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理论无一取得胜利。事实上,它们很快就遇到了诸如托利党人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那样的疯狂抵抗。该杂志“对启示录的信仰是很坚定的”。如此一来,诺亚洪水该怎么办?物种是一个个分别创造(暂且不说人类)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最重要的是,社会的稳定性如何维系?这类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头脑简单的神父,而且是头脑不那么简单的政治家。伟大的居维叶,这位对化石进行系统研究的奠基人(《关于化石骨骸的研究》[ 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1812年]),以上帝的名义批驳了进化论。与其动摇《圣经》和亚里斯多德学说的稳固性,甚至还不如去想象地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大灾变,继之以一系列神的再创造——与否定生物学的变化不同,否定地理学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怜的劳伦斯博士曾提出一个类似达尔文的天择进化理论来回应拉马克,却迫于保守分子的鼓噪,而将其《人类的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 of Man,1819年)撤消发行。他实在太不明智了,因为他不仅讨论人的进化,甚至还指出进化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他的公开认错保住了眼前的职业、未来的事业以及永远的良心不安。他只能以恭维一次又一次偷印其煽动性著作的激进派印刷勇士,来安慰自己的良心。
这同一10年内,在比利时作研究的施梅林(Schmerling)和佩尔德斯(Boucher de Perthes,幸运的是,他对考古的癖好远超过他在阿99lib.net比维尔的海关主任职位),预示了一个甚至更为惊人的发展,即发现了史前人类的化石,在此之前史前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一直被狂热地否定。(直到1846年,他的《凯尔特的古代建筑》才得以发表。事实上,一些人类化石已一再被发现,但它们不是没人认识,就是全被遗忘,就这样躺在各地博物馆的角落里。)然而,直到1856年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发现为止,科学保守主义仍然能够以证据不足为由来否定这一令人生畏的前景。
人们早就企图提出进化理论,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特别是追逐时尚但有时有些马虎的动物学家布丰(Buffon,《自然时代》[Les Epoques de la Nature,1778年])为动物世界提供进化理论的尝试。在法国大革命那10年里,这些尝试迅速获得进展。爱丁堡沉思默想的赫顿(James Hutton,《地球论》[Theoryof the Earth,1795年])和脾气古怪的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从伯明翰新月学会中脱颖而出,并以诗的体裁写出一些科学著作,如《动物生理学》〔Zoonomia,1794年])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地球以及动植物物种的进化理论。大约与此同时,拉普拉斯甚至提出了哲学家康德和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曾经预见到的太阳系进化理论,并将人类高度的心智能力视为其进化史的产物。1809年,法国的拉马克(Lamarck)在后天性格的遗传性基础上,提出了第一套有系统的现代进化论。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历史学和野外观察,共同携手把另一个同样危险的议题,即民族或种族特征的永恒性论题引入社会之中。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史学和革命先驱梯叶里兄弟,便投身于诺曼征服和高卢人的研究,这一研究至今仍反映在法国学校读本(“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以及“高卢人”牌香烟的蓝色盒子上。作为优秀的激进分子,他们认为法国人民是高卢人的后裔,贵族则是征服他们的条顿后裔,这项论点日后被像戈宾诺伯爵(Count of Gobineau)那样的上层阶级种族主义分子,用来作为其保守主义的论据。威尔斯自然主义者爱德华,站在凯尔特人的立场上,以可以理解的热情信奉着如下信念:特定的种族之所以能生存在这个时代,是因为他们试图发现自己民族浪漫而又神奇的独特个性;试图为自己找到承担拯救世界使命的依据;或者试图将他们的财富和力量归之于“天生的优越性”(他们倒没有表现出把贫困和压迫归之于天生的劣根性的倾向)。不过,可以为他们开脱的是,种族理论最糟糕的滥用,是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后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