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自幼喜欢藏书，每见同学买到好书，便借来抄写，视藏书为人生一乐。成年工作之后，十分注意购书藏书，他洋书古书都藏，无论何地出书，只要他欲得者，“典衣节食不顾也”。至1932年他34岁时，藏书已有二万余册。他将大部藏书寄存于上海开明书店图书馆内。“一二八事变”，寄存于开明书店的藏书毁于战火。目睹国家千年文献或毁于战火，或被当成废纸付之熔炉，或被外人买走，郑振铎强烈的爱国心被触动了。于是他隐名埋姓，蛰居上海，在日寇的铁蹄下做收集与保护祖国文献的工作。头四年是以个人之力与敌周旋，后四年他参加了蒋复璁、叶恭绰等人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集图书工作。敌人四处搜捕他，而他毫无惧色，却大义凛然地说：“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担子挑在自己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求书目录》)。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70多捆古书，共有5000多册，被当作废纸卖给纸商时，他用自己仅有的6000元买下这批图书，“竟以一家十口数月粮款，作此一掷之豪举。”头四年，以他的名声和力量吸引南北书贾，保全了不少山西、平津、广东和汉口的古书和文献。他说：“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求书目录》)

从清朝灭亡到1949年的几十年中，中国也出现过一些颇有名望的藏书家，他们为保存中国文化典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民国时期主要藏书家和藏书楼有缪荃孙(公元1844—1919年)和他的艺风堂、李盛铎(公元1859—1935年)和他的木犀轩、傅增湘(公元1872—1949年)和他的藏园、九-九-藏-书-网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和他的饮冰室、莫伯骙(公元1878—1958年)和他的五十万卷楼、刘承幹(公元1882—1963年)和他的嘉业堂、周叔弢(公元1891—1984年)和他的寒在堂、郑振铎(公元1898—1958年)和他的西谛书库等。在上述藏书家中，以李盛铎、傅增湘和郑振铎最具代表性。

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和隆福寺书肆，也常涉足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甚至赴东瀛日本访书。每知善本出售，必求一得；倘若财力不及，必求一见。往往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常常绌于资金，被迫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他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盛昱、张元济、董康、章钰、叶德辉、袁克文、陶湘、周叔弢、缪荃孙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代为访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记载了二人论述访书、收书、印书、借书之事，表达了他们高深的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及保护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堪称文苑嘉话。

傅增湘，字润沅(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等。四川沪州江安县(今属宜宾地区)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年戊戌变法，他与维新派刘光第、杨锐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后参政，创办女子师范学堂，曾任王世珍内阁教育部长，“五四”运动中因抵制罢免蔡元培的命令，被免职。此后傅氏便专心从事收藏图书与校勘的工作，并进行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李盛铎斋号甚多，依照不同类型的书籍而分斋收藏；建初堂收藏李氏先人遗书；甘露簃〔yi移〕收藏钦定图籍；庐山李氏山房收藏家乡图书；古欣阁和延昌书库专藏金石；俪青阁专收墨宝；麐〔lin淋〕嘉馆是其在９９ｌｉｂ.ｎｅｔ京师的藏书处；凡将阁为保存本人著作之处。木犀轩是李氏藏书的总名称。记录李盛铎的藏书目录大约有十一二种，其中以赵万里、常芝英编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最为有名，它记载李氏藏书9087种58385册，基本反映了李盛铎藏书的面貌。李氏木犀轩藏书大约有一万多种，在李盛铎晚年，其妾以“木斋遗弃伤害罪”诉于天津地方法院，索赔金5万，李氏曾与北京图书馆协商转让藏书，时因北图经费紧张未果。1935年李盛铎辞世，1939年其子将木犀轩藏书全部售予北京大学图书馆。

郑振铎在八年抗战中为民族搜集图书，的确买到不少珍贵的善本，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其书是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手抄和手校的，它包括340种元明杂剧，曾为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顾珊、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著名藏书家相继收藏过。1937年苏州沦陷，该书散出，书商限三日出万金成交，他四处借款，终于购得该书。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他随唐绍仪南北议和团去南京时，生平第一次买到一部宋版《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此书为四库进呈本，曾被人窜易删落，十分可惜，遂激发他奋力购书。他家祖辈原有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又购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浙本《资治通鉴》，他把两部宋元本《资治通鉴》合称双鉴，并将自己藏书楼起名为“双鉴楼”。后来傅氏购得清朝宗室盛昱〔yu玉〕所藏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南宋宫廷唯一的最完整的写本，一直在内府保存，民初才流落民间，确系稀世珍宝。他在盛家见到此书的时间是在1917年。1928年初春，书商定高价出售，傅氏毅然将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去九九藏书，购得此书。1934年傅增湘又以一万余元的空前的高价购得宋本《周易本义》一书。二三十年代双鉴楼每年平均买进宋本书大约有10部左右。1929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元善本约有180种左右。因而傅增湘成了京津首屈一指的藏书家，宋元刻本之多是双鉴楼的特点之一。

郑振铎号西谛，常署名纫〔niu扭〕秋，幽芳居士，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铁道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与耿济之、许地山等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入商务印书馆，曾主编《小说月报》等，1934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中留居上海，从事抢救文献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10月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李盛铎，字嶬〔xi西〕樵(椒微)，号木斋，原籍江西九江，生于北京。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系道光年间贡士，在九江建木犀轩，收藏图书10万卷。祖父李文(氵昱)〔yu育〕为奎文阁典籍，专司宫廷图书管理。父李明墀〔chi池〕为户部员外郎，先后任过湘闽两省巡抚，生平好聚书。李盛铎为光绪时进士，出任翰林院编修和京师大学堂总办，后出使日本、比利时等国。曾任过山西巡抚。民国后任过参议院院长、农商总长等职务。李盛铎从小遍读经史，酷好目录、校雠之学，染上嗜书之癖。李氏木犀轩原来藏书质精量富，后在湖南收购了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的大部分藏书。在出使日本时，因日本明治维新后，旧籍废弃，得日本岛田翰和岸田吟帮助，购得很多国内少见或久佚之书。任学部大臣时，敦煌劫余卷子运至北京，他挑选许多精品收藏。基于以上原因，李氏木犀轩所藏宋元善本有近300种，其中有南宋初建阳刻本《史记集解》、《汉书》，建安黄善夫刊本《后汉书》、《通典》、《说苑》、《论语》等一大批宋元刻本，多为海内外孤本；木犀轩另一突出特点是所藏不少为明清抄本，抄字规整，不少抄本保留了宋刻原来的面貌。还有一些名人抄本如汲古阁影宋本《谢宣城集》、钱曾述古堂影宋本《才调集》等，都是稀世之书；李氏还收藏许多稿本和名人校本。收有戴震、翁方纲、焦循、丁晏、缪荃孙等人的手稿。藏有钱谦益、黄丕烈、顾广圻、周锡瓒、李文田等人的校本。这些都是别的藏书家不能比拟的。藏书网

傅增湘是现代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他每得一书，就撰一题跋；每见善本，必在所写书录中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伪误，集刻工之姓名，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傅增湘的目录学著作有：《藏园群书题记》20卷，580篇；《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著录1929年前所收善本1287种；《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著录1930年所收图书51种；《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稿本)，著录1931年后所收图书280种。还有《双鉴楼珍藏宋金元秘本目录》(稿本)，著录名贵善本169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83年出版的《藏园群书经眼录》19卷，记录了作者几十年来访书、购书、读书中所见之珍贵藏书，计4500余种，上百万字，是目录学的一本巨著。

傅增湘还有校书之好。去职之后，定居北京。新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命名藏园。正如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所说：“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ku枯〕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由于傅增湘是专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他规定每天校书30页，昼不敷则夜补上。从1943年开始，他对长达1000卷的《文苑英华》进行校勘，这时他已年过七○，天天伏案校书，无论盛暑严冬，从不间断，不知老之将至。著名藏书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称赞他：

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其夫九九藏书人高君箴及其子郑尔康将全部西谛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正好体现了郑振铎生前为祖国保存文献的伟大志愿。

郑振铎就是以这种精神来收集中国古籍善本的。郑氏藏书，包括中外文在内，共计17000种，近10万册，其中古籍达7500种。

傅增湘一生爱书、购书、藏书、读书，但不以珍贵善本奇货可居而秘不示人。他认为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应由国家保存，1947年傅增湘将其藏书373部约4300册，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傅氏病重时，嘱其家人将其所藏宋、金、元、明、清精刻、名抄、名校及傅氏本人校本均捐给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捐给家乡的四川大学。1950年傅氏长子傅忠谟将藏书480部，约3500册图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充分表达了他热爱祖国和中国文化的伟大精神。

傅增湘为了宣扬传统文化，还做了许多传布典籍的工作。他用自己所藏善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精本加以校雠后，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全书》及《资治通鉴》、《周易正义》等书。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提供古籍善本30多种。《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时，有相当多的底本取自双鉴楼，使这些善本广为流传。

民国建立后，随着西方科学教育的传入，社会面貌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在外国资本的入侵、封建经济逐步解体的情况下，旧日的许多身为官僚、富商和地主大户的藏书家，在战争中濒于破产，已无力维持自己的藏书楼。正如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所述的那样：许多人由于“家道中落，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宦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折求盘缠，造成藏书散出”。其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公共图书馆的出现，私人藏书已经失去原来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民国以来的私人藏书日益萎缩。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藏书楼毁于日寇炮火之中。抗战之后，著名的藏书家已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