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隋唐散乐百戏的繁荣
目录
第一章 先秦杂技的萌芽
第二章 汉魏六朝百戏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章 隋唐散乐百戏的繁荣
第一节 马戏、斗鸡、动物戏
第四章 宋辽金元民间杂技
第五章 明清民间杂技的发展
第五章 明清民间杂技的发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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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用武力统一了北方和江南,使当时社会由“乱”而走向“治”。他为了表示自己励精图治,在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下明令“禁杂乐百戏”。他为遵“圣人遗训”、“制礼作乐”,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更斥“鱼龙杂戏”为“郑、卫淫声”,要将其残存于“乐府之内,尽以除之”(《隋书·高祖本纪》)。因此,他将官方太常寺所辖的百戏艺人全部解散,放逐到民间,令其自谋生路。隋文帝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扼杀杂技艺术,使其自生自灭,但在客观上却迫使许多著名艺人走向民间,对杂技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杨坚病逝之后,由他的次子杨广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杨广喜欢杂技娱乐,在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他为了向来朝的突厥染干夸示中原的昌盛,“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招待来宾。演出后,使“染干大骇之”。此后每年的正月,在“万国来朝”之日,他令人在端门外、建国门外或天津街前表演“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往往“绵亘八里,列为戏场”。演出从早上直至深夜,时间由正月初一至十五才结束,耗费国库的钱“巨亿万”,“百戏之盛,振古无比”。隋炀帝觉得自己每日高坐在看台上观看演出,不能满足兴趣,有时还要换上便服,混入人群中“往观之”(《隋书·炀帝本纪》)。
李渊、李世民父子,乘隋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在太原起兵,他们镇压和收降了各路义军和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建立了李唐王朝。他们震慑于人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了让步政策,休养生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由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又加上官方的重视提倡,使杂技艺术得以大幅度发展,出现了百戏繁荣的局面。
杂技艺术在先秦称“角抵”,汉代称作“百戏”,在唐朝受北齐影响称曰“散乐百戏”。唐朝初建时,没有比较完备的杂技组织和训练机构。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在唐高祖李渊登基后,起初“享宴”时沿用隋朝旧制“九部之乐”,后来又分为“立坐二部”,即立部伎、坐部伎。演奏乐曲归坐部伎,杂技为立部伎。唐初宫廷内伎艺人,由太常寺别教院掌管,人数不过数百,要想举行较大规模的演出活动,还要根据具体所需,从各地征调伎艺人入京。在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间,宫中设置内教坊,由“中官人”(太监)掌管。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改内教坊为云韶府,仍以“中官人”掌管(详见《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唐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达到盛极将衰的时期,上层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享乐,将教坊机构加以扩大,除了在皇廷蓬莱宫侧设立教坊外,又在西京长安光宅坊设右教坊、仁政坊(一作“延政坊”)设左教坊,在东京洛阳明义坊南、北两面设右、左教坊。其中右教坊善歌,左教坊善舞,立部伎大多在左教坊。在开元初年,教坊已不隶属太常寺,由宫廷派中官为教坊使。渐渐地太常寺变成了专门主管礼仪祭祀乐舞工作的机构,而娱乐性演出活动则由教坊来负责。由于教坊从严肃的祭祀法坛解脱出来,所以它服务的对象也由先前的皇室逐渐扩大为贵族官僚统治集团。内教坊是专门为宫廷服务的,它的演出活动直接听命于皇帝,不过教坊中伎艺人也有一定的自由,他们可以接受王公大臣的邀请,出宫参加演出活动,甚至还可以请假到外地去演出,类似今天的“走穴”。
唐玄宗李隆基本人酷爱歌舞和杂技艺术,又喜欢纵情娱乐,据《新唐书·礼乐十二》记载:
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及即位,命宁王主藩邸乐,以亢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
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亦云:
凡戏,辄〔zhe哲〕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
看来在唐代观百戏时,常常分为两队,以决胜负,带点赌博性质。张祜作《热戏乐》诗记其事:“热戏争心剧火烧,铜槌暗执不相绕。上乐失喜宁王笑,百尺幢竿果动摇。”由于李隆基酷好歌舞、杂技,他手下的伎艺人,“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出任官吏,故罗隐作《感弄猴人赐朱绂》诗讽刺云:“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足见唐室对伎艺人是比较重视的。李隆基为了充实文化生活,专门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乐舞机构——梨园。梨园的规模比较大,有300名男艺人住在禁苑的梨园,数百名女艺人住在宫中的宜春北院。由于李隆基经常到梨园亲自参加排练和指导伎艺人演奏技艺,所以凡是入梨园的乐工统称之为“皇帝梨园弟子”,连选入梨园的宫女也被称作“梨园弟子”(《新唐书·礼乐志》)。此外,长安太常寺所属有梨园别教院,传习“法曲”,洛阳梨园新院演出“俗乐”。这两个乐舞机构,虽然也称作梨园,但比起宫中梨园内伎艺人的水平要低一些。
从唐高祖李渊统一中国,唐室就比较强盛,经过贞观之治及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使唐室更加强盛,遂有四邦来朝,举行“观酺〔pu 菩〕”以酬宾。唐初诗人陈子昂作《洛城观酺应制》诗云:
垂衣受金册,张乐宴瑶台。
云风休征满,鱼龙杂戏来。
记叙了东都酺宴时歌舞、杂技演出之盛况。据《旧唐书》内《音乐志》、《玄宗本纪》等记载,每逢年节和皇帝的生日“千秋节”时,唐室要在勤政楼设酺宴招待“贵臣、戚里”,以及各国使节和各民族酋长,并演出散乐百戏“以娱之”,其中“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在《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演出时包含的杂技项目有:舞盘伎、长蹻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飞梯、高縆伎、缘竿、猕猴缘竿、开椀〔wan晚〕、珠伎、丹珠伎等,内容相当丰富,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了。

第一节 马戏、斗鸡、动物戏

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
禹葬于会稽,鸟为之田。
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
长翅频扫阵,利爪屡通中。
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
马戏从唐代大发展之后,至宋朝在马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记载,有“騗马”“献鞍”、“倒立”、“拖马”、“镫里藏身”、“豹子马”等难度惊险的动作,最后还要双方“使番枪或草棒交马野战”,技巧惊人。清代上接唐宋元明,下启今世,在马戏上贡献更为突出,清代郎世宁画的《马术图》,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八旗子弟从事骑射训练的情景。
拜象驯犀角抵豪,星丸霜剑出花高。
六宫争近乘舆望,珠翠三千拥赭袍。
贾昌在骊山温泉宫前指挥“斗鸡”表演,最为动人。他头戴雕翠金华冠,身穿锦袖绣襦斗鸡服,手执铜铃、鞭子指挥群鸡,分成若干对相斗。斗鸡在贾昌的鞭子下,动作时高时低,时急时缓,极有法度。斗罢,群鸡排成大雁飞翔时的队列,随着贾昌回鸡坊。贾昌的表演令同来为宗亲贺节的伎艺人叹服不已。斗鸡之风,一直延续到唐末,昭宗时大臣韩偓,见藩镇割据,连年混战,唐室岌岌可危,遂作《观斗鸡偶作》:
描写了斗鸡浴血拼斗的情景。在我国古代驯鸡、斗鸡规模最大、风气最盛时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李隆基在做藩王时,即喜欢www•99lib•net“斗鸡”活动。李隆基继承皇位后,在太上皇住的大明宫和自己住的兴庆宫之间建筑了一座鸡坊,又从京师城郊征选雄鸡千只在坊中驯养,并从“六军”中选调500小儿专门为他驯养这些雄鸡。由于皇帝好斗鸡,于是亲王、外戚、公侯、大臣们都争先效仿,不久长安城里的百姓,有不少人也以斗鸡为业。玄宗手下长刀亲卫贾忠之子贾昌“趫捷过人”,“善应对,解鸟语”,是位驯鸡的能手。他小小年纪就被玄宗选入宫中充当“鸡坊小儿”,后因身手不凡,晋升为鸡坊500小儿长,受到玄宗特别宠信。贾忠死后,贾昌扶灵柩亲葬雍州,沿途官吏为了巴结他,竟征派民夫护送,故当时民间流行《神鸡童子谣》云: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
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wan晚〕丧车。
此诗又题作《开元杂题七首》之一,是追忆唐玄宗在千秋节时命马舞于勤政楼下事。
自从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骑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应用于军事训练、作战,也作为杂技演出供人娱乐。在《盐铁论》和《西京赋》中均记载了马戏演出活动,在山东沂南出土汉墓石刻壁画像中,有杂技艺人表演马术和戏车的精彩图像。据《南齐书·礼志》记载,晋代中朝元会时,设有“卧骑、倒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进行马戏表演。唐太宗李世民因是在马上打天下的,因此极精于骑术。唐玄宗李隆基精于多种技艺,也是骑术高手。李隆基手下的梨园弟子,为他训练了不少“马”。这些“舞马”可以在乐曲的旋律伴奏之下,足踏着节拍,表演出激烈的动作。有时还命令一壮士举“一榻”,让“马舞于榻上”,而乐工数人则立于左右、前后,为其伴奏。据《旧唐书·乐志》和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等书记载,李隆基宫中训练的“舞马”,在“安史之乱”后有些散落到军阀田承嗣手中,田承嗣不知这是宫中舞马,将其混杂在一般战马之中。一次,田承嗣在军中召开大型宴会,演奏散乐,“舞马”闻弦歌不禁翩翩起舞,田承嗣是个粗人,不懂得艺术,误认为是妖孽,令手下武士当场将“舞马”打死。关于唐代“舞马”的事,在诗文中记载颇多,武后时大臣张说作《舞马》诗六首,其一云:www.99lib.net
万玉朝宗凤扆〔yi 以〕,千金率舞龙媒。
盼鼓凝骄躞蹀〔xie die谢蝶〕,听歌弄影徘徊。
唐代象戏最为发达,外邦藩国进贡大象极多,仅在唐文宗时,藩国进献的大象累计就有32头。唐穆宗时,曾命人将这些大象释放到荆山之南。大臣独孤受作有《放驯象赋》记其事,受到了穆宗的赞许。诗人陆龟蒙有《杂技》诗记驯象、驯犀事,云:
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xiang湘〕轻步应金鞞〔bing丙〕。
曲终似要君王宠,回望红楼不敢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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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斗鸡场上的互相拼杀,比喻藩镇争夺地盘互相残杀。驯鸡、斗鸡在今日已不见了,但在湘西却流传下一种乐曲《竹鸡戏斗》,由许多人用铜锣表演,用音乐声模拟斗鸡时声音,极传神。
象和犀牛都是极大的动物,其体积远在狮虎之上。陆龟蒙在《杂技》诗中称其为“角抵豪”,大概是指艺人们驯练大象、犀牛作角抵戏动作,类似今日西方斗牛的角力游戏,不过不是人与兽斗,而是象与象、犀牛与犀牛之间的角力游戏。
驯鸡、斗鸡这种杂戏出现于先秦时期,据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季,年轻时就喜欢驯鸡、斗鸡。在《西京杂记》中还记载,汉成帝刘骜时,交趾国(今越南)献“长鸣鸡”。这只鸡报时非常准确,“长鸣则一食顷不绝”,还有一种本领“长距善斗”。汉代鲁恭王也喜欢驯养“斗鸡、鸭及鹅雁”等,每年投资“二千石”,相当于九卿、郎将、京兆尹、知府郡守一年的俸禄。在《太平广记》卷四六一“祝鸡公”条记载,汉代洛阳城外有位祝鸡公,是位驯鸡、养鸡的大户,他养鸡“千余头”,“鸡皆有名字”,“暮栖树下,尽放散之”。因为他驯鸡、养鸡的时间很长,经验极丰富,达到神妙的程度,只要他一叫鸡的名字,“即种别而至”,后来传说他登吴山成仙,常有“鸡雀数百”出其左右。此事出自东汉年间成书的《列仙传》。魏晋之际斗鸡颇盛,魏明帝太和年间(公元227—232年)在京师郊外建斗鸡台,为娱乐的场所。曹植作有《斗鸡》、《名都篇》诗文,记载了他与曹丕斗鸡,以及曹睿建斗鸡场的情景。九-九-藏-书-网建安七子之中的应玚、刘桢都作有《斗鸡诗》,描写了“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翅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的斗鸡情景。六朝时的刘孝威、肃纲、庾信、王褒等都写过观看斗鸡的诗文。此风至唐代大盛,斗鸡活动多在农历寒食前后举行。唐高祖时任吏部尚书的重臣杜淹,曾陪同当时为秦王的李世民观看过斗鸡,并应命作《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诗云:
唐代驯犀戏也很发达,大诗人白居易有《驯犀》诗记其盛况:
自汉代之后,象被视为吉祥物,有“山出象舆,瑞应车也”的说法。佛教中普贤菩萨,梵语作“三曼多跋陀罗”,他与文殊菩萨,梵语作“曼殊室利”,同为释迦牟尼佛的两胁士,普贤菩萨常常骑着“六牙白象王”(《添品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往来于世上。据《华严经论》记载,“普贤乘香象王者,表行庠序为威德故”,佛门对其甚尊。《晋书·舆服志》记载,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后,“南越”(今两广一带)人献上“驯象”,他很高兴,令人制成象车,一次在“元正大会”上,他让数十人吹吹打打地乘着“象车”“入庭”,进行精彩表演。

图14 《晋书》“驯象”图(见《三才图会》)

图13 斗鸡图(见《三才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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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象的杂技,在宋元间仍有一些发展,据《东京梦华录》卷一○记载,宋室遇大礼之年,便在京师教车象表演,“自宣德门至南薰门外,往来一遭”。一般是大象七只,前列朱旗数十面,铜锣鼙〔pi皮〕鼓十数面,由执旗人戴紫衫帽子,手执短柄铜钁尖刃驯象。至明清之际,驯象仍兴盛,明代大画家、戏曲家徐渭,清代诗人硕亭,均有诗文咏其事。但驯犀牛事,却渐渐失传了,至今已无人能继承此技。
何曾解报稻粱恩,金距花冠气遏云。
白日凫鸣无意向,唯将芥羽害同群。
描述了驯犀由海蛮贡献至长安,在大明宫拜舞表演的情况,说明在唐代驯犀、驯象,也像驯马、斗鸡、玩猴等一样,都是杂技的一种。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
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
描写笼马人穿着彩衣,执鞭于床上,小步往来,马蹄皆能应节奏作舞姿。晚唐时诗人陆龟蒙也作《舞马》诗云:
象戏和犀牛戏在唐代也有较大的发展。我国古代驯象技术渊源甚长,传说在舜禹时代就有象、鸟耕田的事。东汉人王充《论衡·书虚》中记载:

图12 戏鸟婴童(见《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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