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中也含有丰富的工商业发展的史料。清朝中叶江苏苏州、松江一带的方志，记述了明清时代江南集镇经济的繁荣。如《(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叙述了位于吴江县城东南的盛泽镇的发展。盛泽在明初只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到明朝嘉靖年间，居民增加了一倍，多以织绫绸为业，开始形成集市。到清乾隆年间，它的人口已经百倍于明朝，绫绸的产量也增加了10倍，每天日中为市，进行交易，舟楫塞港，街上的人摩肩接踵，四方巨贾载着金钱前来的络绎不绝。《(道光)震泽镇志》卷二记载，到清朝中叶，苏州震泽镇的许多络工已是“取丝于行(牙行)，代纺而受其值”。牙行本来只是介绍买卖的，这时已发展为发放原料(丝)，组织加工并支付工资。络工们其实已是牙行雇用的工人。这些都是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纺织业中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十分生动的写照。

地方志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例如，不少清末的志书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形。上海宝山县由于地处海口，深受鸦片之害。《(光绪)宝山县志》记载，当时宝山县所属的市镇一般都有10多家烟馆，多的达100多家，藏污纳垢，成为社会上的大害，“鸦片流毒，为祸烈矣。”《(光绪)鄞县志》(浙江宁波)记1841年英军入侵时，宁波依赖镇海作屏障，毫无抵抗的准备。镇海失陷的消息传来，宁波城里的文武官员从西、南两个城门一下子全都逃光。英军不战而占领宁波，将市内店铺所积的钱财洗劫一空，城中衙署及祠庙寺观拆毁殆尽。

在广州一带的地方志中，详细记载了1841年5月当地人民自发抗击侵略军的事实。如《(同治)香山县志》卷十六《忠义传》记载：

明代文学家、我国著名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的整理编辑者冯梦龙，在61岁时做了福建寿宁县知县，编有《寿宁待志》。志中材料大多是他亲自调查所得。在《待志》的“风俗”类中，记载了寿宁重男轻女，“生女则溺之”的恶习，并保留了“寿宁县正堂冯”用白话写的一篇《禁溺女告示》藏书网。告示宣布要严惩溺女弃女者，并愤愤责问：

人物志往往占地方志总篇幅的1/4、1/3甚至一半以上，此外还有不少人物资料散见于志书的其他部分。一些在封建史家看来不够资格入“正史”的人，如曾经在一个地区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抗击侵略的民间英雄、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没有做过大官的文人学士等，往往能在地方志中找到他们的事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籍贯、生平和家世，就是红学家们根据多种地方志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曾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是宋元之际的杰出的史学家，“正史”中无传，而他的家乡浙江宁海的县志中收录了他的墓碑碑文，比较完整地记载着他的生平事迹。赵景涂、张增元所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一书，所收录的元明清戏曲家中，有124人从未见过其他史籍记载。北京天文台在普查天文资料中曾作过统计，在他们查阅过的地方志中，仅明代与天文有关的历史人物的记载就有400多项。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地方志中最为丰富多彩的，是关于社会历史的记述。

同时牺牲的还有一名妇女雷刘氏。她手执木捧随雷兆成等参加战斗，牺牲时年仅24岁。她的事迹被记载在这部县志的卷十八《列女传》中。这是一曲中国人民奋起保卫家乡的正气歌，和一些清朝官员的不战而逃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煮盐，盐民必须入深山砍柴，从“潴卤”(引聚卤水)到煮成盐，其间只能靠借贷维持生活。盐煮好了，官家只付给微薄的代价，所贷的钱却要付10倍的利息。柳永做过昌国州(浙江定海)一个盐场的监督官，不但细致地描述了煮盐的过程，而且对盐民的困苦无助满怀同情。可见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柳永的词去了解柳永及他所处的时代。《煮海歌》九_九_藏_书_网揭开了宋仁宗“太平盛世”社会真实的一角，也将柳永的另一个侧面显示给我们。这首诗，正是保存在元《(大德)昌国州图志》第六卷中。

在有的地方志中，可以找到别处很难见到的宗教史资料。例如，元代史书中屡屡出现“也里可温”这个词，五六百年中没有人晓得它是什么意思。直到清光绪年间，才由一位名叫刘文淇的学者在元朝的《(至顺)镇江志》(江苏镇江)中发现了答案。据这部志书说，“也里可温”是一种宗教，是从“中原西北十余万里”的地方传来的，它以礼拜东方为主，敬奉十字架。刘文淇由此断定它就是天主教。《(至顺)镇江志》中还具体记载了当时镇江信奉“也里可温”教的人数和户数，并有若干“也里可温人”的传记。当代史学家陈垣据此作了进一步考证，写成《元也里可温考》一文，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天主教在元朝传播的情况，糊涂了几百年，这才基本上弄明白了。

地方志所涉及的领域还有很多。如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曾辑录中国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汇编成《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几大册；1923年出版的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抄自地方志的风俗资料占一半；《(乾隆)湘潭县志》(湖南湘潭)等志书中，载有祭礼时的舞蹈动作图和舞器、乐器图，有的还附有舞器、乐器的规格和用法；瑞典人卜斯文定著有《中国的皮影戏》一书，他曾参阅中国北方诸省的志书，从中寻找皮影戏发展的线索。而那些关于文物古迹的记载，不仅是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对于旅游业也大有裨益。如四川泸州市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整修了市郊神臂山上宋代抗元名城的遗址，既保护了古迹，又可供人凭吊游览。方志中保存的大量美丽的神话传说，更能为山水增色，为远道而来的旅游者增添无穷的趣味。

“访得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血，何忍淹弃？九九藏书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如今好善的百姓，畜牲还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

在我国边疆地区的一些志书中，甚至还保存着若干周边国家的古代史料。例如，云南在明清两代所修的10多种省志中，都有“边裔”、“外国”等门类，其中有不少关于东南亚地区的记载。现在云南省修志机构的专家们正与泰国学术机构合作发掘和整理其中的泰国史料。他们的工作将对国际泰学的各种研究课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地方志中也多有反映。如前述关于“也里可温”的研究，就涉及元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南宋末有个蒲寿庚在福建泉州做官，任提举市舶司(管理中国往外国或外国来华的商船)30年，在中国与南洋通商史上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宋史》、《元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而明代《(万历)闽书》等地方志中却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的事迹。日本学者桑原骘〔zhi质〕藏曾著有《蒲寿庚考》，援引闽粤方志论证蒲寿庚是阿拉伯人。中外学者都通过研究蒲寿庚的生平来研究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研究宋朝对“回教人”的政策和“回教人”对中国的贡献。

地方志是我们从前人手里继承的一份丰厚的遗产。但是，它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来，统治者的专横，阶级的偏见，对科学的蒙昧无知，以及部分修志人的私心和不负责任，使大多数旧志中弥漫着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气息，许多事实并没有得到客观如实的反映，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它是一座真正的宝藏，无数价值连城的矿石，掩藏在历史堆积起来的泥沙杂质之中。现在已经探明开采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的珍宝，在等待着热爱祖国，热爱乡土，有志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后来者去勘探，去采掘。我们深信，在用先进科学和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手上，这一举世闻名的宝藏必将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地方志中收录了许多古人的诗文，九-九-藏-书-网往往有不见于其他书籍的。例如宋代的柳永，是宋词的大作家。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他的词多半是歌咏寻欢行乐的豪华盛景，以致宋朝有人说，宋仁宗在位42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了。柳永留下的诗很少，只有两三首。20世纪50年代，钱钟书编《宋诗选注》，只选了柳永一首诗：《煮海歌》，编者认为这是宋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一首诗：

“雷兆成等十三人，俱沙涌渡头村民也。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境……，夷入村，带剑携火枪，大肆淫掠。十三人愤甚，帅雷天规……等出，奋力击之，大呼，声振林谷，仓卒无枪械，各执耰〔you优〕锄殊死斗。夷挥剑杀数人，继燃火枪环击，皆死之。夷恐诸乡人至，皆遁。天规五人负伤追之，不及而还。”

近代上海地区的地方志，则记录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在上海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特别可贵的是，方志所涉及的不限于上海市区，同时还反映了小县城和乡镇的情况；不限于大企业，也记载了不少中小型企业和一些不很知名的工商界人物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是别的书报杂志很少注意的。从这些志书中，还能看到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革，如线袜淘汰布袜，火柴淘汰火石，煤气灯、电灯代替油灯，机制工业品的普及，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和随之而来的抗租、抗税、抢米、罢市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近代经济史料。

每一部地方志都像一幅工笔绘画，它的细致入微的笔触，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着过去的时代，一切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它去探寻历史的奥秘。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在地方志中都有反映，例如太平天国起义，凡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有记录。罗尔纲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汇编》，一共引用了1600多种各类资料，其中地方志占730种。广东、江西、湖南等省都出版过太平军在本省活动的史料集，都是以地方志为主要资料来源。至于一些地区性的规模较小的事件，更是主要依靠方志记载。如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期，周之春等在青浦县起事响应，首扎红巾九_九_藏_书_网为号，占领了嘉定、川沙、宝山等县，当地百姓踊跃参加，或者支援灯烛、干粮。这段历史，就是保存在这几个县的县志里。

这篇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白话、研究中国风俗史，及研究冯梦龙本人的思想，都可供参阅。

由于户口和赋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志书也十分详细地载有各县、乡、村的户数、人数。例如上海正式有系统的户口记录始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以后历代都有，但仅见于地方志。连续的人口记录反映了我国历代人口的增减和迁移，也间接地反映着历代政治、经济的重大变迁，对于研究中国人口这个大课题极有参考价值。

通过志书中的经济资料，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耕地亩数、田赋、工商税几乎是每部方志必录的内容，往往有确凿具体的数字。《(民国)巴县志》(四川巴县)记军阀割据时代，巴县的苛捐杂税有几十种，1923年预征田赋已征到1955年。而据《(民国)新繁县志》(四川新都县)的赋役篇，则当地1934年预征田赋已征到1981年。当时四川地区民穷财尽，百姓困苦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