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史书基本上都是编年体。自西汉司马迁《史记》问世创立了纪传体之后，班固以后的史学家纷纷模仿其体例。纪传体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正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史通·二体篇》)。它体例完备，记叙全面，包罗宏富，而且以本纪为纲，如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现实。因此，纪传体取代编年九-九-藏-书-网体成了汉唐时期史书撰著的主流。

继荀悦之后，东晋人袁宏撰写的《后汉记》是又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全书30卷，约21万多字。记事自新莽元凤四年(公元17年)绿林起义始，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魏代汉为止，共204年。按帝王先后分为不同的帝纪，简明扼要地记叙了东汉一代的史事。袁宏著书态度谨严，他广泛参阅了《东观汉记》以及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张璠等人的历史著作，累计达数百卷之多。他对史九_九_藏_书_网事的考订和文字的斟酌一丝不苟，21万字的著作，写作了八年之久。该书记事详略适当，重点突出，语言生动，是一部优秀的东汉编年史。后来范晔撰写纪传体的《后汉书》时，充分吸收了袁宏《后汉纪》的精华。然而袁宏具有浓厚的封建名教思想，他的史论虽多，却比较迂腐而不精彩。

东汉末年，汉献帝因为《汉书》篇幅太多，不便阅读，命令荀悦按照《左传》的体例，删略《汉书》。荀悦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开始，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用了两年多时间，将80余万字的《汉书》改编缩写为18万余字的《汉纪》。文字削减4/5，而西汉一代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等，都很有条理地记述下来了，因而得到“辞约事详”的称赞。全书30卷，按帝王九*九*藏*书*网先后分为12纪，而以王莽之事附于平帝纪后，共叙事231年。荀悦不仅按年月编排史事，还运用类比的方法，把同类的人或事联系起来记载，使有些人物、有些无法确定年月的史事以及某些典章制度等，在书中得到适当的记叙。为了帮助统治者了解“天人之际，事物之宜”，荀悦十分重视论赞。全书“荀悦曰”近40则，长短不一，写法灵活，因事而发，不拘一格，累计约10000多字，占全书篇幅的1/18，均为荀悦的精心之作。《汉纪》组织严密，文辞简约，是第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它的产生，使冷落了相当一个时期的编年体史书开始恢复了生气。

此后，编年体史书再没有产生什么有影响的著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500余年。直到宋代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问世，才以其贯通古今的编年史巨著，取得了空前的史学成就。自《资治通鉴》以后，编年体史书才真正占据了赫然与纪传体“正史”并列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