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铁路那端的电力机车突然变大就开过去了。我想着瘟疫患者，沿小溪走着。读过了那封信之后，我脑子里想起这个地方，或许是因为我认为我在信里面看到过瘟疫患者们曾经有段时间被塞在驿站里，我心中有了一种奇怪而又明晰的感觉，这一感觉告诉我，只要我找到那些墙和石块堆，我就可以把它们想像成一个驿站，只要我能找到驿站，我就可以追踪瘟疫，在追踪瘟疫的过程中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国家。我对历史的信念，似乎就在于我能否找到那些石头块儿。我不知道所有这些是不是我脑子里的一个游戏，我的脑子喜欢制造紧张气氛，乐于承受奇怪的痛苦，也喜欢松弛这种紧张气氛。

吃午饭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儿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在想那个布达克的故事，这个故事昨天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在我今天早上读了一些文章后，这个故事有了新的内容：我觉得，布达克，找到了一种方法，躲进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帕夏的保护伞之下。我脑子里还有从高中历史老师写的书中找出来的其他细节。所有这些，都属于那种为了欺骗那些喜欢听故事的人，为了欺骗那些通过故事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人的这一类。

我上了阿纳多尔。我心里空落落地离开了在县档案馆中查阅了整整三天资料的镇子，就像离开居住了好多年、把我的心都掏空了的一座城市一样。不一会儿，我沿着伊斯坦布尔至安卡拉的公路，直接拐向了盖布泽火车站，从橄榄园、无花果和樱桃树林之间径直朝马尔马拉海开去。散发着共和国和官僚主义气息的火车站就在这个一直延伸到图兹拉的草原的这一头。我想，在这块平原的某一个地方肯定有一座驿站的废墟。我泊了车，顺着楼梯下到了车站。

读着的时候，我想不要陷进任何一个故事，完全像我要在书中做到的那样，希望这一次阅读完全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浏览……不久前，我以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有了怀疑。太阳落下得更多了，已经过五点了，我没有等勒扎就从这发霉的地下室中出来了，我要在室外寻找瘟疫的踪迹。

我努力幻想着背包里的文章和发霉了的地窖中的文件所提到的那些人是在这里生活的，以为我可以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套在他们头上，但却带着一种希望落空了的兴致想到，那时的小溪闻起来还不是这样。然后我看见了一只楼房那么高的笨鸡，它从草地的更远处看着我。傻蛋鸡！一只鸡从一个由钢架支撑的巨大广告画上盯着我。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是从国外杂志里抄袭来的，穿着吊带短裤，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愚蠢，本地产，完全是模仿的，一副没有任何希望的样子。傻蛋养鸡场。愚蠢的眼神，却要装出一副狡猾的样子。不要看。我想转身离开，但还没到时候。

快五点了。阳光已经照在发霉而又潮湿的地九_九_藏_书_网下室的窗户上很久了。再过一会儿我就收拾起包到室外去寻找瘟疫了。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不久以前，我还以为我在不知不觉中成功地在这些文件中漫无目的地遨游了一番。现在，我对这种奇怪的成就有些怀疑了……不久前，历史在我脑子里还是一大团由彼此没有丝毫瓜葛的数以亿计的事件形成的迷雾……要是我打开本子，把我所写的东西再重新快速阅读一下的话，或许我可以再次捕捉到这种感觉！那就是：

正要回家的工人、穿着牛仔裤的年轻人、包着头巾的大妈、一个在长椅上打盹的老人、正在训斥儿子的一位妇女，都在等着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火车。我走到了站台的尽头，下到了土地上。我听着电网发出的吱吱声，越过铁路的交叉轨道，沿着铁路线走着。小时候我就很喜欢沿着铁路散步。小时候，好像是在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废墟。那时，我大概八九岁，雷吉普带我转悠着，说是打猎。我手里拿着我姨父从德国带回来的气枪，这枪就近开火才能把乌鸦打伤，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射手！以前，我和雷吉普大老远地来过这儿的一些地方，采摘着黑刺莓，沿一条小溪走着。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堵墙，接着我们看见了雕刻得很好的一些石块，这些石块散落在宽阔的一块空地上。五年以后，没有雷吉普我也可以毫不害怕地闲逛了，这一个夏天，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没有试图把那些石块和残垣断壁想像成其原有的模样，没有试图把看见的东西设想成其他的任何东西，我只是站在那儿欣赏了一下残垣断壁和石块。也就是说曾有过一条小溪，就在铁路附近的某一个地方，然后是青蛙、旷野、草原……还剩下多少？我环顾着四周，走着。

三十年，不，这个荒唐打算会耗尽我整个生命，我想像着这个打算。它是一种荒谬，它是一种勇敢，它会把我的双眼熬瞎，它会把我的精神熬垮。想像到我要写的书的页码数，我有点毛骨悚然。接着我感到整个这一神圣的情景以及因为看起来如此而散发着受骗和愚蠢味道的打算缓缓地化为了泡影。

我读到了在属于大臣伊斯玛依尔帕夏领地的恰耶洛瓦、埃斯基谢希尔和图兹拉等地区以及隶属于盖布泽教法区的六个村子里所做的不同寻常的人口统计结果；我读到，赫泽尔因为伊卜拉欣、阿布都尔卡迪尔和他们的儿子们烧了他的房子、抢走了他的东西而对他们提起了控告；我读到了为在埃斯基谢希尔岸边建造码头而发来的诏书；我读到，盖布泽附近岁收为一万七千银币的一个村子，以前属于骑士阿里，因为他没有参战而从他那里收回来给了哈毕卜，但因为查出哈毕卜也没有参战，所以这个村子就应当给其他人；我读到，奴仆易萨拿了他主人阿赫梅特的九千银币、一个马鞍、一匹马、两把剑、一个盾牌，九_九_藏_书_网向一个叫拉马赞的人寻求避难，拉马赞保护了易萨，阿赫梅特就提起了控告；我读到，一个名叫希南的人去世了，遗产案件原告之一的切莱比奥鲁·奥斯曼把他的财产和不动产在法院进行了登记；我读到，从被抓的小偷手中缴来安置在将军马厩中的一匹马，是盖布泽人杜尔松的儿子苏莱曼的，对此，穆斯塔法、雅库普和胡达威尔迪提供了详细的证词，我以为我心中又泛起那种令人兴奋的感觉了：16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在我的脑子里骚动着；二十五年中的所有事情，相互之间毫无任何瓜葛，就那样印在了我大脑的沟回中。吃午饭的时候，我把它们比作没有重力的虚空里广袤无垠的一个蠕虫星系；作为蠕虫的各个事件在虚空中蠕动着，就像在我的大脑里闲逛似的，但是它们没有相互接触，没有相互联系。我想我的脑子就是个里面有虫子的核桃，仿佛只要打开我的颅骨看看里面的话，就可以看见在沟回中蠕动着的那些虫子！

因此，我打算写一本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书，这本书是关于布达克的冒险经历以及16世纪的盖布泽的。这本书将只遵循一条原则：我要把我所能找到的与那个世纪的盖布泽和这个地方相关的所有信息都塞入这本书里，不用考虑按照什么重要性和价值来进行排序。这样一来，肉价和贸易争端、拐骗女孩的事件和暴动、战争和婚姻、帕夏和谋杀案都将在这本书中平平淡淡地一一罗列出来，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一个挨着一个，完全就和在档案中的一样。我要把布达克的故事重点叙述一下，但不是因为我把它看得比其他那些更重，而仅仅是给那些在书中寻找故事的人们提供这么一个故事。这样一来，我的书就将由这种没完没了的“描写”来构成。快要吃完午饭的时候，因为喝了点啤酒的缘故，我完全沉浸在了这个计划的烟雾之中，似乎感受到了年轻时孩子般的工作激情。我老是说我可以进入总理档案馆，我不会让任何一份文件从我眼前溜掉，所有的事件，一个一个地都会有它们的位置。从头到尾，连续好几周、好几个月读我的书的人，最终，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像是看到了我在这里工作时所感受到的那大片云团，都会像我一样激动地喃喃自语：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和生活……

我沿着工厂和小制造厂的后墙走着，为了让火车旅客能看清楚，上面用巨大的字母写着政治口号。看着小溪开始离开铁路沿线，我记得很清楚，在这里的某一个地方我一定可以找到石块和墙的废墟。在通往天堂堡垒的路的这一侧，在还没到吉卜赛人的帐篷的地方，在那些棚屋、垃圾堆、铁皮桶和无花果树之间，历史一定就在这儿的某一个地方。站在垃圾堆上盯着我的海鸥，一见我靠近就像迎着风的雨伞一样悄无声息地飞了起来，朝大海散开了去，飞远了。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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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排列在前面工厂侧院里的公共汽车的马达声，这些要返回伊斯坦布尔的工人们，他们慢慢地上着车。前面有一座桥，横跨着铁路和小溪，我可以看到丢在一边生锈的铁堆、白铁皮、用这些白铁皮盖屋顶的棚屋、玩着球的孩子们和一匹马驮着的粮食——马一定是吉卜赛人的。我要找的不是这些。

如果我在那封信中读过的东西昭示着曾几何时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在我完全失去对历史的信念之前，我还有希望再像个人一样地多活几年。或许更长。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场瘟疫来推翻一大堆故事。我把19世纪安纳多鲁没有发生过瘟疫这一方面的信念抛到了一边，只需要用在这些地方曾经建立过国家这一事实，我，一下子就可以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真相”剔除出去。这样一来，人们接受了的并且从没怀疑过的那些个故事，就仿佛不是一个个事件的组成部分，而像一杯水、像一个花盆一样，立刻就都那么悬在空中了。这样一来，一大堆信誓旦旦的历史学者，就会明白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编故事而已，他们就会像我一样变得没有信仰。到了那一天，对于要出现的理论混乱早有准备的我，就会用我的文章和我的抨击把这些变呆傻了的人一一捕获。我站在铁路边，努力详细地幻想着梦一般的那一个胜利日，但我没有太激动。对我而言，追踪线索，追踪一个事件比证明我们的工作就是编故事要有趣得多。要是我能找到几条令人信服的线索，我会兴致勃勃地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来进行一项可以证明奥斯曼帝国最后四百年的中心不是伊斯坦布尔而是别的地方的研究。过去我一直很羡慕伊卜拉欣先生，他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像个侦探一样，研究在君王去世后、新君王即位前的那一段时间里，谁，在哪里，什么时候宣布登基和发行银币，这二十年，他过得很充实。

最终我找到了那条小溪，它缓缓地散发着一种肮脏、腐臭的味道，但是里面居然还有青蛙。它们都不“呱呱”地叫了，好像是被有毒而又肮脏的东西熏麻木了，像粘在草和树叶上的沥青块一样，就那么待着。稍有些活力的，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以一种傲慢的懒惰样子跳进了水中。我记起而且也看见小溪在这里拐了个弯，也记起并看到了无花果树。但以前不是有更多吗？突然，一家工厂的后墙，抹去了我的记忆，把所有的一切都割裂了开来，让我回到了现在。但是，我甚至都不想去怀疑我去年读过这么一封信。

此外，我所打算要写的东西一开始落实到笔头上就会遇到第一个难题的。不管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写的东西一定要有个开头。再者，不管我怎么来写，都必须把那些事件排好顺序。所有这些，不管怎么说，对于读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意义和格式。我越是想要避免这些，就越是不知道我hｔｔｐ://www.９9lｉb•nｅt该从哪儿开始，不知道该从哪儿迈出哪一步。因为，人们屈服于老习惯的大脑，无论你怎么排序，都会从中找出一种格式，从每一个事件中找出一种象征，会自己把我想要摆脱掉的故事安插进这些事件当中去。一念及此，我就绝望地想道：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历史甚至生活原原本本地转化成为文字！而后我想，要找到这一方法，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改造我们大脑的构造——要想原原本本地看到生活，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更加清楚地解释这一点，但是我找不到方法。我走出饭馆，回到了这里。

整个下午，我都在想同一件事情：就没有方法写那本书吗，就没有办法在人们之中产生我想要的那种效果吗？我快速地看了看我记在本子上的东西，想偶尔能够重新在我心中浮现出那种在我看来给谁也说不清的感觉。

但是，这种激动还是没有持续太久，迷雾般的星系散去不见了！你看，我固执的脑子，像是有了这种习惯一样，现在又在等着我给它同样的东西了，好像我就必须要找到概括了所有事件的一个短小故事，就必须要编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传说似的！不仅仅是历史，大概，要原原本本地弄清和理解这个世界与生活，我们大脑的构造就必须要改变！唉……这种想听故事的热切愿望，欺骗着我们每个人，正把我们拖进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且是当我们大家健健康康地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之中的时候……

我想着他们可以用从客栈废墟中拆除下来的石头建成房子时，走进了棚屋中的一间。后花园，洋葱，脏衣服和一棵树苗，但是墙壁很脆弱，是由工厂制造的灰煤砖垒起来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我站在那里，茫然地看着棚屋的墙壁，感觉到我要找的东西和时间被掩盖了起来，我点了一支烟，看着火柴跌落在空荡荡的地上，落在我的脚下，落在了枯死了的草坪、干树枝和断成两截了的塑料衣夹的旁边。我走着。玻璃瓶碎片，跟在它母亲后面跑着的小狗崽们，腐烂了的断绳，汽水瓶盖，冷漠而又疲惫的草坪，树叶。他们把铁路旁的一块路牌当成靶子来用了。接着我看到了无花果树，我等着，看着，以便它能让我想起点什么来，但它除了就那样待着，别的什么事也不做。树阴下还有未成熟就掉下来的无花果，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那边有两头牛，鼻子在草上晃来晃去。吉卜赛人的母马开始小跑了起来，我就在它身后满怀敬仰地看着，但是母马停了下来，小马驹并没有停下，跑开了，后来它想到了什么就跑了回来。小溪岸边的橡胶碎片、瓶子、染料盒子之间有一些纸张，竟还有个空塑料袋！什么意义都没有。我想喝酒，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回去。两只乌鸦，根本不在乎我，就挨着我的头顶飞走了。在另一头，法蒂赫就死在了这儿的这片大草地上。他就死在了农业学校的那个地方。在一家工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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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里停放着些巨大的箱子，里面的金属被搬了出来，拼装起来后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了。我常在家里读艾弗里亚·切莱比的书。一只笨青蛙，在它的同伴发现我之后很久才注意到我。“嗵”！腐臭的污泥！我会和倪尔君聊聊。历史？历史是一种……碎瓦片把泥土染成了红色。一个女人在她家棚屋的院子里收着衣服。我可以说那就是故事。她会问，你从哪儿得出这种结论呢？我会站在那儿望着天空。我背后还是那只用愚蠢的眼神盯着我的母鸡的双眼：傻蛋鸡，傻蛋鸡！上面写着政治口号的煤砖、砖头块、破破烂烂的墙壁。没有石墙！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就像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样，我信心坚定地走着，一列火车来了又去了，我看了看建筑垃圾、椽子、模板，不，没有，在树林那儿也没有，诸多房子的花园里也没有，锈铁、塑料、骨头、混凝土块、铁丝网之间也没有。但是我还在走着，因为我知道我要找的是什么。

我又往回走去，但是我的双脚却带我在同样的地方转悠着。我踢着骨头和一个生锈的罐头盒，像是一只忘记了要找什么东西的猫一样漫无目的，沿着墙，在铁路和小溪之间，从被倒上了污染有毒的水而死去的草地之上，从还没有枯死的荆棘旁，从一个小小的羊脑壳和一根不知道是骨骼的哪一部分的骨头旁边，沿着带刺的电线朝那些棚屋走着。没有。没有。

我记得去年我在档案馆里到处翻看的时候看到过一封信，这封信上的日期要比法庭记录和登记簿上的日期晚很多，这封信里谈到了这里，谈到了这一废墟处的一座驿站。我现在记得这封信是于19世纪末，甚至或许是20世纪初写的，这封信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冷漠提到了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出现的一些部门，提到了它们可能会与一种传染病有关。更让人吃惊的是，这封信好像不是从这个国家，而是从别的国家寄来的，或许是，对，像是被政府扔掉的。我之所以有这个印象，除了信件的日期之外，还有奇怪的国家名称和同样奇怪的印章。当时，我很快看完了信，随着那一刻的沉思，既没有写下日期，也没有记下编号，顺手就扔进了其他的纸堆中。当然，很快我就陷入了懊悔之中，想找出那封信来重新读一遍，花了一个小时到处翻找，但是没能找到。一回到伊斯坦布尔，这种好奇心愈发强烈了。我几乎就要认为这封信并不真的存在了，而与此相关的一大堆问题却涌进了我的脑海。这张与其他文件和卷宗都毫不相关的纸片，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呢？信件里提到了死亡、传染病和瘟疫，是我真的就读到过瘟疫或鼠疫这样的字眼呢，还是我把这些字眼硬套上去的呢？还有那个国家？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后来我突然之间想到了这个废墟。或许是因为我读到了他们被塞在某一个地方，或许是因为提到了一座驿站，或许是因为两者都提到了，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