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聚散,都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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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聚散,都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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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还曾去寻访一家叫做McIntre &Moore的旧书店。十年前访学哈佛,曾数次光顾那间半地下的书店,印象中,那应该是哈佛一带规模最大的旧书店了。但这次找到这家店却颇费了些工夫。原来它在两年前就已从哈佛左近的Alburn街搬去距哈佛稍远的David广场。那里的租金显然便宜许多,书店设在地上,店面也有扩大。先后去了两次,购书十余种。前一次买的书里有Blackwell Companions to Philosophy(《布莱克威尔哲学指南》)系列中的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当代政治哲学指南》),颇便参考。当时想找同系列的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法哲学与法律理论指南》),未得。再去,还是没有,却看到Renteln和Dundes合编的Folk Law(《俗民法》),我早已注意到这套内容宏富的两卷本文集,不意在此见到,着实得意了一番。

纽约最大的旧书店Strand
架上数百册英文书,大多是2000年前后在美国游学时所购。这些图籍,每一本都曾经我手翻阅、装箱、上架。它们在我眼中的样子,除了书籍本身的形状:开本、色泽、图案之外,还包含某种无形之物:某个场景、某些人物、某种情绪、某次相遇,甚至,某种气味、声音和光线。人与书,有聚,有散。无论聚散,都是故事,都是因缘。
2000年前后,网上购书已经很时兴,但我却从未涉足网络。只有一次,偶然看到一册Liberty Fund (自由基金会)的书目广告,发现其中不乏政治与法律方面的重要著作,遂订购了几种。如今,我对网购已不再陌生,对网购的好处也有所了解。网上购书方便省时,如果目标明确,这种方式尤为快捷。不过,网购与逛书店大不同。旧时所谓逛书店,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这种方式尤其适合作无明确目的的漫游。自然,网上购书也可以是随意的,甚至漫无边际,无远弗届。不过,互联网上,远近其实并无区别,面对屏幕的购书人,自始至终都处在同一种境况下:没有同伴,没有交谈,看不到书的姿势,感觉不到书的重量,嗅不到书香,自然,也少了许多探索、发现和不期而遇的惊喜。不如说,这根本是两种经验,两种生活方式,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
哈佛书店门前有时会有书摊,摊上的书与店内的相类,但价格更廉。有次在那里看到有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论人的价值Tanner讲座”)系列若干册。这个讲座项目由学者兼实业家和慈善家Obert C. Tanner发起和资助,旨在促进和反思关乎人的价值的学问。讲座分设于英语世界几所顶尖大学:剑桥、哈佛、牛津、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犹他大学,每年邀请若干成就非凡之人(当然主要都是学者)主讲,讲词结集出版,一年一卷。上年4月在普林斯顿时,我就赶上一次Tanner讲座。那次的主讲人是Michael Ignatieff,他的题目是Human Rights as Politics (人权政治)和Human Rights as Idolatry (人权偶像崇拜)。讲座在普大的Helm讲堂举行,前后两天,听者甚众。不过,这套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布面精装,有护封,封二和扉页相连,上面印满校徽,全书设计简单大方,有古典气。选了几本,其中一册有Clifford Geertz,另一册有Michael Walzer。我发现,Tanner讲座与高研院的渊源不止于此。其他许多主讲人,如Amartya Sen,Barrington Moore Jr.,Quentin Skinner,Jon Elster,S.N. Eisenstadt,印象中都曾在高研院访问研究。此外,还有一个令人高兴的发现:1990年的那卷(藏书网第十一卷)上面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费孝通。费先生的题目是Plurality and Unity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组合结构中的多元和统一),讲座发表于1988年11月15日和17日,地点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据介绍,除了上面提到的学校,Tanner讲座每年还可能另选几所学术机构举行。后来,这个讲座还曾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举行,自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那次讲座的主讲人来自英国,评论人里倒有一位是中国人,但他的身份却是香港大学教授。我猜,在迄今为止Tanner讲座主讲人的名单上,费孝通先生大概是唯一的中国人了。
“迷宫”不售二手书,折价书亦非二手书。因此,有时在门厅的折价书架上,可以买到三重意义的新书:新近出版且新上架的崭新的书。比如某日,书架上摆出一册J. Habermas 的Between Facts and Norms(《事实与规范之间》),这个有六百三十一页的英译本1996年出版,在英语学界引起不少关注。一年前,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以此书赠我,所以我只能“遗憾地”放过这次捷足先登的机会。第二天再去,那本书已经不在。但见一个高大青年,牵了一条苏格兰牧羊犬,站在书架前询问店员何时可以再上此书。我对那青年充满同情,因为我知道,这种机会错过了,不大可能有下一次。我也有过类似经历。我曾在“迷宫”翻看过J. Clifford和G. Marcus合编的Writing Culture(《写文化》),还有M. R. Damaska的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犹豫之间,书已落入他人袋中。还有一次,看到Aries和Duby主编的那套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私人生活史》),踌躇再三,终究没有下决心买回,后来颇有些后悔,好在以后有机会补救,但那是后话了。
梁治平
读其书,闻其言,识其人,这种经验,对以学术为业的人原属平常,但在这里,却非有一种特殊因缘不可。高研院社会科学部有教授(faculty)四人,Hirschman 最年长,已退休。在职的三位,Clifford Geertz、Michael Walzer 和Joan W. Scott,俱为学界翘楚。此前,我的书橱里只有Geertz的几本英文原书。但从那天开始,这种情况改变了。不久,在Witherspoon街一家旧书店购得Walzer的正义理论代表作:Spheres of Justice (《正义诸领域》)。再往后,书架上有这几位学者署名的图书日渐增加,其中就有Hirschman篇幅短小的经典之作: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出,表达与忠诚》),和他的另两本小书:The Rhetoric of Reaction(《保守的修辞》),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对市场社会的不同看法》);Geertz带有自传色彩的反思之作:After the Fact(《追寻事实》);Walzer早年另一本重要著作:Just and Unjust Wars(《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和他的另外两本著作;还有Scott在1996年的新作:Only Paradoxes to Offer(《进退维谷》)。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书均购自哈佛,确切地说,其中除一种外,全部出自哈佛大学出版社书屋,每册两三美元不等。后来,在我的书房里,四学人书始终自成一类,集中放置在离我书案最近的一个小书架上。曾有过一个念头,想要据此整理出一小套丛书,藉以增进国人对高研院内这一小群学人的了解,但如今,“高等研究院”的名号已在国内高校的虚名角逐中被竞相滥用,变得俗不可耐,我的那点兴致最后也就消弭无踪了。
上年在普林斯顿,就在购物中心那家书店,曾购得一册R. C. van Caenegem的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Private Law(《私法历史导论》)。这位Caenegem是比利时人,法律史名家。我始终不清楚他的姓应该怎么念,但只要看到这个名字,却一定不会错过。原因是,1980年代还在读研究生时,我就认真读了他的另一本书: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英国普通法的诞生》),不只如此,我当时还翻译了其中若干章节。多年之后,那些手写译稿已经不存,但当初用来研读和翻译的原书复印件却一直不曾被丢弃。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当年的回忆。Caenegem是那种传统学者,著书不多,且书不以篇幅胜,但极严谨扎实。此书亦然,惟比较前者,其视野更宽而较少专门性。见到这样的书,我当然不会错过。不承想,数月后一次乘飞机旅行,因为转机时太过匆忙,竟将阅读中的这本书遗落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飞机上。事后为寻回此书,我循着些微线索,通过熟人辗转找到当时邻座的乘客,询问书的下落。遗憾的是,人虽然找到了,书却没有被寻回来。然而有一日,在哈佛书店地下层,我看到了那个熟悉但念不出来的作者姓名,还有那个熟悉的封面。那一刻,何其兴奋。不久,在同一个地方,我又看到这个熟悉的姓,但这次看到的是作者的另一本书:Judges, Legislators & Professors(《法官,立法者和教授们》)。现在,这两本书都立在离我很近的书柜上。www.99lib.net
离开普林斯顿前,从海路邮寄了七个纸箱的书回北京。当时下了决心:到此为止。下年在哈佛,定要克制内心的购书欲望,不再像开始两年那样。况且之前已经数度去哈佛,每次去都逛书店、买书。够了。
游学美东,居住纽约时间最短,但在“迷宫”买书最多,即使后来搬去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但凡有机会到纽约,一定要到“迷宫”转上一圈,而且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
说起来,那只是哈佛广场一侧、Holyoke Center大楼通道里一间不大的底铺,内中只售哈佛大学出版社图书。尽管如此,这间小小书屋对好书者却极有吸引力,这不只是因为,英语世界许多重要和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都在这里出版,而且因为,那个有一个三面书架的折价书区,折价图书从一美元到五美元不等。2000年我去的时候,有些折价书已标到八美元甚至十二美元,即使如此,这些书价仍极廉。更重要的是,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有新书上架,而这些书的确就是新书。我曾向店员问及这些书的来源,得到的回答是,这些都是出版社批往各地、后因种种原因被退回来的书。因此,经常有出版不久的新书会出现在折价书架上。我在那里买到一册R. Dworkin 的Sovereign Virtue(《至善》),就是2000年出版的新书,Cass R. Sunstein的One Case at a Time(《一次一案》)1999年初版,我买到的却是2001年的印次。还有些书出版有年,如J. N. Shklar的Ordinary Vices(《寻常之恶》),J. H. Ely的Democracy and Distrust(《民主与不信任》),但是久觅不得,忽然在那里发现,也会有意外之喜。
其实,要做到少买书甚至不买书,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少去或者不去书店。但是在哈佛这样的地方,怎样才能做到过书店而不入呢?也是十年前,我在哈佛周边的书店消磨了许多时光。重访哈佛,也应该旧地重游一番吧。实际上,因为心境不同,对书的兴趣不同,这次在哈佛,常去的书店,两三家而已。最常光顾的,自然总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书屋。在那里买的书,其数量差不多可以赶上在“迷宫”所得。
接下来几天,均有购书记录。隔了一日,周六,下楼购物,结果先进了邻街一家旧书店。书店上大书:THE LAST WORD,店名响亮而富寓意。进去浏览一遭,当时受时差之苦,头脑正昏,但是看到Paul Bohannan编的一册Law and Warfare(《法律与冲突》),还是眼前一亮。那次买的还有英国法社会学家Roger Cotterrell的The Sociology of Law(《法律社会学》)。同日晚间,“再出去购物,顺便逛另一家书店,买了G. Minda的Postmodern Legal Movements。还想买Holmes的The Common Law,可惜身上钱不够了,请店员留书至明日”。又数日,周二,“顺便到83街的Barnes &Noble,……仔细挑选之后,购书四种”,有L. M. Friedman的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美国法律史》),R. Ballamy的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R. Dworkin的Freedom's Law(《自由的法》),D. Kennedy的A Critique of Adjudication(《司法裁判批判》)。当日的记录还包括这四种图书的价格:大约平均每册二十美元。在洋书里面,这样的价格不算贵,但在美国,还有价格更低的图书市场,那就是折价书市场。
九九藏书
抵美不到一周,逛书店四家,购书十册,这场小小的书节狂欢,满足了我蓄积已久的异域购书欲望。自然,这种满足只是暂时的。游学的日子刚刚开始,这段故事也只是一个序幕。不过,以后访书,若非必要,通常只买折价书,毕竟,两者价格差别甚大,而在美国的折价书市场,从来不少机遇和惊喜。
第一天的安排照例琐碎繁杂:到不同地方,见不同的人,办理各种手续。但就是那天,抽空听了Waldron教授一节课,又在回寓所的路上进了法学院一间小书店,在那里买了三本书,一本探究美国人法律经验的法律史著作,一本以公民身份为主题的文集,还有一本人类学家E. Gellner的书。我进那间小店,原本是去找Waldron教授指定的课程用书,但那次我买的书,却没有一本与课程相关。也许,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种内心渴望要得到满足。


告别普林斯顿时,殷老弟相赠的The Power of Ideas
最后一次去哈佛出版社书屋是在2008年。还记得那个日子,初冬时节,天气渐冷,风雨齐至,叶落满地。当日由华府飞来波士顿,入住坎布里奇一处小旅馆。下午,利用晚饭前的空闲,去了哈佛出版社书屋。那天买的书,有R. Dworkin 的新书Justice of Robes(《法袍正义》),Martha C. Nussbaum的Fron tiers of Justice(《正义前沿》),还有N. Z. Davis那本早已被改编成电影的小书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马丁归来》),和一本讨论死刑问题的书。那是个周六,将近傍晚,书店里很静,除了我和坐在收款台后面的妇女,没有别人。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店员也是原先的老人。在等待结账的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亲切感,想和那位店员寒暄几句。也许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最终,我什么也没有说,拿了书就离开了。那间书屋给我最后的印象,是一片温暖的灯光,安详而富足。那是2008年的11月15日,一个风雨飘摇的傍晚。

第一次与书相遇的记录,是开始在纽约生活的第一天,1998年9月10日。
刊于2012月11月25日
去得最多的,是大学商店内设的售书部。10月的一天,约了东京大学的Tatsuo教授在书店见面,我先到一步,发现那里有一角普大出版社廉价书专柜,其中不乏佳作,于是选书七种。那几种书里,最让我得意的是Albert O. Hirschman的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激情与利益》)。书初版于19九*九*藏*书*网77年,我手边的则是1997年的二十周年版。新版有Amartya Sen作的序,还有作者本人的新增序言。Hirschman的书通常篇幅不大,但思想清晰、深刻、有力,故每出一书,都能开创新局。我喜欢这样的书。更重要的是,就在几天之前,我刚同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讲过话。实际上,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同一间机构: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部。我们的办公室在同一栋建筑的同一层,而他的居所,距离我在Olden Lane上的住处也只有几步之遥。
说到赠书,脑海中便浮现出一连串的场景、人物和书影。最难忘的是另一位普林斯顿友人赠的小书。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书:小开本,窄窄一条,正好放在手掌里。硬面精装,深色书脊上印有烫金书名。护封设计极为雅致,华丽典雅的孔雀尾图案作底,中间套着深褐色椭圆,上面透出暗黄色书名和白色的作者名:Justice is Conflict by Stuart Hampshire (《正义乃冲突之物》,Stuart Hampshire著)。还记得,展读此书是在往返华府的火车上,此刻再看书中缕缕行行的标注、批语,犹可想见当时的兴奋。后来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书屋看到Hampshire的另一本书:Morality and Conflict(《道德与冲突》),有不期而遇的喜悦,立即买了下来。
纽约的书店,值得一提的还有下城的Strand,纽约最大的旧书店。那家店真大,书真多,但要沙里披金,亦非易事。住纽约时去过两次,皆有所获。第二次去是在1999年2月27日。那天,与内子往14街一家影院观影,出来后就“顺便”进了旁边的Strand。当时在架上看到一部H. Hardy和R. Hausheer编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文集,书名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人类研究》),厚厚一册,红底金字,硬面精装。这是一本新书,1997年2月英国出版,当年11月5日,伯林仙逝。眼前的这本是1998年的美国版。书不算太贵,美元标价三十五元。不过,Strand的价格,加上税,也接近三十美元。我有点犹豫。结果是内子买了送我,算是一份迟到的生日礼物。

Micawber Books的书签
去年,从一篇文章里得知,哈佛出版社书屋关闭了,那里变成了一家餐馆。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从我1989年第一次进去那间小屋,到2008年最后一次在那里买书,她几乎从未改变。在我的潜意识里,那间小小的门面是哈佛广场边上一处固定的风景,不会改变,也不会褪色。但是此刻,我真切地意识到,时代变了。一些我曾经熟悉和喜爱的事物,正在消失,剩下的,是点滴记忆。不知道未来有一天,这些记忆是不是也会褪色。
Nassau街上的Micawber Books是一家雅店,常有文化活动。在那里买的旧书,有R. Pound的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普通法的精神》),1931年版,还有G. W. Paton的Jurisprudence(《法理学》),1951年版,都是老派旧籍,布面精装,深灰色硬面上的烫金书名,迭经磨损,有些部分已经漫漶不清,但内里完好,纸质不改,墨迹浓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与Micawber相比,购物中心那家书店面向大众,也更加商业化。但也许因为是在普林斯顿,那里学术书数量也不少,细加拣选,也经常有所收获。不过,在那家店买的书,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本超大尺寸影册: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二十世纪代表人物》),编者Barbara Cady。书中选收二十世纪历史人物两百名,无分肤色、性别、国籍和活动领域,一面文字,一面黑白人物摄影。中国人,毛泽东之外,有江青,却没有邓小平。出了西方,编者眼界的限制就突显出来了。
纽约大都会,生活节奏快,比较中小城市,尤多变化。十年前旅居曼哈顿,曾遍访哥九九藏书网大周边书肆,如今,书店地图已经改变,而112街一家专营学术书刊的书店,一经发现,立刻成为我时常光顾之所,这家书店的店名:“迷宫”,也开始频频进入我的购书记录。
住纽约和普林斯顿期间,旅行较多,或由两地去哈佛、耶鲁,或由普林斯顿去纽约。每次旅行,访书都是行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许多书就得之于旅途。最远的一次是在美国西北地的西雅图。头天演讲、讨论,第二天无事,先逛大学书店,选书数种,然后进城,同朋友徒步往海边,聊天,吃饭,回去时路过大市场里的旧书店,又进去淘书,购得两册而归。其中,John Gray出版于1996年的Isaiah Berlin(《以赛亚·伯林》)带给我许多阅读和思想的乐趣。其实,这本书也是普大出版社推出的。普大出版社有美国宪法研究系列,也有一个有关伯林的系列。在普大出版社专柜,我曾买到伯林的另一本书: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扭曲的人性之材》)。7月末,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告别普林斯顿,仍在高研院的殷老弟前来送别,以书相赠。翻开扉页,我和内子的名字下面,有几行工工整整的小字:要治国平天下,须得草莽英雄。下面画有笑脸,后面还有四个字:格物致知。落款下方的时间是:公元2000年7月28日。这本书的书名是The Power of Ideas(《观念的力量》),作者Isaiah Berlin,普大出版社2000年出版。
有很长一段时期,访求书籍,在我,可说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游学美国,这种诱惑不是被抑制和减弱了,而是被释放和增强了。因为那里好书更多,求取更易,甚至价格(至少相对价格)也更廉。在那段时间,往来于书店之间,流连于书架之下,是我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生活的一大乐事。三册游学日记,几乎就是一部访书录,记下了每一次与书的相遇:时间、地点,自然,还有书和与书有关的人。
另一间常去的书店,是距书屋不远的哈佛书店。这家学术书店创自1932年,大约是此地历史最悠久的书店了。店分地上、地下两层。地下一层均为折价图书,包括二手书。那里淘到的书有若干种,其中有一本特别值得一记。
有在纽约访书的经验,初到小镇普林斯顿,难免感到失望。这里没有诸如Barnes &Noble或者Strand 那样的巨型书店,也没有“迷宫”那样门类齐全的学术书专营店。大学商店规模不小,但售书部只占其中一角。街上有旧书店三两家,但不像Strand也经营新书,规模更不能与之相比。实际上,遍访镇上所有书店之后,我觉得这一年不会买多少书了。不过,既然在此居住生活,又戒不掉购书癖,只好入乡随俗,在那几家书店转进转出。慢地,我发现,这里的书店其实自有格局,在此地淘书也不乏乐趣。
在专营学术书的书店里,“迷宫”规模可观,单“法律研究”一项,就有两大书架。曼哈顿的书店,就我所见,除非列入教科书,法律类没有如此规模。书店分两层。大门进去,和左手的柜台相对,是一面新到折价书的书架。大堂正中,三面书架中间的大桌,平放的都是折价书。楼梯在大门右手、折价书柜后面,楼梯一侧,还有方形的楼梯拐角,也放置了折价图书。二楼是一排排的书架,像是图书馆,楼梯口和书架之间,有时也会摆上长长的条案,专售折价书。
时间稍长,我发现,要在这里淘到中意的书,有两个诀窍:一是要经常去,这样才不致错过想要的书;二是看到合意的书就买,不要管是否成套。前面提到的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私人生活史》),一套五卷,我就是分次在那里买齐的。这套书采用大开本,图版极多,印制精美,每卷都有六七百页,拿在手里,重如金砖。一册六美元,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之前在“迷宫”错失这套书,未免懊悔,如今复得之,价更廉而品相更佳,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来国内据法文版出中译本,一切仿照原书,看上去亦与英译本无别,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中译本不但开本略小,纸张及印刷工艺亦不及后者,故其图版小而模糊,此外,中译本少了彩色插页,每册篇幅亦较英译本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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