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以市场取向为主，率先进行依靠市场指导发展经济的探索和实践；

原吴县渭塘镇渭塘村党支部书记邹宝如是位复员军人，回乡后他接办了村里的一家小五金厂，不到20年，他就把这家小五金厂发展成拥有170家各类企业的村办集团企业。现在全村的村民100％成为集团企业的股东，全村三分之二的人当了老板，村里有私人轿车近600辆，农民年人均收入近20000元，所有的设施都基本是现代化的，但身为集团企业董事长的邹宝如自己却一直不在集团企业里拿工资。

顾仙根说，他所在的娄葑镇，在上世纪70年代初苏州地委提出的“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要求下，初步形成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在1976年至1978年间，在过去的“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基础上，向城市工业协作配套加工方向拓展。这个阶段，像常熟、张家港、吴县的社队企业总产值均超过了1亿元，而且还出现了几个超1000万元的乡镇。当然，后来发展的速度就更不用说了，“亿元乡”、“亿元村”在苏州大地上到处都是，也就不稀奇了。

“阿乡”比“阿拉”吃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苏州农民们的聪明和闯劲，改变了几个时代的城乡之间观念上的差异。这在袁勤生身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城市人听了他的课和赚钱经验，时常目瞪口呆，羡慕得直流口水。那个时候城市的职工和市民过的日子并不怎么宽余，也就刚刚家家户户有了电视、冰箱、抽水马桶这等水平。能像袁勤生开着“大林肯”招摇过市的绝对想都不敢想。当时我就听说，有上海剧团某女名角欲“下嫁”苏州的乡镇企业家，条件是：一幢别墅，一辆“皇冠”。“不就是三五百万嘛！”苏州乡镇企业家中有几个富裕一些的家伙对此皆想入非非。袁勤生属于“档次高一点的人”，他不换老婆，但他要换自己的身份——在家当农民、当乡镇企业家，而到了城里他是教授，开林肯车，身边外带秘书，这在当时是最阔的那一族。我的这位老乡牛就牛在他当教授可不是摆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地广受大学欢迎的真教授。

上海人把种田的农民叫“乡下人”或“阿乡”。“阿拉”和“阿乡”只差一个字，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则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这乡镇企业发展了，“阿乡”不仅受到了“阿拉”们的另眼看待，而且还居然被邀请到大上海来为他们在大学里念书的儿女们上课……没听说过吧？然而在八十年代，这种情况还真不少。袁勤生是其中的一个。他这个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这是看得出来的。“我觉得脸上蛮有光彩的。农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着‘大林肯’到大学去教课，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会惊呆的。”袁勤生这样得意地说。关键的问题是，袁勤生不仅当上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且他的课程广受欢迎。我见他的时候，他说一个月里最多有近20天被请去讲课。

在利益分配上，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以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繁荣与发展，商品市场开始完全由卖方转向买方，竞争日趋激烈。这时，苏州市委、市政府出面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大推力”——指挥乡镇企业实行全面转制，引导其发展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这次“大推力”的结果，使乡镇企业原来的“四为主一共同”特征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像第一句中“以集体经济为主”，转变成了“集体经济、民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等多元化经济并存的格局”，由“依靠村、乡自身的积累投入发展”，转变为“多元化资金投入”；在产业结构上，也转向“内向型和外向型并举，一、二、三产业协九九藏书调发展的格局”；在经济运行机制上，也从“以市场取向为主”，转变为“遵照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和国内、国际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在利益分配上，也突出了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等多项并举措施，确保农民共同致富。同时在政府管理层面上，由原来全面的推动型为主转变为退出对企业的直接掌控和管理，积极引导企业遵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政府致力于为发展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提供服务。这种按照乡镇企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来调整政府的管理职能的做法极大地激发了乡镇企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得苏州乡镇企业不仅没有在民营经济蓬勃崛起和全球经济冲击中国市场时遭淘汰或崩溃，反而迅速转舵，再度乘风破浪，显示了苏州人民驾驭经济大船的英雄本色。

“对人讲宽容”、“用人不看档案”，在那个时候，这些话就像今天我们听“神舟七号”飞天那么新鲜。

当年像袁勤生这样有头脑的乡镇企业家在苏州为数不少，也正是这些人异常活跃及他们的榜样力量，使得苏州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并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最终形成排山倒海之势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几年内最闪耀光芒的经济现象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苏州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城市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那种灵活的机制，灵活的管理，灵活的分配形式，对长期吃大锅饭的城市国有企业是个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乡镇企业职工的待遇和企业所形成的高速的经济效益，在当时的国有企业员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在我所涉及的有关苏州近30年间的发展史文字资料及采访对象的口中，高德正在大办乡镇企业的那段辉煌历史时期里，提出和力主做的两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他提出的“牛鼻子经济”，另一件是当时的苏州地委及后来的苏州市委十分重视抓典型。关于“牛鼻子经济”将在下一章里阐述。现在说说高德正那一届苏州市领导重视抓先进典型的事儿——

然而，这一阶段苏州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最耀眼之处，就是以“八仙”为表率的一大批拥有管理经验和经商经验的乡镇企业家得到了迅速成长。他们跟在“八仙”后面，鼓足干劲，瞅准机会，一跃而上，或后来居上，或紧追不舍，如万马奔腾，形成滚滚洪流，推动着全苏州的经济大发展。像张家港的华尔润、梁丰、澳洋，常熟的波司登、秋艳，吴江的鹰翔、永鼎、亨通等企业的领头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乡镇企业家。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优秀基层干部、共产党员，事业心和责任心强，有宝贵的奉献精神，又善于刻苦学习，同时又懂市场，且没有不良习性，故而能够带领农民兄弟们在“离土不离乡”的广阔田野上开创中国特色的一种全新经济形式，并为富饶美丽的苏州增添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及向更高更快的发展目标提供了宝贵经验。

但无论哪种形式，苏州市委、市政府在促进发展乡镇企业过程中所坚持的一个大方向始终没有改变，即想尽办法，帮助发展，让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让社会事业迅速强盛，让百姓共同享受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主义财富，这是苏州历届领导班子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一传统至今仍然保持着，并且与其他地区作比较的话，明显感觉苏州当年留下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理念对后人的影响是那么深刻。

在产业结构上，以乡镇工业为主，带动农村多层次、多行业、多经济形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商运建服综合经营）的全面综合发展；

“你的企业咋办？”我有些担心。

他头上冠有几个全国第一：第一个被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的乡镇企业家；第一个出书的乡镇企业家。够牛！“我叫袁勤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现在的这个厂过去是个小水泥制品厂，就是做些水泥99lib.net楼板一类的东西，最好的一年也有过30多万元的利润。但后来大家觉得有钱了，就开始了‘吃光用光分光’的‘三光’政策。今天来一个客人十个人陪吃，你吃我拿，我吃你拿，最后负债15万元，可固定资产只有13万元。后来我接手该厂，觉得不能这么干。乡镇企业也得有个发展不是？有人说农民办厂多半是扶不起的刘阿斗。我不服，于是就试着上任了。企业好坏，人是关键。于是我慢慢摸索并形成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一体化激励工作方法。概括起来两句话：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不准干部向下面的人说‘调动’积极性，而是要求他创造有积极性的环境和气氛。我们这里的干部权力是很大的，不像国有企业，开除一个人要报好几级组织批准，我们可以一句话就开了他。但我从不用这样的权力，我靠宽容来软化和教育那些有问题的积极性不高的人。我聘用人从不看档案，我只看他的表现。他表现好，我就重用他……所以我现在出去讲课，十天半月不回厂，也不会有问题，企业生产照样好好的。你不信可以去问我厂里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见袁勤生时，他在现场给一个大学的几十名教授和讲师授课时所说的一段话。

“我的企业有一定规模，一年有近千万元的利润就行了。没有刻意要做到全国第一、世界前茅。但我有经验，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可以形成课堂教案的案例。这是其他乡镇企业家可能少有的，所以我用一半时间去当教授，一半时间用在管理企业上……”袁勤生说他没有因为当教授而影响了企业发展。

这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乡镇企业家。他说能把自己的“农民办工业”的经验和学问搬到大学讲堂，比办企业本身更有意义。

然而，我的父老乡亲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放栏的猪崽养不大。乡镇企业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经济企业形态，它的根是植在自由市场沃土中，可它的所有制则是“国有”或集体的。老百姓清楚，一头猪在它小的时候你放栏让它自由生长是可以的，可长到一定阶段再不让它归圈栏里饲养，一般情况下它不会长得很好，甚至根本就长不大。乡镇企业有点像这个“猪长”理论。

苏州市委、市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全市人民的实际利益紧密结合，才创造了美丽而强大的苏州。这美丽而强大的苏州，就是富有历史文化与地域特性的文化姑苏和充满现代化风情的新苏州的和谐统一。

那天在苏州相城区采访，中午在饭桌上遇见现任区委书记顾仙根。他无意间冒了一句：当年他也是名噪一时的“八仙”之一。这不免让我抓住时机请顾书记好好回忆了一下当年他当娄葑镇党委书记时的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和苏州市委抓“八仙过海”的一段佳话。

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我国的农村改革风起云涌。中央的几个“一号文件”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从“以粮为纲”的框框中解放了出来，有可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办厂子、做买卖，于是原本就有大批能工巧匠活跃在民间的苏州乡镇企业便更是一马当先，大踏步地走在其他地区之前，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著名经济学家、我的苏州大老乡费孝通先生的笔下就成了这样的理论：“我们说的这一‘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

在苏州，像“好孩子”这样的企业，像顾云奎、邹宝如这样的企业家比比皆是，苏州的乡镇企业不成为“半壁江山”才怪！苏州不大发展才怪！苏州百姓不富裕才怪！

1990年那会儿，就在苏州的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半壁江山”呈现除深圳特区经济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当口，《人民日报》曾在重要位置刊发了题为《袁勤生的开明管理》的长篇通讯，专门对这位具有独创管理理念的乡镇企业家进行了介绍。那个时候人们对“９9ｌｉｂ•ｎｅt理念”一词还不熟悉，其实袁勤生的“开明管理”，体现的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当时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听课的那些大学教授和讲师们，他们个个神情兴奋，满脸不可思议——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这个“小桥流水”的人间天堂——苏州的经济告别了几千年来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时代，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了楼房住，第一次尝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小康生活，也造就了一批后来成为支撑富裕苏州的诸多集团老板和老总们。千万别以为这些人就是些“只认钱，不认字”的老土。他们中有不少人像王金华、秦振华一样当上了苏州市、县级领导，更有一批能人甚至走进了大学校门，成为了向“六零后”、“七零后”的大学生传授经济学的教授先生。你不信？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是后话了。

苏州的乡镇企业后来发展成一种经济模式，除了地域优势和苏州人经商的传统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精英都能像袁勤生一样，以“开明管理”的理念贯穿着办企业、搞经济的全过程。

从积极鼓励各出奇招，小打小闹到“放水养鱼”、“全面开花”；从大力宣传“八仙过海”经验，到鼓励“做强做大”，苏州乡镇企业在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时，已经呈现第二次“异军突起”之势。至1987年，全苏州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已达124万，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达到了人均3400元的水平。这个时候的农民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人均102元／年提高到395元／年。开始富裕起来的农民，除了添置“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电视、收音机、电扇等），各村各户比着造房盖楼，那正是“白天厂里忙，回家盖楼房”。

“1979年至1983年，苏州地区的乡镇企业又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精神鼓舞下，苏州地区领导带领我们冷静思考、科学分析，探索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后，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同城市大工业的横向联合；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整顿，在改革分配制度和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使得下面越干越起劲。当时的娄葑镇就是利用与苏州市区近的有利条件，采取与一些大企业联合加工和生产产品的方式，获得了社队企业的高速发展。‘块头’越来越大了，百姓得到了实惠，干部出去的面子也大了，加上苏州市的领导以各种方式不停地宣传我们几个典型，把我们放在一个竞赛的平台上，每年进行一次评比，这种方法很管用。我们苏州人讲究面子，大伙儿放在一起，谁发展快，谁达到了什么指标，到头来一公布：干在前面的，又光荣又自豪；落在后面的，摩拳擦掌，暗下决心，来年一定要赶上去。我们当时就是这个情况。我当镇党委书记，被评上了苏州市里的先进。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领导一表扬，上台领了奖状，挂了红花，心里热乎乎的。可回头一看，身边还有那么多先进比自己干得好，会议没散就赶紧向家里布置新的战斗任务和发展思路。那真叫热火朝天，你追我赶！”

我不得不继续提到高德正这个人物。在苏州市发展的30年里，每一届领导都有传奇的经历和让历史铭记的业绩，正是许多像高德正这样从小生长在这块热土上，又异常熟悉这里的农村和农民实际情况的干部能够身先士卒，带着对家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满腔热情投入工作，才使苏州经济与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发展。

“好孩子”在1972年前是昆山陆家中学的校办五金厂，宋郑还接手之前连年亏损。老宋把它接过来后，发挥了当时乡镇企业善于与上海“攀亲”的优势，联手上海某企业做童车生意，结果一做就是20多年，一直做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童车“巨无霸”厂家，现在的年销售金额已接近九_九_藏_书_网百亿元，国内外员工20000多人，为国家上缴的税收共达数十亿元……

袁勤生在苏州乡镇企业家中算非常另类的一个，而且至今人们对他仍有争议。多数乡镇企业家是纯粹的农民出身，或者说是农民中稍稍有些文化和头脑“灵光”（聪明）一点的人，但他们都带着泥土的土味和庄稼人的憨厚与狡黠，干出“名堂”和多赚钱是他们奋斗的基本目标，于是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效益，即账面上的钱数，而这种思维导致的直接管理行为是抓工人们“手头的活”、抓工厂“供销账本上的数字”。这都没有错，乡镇企业毕竟是“企业”嘛，市场经济离不开数量、质量和效益这类基本要素。但马克思撰写的《资本论》告诉我们，企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实现还有其他一些要素必须注意，这就是人的要素。人是创造所有效益和数量、质量的直接的和决定性的要素。在毛泽东时代，人们通常把实现这种要素的根本管理行为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在苏州乡镇企业发展史上，有人就开始十分注意人的素质的培养并注重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要算袁勤生了。

很显然，在蓬勃发展、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苏州市的干部们有着诸多超人的领导艺术才能，其中之一就是他们不轻易否定任何一种有益于发展的特色探索，并在“百花齐放”、“万马奔腾”中善于寻找、捕捉和总结那些对特殊与个别、全局与局部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经验。秦振华、顾仙根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示范作用和表率作用，使得那些跟在他们后面的乡镇社队学有方向、干有目标、你追我赶、争先为荣。

永鼎集团的老板顾云奎是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当年他以2万元起家，带领他的一帮农民兄弟将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注塑件乡镇小厂，发展成拥有55亿元资产的集团公司，他的“永鼎”是江苏省第一家在上海证券所上市的乡镇企业。

上一点年岁的苏州干部们都曾对我说过，当年苏州乡镇企业发展中有过“八仙过海”的一段佳话。所谓“八仙”说的是当时在苏州影响非常大的在创办乡镇企业中业绩突出的八个乡党委书记，或者说“能人”吧。这八个人是时任张家港杨舍镇党委书记的秦振华、昆山城北镇党委书记的王金华、常熟大义镇党委书记陶祖荣、吴县木渎镇党委书记陈忠南、苏州郊区娄葑镇党委书记顾仙根、太仓沙溪镇党委书记陆春林、吴江盛泽镇党委书记吴海标和张家港西张镇党委书记吉瑞庆。

苏州乡镇企业所形成的经济形式就是这样被叫做“苏南模式”的。后来理论家们将这一“模式”归纳为以下著名的“四为主一共同”学说，即：在所有制结构上，以集体经济为主，依靠村、乡自身的积累投入发展；

这人叫袁勤生。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那时的袁勤生已是有七八年“教龄”的大学教授了，而且不止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的派头十分大，比真正的大学教授的派头要大得多。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教授仍属于没有富起来的一个阶层。但“袁教授”不一样，他不仅有几个大学教授的头衔，而且有自己的几千万资产，出门是“林肯”车，身边还有一两个秘书——他的讲演和课程被排得满满的，如果没有秘书帮忙，他是绝对忙不过来的。这种状况在当时也只有大学校长和像*那样的著名教授才可能有。有一天到他办公室，“袁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五个大学的教授聘书给我看。真的，一点不假，而且都是名牌大学。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

若干年后的2008年初，我到昆山采访，主人一定要我参观一下他们的“好孩子”。这是我早就听说过的一家著名企业，到那里才知道他们的老板原来也是一位乡镇企业家成长起来的“大亨”。

在这一时期，苏州市委、市政府还做了一件对促进乡镇企业异常重要的工作，拿学者们的话说，就是“政府推动力”。乡镇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藏书网政治经济学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其他世界经济史和经济学中同样找不到。西方经济崇尚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创立了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机制是一只“看不见”而无法抗拒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着市场经济，并认为这是推动经济的全部动力和内因。西方世界对这一经济形态特别迷信并常常以此攻击20世纪崛起的另一种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纯粹的政府主导下的一种经济形态。它在斯大林时期获得了空前的超越于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但后来这种经济形态证明也有其内在的致命缺陷，因而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中国同样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计划经济岁月，只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纠正和调整了这种单一性经济体制，从而避免了像苏联一样的噩运。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纠正和调整计划经济的那种僵化、单一和命令式的经济形态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从苏州最初的乡镇企业的诞生方式可以看出，华西式的“关起门来办厂”，其实最早的动力不是为了完成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方式，而是农民们想改变自己的贫苦面貌而不得不想出的土办法。那时他们办乡镇企业或社队企业完全是一种无意识下的生存需要，也可以理解为“工业自由革命主义”，生产什么，卖什么，卖给谁，既无政府导向，企业本身又并不清楚，而是纯粹看需求来决定生产什么，办什么厂子而已。这个阶段同自由市场主义差不多，这个阶段的乡镇企业或社队企业的发展靠的基本上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如果市场上有人要我生产的东西，要的人多，我的企业就可能成功了，反之就死掉。这一阶段的苏州乡镇企业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迅速发展，原因是“文革”时期和“文革”之后的中国市场特别是百姓的日用品太稀缺了，几乎到了要什么没什么的地步，因而苏州社队企业生产的东西大多数是从小五金、到家具农具和油盐酱醋及衣着帽鞋等等生活日用品。“聪明”和“细工”是这一时期苏州乡镇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并获得广阔市场的秘诀。

有人常把苏、浙两省作比较，前者是靠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后者是靠民营经济发展成长的，两者各有所长。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一二十年里，苏州的优势毫无疑问，但到了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十来年间，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苏州经济曾经一度出现困惑与徘徊。经过前二十年博弈及近十年来的转制和调整，补充民营经济及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州与浙江重新拉开了距离。许多到浙江参观的人再到苏州走一走就会有明显的感触：苏州地区的公共事业比如道路、交通、城镇建设、农村设施包括基层文化设施等方面，要比浙江的多数地区好得多。这所谓的好，我知道是苏州在八十年代通过乡镇企业积累的财富用在了社会事业建设上，比如修桥铺路、建馆筑街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苏州一直走在全国各地区的前列，这是因为他们在发展乡镇企业时落脚点非常清晰，即要“走共同富裕道路”。

顾仙根说，他当年所在的娄葑镇也是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地方。关键是当时的苏州市领导非常会利用典型来鼓励其他乡镇迎头赶上，形成全地区乡镇企业“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局面。“我记得当年的苏州市领导在干部会议上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毛主席的话：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们很会抓典型，擅长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苏州地盘上能人很多，把能人的经验传播、释放出来教给大家去做，使得一般的乡镇都能学有方向、干有目标，或者直接地传帮带，这样乡镇企业就如星星之火，迅速成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