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通信的限制，有时书信往来的疏密，竟能成为判定朋党的依据。《后汉书》讲了一个案例，说到名士杜安，“少有志节”，称为“奇童”。有一贵戚想拉拢他，给他写些书信，杜安素节自守，不愿和贵戚往来，把这些书信原封不动地藏在壁中。后来这个贵戚犯了事，官府清查党羽，杜安将原信全交了官，洗刷了和这个贵戚的干系。他这种清廉自律的行为，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在留下的汉朝古诗里，有不少反映当时私人书信往来困难的情况。
《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可见了书信的珍贵，也足见通信之难。在出土的汉简中，也常有牍书谈及通讯困难的情况。敦煌汉简中有一件政致幼卿君明的书信，说到五年多来由于政的“官薄身贱”，书信不通。可见，即
99lib•net使是边防小吏，也会由于身份低下，不能利用方便的通邮条件。
两汉的官邮，制度很严格。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从西边的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间隔共1450里，七天就可跑一个来回。据史载，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当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时，洛阳城许多人还不相信会发生地震。过了几天，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证实了那里发生了地震。这一事例，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有效。
汉朝通信关禁制度很严，沿驿路出入关口，都要符信。在汉朝又叫“过所”，是驿者和行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许可证。在秦朝时本为木制，《古今注》说：“长五寸，书符信于上”，用板封上，再盖以御史的印章。这样的符信，在居延汉代遗址有不少发现。汉朝还有另一种以缯〔zeng增〕帛制成的符传，用两条书帛，过所驿者和检查者各持其一，对合后方可过关。《汉书》记载，名士终军，从济南入京当博士，步行入关，关吏验看他的身份证明，他说：“大丈夫西
游，终不复传还”，扔下繻〔xu需〕制符信拂袖而去。从这一故事，说明汉时无论对邮驿使者，或对普通行人，关禁是很严的。居延肩水关出土了一件“汉张掖都尉棨〔qi 企〕信”，用一种红色缯帛制成，上有墨笔篆书。专家考证，这就是当时作为身份证明的一种符信，悬于竿上作为出入关证件。
藏书网藏书网汉朝只有一种人据有私邮设置，那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西汉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设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网。淮南王刘安手下便有不少宾客，为他收集各地情报，自组一套通信系统。汉武帝时具有特殊权势的酷吏王温舒，也自组一班人马作他的私驿，据说他曾拥有“私马五十匹为驿”。从河内(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西南)到长安几达700余里，王温舒的私驿马跑两天接力便可往还。不过上述情况在整个两汉时期不是经常的，一旦割据局面结束，皇权加强，这些临时性的私驿也就销声匿迹了。
汉朝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有时通过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例如，在出土的汉朝简牍里，考古学家也整理出不少当时的私人往来书信。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两封书信特别耐人寻味。
九_九_藏_书_网这可能是当地的两名下级官吏各自写给妻子的书信。一封是名叫赏的写给妻子子卿的，现存原信文字约50字，内容是感谢在家的贤妻恪尽孝道，代他敬事父母，并嘱她冬寒要注意身体，多穿衣服，按时酒饭。另一封是名为宣的边城某候所官，写给家中名叫幼孙的妻子的信，内容是要妻子转向妻兄和岳父请安，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强衣足食”，注意身体。还谈到妻兄幼都曾乘便来到边境探望宣，可惜幼都行时仓促，未曾见到幼孙，故写此信告知此事。信中还提及宣前曾通过邮亭另写信给妻弟幼孝一事(《居延汉简甲编》)。从上两封信可以了解两汉时民间通讯仍是极为困难。赏和宣由于身为边境小吏，才有可能乘便捎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基本仍同于秦朝，开头各为：“赏伏地再拜请子卿足下”、“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夫妻间如此客套，这自然很好笑，但明显这是当时书信的必需规格。从两封汉简中，丈夫称妻子为“少妇”，称岳父
九-九-藏-书-网为“丈人”，可看出秦汉时彼此称呼与今约略相同。从前举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夫称妻为“新负(妇)”、称妻长辈为“丈人”、“姑姊”等，可看出秦汉称呼也相仿。这些可贵的资料，对今人研究人际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至于那时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为困难。他们即使要用书信向政府反映情况，也不可能通过官邮进行，只有当事人通过“公车上书”，专程到京。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武帝的。
汉朝的邮传与前期一样，也主要是官邮。邮亭和驿置最经常传递的是国家的官文书。这些官文书中最大量的则是皇帝下达的军政命令。皇帝诏令一般由丞相府下达郡县，然后再层层传送到每一个边防烽燧。除此而外还有中央一级大臣发给州郡的文书，也由邮驿传送。东汉末年，东郡太守桥瑁就曾诈称“三公”，“传驿州郡”发文讨伐董卓。再有，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日常行政事务的联系，其中如年终人口钱粮的统计、盗贼狱讼等向中央的定期汇报，亦都通过邮驿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