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锡格马林根部分，塞利纳没有写到他的演员朋友勒维冈，勒维冈跟他一起抵达锡格马林根之后，两人就闹僵了，至于什么原因闹僵的则没有任何交代。但即便两人关系失和，战后勒维冈在法庭上依然极力为塞利纳辩护，后来塞利纳的这位演员朋友被判处十年强制劳动，假释之后去了西班牙，继而流亡阿根廷，最后在贫困中死去。

塞利纳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巴黎评论》）专访时曾表达过他的“遗愿”，他不指望后世的法国人会公正地看待他，但真心希望中国人会阅读他的作品，所以，我在译完《死缓》后，紧接着又翻译了这本《城堡》，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大家们批评指正，多提宝贵意见。

现任龚古尔奖评委会主席的贝尔纳·皮沃曾在《理想藏书》中把《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列入“理想藏书·回忆录作品佳作”，而该书的法文版封面上明确标注为“小说”（roman），但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城堡》既不是纯粹的小说，也不是纯粹的回忆录，它跟真实一直保持着距离，但又拒绝完全虚构，而这正是塞利纳“德国流亡三部曲”的一大特色。

塞利纳先后接受了《快报》、瑞士法语电台等媒体的长篇专访，在《快报》的那篇访谈中，他再次用挑衅的口吻为自己的那本抨击性的反犹小册子《大屠杀前的琐事》辩护（“那也许是我写给法国人的唯一的一本书……我想阻止战争……”），他谈到1957年法国人的堕落（酗酒，贪食，抽烟，痴迷汽车，拒绝工作，贪图享乐），谈到未来（白人种将会被中国人消灭），等等。这篇访谈变成了他反击敌人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是他多年沉默的一次集中爆发：“所有那些攻击我的人，所有那些没授予我诺贝尔奖的人，所有那些没给我发放年金的人，所有那些没让我进法兰西学院当院士的人，所有那些讥笑我的人，所有那些唾弃我的人，他们都是蠢货，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明白，他们都是罪人，因为我才是受害者！应该感到畏惧的人是他们，不是我，因为错在他们那边。”（他在《城堡》中已经把罗歇·瓦扬、萨特、马尔罗、戴高乐等人骂了个遍）这篇访谈发表之后，极右翼组织非常气愤，他们觉得《快报》刊登这样的访谈是一种“背叛”，而塞利纳的书则是在嘲笑那些战争中的死难者。作家克拉维尔认为塞利纳在为附敌分子辩护，塞利纳虽然已经为自己的言行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但“还应该付出更大的代价”。《人道报》《世界报》《费加罗报》《周日晨报》等主流报刊也参与到了这场论战之中，左翼和右翼的笔战持续了数月，论战所引发的舆论反响丝毫不亚于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1932年问世的时候。

塞利纳初到默东的生活并不顺利，虽然那所房子所在的位置他非常满意，地势很高，可以看到全景，离巴黎不是很远，清静的环境可以满足他退隐和创作的需要，但房子本身很破烂，里面没有任何舒适的起居设备，刚搬进去时连暖气都没有，而且由于他一到那里就在栅栏门上挂了一块写有“德图什医生”的牌子，他遭到当地居民的抗议达两年之久，甚至有人去政府部门请愿要求把塞利纳作为不受欢迎的人从那里驱逐出去。塞利纳在默东进入退隐状态之后，在差不多十年时间里几乎是足不出户，因为去一趟巴黎虽然只要两个小时，也会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不到六十岁便已进入风烛残年。他足不出户的另一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虽然挂了行医的牌子，但就像《城堡》里写到的那样，上门看病的人寥寥无几，他变成了一个可怜的、遭人蔑视的、没有病人的医生。实际上，他也没指望看病能给他带来什么收益，他自己都已经是个病人了，饱受失眠、偏头痛的折磨，他还要自己负责家务，照顾那么多宠物，更重要的是晚年的三部九九藏书作品几乎耗掉了他的全部精力。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他都是通过报纸、朋友的到访和记者的采访了解到的，那些事也都以这种那种方式多多少少融进了他的作品。

在默东这部分，塞利纳还写到他对出版社编辑，尤其是伽里玛出版社老板加斯东·伽里玛（阿西尔）的“满腔仇恨”。说到加斯东·伽里玛，出版界津津乐道的是他作为出版家的“敏锐的文化嗅觉，鹰隼般的捕获力”，在“塞利纳开出18％的版税、500万法郎的预付金、现金支付、保留附属权利、重版他以前的所有小说等等离谱条件的情况下，毫不犹豫，马上拿下”，但问题是，这么好的老板怎么会在小说中遭到塞利纳的“辱骂”呢？实际上，与伽里玛签完合同才几个月，塞利纳就不高兴了：他的书出版速度不够快，发行没怎么铺开，宣传不够力度，而那些“三流作家的垃圾作品”却竞相出版，所以一段时间里，塞利纳写给伽里玛的信件的语调跟《城堡》里的语调一模一样，充满抱怨、不满、嘲讽、愤怒、辱骂、要求解释甚至威胁，而《城堡》一书也险些被他拿给了别的出版社。他的头一批作品的滞销、遭受抵制以及某位同行作品的“没有道理的成功”，都让他气愤，他把这一切都怪罪于出版社，痛斥出版社老板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盘剥作者的寄生虫，作者则是可怜的受剥削者和奴隶。当然，塞利纳这么写实际上也有其艺术上的追求，他在《茫茫黑夜漫游》和《死缓》中早就刻画过两个受剥削的人物形象——巴尔达缪和费迪南，《城堡》里再出现一个受剥削的受害者塞利纳也就不足为奇了。

塞利纳出狱后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这一段流亡经历写出来。早在1948年夏天，塞利纳就跟友人说到过自己在德国的逃亡经过，说他在德国的火车站“坐在尸体上，里面很黑，很难分清哪是死人哪是活人”，说他在锡格马林根见到了赖伐尔（法国维希政府总理），到最后“有点喜欢上这个人了，因为赖伐尔好像也是和平主义者和爱国者”。在给《小臼炮》杂志主编的信中，塞利纳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什么时候您真该给锡格马林根出个专号，在巴黎有很多从锡格马林根死里逃生的人。等您的稿子都准备好了，再过来找我，我可以告诉您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因为我是医生，不抽烟，不喝酒，只喝水，我的记忆力惊人地好。”几年之后，那些铭刻在他记忆深处的所见所闻都被写进了《城堡》。

早在1932年，法国作家贝尔纳诺斯就预言过，“上帝创造塞利纳就是为了引起愤慨与争议的”。但在坟墓里躺了五十多年依然在活人的世界里饱受争议的作家似乎并不多见。2018年新年伊始，在法国围绕塞利纳1930年代撰写的那三本小册子的重版问题再次引发了一场正反两方的激辩，连法国现任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也被卷入了论战。当然，他是站在赞成重版的一方，他说，“你有很多好理由厌恶这个男人，但你不能否认这位作家在法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如今，关于《城堡》的论战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后世的作家、评论家又是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呢？米兰·昆德拉的文学评论集《相遇》（2009）中专门辟出一章来介绍这本书，道出了塞利纳的可贵之处，他说，“许多与塞利纳同代的大作家也都有过死亡、战争、恐怖、酷刑、流放的经历……而他是唯一发声诉说这种极其特殊经历的人”；法国文坛重量级评论家菲利普·索莱尔斯是塞利纳的超级粉丝，撰写过很多关于塞利纳的评论文章，他在《塞利纳的微笑》一文中写道：“塞利纳凭借着自己炉火纯青的技艺留下了许多部杰作，譬如《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和《北方》，在我看来，这两本书超过了《茫茫黑夜漫游》和《死缓》。”他们俩的评价比较有代表性，即使算不上盖棺定论，至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九*九*藏*书*网

无论如何，《城堡》的出版让沉寂了七八年之久的塞利纳重新回到了法国文坛的中心，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此外，塞利纳在1952年出版的《下一次就是仙境》，原计划是写他从蒙马特到锡格马林根的逃亡经历的，书中隐隐约约提到了流亡德国的法国人个个身患疥疮，提到了他给赖伐尔所做的护理，他在自己的宾馆房间里给患者看病，“对面的厕所粪便漫溢出来，在走廊里流淌”，而这些恰恰就是后来在《城堡》里出现的情节。在《城堡》里出现的另一个人物卡伦（希腊神话中渡亡灵去冥府的船夫）也已经在《仙境》中提前出场了，已经开始用长桨劈他的脑袋了。《仙境》的续篇《诺尔曼司》没有再涉及流亡德国，但塞利纳一写完《与Y教授的对话》即计划写一本与该经历相关的新书——《仙境Ⅲ》，只可惜《诺尔曼司》（即《仙境Ⅱ》）销售惨淡（只卖了7000册），而且评论界也没有丝毫的响应，创作《仙境Ⅲ》的计划就此搁浅，也迫使他转攻《城堡》，因为《城堡》里发生的那些事法国人多多少少都了解一些，才过去十年，法国人依然会有浓厚的兴趣，“那毕竟是法国历史的一小部分”，谁也无法回避。事实证明，塞利纳选择这一炙手可热的题材进行创作是明智的选择，《城堡》出版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使塞利纳再次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关注。

《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以下简称《城堡》）是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德国流亡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为1960年出版的《北方》和1969年出版的《里戈东》）中的一部，1957年6月由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与《北方》一道被誉为塞利纳的“巅峰之作”。《城堡》虽然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叙述的却主要是他在德国逗留的最后一段日子在锡格马林根的所见所闻和各种遭遇，抵达锡格马林根之前的故事则留给了第二部作品《北方》，而他的遗作《里戈东》则主要叙述他从德国逃往丹麦的经过。这“三部曲”让塞利纳在晚年恢复了名望，而打头的作品《城堡》被认为是塞利纳的“另一部《茫茫黑夜漫游》”，塞利纳在书中不仅讲述了自己的流亡经历，也记录了维希政权的末日景象。

在抵达锡格马林根之前，住在城堡里的那些维希政府要员当中，塞利纳只认识布里农和马利翁，这两人以前是做记者的，塞利纳认识他们也很正常。逗留期间，他认识了另外一些人，但不包括贝当，贝当从来没找塞利纳看过病，即使是他的私人医生梅内特莱尔被德国人赶走之后。塞利纳给赖伐尔和毕歇隆做过治疗，他除了做医生，并不担任其他职务，住在条件恶劣、拥挤不堪的雄狮宾馆，但和莉莉都可以进入城堡，所以像书中写到的那样，对城堡里的廊道和廊道里挂着的一代又一代霍亨索伦王室成员的肖像特别熟悉。

在抵达锡格马林根之前，他不是没有疑虑的，意识到这一去可能会对他个人的前途命运造成损害。到那里之后，他和政治刻意保持着距离，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给那两千多名法国流亡者治病上，那些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却要不间断地劳动，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他先是在雄狮宾馆他自己的卧室里看门诊，病人直接睡在他的床上，连摆放医疗器具的桌子都没有一张，后来他和另一位法国同行获准使用一名德国医生的诊所。此外，他还要出诊，去菲德里斯医院和火车站，特别是火车站那里常常挤满生病的妇女和孕妇，这些经历都被写进了《城堡》。

在《城堡》中，塞利纳在回忆锡格马林根的同时，还写到了另外两个地方，也就是他离开德国之后连续生活过的丹麦和默东，1945年3月—1951年6月期间在丹麦，获得大赦后才回到法国。如果说他对锡格马林根的描写采取的是真实和虚构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对丹麦和默东的大量但简短的描写则更接近真实，对自己丹麦的遭遇更是没有一点含糊，包括刚到哥本哈根时隐姓埋名、偷偷摸摸的生活，然后被拘捕，被监禁，以及之后的那段艰难岁月。1945年12月17日，在隐姓埋名过了九个月之后，塞利纳和他的妻子在一天夜里双双被捕，由于去抓他们的是一些便衣警察，塞利纳以为是杀手，所以第一反应是逃到屋顶上，抓捕行动塞利纳在《城堡》中也写到了。然后，夫妻俩被关进了哥本哈根的西部监狱，莉莉关了十一天后获释，塞利纳实际上被关了十四个月，他在《城堡》里的相关叙述基本属实，只是把监禁的时间改长了，其他的细节则真实再现了他的狱中生活，包括他那间单人牢房，其他犯人的嚎叫和狼狗的尖叫，他的糙皮病，用英语进行的审问，等等。监狱环境恶劣，他的妻子一直以为他活不到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一天，他本人后来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写道：“至于身体，那是彻底给毁掉了。”这十四个月的监禁把他从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年男子陡然变成了一个羸弱不堪的小老头，十四个月后他获得假释，1947年6月才最终获释，但不得离开丹麦。他先是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楼梯间居住，1948年夏天搬到了离科瑟镇六七公里远的一间与世隔绝、没有煤气水电没有厕所、只适合夏天短暂居住而一到了冬天就像冰窟一样的茅屋里，在那里一直住到1951年夏天。这三年在冰天雪地里备受煎熬的潦倒生活，塞利纳在《城堡》里也做了忠实的记录。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6月17日，已经预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的塞利纳带着新婚妻子莉莉，以及他们的猫贝贝儿一起离开巴黎蒙马特街区吉拉东街4号的公寓，准备前往丹麦，据说塞利纳在战前就已经把自己的积蓄换成金币安全转移到了那边。但当时通往丹麦的路线只有一条，必须经过德国，因此他们只能先去德国。离开后没多久，他们在巴黎的公寓就被人破门而入，他们的家具、塞利纳的摩托车统统被毁，几部手稿也不翼而飞。抵达巴登-巴登之后，他们被德国警察扣留，证件被收缴，塞利纳要求继续前往丹麦，或者去瑞士或返回法国，但都被拒绝。这期间，他们一家去了一趟柏林，想拿到准予离开的通行证，但被要求返回巴登-巴登。8月15日，塞利纳在蒙马特的演员朋友、被牵扯进“附敌合作组织”的勒维冈和其他流亡者抵达巴登-巴登。8月底，他们获准去柏林。塞利纳求助早年在巴黎结交的一位德国同行H医生，该医生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行政职务，他把塞利纳一行安排到离柏林一百多公里的西北部一座村庄里。9月初，贝当元帅和他的政府部长们被德国人带到了德国南部的锡格马林根；10月底，塞利纳申请去那里当医生；11月初，他们一行坐火车从北到南穿越德国，抵达锡格马林根。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间，他住在锡格马林根的雄狮宾馆，开始行医。1945年3月22日，塞利纳获得特别通行证，和莉莉、贝贝儿一起离开锡格马林根，经过五天的颠簸，最终在3月27日抵达哥本哈根。4月24日贝当元帅向法国临时政府自首。5月8日德九九藏书网军投降。12月17日塞利纳在丹麦被拘捕。

在《城堡》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锡格马林根、丹麦和默东，虽然塞利纳在锡格马林根的逗留只有四个月，是三处逗留时间最短的，但在作品中却占用了最大的篇幅。1944年11月初，他抵达锡格马林根，而贝当的“流亡政府”两个月前就已经在此落户。在决定前往锡格马林根之前，他咨询过布里农（维希政权国务秘书、驻德大使）的秘书米特尔夫人——塞利纳在巴黎的时候就认识她，他希望过去做医生，负责两千多流亡法国人的医护工作。他的请求得到了布里农的首肯，于是，他和莉莉、勒维冈和贝贝儿一道抵达了锡格马林根。

1950年2月21日，塞利纳被巴黎最高法庭判处一年监禁、五万法郎罚金、没收一半财产以及里通外国罪。1951年4月20日他作为一战中的“重度残废军人”获得大赦，7月份他和莉莉返回法国，在尼斯住了几个月后，10月份来到了默东。在《城堡》中，塞利纳也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他在默东与世隔绝、窘迫孤独的日子，他在那所能俯瞰整个巴黎的房子里住了十年，专事创作，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1957年7月20日，《城堡》正式出版，从他回到法国之后就一直笼罩着他和他的作品的沉寂一夜之间被打破，甚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伽里玛出版社在向媒体发送的新闻稿里是这么写的：“二十五年前，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新者路易-费迪南·塞利纳横空出世，从那时起，从亨利·米勒到马塞尔·埃梅，从萨特到雅克·佩雷，从西默农到马索，许许多多作家都坦然承认自己受惠于塞利纳和他那种表现现代世界的全新方式。他在这部新作的书名中说到的城堡是痛苦之地，幽灵出没，而这些幽灵便是战争、仇恨和苦难。塞利纳作为城堡主三次现身，在锡格马林根有贝当和他的部长们相伴，在丹麦单人牢房里被拘押了十八个月然后又在一个破败的农庄里待了数年，然后在默东给少得可怜的那几个跟他一样穷困的病人看病……塞利纳用奢华的喜剧笔调描写了疯狂的德国人，维希政权的部长们和很快就要站在最高法院被告席上的贝当。《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理应被视为一部新的《茫茫黑夜漫游》……”

除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城堡》还写到了一些小人物，有的小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通过改头换面出现，有的则原封不动直接上场。比方说那个在他诊室里出现试图给他的病人做手术的假冒的外科医生，还有住在他楼上的那个锡格马林根的盖世太保头目，以及总是穿着皮靴、牵着身材高大的牧羊犬的盖世太保头目的妻子；还有雄狮宾馆那个时不时赏赐给莉莉一点加菜的老板娘，长得虎背熊腰，给人的感觉就是从前的老鸨；还有那个电台的女播音员，到锡格马林根投奔所爱的人却被遗弃，最后爱上城堡里的一名保镖，他们在试图偷越瑞士边境时双双被抓，被带回雄狮，在36号房接受审讯，被五花大绑丢在厕所前面的地上示众，最后被送进监狱；而小说中写到的被塞利纳从“砍柴突击队”中救出的夫妻实际上是他在蒙马特居住的时候就认识的一对音乐家夫妇。

《城堡》写了不少与这些真实历史人物相关的事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实与虚构的巧妙结合。比方说贝当的每日“出巡”是真实的，只不过不是像书中写的那样步行出游，而是坐着一辆蓝色的敞篷汽车，随行人员也不是他手下的那些部长要员，而只是一些跟他关系亲密的人，一般都是元帅夫人，再加上他的私人医生梅内特莱尔和教育部长博纳尔，而且周围全是警卫，没人敢靠近，更别说有一支长龙队伍跟在后面了，而英国皇家空军对这支出游队伍的“奇袭”以及贝当在危急关头果断下令扭转危局的神话也完全是塞利纳虚构出来的（众所周知，贝当在一战时创造过这种神话）。实际上，早在1947年，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塞利纳就说到过，他在锡格马林根逗留期间，从来就没有机会见到贝当。同九-九-藏-书-网样，锡格马林根火车站的狂欢与混乱，是塞利纳对当地日常生活场景的一次集中描写，赖伐尔在马路上与农民交谈的事是有的，但他在火车站阻止了一场大屠杀纯属虚构。这种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完美结合更加生动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风云变幻。

塞利纳在《城堡》的默东这部分写到他下山给他的病人尼索瓦太太看病后，外感风寒，导致他以前在非洲工作时感染的疟疾病复发，在谵妄、高烧引起的幻觉中见到昔日好友勒维冈，后面两人一言不合就开始对骂，等等。后来，有评论家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偏离主题，有些多余，而实际上作者对锡格马林根的回忆正是在谵妄中变得清晰起来，这次谵妄发作便是小说的一个“引子”，塞利纳早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死缓》中“诱发童年回忆”时就已经使用过这种艺术手法。《城堡》的最后部分，塞利纳大病痊愈，尼索瓦太太再次登场，让这部混乱庞杂的作品做到了一定程度的首尾照应，确保了其艺术上的完整性。

文学评论界对《城堡》这部作品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一些评论家认为，《城堡》是一部失败之作，比不上塞利纳战前创作的小说。作家德·布瓦德富在1957年8月1日的《战斗报》上评论说，这本书“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砂浆、石膏和水泥的加水搅拌：事件、词句和小聪明。这种化脓似的激情由于一刻不停地大量汹涌而出而变得平庸和乏味。这种非凡的题材在塞利纳僵直的手指中化成了粉末”。评论家亨利·科鲁瓦也持同样的观点：“没完没了的自说自话絮絮叨叨，一页纸这么写还是很有意思的，十页纸就没那么有意思了，可是三百页都这样啊！这已经不是坏了的水龙头，而是发臭的水龙头了！是阴沟！”但大多数评论家都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部小说已经让塞利纳“死而复生”，塞利纳是“唯一能与乔伊斯比肩的散文家”，小说“继承了拉伯雷的传统，作者被压抑的激情大股大股地喷涌而出”，有人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很有可能流芳百世”。还有一位名叫罗贝尔·坎特的评论家更有意思，他一直是塞利纳的反对者，一点也不喜欢塞利纳的那种“痞里痞气、简略、粗糙”的写作风格，但是他在评论《城堡》时表示：“塞利纳的混乱是一门艺术。作品中的场景都是通过塞利纳的多棱镜表现出来的，粉红色变成醒目的红色，灰色变成黑色，人物的轮廓发生变形，背部长出肉峰，脸上长满狼疮。有时真想丢下这本满是脏污的书，但总是做不到，总忍不住一页一页地往后翻……”

同样纯属作者虚构的，还有在阿贝茨家的那场晚宴以及阿贝茨与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激烈争吵场面，因为据考证阿贝茨从来就没有发出过邀请，从来就没有跨出过城堡半步。复兴查理曼帝国倒是阿贝茨的一个宏伟的政治梦想，另外夏多布里昂经常在锡格马林根露面也是真的，他跟阿贝茨的友谊也是确有其事，两人在黑森林中的一栋山中木屋里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两人关系破裂也是真实的。

在《城堡》锡格马林根部分的最后一节，塞利纳还运用了“自我虚构”。这一节写到了维希政府官方代表团去霍亨林青参加毕歇隆的葬礼，毕歇隆因为腿瘸，想让德国党卫军军医格布哈特给他做手术，但手术后没多久就死了，死因不明。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包括总理赖伐尔的代表加保尔德，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布里杜将军和达尔南，再加上新闻部长马利翁。塞利纳没有任何官职，自然不在代表团成员之列，但塞利纳知道那个举行葬礼的地方，早在1942年3月在柏林旅行的时候就到访过。他知道代表团参加这场葬礼一路上的奇遇，其中的细节应该是从马利翁那里听来的，也参考了当时报纸《法兰西报》所报道的相关内容。塞利纳用“自我虚构”的方式把自己放入故事当中，好比是一个身临其境的目击证人，见证了那一切，大大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荒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