫骂的对象，她总是把头埋在书中。一天早上，消息是通过一封信传到藏书网他这儿的，他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周。他们发现她死了，她的枕头浸泡在血泊中。她失血的时候，楼下的姑姑们还在和夏洛特一起打牌；她们还在享用简便晚餐的时候，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她才十九岁。他爱她。他曾希望他们也许能成为朋友。

有个人侥幸保住了性命：他成功通过庭审了。即便在阿拉斯这儿，找到同盟，如果不是朋友的话，还是有可能的。约瑟夫·弗彻在奥拉托利会学院教书。他曾经考虑过当牧师，可是后来他离这个想法越来越远了。他教物理，对所有新生事物都感兴趣。弗彻相当频繁地参加由夏洛特发出邀请的晚宴。他好像向她提过，或者，不管怎么说吧，他们之间逐渐达成了某种默契，某种心照不宣。不论什么样的姑娘都会被这个孱弱、手脚像树枝一般、眼睛几乎不长睫毛的弗彻迷住，马克西对此感到惊讶。可是，谁知道呢？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喜欢弗彻，不过，夏洛特自己的日子是她自己过。

“你会娶阿涅斯。你会娶阿涅斯，把我一个人丢下的。”

阿拉斯学院选举他担任院长，不过，他多次长篇大论地谈私生子的权利，这令他们感到兴味寡淡、心生厌倦。除了这个，你就觉得天下没有别的问题了吗，其中一位会员埋怨道。

马克西米连性情安静，镇定，容易相处。身架子好看，又大又亮的眼睛，一会儿发蓝，一会儿发绿。开口的时候不乏幽默感；肤色苍白；他穿着讲究，衣服一向非常得体合身。棕色的头发总是精心打理，而且敷粉。曾经，他都无力维持他的外表了，于是，现在打扮成了他唯一的奢侈。

有时候，当他面对道德败坏的对手或者高傲的地方法官时，他总是克制住自己想用拳头打到对方脸上的冲动。他克制得太厉害了，结果脖子和肩头都在疼痛。每天早上，他一睁开眼睛就说，“亲爱的上帝，请帮助我忍耐今天吧。”然后他就祈祷某件事、所有的事发生来拯救他，让他摆脱这些无休无止的、礼貌的、漫长的指责来拯救他，使他摆脱因年轻、智慧和勇气带来的恣意放纵。马克西米连，你没有能力偿还那个人的代价了。他贫穷，我必须这么做。马克西米连，你晚饭喜欢吃点什么呢？我不知道。马克西米连，你给快乐的日子取了名字了吗？他梦见自己正在沉没，深深地、深深地沉没在发光发亮的大海下面。

后来，打赢了这场官司的人举办了一场聚会。无数封贺信来了——哦，倾泻而来可能是夸张，但是，毫无疑问，这桩案子引人注目。所有的文件，也就是马拉医生无数的证据，他还放在手头呢，他的发言以最后一分钟对方按照此方的要求纠正错误而告终。有几个月的时间，每当有人过来拜访，姑姑们总是拿出报纸，说，“你看过有关避雷针的文章吗，上面说马克西米连干得出色吧？”

在整个路易高中放假期间，他从没疏忽过他应尽的一轮一轮的拜访任务。拜访主教，拜访修道院院长，拜访第一位学校老师，向他们汇报自己的生活学习。不是他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而是他知道今后自己如何需要他们的美好祝愿。因此，每当他回来，他的细心总有收获和回报。家里持一种看法，但是城里却持另一种看法。他被叫到阿拉斯参议会的律师协会去开会，其他人受到怎样的欢迎，他就受到怎样的欢迎。因为，当然，他不是他父亲，世界是在向前；他冷静，优雅，谨言慎行；他是城市的荣誉，是修道院院长的荣誉，是把他抚养成人、受人尊敬的亲戚的荣誉。

他确信不会叫她路易丝的，作者都是敏感的人。路易丝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她从来没有把她纤纤手指上的墨水擦干净过。“我要动身去巴黎，”她说，“恕我冒昧，人不能一直就困死在这个落后的地方。”边说边用手中一大摞卷好的手稿敲敲椅背。“哦，严肃庄重、神奇莫测的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你为什么不到巴黎来呢？不？哦，至少，让我们今天下午出去野餐吧。让我们制造个谣言，好吗？”

夏洛特总是拿出她的几个账本儿，然后留意到，月复一月，他的良知成本在不断地变高。“当然是这样，”他说。“你指望什么呢？”

“在哪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