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不仅是佛教徒所为，它应属于每一个升起觉悟，试图超越烦恼拘禁的人，以自身真诚认可的方式，对生命做出的探讨和回应。
超越性别、出生、境遇、种族、信仰，超越这人世交付给我们的种种身份标签，认知的困缚，宕开胸怀，接纳无常变幻，做一个真实坦荡、端正敬直的人，获得长久的安宁和喜悦。
《日月》是一个关于成长、超越、觉悟的故事。我二○○七年八月第一次入藏，在珠峰脚下的老定日，遇见了一个极伶俐的流浪小孩。一面之缘，是他触发我的灵感，由此构思出这个故事，这是此书的缘起。而今思来，却不知他身在何处，际遇如何。一面之缘，恐难再遇，人世茫茫，浮生之嗟，莫过于此。
慈悲的爱人即自爱，此生纵不能无憾，亦求无悔，问心无愧。在自省中觉悟前行，度过短暂的一生，这便是此时我所认知的“长生”和“永恒”。
从今开始的修行，允许自己困惑、怀疑、时时折转、退还反复，但心中，不存倦意、懈怠。
日月为明，明者为觉，觉而后悟。生而为人，不应泯灭本来的灵性之光。
唯有，懂得自己才能谅解http://www.99lib.net他人；唯有，宽悯他人才能解脱自己。开始懂得，我与众生，众生与我，并无分别。坚信，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光明和晦暗的部分，如日如月，执障与觉悟，一体同源，和光同尘，它终将被人证得。即使此时，我所知悉的不是究竟的答案。
慈悲喜舍，是这本书传达的意念核心。
无论是生活在何方的人，爱与救赎，死亡与再生，纠缠与解脱，幻灭与真实，拘禁与自由，都是命定的主题，这也是这个故事要探讨和应答的内核。
我将以磕完十万长头之心，写完此书。
如我当年借红楼一梦中贾惜春这个寥寥数语的人物，写出了
《惜春纪》，那是一个关于女性，自证觉悟的故事。我自信表达了自己当时要表达的理念，即使它并不完善圆满。但我深信，懂得的人，会懂得，喜欢的人，会喜欢。
生存的价值和方式该如何抉择？人所寻觅和追逐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孤独感与生俱来，焦虑感与日俱增，物理的乡关和精神的乡关混淆不清，生命的根源在哪里？
我所擅长的不是写情节，因此故事并不复杂，情节亦不算九九藏书跌宕起伏，靠的是文字所营造的意境和意蕴。意图写出人物在不同的时段，对生命的理解和困顿。
这一切的改变，与那雪域高原隐秘关联，与那茫茫轮回之中的因果，更是密切相关。
体验无常。这书写的历程，犹如书中提及的转山之旅，本身即使不具备赦免人罪的能力，亦可使人付出长久的耐心和耐力，无形中成为我对自己的检点、自省和修度。
这是一次心灵的完整回溯和超拔。
从当下开始，比永远踟蹰不前要好。
市面上有很多写仓央嘉措的书，很多人谈论仓央嘉措，解析他的诗或人。仓央嘉措是不可解的，起码不可单纯作为一个情圣、情僧来理解。
我将仓央嘉措写入故事，塑造了长生这个角色，希望能够更全面地诠释“仓央嘉措”这个符号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人性有种种弊端，亦有种种珍贵。得到和放下，同样不易。修行是希望和失望反复交递的过程，是可能终此一生都无法抵达和完成的事。
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欲说还休，欲休还说。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沉湎九-九-藏-书-网于这般深重的感情中。我对西藏的感情，不可言尽。这一本书，不是终结，只是起程。
微言大义，我所能给出的不是答案，是属于个人的理解。
仓央嘉措存在的意义，不是浪漫和叛逆，颠覆了众人对活佛的理解，迎合了众人对爱情的喧嚣期盼，他昭示人性的自由广阔和觉悟的可能。他的境遇和状况，他的痛苦，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只是方法和形式不同。
完成这本书，对我而言，不啻于另一种形式的朝圣，如书中的尹长生--索南次仁一样，回到故土，发愿磕完十万长头。
故事的男主角--尹长生，藏名“索南次仁”，亦是长生之意。这个名字，来自李白的那首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在许久之前，我已认定，这是我小说里必将用到的名字。
对爱心存执念，生死大关，觉悟超越--这是我在这本书里书写的内容。
西藏，在我的意识中，亦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不再是一个符号，不再是一个一相情愿的避世之地，我见的它的好和不好。辉煌和
残败，均不能减损我对它的情感和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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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福的。如我在书中所言，在这浪游的尘世，多少人心醉神茫，能在有生之年，找到心灵的皈依之所，无论是一地、一人、一事，即是至深福德。
初时只想探讨人的出生和成长的问题，以及一路行来，所目睹的现代商业文明对古老文化的侵蚀问题。渐次变成了探讨人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讲述一个人摆脱世俗的束缚、内心欲念的执障，寻根溯源，踏上修行之路，走回觉悟之途的故事。
尹长生的故事，可以看做仓央嘉措的现代版。两人都是突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一无所有变成应有尽有。但又心有不足，存在种种挣扎。生命的矛盾在于，不是满足了物质和地位，心性就能得到彻底的自由和圆满。心识的混沌正是现代人所有精神疾困的根源。
而今这部小说，背景放在现代，主角为男性，和
《惜春纪》遥相呼应，如日月交辉呼应。
《永嘉证道歌》言：“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栽莲终不坏。”信然！我的小说，从来只与自性的觉悟相关。
当这个故事在心中逐渐九九藏书成型，当这个名字在我心中显现，我便知道，这是注定的因缘。
我实质是愚笨的人，从构思到故事成型、写完，我花了四年时间。在这四年中，我不断地游走各地。每一次，回到西藏，都是一次整理和剖白；每一次，匍匐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前，都是一次检点和回望。
游走中，我将自己想象成尹长生、尹莲、苏缦华、谢江南、范丽杰、Sam，这书中若隐若现的每一个人，试图在自己和所见的每一个人身上，找到光明和觉悟的契合点，剖解人性与生俱来的矛盾。
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的心魂是与这个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联结在一起。他们行走的每一处地方，都是我曾亲身走过、驻足观望的。
我对西藏的感情，超越我的生养之地，超越所居的任何城市。这感情一旦被唤起，渐渐成为一种血脉里沉涌、跌宕，终至静默的情感。它与宗教、民族、信仰、经历无关。
听到遥远而清晰地呼唤。心中渐次升起的正念、正信、正觉，是来自纯真本我的召唤。我寻回它，即将奉持它，如奉持心中的莲花。
若说这五年来我最大的改变，不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子，成为畅销书作家，不是身份际遇的改变，而是，我逐日确认了自己内心的归宿，找到可以信受奉行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