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宗教时常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因而备受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崇。但并非在所有时期的宗教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即便是影响最大的佛教也屡遭排斥。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地位斗争的结果。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99lib•net，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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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诸郡各留1寺，寺分3个等级，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毁天下寺庙4600多所及以“兰若”为名私设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15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26万余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50万以上。这次废佛行动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武宗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九-九-藏-书-网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肃、代二宗时代更为严重。寺院除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设有“法僧”，还有“僧兵”，也就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九九藏书网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武宗诏令在全国执行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很大，对唐朝中央诏令拒不执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废佛，以致其他各地的僧尼，纷纷逃往河北三镇辖区。有些地方虽然执行废佛诏令，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虽然如此，武宗灭佛仍然可称为寺院势力和唐朝政府政治、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