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阿德里安娜生前的助手莫里斯·萨耶发现西尔维亚死在奥德翁街12号的公寓里。死因是脑栓塞猝死。

两位店主给读者作出很有见地的建议，还为青年作家提供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帮助。安德森看到自己的短篇集《俄亥俄州的温斯堡》在橱窗里，踏入了莎士比亚书店的门槛。西尔维亚把他引见到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圈子里，又陪他到伽利玛出版社签订他在法国的第一份合同。

西尔维亚穿越于两个文化之间如鱼得水，阿德里安娜说她是那么美国又那么法国。她自称世界公民，似有使不完的精力，无所畏惧。圣·约翰·佩斯说：“她动作像个西部警察，让人觉得她的马就系在门口。”

安德森在1921年12月给西尔维亚写信引荐海明威，那时海明威除了给堪萨斯《星报》写过几篇报道以外，没有出过一部书。但是安德森肯定海明威日后会成为她的好主顾和好朋友。在海明威的一生中，巴黎所起的作用已因《流动的盛宴》一书成了家喻户晓的传奇。他最初的几部杰作都是在巴黎孕育写成的，而最早赏识他的天赋与见证他的成功的是阿德里安娜和西尔维亚。她们受邀到海明威的住所听他朗诵作品片断。回家途中，阿德里安娜说：“海明威是个真正有创作天赋的人。”第二年这部作品给他带来了光荣，那就是《太阳照样升起》。海明威晚年深情回忆他那段日子和朋友，说到西尔维亚：“我一生中还没有谁待我像她那么和蔼可亲。”他脾气虽躁却从没对她发过火。

奥德翁（Odeon）一词来自希腊语，原是诗歌吟咏的剧场。1779年巴黎第六区卢森堡宫北头开始建造一座剧院，命名为奥德翁。正门口的路，也就叫奥德翁路，不远的尽头是奥德翁十字街。一边是出版业集中的圣日耳曼德普莱，一边是大学林立的拉丁区，一边是艺术家荟萃的蒙巴纳斯。奥德翁路正处于这块三角地的中央。周围有不少历史建筑。法国革命家德穆兰住在路角22号时，1794年被雅各宾党人抓去，与丹东同时被处死。著有《人权论》的美国政论家潘恩住过10号、《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住过20号。这条街本身却像外省的小巷，是落拓艺术家（也称波希米亚人）的落脚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奥德翁路是巴黎一条小街，只因为有了两家不大的书店，在1920—1930年代成为文化地标，犹如艺术家眼中的蒙马特尔和蒙巴纳斯。

书友之家与莎士比亚书店的这种魅力与能量在巴黎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是巴黎右岸的贵族沙龙，不备美酒与佳肴招待，但是出入的文坛名人则是一样的。他们隔一阵子在两家书屋举行讲座与座谈，吸引文学青年把店堂挤得满满实实。

从1920年代开始，法郎贬值，成千上万美国人不满国内禁酒运动和清教徒式生活方式，来到了巴黎，花费不多，但可以活得很滋润。西尔维亚说她的书店还兼有两大职能

九九藏书

：穷人银行和捷运公司。美国人到欧洲旅游，在巴黎保留一个联络处，莎士比亚书店成了他们理想的驿站，传递邮包和私信，不但保证他们行动自由，还为他们的地址保密。海明威最在乎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于是“留局待领”的工作委托给了西尔维亚。

1958年，纽约州立大学洛克伍德纪念图书馆收购西尔维亚·比奇的关于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的最完整档案。西尔维亚已七十一岁，得到五万多美元，首次过上小康生活。

阿德里安娜还是个诗人，出版过《形象》（1923）和《美德》（1926）。1925年还创办了一份刊物《银舟》。如今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从仅存的十二期的目录也可以看出阿德里安娜的编辑眼光，没有一期不登载着一位今日已成大家的早年之作。

1937年，西尔维亚觉得书店前途黯淡，开始撰写回忆录。欧战开始，1940年6月德军占领巴黎，她拒绝撤回美国。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在巴黎的处境更加艰难，每周要到警察署报到，她还是不愿放弃她的小店。1941年12月的一天，她看到一名德国军官走进店堂，要买橱窗里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西尔维亚头也不抬，说这是私人藏书不卖的。军官气呼呼地走了。几天后他又来要买乔伊斯的那部书。女店主再说现在缺货。德国人临走前威胁要在二十四小时内把店里的书全部充公。

阿德里安娜不遗余力地宣扬本国优秀文艺，也支持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学作品。她被认为是《尤利西斯》法语版的出版人、海明威在巴黎的引路人，却不精通英语。在这方面给她起桥梁作用的是另一位书店女店主。人行道对面12号是莎士比亚书店，橱窗后面笔直站着一位中年妇女，就像“五月花”号船上的旅客，海风还吹拂着她的棕色头发。她是西尔维亚·比奇，两次大战之间在巴黎当之无愧的美国民间文化大使。

1917年，威尔逊总统让美国参加战争，西尔维亚的父亲写信给她，恨自己“没有儿子去为自由而战死”，女儿决定到塞尔维亚参加红十字会工作。她走遍欧洲，在马德里和托斯卡纳住过，讲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讲法语更是她的第二天性，有人说她“能以最道地的美国方式讲最道地的法国法语” 。

她鼓励读书，介绍好书，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既不同于书评家和文艺记者的介绍，更有异于格拉塞、伽利玛、德诺埃尔等出版社雇用专人为自己的出版物作推销。她把自己的店堂、后店，甚至楼上的寓所都奉献给自纪德以下三代文人的交往活动。瓦莱里1941年为了避人耳目借用她的家朗诵《我的浮士德》。

1919年11月，西尔维亚放弃在伦敦开一家法语书店的打算，决心在巴黎开一家英语书店。阿德里安娜帮助她在附近杜布特朗路找到店面，开ｗwｗ.9９ｌｉb.ｎｅt出了莎士比亚书店。她爱说，“莎士比亚是我的合伙人。”过了一年多，奥德翁路12号一家商店关闭，西尔维亚马上把书店搬到这里。从此西尔维亚与阿德里安娜在同一条街，一个单号，一个双号，面对面隔几步路，经营语言不同、模式相同的两家书店，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她俩也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十五年。

阿德里安娜自幼受母亲启蒙，认识了象征主义，喜欢梅特林克和德彪西，十岁时听《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热泪盈眶。稍长后热爱马拉美、兰波、魏尔伦、拉福格，接着自然而然欣赏他们的接班人瓦莱里、克洛岱尔、纪德。她对文学的品位与法国水星社和新法兰西杂志社是一致的，前者是象征派的大本营，后者是新思想的实验室。在巴黎，书友之家独家拥有这两家出版社的全部书目。

西尔维亚立即作出反应，在阿德里安娜、助手和门房的帮助下，两小时内把五千多部书和装饰物都搬到四楼的空房间内。第二天莎士比亚书店招牌涂上油漆，宣布关门。之后，它再也没有重新开张。只是今日在旧址门口有一块铭牌，上书：“西尔维亚·比奇小姐在此幢楼里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

奥德翁路在他们嘴里加上了后缀，变为“奥德翁尼亚”（Odeonie），俨然成了一座新文化王国——“文学议会”。大家见面时问：“奥德翁尼亚有些什么吗？”也就是问巴黎文坛有什么新动向。文学青年纷纷来寻找公立和大学图书馆不进的新潮流书刊。不但可以遇见心仪的作家，还可邂逅有趣的同好闲聊。诞生于瑞士的达达运动的杂志就是首先通过书友之家散发而在法国传开的。

阿德里安娜在1943年关掉书库，书店半死不活地开到战后。她利用与外交部官员的交往，救出了好几位犹太裔作家，其中有库斯勒、本雅明、克拉考尔等。

历史没有提到那名德国军官有没有把他的威胁付诸实施。他即使来，看到的也只是一间人去楼空的书屋。西尔维亚的书安全度过了战争年代，本人则没有这样幸运。她是美国人，也就是敌国侨民，1942年遭盖世太保逮捕，在集中营关了六个多月，经维希政府达朗海军上将的秘书的疏通，释放后蛰居巴黎。

当年声誉如日中天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把诗集《果园》寄给她，题词中引用阿德里安娜的一句诗，并在这页下面写：“请翻到下一页”，下页有他亲手书写献给阿德里安娜的一首新诗。阿德里安娜过了好多年还说，“我不配啊，我当时激动得哭着跪倒在地上。”

至于1951年在塞纳河畔比什利街（Rue de la Bucherie）开设的书店，先名为“密史脱拉风”（Mistral），1962年西尔维亚·比奇逝世后又改为“莎士比亚书店”，那完全属于另一页历史篇章。

1915年，她在奥德翁路7号找到一家已经关闭的九九藏书家具店，开了“书友之家”。那时妇女在书店工作的不是没有，一般都是女儿帮助父亲打杂，或者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妻子坐在店堂里经营。而阿德里安娜是在巴黎白手起家独立做书店的第一位女性。

1952年，阿德里安娜因病心力交瘁，把书店招盘。1955年，她不堪美尼尔氏病头晕耳鸣的折磨，服用大量巴比妥类药结束生命。

书友之家卖书、借书、开讲座、组织座谈，还给作家与读者穿针引线，向杂志社或出版社推荐青年作家。有人要求跟纪德见面，给瓦莱里捎封信，一般都是有求必应。从一大堆的致谢信中也可看出阿德里安娜的帮助是非常有效的。向她求助的不止普通读者，还有文坛名人。1960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圣·约翰·佩斯称赞她是法国文学的“热心肠保姆”。蒙泰朗1922年在自传体小说《梦》一书内给她的题词：“通过你一人，我知道了现代文学中有些什么。”克洛德·鲁瓦是文采华茂的诗人，也说：“我小时候看戏是为了消磨时间，现在才懂得看戏是为了不让时间把我消磨。”他称阿德里安娜是他的“精神母亲”，其实两人没有相差几岁。

尽管西尔维亚生前表示过意愿，要在死后葬在阿德里安娜旁边，但是她的家属没有这样做，把她接回童年的故乡，葬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一块墓地里。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则葬在离巴黎四十五分钟路程的小村子的小墓园里。

雅克·普雷韦尔被阿德里安娜引进了文学界，懂得如何全面欣赏一部书、一出戏、一幅画，后来成为优秀的歌谣诗人。他的代表作《歌词集》1945年出版，书友之家一次订了几百册，在店堂里向读者推荐。

不到一年，巴黎先锋派作家除了纪德和克洛岱尔稍为年长以外，十九世纪七○后的有瓦莱里、雅姆、苏亚雷斯、法格；八○后的有拉尔博、于勒·罗曼、杜亚曼、勒韦迪、桑德拉尔、阿波利奈尔；九○后的有布勒东、阿拉贡、苏波、阿尔托、米肖等，都成了书友之家的常客。纪德、瓦莱里、克洛岱尔来这里比去贵族沙龙还喜欢。

请愿书如石沉大海，纪德又一次挺身而出，说官方机构不作为，朋友们一起来帮忙，西尔维亚可以任意使用他的名义。于是成立了一个支援委员会，由十一位作家组成，其中四位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在书店开讲座，募捐筹款。纪德德高望重，1936年2月1日开第一讲，解析与朗诵他的《杰纳维耶芙》，座无虚席。接着是瓦莱里讲他的《那喀索斯》，施伦贝格介绍他尚未出版的《塔蒂的诱惑》，波朗朗诵《塔尔布之花》……

生前她们相隔一条小街，死后她们相隔一片海洋……

她二十三岁，没有经验，没有资财，但怀着热忱与信仰像战士一般工作。她的目标是让读者接触到当时排斥在主流外的现代文学。在书店一隅还附设了一个借阅书库。

西尔维亚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查阅《诗歌与www.99lib.net散文》杂志，发现阿德里安娜的名字，抄下地址去找她。西尔维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一扇打开的门边，一阵风把我的西班牙帽吹落在地，骨碌碌滚到路中央，阿德里安娜尽管穿长裙，在帽子后面跑得很快。她抓住帽子，掸了掸灰，走来交给我。然后我们两人相顾大笑。”阿德里安娜一听她是美国人，脱口而出：“我喜欢美国。”西尔维亚也说：“我喜欢法国。”两人一见如故。

平静地、永恒地……

“我的幸福来自一场灾难。”阿德里安娜常常这样说。她中学毕业后在《大学年鉴》杂志当了三年文学秘书，深知气势很盛的学院派是怎么一回事。父亲是邮电局职工，在一次工伤事故后得到一万法郎赔偿金，如数交给女儿让她去实现开书店的梦想。

法国人号召同胞拯救一家美国人开的书店，英美文艺人士也不闲着。威廉·布特在《纽约太阳报》写文章说：“为了文学，法国人不但会战斗，会被杀，还会募捐。”艾略特渡过海峡到莎士比亚书店朗诵他的名作《荒原》。海明威更是义不容辞，与斯蒂芬·斯宾得作英美文学讲座，获得完美成功。

受西尔维亚之惠的还有名气更大的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书从1921年开始，在美国被定为禁书，到1927年在法国出版，这是第一场七年战争。在巴黎酝酿出版法语版，到1929年完成，初版封面上写着：“由奥古斯特·莫雷尔主译，斯图亚特·吉尔贝助译，全部译文经瓦莱里·拉尔博和作者本人合作审定，书友之家出版社出版。”这在奥德翁尼亚称为第二场七年战争。其中西尔维亚作出了呕心沥血的努力。一向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乔伊斯不得不承认，西尔维亚“把一生中最好的十年当作礼物送给了我”，还说，“《尤利西斯》也应该是她的战利品”。

阿德里安娜进书内容不讲主旋律，只凭优劣，她选择的作者是面向未来的精英，读者则是在彷徨中寻找思想出路的青年。为了寻找《地粮》一书，阿德里安娜给纪德写信，纪德看了她的进书目录，就知道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书店，两人虽然地位与年龄相差悬殊，纪德还是很欣赏她。

这里平时很少有人经过，只是到了中午，阳光照得街面像金色的河面，有两位青年妇女站在“两岸”面对面愉快交谈。一位是阿德里安娜·莫尼埃，背后是书友之家书店，一位是西尔维亚·比奇，背后是莎士比亚书店。

西尔维亚的父亲是巴黎美国长老会牧师；她自己1902年十五岁初次到巴黎，之后常来，1916年后长居于此。她幼年体弱多病，有许多时间阅读，读遍《莎士比亚全集》，除了那部《哈姆雷特》，因为祖母说其中一章99lib•net“写得不好”，抓起它扔进了壁炉里。

1951年，西尔维亚把她的五千册书捐赠给巴黎美国图书馆，另外五千册英国文学书籍捐赠给索邦大学附属的英国研究学院。

萨特与波伏瓦从1927年起做了书店会员。波伏瓦正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我在书友之家登记当会员……我那时贪读，一次借两本书的规定实在叫我不能满足。我偷偷在书包里塞进半打以上的书。难的是以后要把它们归还原处。我怕我也没有全部还清。”

莎士比亚书店开张不到几个月，就成了英语国家侨民和游客的必经之地。书籍符合时代需要，售书以外还提供借阅，教师与学生享受八折优待。阿德里安娜给她源源不断介绍熟客。纪德穿长大衣戴大礼帽如飞跑来，瓦莱里周四下午在法兰西文学院开完例会后翩然而至。阿拉贡下午四点后常来奥德翁尼亚，衣冠楚楚，风流倜傥。美国人与英国人更是辗转相传，格特鲁德·斯泰因、爱丽丝·托克拉斯第一次进门就登记当会员。乔伊斯、庞德、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温弗雷德·布莱尔、希尔达·杜利特把书店当作约会地点。

出现在会员册中的不仅有文学大家，还有其他领域的人物，如音乐家米约，画家白朗希，剧作家演员库波、若韦、维拉尔、巴罗尔特，甚至还有心理学家雅克·拉康。这位继弗洛伊德之后的大心理学家不但来借书，还买玻璃纸。阿德里安娜为了保持书籍卫生，每次借书归还后都要把包书纸撤掉换上新的。拉康也养成了这个好习惯。1921年听过乔伊斯讲座，五十四年后写出一篇奇特的《乔伊斯综合征》。

莎士比亚书店毕竟是一艘小船，在国际形势的惊涛骇浪中极其脆弱。1929年，欧美金融危机。到了1930年代，巴黎的美国社团开始风流云散，从两万人降至四千人。莎士比亚书店不得不向当局求助。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赫里欧、茹弗内、杜亚曼、纪德、吉罗杜、莫里亚克、莫洛瓦、波朗、罗曼、瓦莱里……要外交部和公共教育部注意到：“当前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国际接触，莎士比亚书店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银舟》的命运很短促，没有做完一年便难以为继，濒于破产，阿德里安娜不得不把她的书库拍卖还债。书库包括几百部初版书和许多珍贵文稿。藏书扉页都有那个时期作家的题词。他们真正称赞她是：“巨著的教母”（白朗希）、“我们大众的知心人”（克洛岱尔）、“世上最可亲的出版人”（瓦莱里）。许多作家听说拍卖一事，赶在这之前再拿出自己的著作题上词送给她。1926年在德鲁奥拍卖行的那次拍卖中，不少人又把自己送她的书买了回来再送给她。

她没有读完正规学校，在普林斯顿大学给一位教授当过实习助理，在文艺新闻工作中作过几次尝试，在法国都兰地区当过志愿者，到三十岁还是“一事无成”。西尔维亚说家族中九代都有人当牧师，却不知道上帝给她安排了什么样的使命。1914年，她在纽约遇见一位出版商，启发她有了开书店的念头。1916年遇见阿德里安娜，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