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许多例子浮现在我的脑际，——但是不能尽述。只限再说一个。

“不，并不厉害！都是些木头人。可是我不能抱怨他们。这里有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一个女儿，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可爱的、很善良的姑娘……不骄傲……”

医士用自己的钱买了六张床铺，得到了许可，开始医治上帝的子民们了。除了他以外，医院里还有两个人：患神经病的雕刻工帕维尔，和担任厨娘职务的、一只手萎缩的农妇梅利基特里萨。他们两人调制药剂，把药草弄干或浸湿；他们还制服患热病的人。患神经病的雕刻工外表阴郁，很少说话；到了夜里就唱起《美丽的维纳斯》的歌，又走到每一个过路人面前去，要求那人允许他同早已死去的马拉尼亚姑娘结婚。一只手萎缩的农妇打他，要他看守火鸡。有一回我坐在医士卡皮通那里。我们刚开始谈到我们最近一次的打猎，忽然一辆大车进入院子里，拉车的是一匹只有磨坊主才有的、特别肥胖的瓦灰色的马。车上坐着一个穿新上衣、斑白胡须、体格结实的农民。“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通从窗子里喊道，“欢迎……是雷波夫希诺的磨坊主。”接着他低声对我说。那农民呻吟着下了车，走进医士的房间，举眼找寻圣像，画了十字。“怎么样，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什么新闻吗？……您大概不舒服吧，您的脸色不好。”“是的，卡皮通·季莫费伊奇，我有点不舒服。”“您怎么了？”“是这样的，卡皮通·季莫费伊奇。不久前我在城里买了几块磨石，就把它们运回家来，从大车上搬出来的时候，大概太用劲了，只觉得肚子里一震，好像什么东西断了……打那时候起就不舒服。今天难过得够呛。”“嗯，”卡皮通应着，嗅了嗅鼻烟，“这是疝气病。您这病起了多久了？”“已经第十天了。”“第十天了？”医士从牙缝里吸进一口气，摇摇头。“让我检查检查。”“唉，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最后他说，“我同情你，可怜的人，你的情况不妙啊；你这病不是开玩笑的；住在我这儿吧；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不过决不敢担保。”“有那么厉害吗？”吃惊的磨坊主喃喃地说。“是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厉害；您早两天到我这儿来，就没事了，马上就治好；可是现在已经发炎，眼看就要变成坏疽了。”“不可能吧，卡皮通·季莫费伊奇。”“我对您说就是这样。”“这怎么会呢！（医士耸一耸肩膀。）难道我为了这丁点儿事会死去？”“我没有这么说……只是请您留在这里。”农民想了又想，看看地上，后来又向我们望望，搔搔后脑勺，就伸手去拿帽子。“您往哪儿去呀，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往哪儿去？自然是回家去，既然病这么重了。要是这样，也该去安排一下。”“您这样就害了您自己，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得了吧；我已经在奇怪，您怎么会赶着车来到了这里？留下来吧。”“不，老兄，卡皮通·季莫费伊奇，既然要死，就死在家里；死在这里怎么行，——天晓得我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情形怎么样，还不能确定，瓦西里·德米特里奇……病当然是危险的，很危险的，没有疑问……所以您应该留在这儿。”（农民摇摇头。）“不，卡皮通·季莫费伊奇，我不能留下来……要么请您开个药方。”“光吃药是没有用的。”“我说过了，不能留下。”“那就听便吧……以后可别怪我啊！”

“怎么可笑？”我的邻居微笑着问。

他沉默了一会，呼吸紧迫起来。

特别使他感到可惜的是横在地上的橡树，——的确，有的磨坊主会出重价购买它们的。甲长阿尔希普却保持着不动声色的平静，一点也不悲叹；反之，他竟高兴地在它们上面跳过，又用鞭子抽打着它们。

我们默默地骑上马，离开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我们看到可怜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十来个农民站在他周围。我们下了马。他几乎没有呻吟，有时睁开眼睛，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惊异似地向周围看看，咬着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发抖，头发粘在额上，胸脯不均匀地起伏着：他快死了。一棵小菩提树的淡淡的影子在他脸上轻轻地掠过。

“何必写信给亲戚呢？帮助——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死了，他们自会知道。可是何必谈这些呢……最好请你给我讲讲，你在国外看见了些什么？”

他立刻站定了。

“老爷，”他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来，“请牧师来……派人去……请您吩咐……上帝……惩罚我……腿，手，全都断了……今天……礼拜天……可我……可我……喏……不让伙计们歇工。”

“死了吗？”

我们弯下身去看他。他认出了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

医士从册子上撕下一张纸，开了个药方，关照了还应该做什么事。农民拿了药方，送卡皮通半个卢布，走出房间，坐上大车。“再见了，卡皮通·季莫费伊奇，过去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请多多原谅，万一怎么了，请您别忘了孤儿们……”“咳，留下吧，瓦西里！”农民只是摇摇头，用缰绳打一下马，就驶出院子去了。我走到街上，在后面目送他。道路泥泞而崎岖；磨坊主小心地、从容不迫地驾着车，敏捷地控制着马匹，还同碰到的人打招呼。……第四天他就死了。

他忽然绝望地摇摇头，胸部难受地一起一伏。

“是包工的，老爷。我们砍一棵梣树，他站着看……他站着，站着，就走到井边去取水了：大概是想喝水。这时候那棵梣树突然格格地响起来，一直往他身上倒下去。我们喊他：跑开，跑开，跑开……他要是往旁边跑就好了，可是他一直往前跑……大概是吓慌了。梣树的树梢就压在他身上。这棵树为什么倒得这么快，真是天晓得……大概树心已经烂空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多么可惜。”（大家都知道，凡德国人费力地学会了我们的字母Л的发音之后，就拼命把这字母读得重。）

我开始讲了。他出神地听我。傍晚我离去了，过了十来天，我接到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这样一封信：

“给打坏了，老爷。”

有两三个人跑向大车去了。

“都很厉害吧？”我接着说。

“不，老兄，谢谢您，”他说，“死在哪里，反正都一样。我反正活不到冬天了……为什么徒然地打扰人呢？我在这屋子里已经住惯了。虽然这儿的主人……”

俄罗斯人总是死得很奇怪的。有许多死者现在浮现到我的记忆中来。我记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阿韦尼尔·索罗科乌莫夫，优秀而高尚的人！现在我重又看到你那患肺病的青色的脸、你那淡褐色的稀薄的头发、你那温和的微笑、你那热情洋溢的眼色、你那瘦长的肢体；听到你那微弱、亲切的声音。你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家里，教他的孩子福法和焦佳学俄文、地理和历史，耐性地忍受主人古尔的令人难堪的戏谑、管家的粗暴的亲切、恶毒的男孩们的庸俗的淘气；你带着苦笑而毫无怨言地接受无聊的女主人的刁钻古怪的要求；然而，每当晚餐之后，你休息下来多么逍遥自在啊，那时你终于摆脱了一切责任和事务，坐在窗前沉思地抽着烟斗，或者贪婪地翻阅那本残缺而油污的厚杂志——是同你一样无家可归的、苦命的土地丈量员从城里捎来给你的！那时你多么爱好所有的诗和小说，你的眼睛多么容易流泪，你多么乐意地笑着；对人们的真挚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高尚的同情，渗透着你那稚朴纯洁的心灵！应该说老实话：你并不是十分机灵的人；你既没有天赋的记忆力，也没有生来的勤www.99lib.net勉；在大学里你被看做劣等生之一，上课的时候你睡觉，考试的时候你庄重地不开口；然而，是谁为了同学的进步和成功而欢喜得眼睛炯炯发光，是谁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是阿韦尼尔……是谁盲目地信任自己朋友们的崇高使命，是谁骄傲地赞扬他们，拼命地保护他们？是谁既不妒忌，又没有虚荣，是谁慷慨地自我牺牲，是谁乐意地服从那些连替你解靴带都不配的人？……都是你，都是你，我们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记得：你为了履行“聘约”而离去时怀着悲伤的心情和同学们分手；不祥的预感折磨着你……果然，你到了乡村里就境遇不佳；在乡村里你没有可以虔敬地恭听的人，没有可以惊叹的人，没有可以爱慕的人……草原居民和受教育的地主，都像对待教师一样对待你：有的态度粗暴，有的随意不拘。加之你的模样并不动人；你胆怯，容易脸红，冒汗，说话结结巴巴……乡村的空气竟不能恢复你的健康，你像蜡烛一般熔化着，可怜的人！的确，你的房间朝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菩提树把它们的轻盈的花朵撒在你的桌子上、墨水瓶上、书本上；墙上挂着一个蓝绸的放时钟的垫子，这是一位善良而多情的德国女子——长着金色鬈发、碧蓝眼睛的女家庭教师，在临别时送给你的；有时老朋友从莫斯科来访你，以别人的或竟是自己的诗篇引得你欣喜若狂；然而，孤独的生活，教师职务的难堪的奴隶似的身分，不可能获得的自由，无穷尽的秋天和冬天，缠身的疾病……可怜啊，可怜的阿韦尼尔！

他们把他放到席子上……他好像中了枪的鸟，全身颤抖起来，接着就挺直了……

我有一个邻居，是一个青年地主，又是一个青年猎人。七月里有一天早晨，我骑了马到他家里，提议一同去打松鸡。他同意了。“不过，”他说，“让我们走我的小丛林，到祖沙去；我顺便去看看恰普雷吉诺树林；您知道我这个橡树林吗？现在正在砍伐呢。”“我们走吧。”他就吩咐备马，穿上一件野猪头形状的青铜钮扣的绿色常礼服，挂了一只毛线绣花的猎袋和一个银水壶，肩上背了一支崭新的法国枪，得意地向镜子里左照右照，喊了一声他的狗埃斯佩朗斯，这只狗是他的表姐——一个心地善良、没有头发的老处女——送给他的。我们出发了。我的邻居带着甲长阿尔希普同行，这是一个四方脸、颧骨极高的矮胖的农民；还带了一个新近从波罗的海沿岸省份雇用来的管家戈特利布·封-德尔-科克先生——一个年约十九岁的青年，身体瘦削，头发淡黄色，眼睛非常近视，肩膀下垂，脖子很长。我的邻居是新近管理这块领地的。把领地作为遗产留给他的是姑妈，五等文官的夫人卡尔东·卡塔耶娃，一个异常肥胖的女人，即使躺在床上也老是愁苦地呻吟着。我们骑着马走进了小丛林。“你们在这块空地上等我一下！”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我的邻居）对自己的同行者说。那个德国人行一个礼，下了马，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似乎是约翰娜·叔本华的小说，就坐在一棵灌木底下了；阿尔希普仍旧留在阳光底下，而且在一小时之内一动也不动。我们两人在灌木丛里兜了几圈，一窝鸟也找不到。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对我表示，他想到树林里去。我自己这一天也有点不相信打猎会成功，就跟了他去。我们回到那块空地上。德国人记下了书的页码，站起身，把书藏进衣袋里，费力地爬上了他那匹蹩脚的短尾母马，这马是略微一碰就会嘶叫而踢脚的；阿尔希普猝然一振，一下子扯动两根缰绳，摆动着两腿，终于策动了他那匹受惊的、负重的驽马。我们出发了。

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吩咐甲长骑马飞奔到村里去请谢利维尔斯特奇，自己快马向开垦地跑去……我跟着他去。

他睁开眼睛，用力抬起眉毛和眼睑。

“我向叶菲姆……瑟乔夫村的……”垂死的人含糊地说，“昨天买了一匹马……付了定钱……这马是我的了……也把它九_九_藏_书_网……交给我老婆……”

“什么事？你跑到哪儿去？”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问他。

另一位绅士在底下添写着：

几年之前，在我另一个邻居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在烤禾房里被烧坏了。（他几乎被烧死在烤禾房里，幸亏一个过路的小商把半死的他拉了出来：这小商先把自己在一桶水里浸一下，然后跑去打掉熊熊燃烧着的屋檐底下的那扇门。）我到他家里去看他。屋子里黑洞洞的，气闷，充满烟气。我问：“病人在哪儿？”“在那边，老爷，在炕上，”一个悲恸的农妇拉长了声音回答我。我走近去，看见这农民躺着，身上盖着一件皮袄，正在沉重地喘息。“你觉得怎么样？”病人在炕上动起来，想坐起来，但是全身烧伤，就要死了。“躺着吧，躺着吧，躺着吧……嗯？怎么样？”“当然不好，”他说。“你痛吗？”他不做声。“你需要什么吗？”他不做声。“要不要拿点茶给你？”“不要。”我离开他，坐到长板凳上。坐了一刻钟，坐了半小时，——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在屋角里，圣像底下的桌子边，躲着一个五岁模样的小姑娘，在吃面包。母亲有时吓唬她。前室里有人在走动，发出敲击声和谈话声：弟媳妇在切白菜。“唉，阿克西尼娅！”终于病人说话了。“要什么？”“给我点克瓦斯。”阿克西尼娅给了他克瓦斯。又是一片寂静。我低声问：“给他行过圣餐礼没有？”“行过了。”这样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等死。我忍不住，就走了出去……

“没有，老爷，还活着，——可是两条腿和两只手都压断了。我刚才就是跑去请谢利维尔斯特奇，请医生去的。”

“我的钱……请交给……交给我老婆……扣掉……喏，奥尼西姆知道的……我欠谁……欠多少……”

“怎么，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我开始说，“这些树木为什么不在去年砍伐呢？现在卖不到从前的价钱的十分之一了。”

我在阿韦尼尔去世前不久访问了他。他已经差不多不能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没有把他赶出去，但是停止发给他薪俸，替焦佳另外雇了一个教师……让福法进了武备中学。阿韦尼尔坐在窗边的一张旧的伏尔泰式安乐椅上。天气非常美好。明爽的秋日的天空，在一排深褐色的、叶子落尽的椴树上显出愉快的蔚蓝色；树上有些地方，最后几片发金光的叶子微微地抖动，簌簌地响着。凝寒的大地正在太阳底下冒水汽，渐渐地解冻；斜斜的、红色的阳光微微地落在淡白色的草上；空中飘来轻微的噼啪声；花园里传来雇工们清晰分明的说话声。阿韦尼尔穿着一件破旧的布哈拉宽袍；绿色的围巾在他那异常憔悴的脸上投射出死气沉沉的色调。他看见我非常高兴，伸出手来，开始说话，但接着就咳嗽起来。我让他安静下来，在他旁边坐下……阿韦尼尔膝上放着一册仔细抄写的柯里佐夫的诗集；他微笑着用手轻轻地拍拍它。“真是个诗人，”他努力克制着咳嗽，含糊地说，接着就用几乎听不出的声音诵读起来：

啊，俄罗斯人死得真奇怪！

这医院原先是地主邸宅的厢房；这是女地主亲自创办的，这就是说，她吩咐在门的上方钉一块浅蓝色木板，板上写着白字“红山医院”，又亲手交给卡皮通一本很漂亮的册子，用来登记病人的名字。这本册子的第一页上，由这位乐善好施的女地主的一个谄媚的仆役题着如下的诗句：

“不，我快死了。瞧，在走近来了，瞧，死神，瞧……请宽恕我，伙计们如果有什么……”

索罗科乌莫夫又咳嗽不止了。

“这要问我的姑妈了；商人们来过，送钱来，纠缠不清http://www.99lib.net。”

我们来到了伐木的地方，忽然，在一棵树轰隆一声倒下之后，传来叫喊声和说话声，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青年农民从密林里向我们奔来。

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的树林是我从小就熟悉的。我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西雷·弗勒里先生——一个心地极善良的人（不过他要我每天晚上服列鲁阿药水，几乎损害了我终身的健康。）——常常到恰普雷吉诺树林去。这树林全部约有两三百棵巨大的橡树和梣树。它们的整齐而粗大的树干，威严地黑压压地耸立在榛树和花楸树的金黄透亮的绿叶上面；这些树干高高地上升，在明净的碧空中映出整齐的轮廓线，像天幕一般展开着它们的伸展的、多节的枝桠；鹞鹰、青鹰、茶隼在静止的树梢底下飞鸣着，杂色的啄木鸟用力啄着很厚的树皮；黑鸫鸟的响亮的歌声突然在茂密的树叶丛中跟着黄鹂的抑扬婉啭的叫声而响出；在下面，在灌木丛中，知更鸟、黄雀和柳莺啾啾地叫着，歌唱着；燕雀沿着小径敏捷地跑；雪兔小心地“一跷一拐”，悄悄地沿着树林边上走，红褐色的松鼠活泼地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突然坐下来，把尾巴翘过头顶。在草地上一些高高的蚁冢周围，蕨类植物的雕刻似的美丽的叶子的淡影下面，开着紫罗兰和铃兰花，长着红茹、毛头乳菌、乳蘑、橡树牛肝菌和红色的毒蝇蕈；在宽阔的灌木丛林里的草地上，长着鲜红的草莓……树林里的荫凉地方多么好啊！在正午最热的时候，竟和夜里一样：幽静，芬芳，凉爽……我曾经在恰普雷吉诺树林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因此，老实说，我现在进入这个太熟悉的树林时，不禁产生哀愁之感。一八四○年的灾难性的、无雪的冬天，竟不饶过我的老朋友——橡树和梣树；它们枯萎了，凋零了，有几处还覆盖着病态的绿叶，悲哀地高耸在“前来接班，代替了你们”的小树林上面……有些树下边还生着叶子，它们的无生气的、折断的枝条仿佛怨尤而绝望地向上矗立着；另一些树的叶子虽然不像以前那样铺天盖地，却还很茂密，树叶中间伸出粗大而干枯的枝桠来；有的树上树皮已经脱落；有的树简直全部倒下，像尸体一般在地上腐烂着。当时谁能够预料到：绿荫，在恰普雷吉诺树林里绿荫一点也找不到了！我望着垂死的树木，心里想：“你们大概感到可耻和悲哀吧？”……我想起了柯里佐夫的诗：

“你记得达沙吗？”最后他又说，“真是黄金般的心灵！多好的心肠！她曾经那么爱我！……现在她怎么样了？这可怜的人，大概瘦损了，憔悴了吧？”

“什么事？”

“那么，马克西姆给打坏了？”

我止住了他，因为医生禁止他说话。我知道该讲些什么来让他高兴。索罗科乌莫夫对于科学从来没有所谓“追求”过，但是他喜欢知道，伟大的学者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往往在屋角里拉住一个同学，向他问长问短：他倾听着，惊诧着，相信他的话，以后就重复说他的话。他对于德国哲学特别有浓烈的兴趣。我就开始对他讲黑格尔。（您可以想见，这是很久以前九九藏书的事了。）阿韦尼尔肯定地摇晃着脑袋，扬起眉毛，微笑着，轻声地说：“我明白，我明白！……啊！好极了，好极了！……”这垂死的、无家可归的、孤苦伶仃的人的孩子气的求知欲，实在使我感动得流泪。必须指出，阿韦尼尔同一切患肺病的人相反，关于自己的病情一点也不欺骗自己……可是他怎么样呢？——既不叹息，又不悲伤，甚至从来没有一次提到过自己的情况……

“老爷，马克西姆让树给压坏了。”

“我们派人去请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邻居说，“也许你还不会死。”

我又回想起，有一回我到红山村的医院里去访问我所认识的医士卡皮通——一位热心的猎人。

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使得我陷入了沉思。俄罗斯的农民死得真奇怪！临终前的感情，既不能说是漠然，也不能说是迟钝；他的死好像是举行仪式一般：冷静而简单。

我不忍使病人失望，实际上，又何必让他知道呢，他的达沙现在胖得多了，跟商人孔达奇科夫弟兄来往，涂脂抹粉，尖声尖气地说话，骂人。

一个年老的女地主临终时，我正在她旁边。教士开始替她念送终祈祷，忽然看见病人真个在断气了，连忙把十字架递给她。女地主不满意地把身子挪开些。“你忙什么，神父，”她用僵硬的舌头说，“来得及的……”她恭敬地吻了十字架，刚刚把手伸进枕头底下，就断气了。枕头底下放着一个银卢布：这是她想为自己的送终祈祷付给教士的……

“什么都不在乎，”他休息一下，继续说，“只要允许我抽烟……”他狡猾地眨眨眼睛，又说：“我不会就这样死去，我要抽烟！谢天谢地，我活得够了，结识了不少好人……”

“死了，”农民们喃喃地说。

“可是总不能就让他死在这里，”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高声说，“伙计们，把那边大车上的席子拿来，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他振作起精神，开始谈到莫斯科，谈论同学们，谈论普希金，谈论戏剧，谈论俄罗斯文学；他回忆起我们的聚餐、我们小组里热烈的辩论，惋惜地说出两三个已经死去的朋友的名字……

“你至少该写封信给你的亲戚，”我插嘴说。

“可是，”我望着他那疲惫不堪的脸，心里想，“能不能把他从这儿搬出去呢？也许还有可能治好他……”但是阿韦尼尔没有让我说完我的建议。

“啊呀，阿尔达利翁·米哈伊雷奇老爷，不好了！”

“是怎么一回事？……是包工的马克西姆吗？”

“Mein Gott！Mein Gott！”封-德尔-科克走一步叫一声，“多么可笑！多么可笑！”

“上帝会宽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农民们瓮声瓮气地齐声说，都摘下了帽子，“请你宽恕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