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死者的大地士兵的合唱
一个村庄的独白:怎样把天上的人叫回来,哭一场,吃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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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死者的大地士兵的合唱
第一部分 死者的大地士兵的合唱
一个村庄的独白:怎样把天上的人叫回来,哭一场,吃顿饭
第二部分 被造者的花环人民的合唱
第二部分 被造者的花环人民的合唱
第二部分 被造者的花环人民的合唱
第三部分 悲情的赞赏孩子的合唱
第三部分 悲情的赞赏孩子的合唱
第三部分 悲情的赞赏孩子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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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鸡蛋和面包带到了墓地……也有人拿了许多薄饼代替面包。人人都有食物……大家坐在自己亲人旁边。呼唤着:‘姐姐,我来看你了。一起来吃午饭吧!’‘妈妈,亲爱的妈妈……爸爸,亲爱的爸爸……’他们呼唤着天上的灵魂……今年去世的亲人,他们会哭,之前去世的亲人,就不哭了。他们诉说着,回忆往日的生活。大家都在祈祷,连平时不会祈祷的人,这会儿也在祈祷。”
“爷爷要死了,这两天,我都躲在炉子后面,静静地看守着:我要看灵魂是怎么从他的身体飞出去的。后来我去挤奶……听见喊声后跑回家,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灵魂已经飞走了,也许,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我们将来又如何相见?”
“我有两袋盐……没有了国家,我们也能生存!这里木材充足,四周就是森林。小屋里很温暖,油灯明晃晃的。日子挺好!我有一只小羊,三只小猪,十四只鸡。土地多的是,青草也很多,井里有的是水。应有尽有!太好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这里是公社,是共产主义了!我们还需要买一匹马,这样我们就再也不需要别的人了,只要一匹马……”
“你不相信?那你说,这故事怎么会有的?可能就是真的。你是有文化的……”
“我要说的是自己的事……我一直在想自己的事情……在墓地,有些人大声哭诉,而有些人默默无语。还有一些人会说:‘开门吧,黄沙。开门吧,黑夜。’在森林里你会等到人,在沙里却等不到。我会轻声问上一句:‘伊万……伊万,我该怎么生活?’而他什么都不说,好话不说,坏话也不说。”
“夜里我们祈祷上帝,白天给警察说好话。如果你问我:‘你为什么要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现在感到高兴,因为我住在自己家里……”
“我们不想离开。哎,就是不想离开!男人都喝醉了,躺在车轮下面。当官的走进每家每户动员说服,他们下命令说:‘什么东西都不许带!’”
“去我家吧。我家好久没有来客人了。”
“我的几个孙子夏天来了……头几年没有来,他们也害怕……现在他们带着食品来这里探望我,你给的东西他们都要。他们问:‘奶奶,你读过《鲁滨孙漂流记》吗?’他一个人生活,和我们一样,离开了周围的人们。我随身带了半包火柴,还有斧头和铁铲……现在我有了猪油、鸡蛋、牛奶,都是我自己的。只有一样东西,白糖,你种不出来。土地要多少有多少!哪怕你要一百公顷也可以,谁也不会管你。没有人会来干涉你……这里没有上级领导……一切都随你。”
“到了城里,儿媳拿着抹布跟在我后边,擦洗门把手、椅子……那都是用我的钱买的,所有的家具和‘日古利’轿车。钱用完了,连老妈也不要了。”
“去年春天,跑来一只疯狐狸。因为它疯了,所以变得很温顺。但是它不能看见水。只要在院子里放一桶水,它就跑了。”
“飞机,直升机,后面挂着拖车的大卡车,整天都吵得要命……还有士兵。我心想,我们要和中国人或者美国人打仗了。”
“我们经历了一切,熬过了一切……”
“我们白天住在新地方,夜里又回到自己家——在梦里。”
戈梅利州纳罗夫利亚区白岸村。安娜·帕夫洛夫娜·阿尔秋申科、叶娃·阿达莫夫娜·阿尔秋申科、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阿尔秋申科、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莫罗兹、娜杰日达·鲍里索夫娜·尼古拉延科、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尼古拉延科、米哈伊尔·马特诺维奇·李斯的讲述:
“我有一头牛,我可以把它交出去,只希望再不要打仗。我怕战争!”
“谁也别再欺骗我们,我们哪里也不去。没九*九*藏*书*网有商店,没有医院,没有照明,我们坐在煤油灯和松明旁边。但这样就挺好!我们是在自己的家里。”
“野鸭子在叫,春天要来了。播种的时候到了。我们家空空如也……只有屋顶是完好的……”
“有一次我遇见一只狼,它就站在我对面。我们对视着,它朝旁边一跳……跑了……我吓坏了。”
“你以为明斯克就没有辐射?它是看不见的。”
“我不爱掉眼泪……我爱听新的笑话:切尔诺贝利地区生长烟叶,工厂就用这些烟叶生产香烟。每一包香烟上都写着:‘卫生部最后一次警告——吸烟有害健康。’哈——哈——哈……我们的爷爷们一直在抽烟……”
“我走了两个星期……把自己家的牛赶过来。他们不允许人进屋,我只好在森林里过夜。”
“在自己家里就像是在天堂一样,而在陌生的地方,太阳也没有这么明亮。”
“女人们,别哭!我们是多少年的先进工作者,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们熬过了斯大林时代,熬过了战争年代!假如我们不会笑,不会快活,那我们早就去吊死了。两个切尔诺贝利女人在聊天,一个说:‘我听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会得白血病?’另一个说:‘胡说八道,我昨天割了手指,流的血还是红的。’”
“一开始,我们以为两三个月后就会死——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拼命宣传、恐吓我们。谢天谢地,我们还活着。”
“我打扫了房子,刷白了炉子……还把面包留在餐桌上,还有盐、碗和三只汤匙。汤匙是家里三个人的……总归是要回来的……”
“我妈妈告诉过我,要拿一幅圣像,把它倒过来挂三天。这样,就算你不在家里住了,你也会回家的。以前我有两头奶牛和两头小牛,五头猪,还有鹅、鸡、狗。我两手抱着头,走在院子里。院子里有苹果树,结了好多苹果!都掉了!呸!”
“冬天,爷爷在院子里把杀好的小牛吊起来。正好外国人来了:‘老人家,你在做什么?’‘我在赶走辐射。’”
“我们的孩子把钱都拿走了,本该用在房子、果树和过日子上的钱……剩下的一丁点儿,也让通货膨胀吃掉了。”
“有人告诉我……丈夫埋葬了妻子,他身边还有一个半大孩子。一个男人……借酒浇愁……孩子的泪水浸湿了枕头。到夜里,他妻子——不知道是她本人,还是她的灵魂,总会出现。她洗好衣服,晾干,收拾到一个地方。一旦他看到她……叫她一声,她立即就消散了……成了空气。于是,邻居来指点说,影子一闪现,你就用钥匙锁上门,也许她就不会很快走掉了。但是,她再也不来了。那是怎么回事?来过的人究竟是谁?
“我当时是集体农庄的队长,四十五岁……大家很尊重我……我们带着自己的亚麻去莫斯科参展,那是集体农庄派我们去的。我们得到了一枚徽章和一张红色证书,人们都很尊敬我:‘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我们的尼古拉耶维奇……’而到了新地方我是谁?我只是一个戴皮帽子的老头儿。我在这里等死,女人给我一点儿水喝,帮我把屋子弄热。我觉得大家真是可怜啊……晚上,女人们唱着歌从田里回来,而我知道,她们什么报酬也得不到。她们只有记着工分的凭据,可她们还在唱歌。”
“切尔诺贝利……战争之上的战争。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无法得到拯救。无论是地上,水里,还是天上。”
“我们都是为国家效过力的人。我当过一年游击队员。我们彻底打败敌人的时候,我就在前线。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德国的国会大厦上:阿尔秋申科。我脱下军装,又去建设苏联共产主义。而现在苏联共产主义在哪里?”
“动物都怕人。你不去惹它,它也会绕开你。以九九藏书网前,走在森林里,听到人的声音,会跑去找,而今却要躲着别人。上帝保佑,在森林里可千万别遇到人。”
“人们害怕我们,都说我们会传染。上帝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他发怒了吗?我们的生活不像人的生活,我们不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在互相杀戮。”
“你现在告诉我,根据科学,受了辐射会怎么样?你说实话,我们会不会很快就死掉?”
“你去我家坐一坐吧!”
“神父向我们保证,我们会得到永生。我们祈祷。主啊,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熬过这苦难的生活……”
“而我……我什么也不怕:不怕死人,不怕野兽,什么人也不怕。儿子从城里来,嚷着:‘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什么?有人掐死你怎么办?’他们想要我什么东西?我只有几个枕头……家里全部财物就是几个枕头。如果强盗敢爬进来,他的头一伸进窗口,我就会用斧头砍下他的头。要我看,在我们这个村子……也许没有上帝,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但高处一定会有神……而且我还活着。”
“正如常言所说,人生在哪里,哪里就该是他的故土。”
“他们来了……来拍我们的电影,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过。我们这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我们只有一件事可干,就是看窗户。当然还有祈祷。从前是共产主义取代了上帝,现在这里只剩下了上帝。”
“我去看大夫:‘亲爱的,我的腿不能走路,膝盖动不了。’‘大娘,奶牛必须上交,不能养了,牛奶是有毒的。’我哭了:‘不,我的腿动不了,膝盖动不了,我不能没有奶牛。它养活了我啊。’”
“我做了一个梦,我已经住在城里儿子家。是梦……我在等死,等死。我嘱咐儿子:‘把我带到咱们家的墓地,哪怕就在我们的祖屋旁边待五分钟也好。’我在天上看到,儿子们正在把我带到那里去……”
“杜鹃啼叫,喜鹊嘁喳,小鹿在奔跑。它们会不会继续繁衍后代,谁也不知道。早上我去园子里的时候,几头野猪正在那里乱拱,糟蹋庄稼。野兽就是这样。人可以搬迁到别处,驼鹿和野猪却不会。水也可以不顾堤岸四处流淌,流到地上,流到地下……”
“疼!大妈们……啊呀,好疼!要轻一点儿……棺材要轻轻地抬……小心……不要碰到门或床,不要碰到或者撞倒任何东西,否则就要倒霉,等来下一个死人。主啊,记住他们的灵魂,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在埋葬他们的地方哭泣。这里是我们家所有人的墓地。四周也是墓地……自卸卡车和推土机在轰隆作响,房子消失了。工人在埋葬,埋葬……学校、村委会、浴室,都被埋葬了。世界还是这样的世界,但是人已经不是那些人了。有一点我不知道,人究竟有没有灵魂?它是什么样子?它们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地方?
“我们经历了一切,熬过了一切……”
“家里不能没有人。动物也需要人。它们也在寻找人。鹳飞来了……甲虫在爬。它们都很快乐。”
“因为辐射,鸡冠变成了黑色,而不是红色。奶酪做不出来了,我们一个月都没有奶渣和奶酪。牛奶没有变酸,而是凝固了,变成了白色粉末,还是因为辐射……”
“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好日子,从来没有一个平静的生活。战争之前,他们来抓人……他们开着黑色的车来了,从田里带走了我们家三个男人……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我不想回忆,太可怕了。士兵把我们赶出来,他们开着那种越野大军车进来,还有自行火炮。一个老人躺在地上,他快要死了。他们要让我们到哪儿去?‘我这就站起来,’他哭着说,‘我自己走到墓地,自己走。’他们给我们的家园赔偿了什么?赔偿了什么?您看,这里多美!谁能赔偿这里的美丽九*九*藏*书*网?这里是度假区啊!”
“当家的从集体农场会议回来说:‘明天我们疏散。’我说:‘那地里的土豆怎么办?还没挖呢。’邻居来敲门,我们坐下来喝酒,一边喝一边骂集体农庄的主席:‘我们就是不走。我们经历过战争,现在面对的是辐射。’就算把自己埋进土里,我们也不离开!”
“主席带着当兵的围着我的房子转圈……他们恐吓说:‘赶快出去,我们马上就要把房子烧掉!拿汽油罐来!’我慌了,又要拿毛巾,又要拿枕头……”
“有一次,一个官员来了,对我们大吼大叫,我们只是装聋作哑。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能忍耐……”
“我们家族有十七个人死于战争。我的两个兄弟被杀了……妈妈整天哭啊哭啊。一个老太婆来到村里乞讨,‘你悲伤吗?’她对妈妈说,‘别伤心了。为别人牺牲生命的人,就是圣人。’我可以为祖国奉献一切……但是我不能去杀人……我是教师,我教导孩子们:你们要爱别人。善一定会战胜恶。孩子们现在还小,心灵是纯洁的。”
“无线电立即被关闭了,什么消息都得不到,但我们还在平静中生活。我们并不愤怒。到这里来的人说:到处都在打仗,苏联解体了,我们要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了,沙皇要回来了,这是真的吗?”
“我的菜园子里也有这些辐射。整个园子都是白色的,白花花的,就像是被撒上了什么东西,一块一块的……我心想,也许这是从山林里过来的,风吹来的。”
“冬天夜晚很长,我们时常就坐在那里,心里算着:今天又有谁死了?”小镇上许多人死于紧张过度与精神崩溃。难道说,四五十岁就该死了吗?可我们还活着。我们每天在向上帝祈祷,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健康。
“国家乱了,人们都跑到这里来。他们是为了逃离人群,躲避法律,独自生活。大家都是陌生人,彼此十分冷漠,眼里没有一点儿温暖和问候的意思。他们喝醉了会纵火。我们夜里睡觉会把草叉子和斧头放在床头,门口的台子上还放一把锤子。”
“我不怕死。谁也不会活两次。树叶落了,树也会倒下。”
“孙子带着的那条狗……名字就叫镭,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辐射之中。现在我的镭跑出去了,平时它就在我身边。我担心,它跑到村外会被狼吃掉,那样的话,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晚上,我们不会为死者哭泣。太阳一下山,就不会再哭了。主啊,请记住他们的灵魂,愿天国为他们降临!”
“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政府出台给切尔诺贝利人的优待政策:给生活在距离电站二十公里的人的姓名前面加一个字‘冯’;对生活在距离电站十公里的人,要称呼‘殿下’;对生活在电站近旁的人,要称呼‘阁下’。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殿下……哈——哈——哈……”
“猫,狗,和我们一起回来了。一起回来的。当兵的不放我们进去,他们是特警。所以我们只好在林子里的小路上过夜……就像游击队员一样……”
“祭祀日大家都要跑回来。无一例外。每人都想为自己的亲人祈祷安息。警察根据名单放行。未满十八岁的孩子是不能回来的。大家回来,站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站在自家的苹果树下,就会感到很开心……他们先到墓地里哭一场,然后在自家院子里没完没了地散步。他们在院子里哭泣,祈祷。他们把蜡烛挂在院子围栏上,挂在墓地的栅栏上,还要把花环摆放在房子一旁,再把毛巾挂在围栏的小门上……神父会诵读祈祷词:‘兄弟姐妹们!请你们隐忍!’”
“一个99lib•net人被大赦,出狱后也回来了。他是邻村的人。他的妈妈死后,他们的房子被人拆了。他找到我们家。‘大婶,给我一块面包和猪油吧。我给你们劈柴。’他就这样靠乞讨过日子。”
“一切都写在《圣经》里,一切都会兑现。《圣经》里写了我们的集体农庄……写了戈尔巴乔夫……出现一个前额上有胎记的最高领袖,伟大的帝国会崩溃,然后就是上帝的审判……城镇里的人都会死去,村里只留下一个人。这个人看到地上有人的脚印都会高兴!不是看到人,只是看到他的脚印……”
“战争期间,整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枪炮响声。我们在森林里挖土窑掩体。轰炸,轰炸,没完没了的轰炸。到处都在燃烧,别说房子,就连菜园子也在燃烧,樱桃树也在燃烧。就算没有战争……我还是怕它!”
“我们一样也有快乐……亚美尼亚电台问:‘什么是无线阿姨?’‘就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老奶奶。’哈——哈——哈……”
“客人们来了……善良的人……没有想到会见面,一点儿征兆也没有。平常,如果我手心瘙痒,那就是要来客人了。而今天,完全是意料之外。一只夜莺整夜都在歌唱——阳光明媚的一天。哦!我们的女人们马上就会跑来。娜佳已经飞来……”
“没有人知道,另一个世界什么样。这个世界更好……更熟悉。正如我妈妈常说的:你要打扮漂亮,要开心,要任性。”
“我们要走了……我从妈妈的墓地挖了一些土,放进小袋子里。跪下来:‘原谅我,我们把你留下了。’我夜里去墓地,但一点儿也不害怕。人们把自己的姓名留在自己的家园,写在墙上,围栏上,写在沥青路上。”
“我们去教堂,去祈祷吧。”
“连续三天,没有给牛喂水喂食。就是这样!一个报纸记者来采访:‘怎么样?疏散准备得怎么样?’喝醉酒的挤奶女工差一点儿杀了他。”
“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我的家:我回了家,又是修理菜园,又是收拾床铺……我总是在找什么东西,要不就是拖鞋,要不就是小鸡……谢天谢地,总算回来了……”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再不要有战争。我害怕战争!”
“有时野猪会从森林里跑到园子里,有时是驼鹿……人寥寥无几。还有几个警察……”
“我来说说……我儿子住在七楼,我走到窗口,向下看去,在空中画一个十字。我仿佛听到马在叫,公鸡在叫……我好难过。有时候我会梦到自己家的院子:我正把奶牛绑住,不停地挤奶……然后就醒了……我不想起床。我真希望还在梦里。我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梦里。”
“有人问亚美尼亚电台:‘切尔诺贝利能不能种出苹果?’回答:‘有,不过核子要深埋地下。’第二个问题:‘七乘以七等于多少?’回答:‘任何一个切尔诺贝利人都会用手指算出来。’哈——哈——哈!”
“我们当家的倒下已经两个月了……一声不响,也不回答我的话,就那样憋着。我从院子里进来:‘孩子他爸,你觉得怎么样?’他用眼神代替声音告诉我,好多了。就算是躺着,不能说话,毕竟还是在家里。人要死的时候,是不能哭的。死神要带走他,你一哭,他又要花好大力气挣扎。我从柜橱里取来一支蜡烛,放在他手里。他拿着,喘着气……我看着他浑浊的眼睛……我没有哭,只是对他说:‘到那边问我们的女儿和我亲爱的妈妈好。’我祈祷让我们一起走……有一些人会这样恳求上帝,但他没有赐我九_九_藏_书_网死。我还活着。”
“你不来参加,你就哭吧……一个农妇在市场叫卖大红苹果。她喊着:‘快来买苹果,切尔诺贝利苹果!’有人对她说:‘你不知道吗,阿姨,那是切尔诺贝利苹果。没有人会买的。’‘你算了吧!会有人买的!有的人送丈母娘,有的人送老板!’”
“切尔诺贝利为什么会爆炸?有些人说是科学家的错。他们抓住了上帝的胡子,现在他笑了,而我们遭了殃!”
“我们从安置地回来了,三个家庭一起回来了。……家里一切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炉子砸坏了,窗户破了、房门被卸走了,地板、灯泡、开关、插座,都没有了。一样能用的东西也没留下。一切都得动手重新装上,还能怎么办呢?”
“我们用煤油灯照明。奶奶事先已经告诉过我们。我们杀了野猪,就拖到地窖里或者埋在地下,肉可以在地下存三天。我们有自己家粮食酿的酒,烧酒,还有果酱。”
“我有七个孩子,他们都住在镇上,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每天对着他们的照片发呆……独自一人……自言自语。我一人把房子油漆了一遍,用了六桶油漆。我一个人养大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丈夫早就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就算受了辐射的毒害,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哪里也不要去。就连鸟儿也有自己的巢啊。”
“士兵们射杀狗。砰——砰!从那以后,我再也受不了动物的叫声。”
“我画了十字,祷告……上帝!警察来过两次,砸坏了我的炉子……用拖拉机拖走……可是我又回来了!他们不会放过你,除非你用膝盖爬回家。全世界都在传播我们的悲痛。只有死人才被允许回来,他们会被运回来。而活人是夜里偷偷溜进来的,从树林里来的……”
“一名记者对在那里看到的感到新奇,他觉得我们不是回到了家里,而像是回到了一百年前。我们还在用镰刀收割,粮食直接就在柏油路上用连枷打谷脱粒。当家的在编篮子,我在冬天缝衣服、织布。”
“我们不要国家的任何东西,我们自给自足。只是不要伤害我们!不需要商店,不需要公共汽车。如果要买面包和盐,我们就步行二十公里去外面……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这里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一起。”
“在我们村子里,大家都在一起生活。共同生活。”
“他们给了我们一处新房子,石头房子。您想象得到吗,我七年没有在房子里钉过一根钉子。那是异乡的土地!一切都是陌生的。我们当家的哭了,哭了。周一到周六,他在集体农庄开拖拉机,等着星期日,而到了星期日,他就躺在墙边,哭了。”
“战争开始那年,蘑菇没有了,浆果也没有了。你相信吗?连土地都感受到了灾难的降临……那是一九四一年……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不会忘记那场战争的。听说,他们要把我们的俘虏送到这里来,只要你说他是自己家人,就可以领回家。于是,我们女人都跑来了!晚上,有的把自己的男人带回了家,有的把别的男人带回了家。但是,有一个混蛋……他已经结了婚,还有两个孩子。他跑去告诉德国指挥官说,我们带走了乌克兰人。瓦西卡、萨什科……第二天,德国人骑着摩托车来了……我们跪下求他们,但他们还是把人带到村外,枪杀了。九个人,都还年轻,多么年轻的人啊!瓦西卡、萨什科……”
“警察在呼喊,他们开着汽车来了。我们都躲进森林里,就像当年躲避德国人一样。一次,他们和检察人员一起来找我们的麻烦,威胁说要判我们的刑。我说:‘那就判我一年,我去服刑,完了再回来。’他们又喊了一气,我们没有作声。我有康拜因先进工作者奖章,而他竟然还叫着:‘依照《刑法》第十条一样可以判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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