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你们必须在一两个月内将70平方公里面积的“园区”内的情况尽快搞清楚。

当吴克铨得知这事后，找到章新胜市长，说什么也不愿干了，“没啥理由，就是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干吧！”吴克铨对市长说。

“SIP”使这两国的共同选择有了一个将梦想变成现实的可能。

苏州工业园区从此正式被确定为中新合作项目的名称，它的英文名字为：Suzhou Industry Park简称“SIP”。

这年10月，当陈焕友率团赴新加坡访问时，正逢省级领导集中到中央党校参加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学习班，胡锦涛同志听说陈焕友要到新加坡谈中新合作项目，马上按“特例”同意了。

为了专门应对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当时苏州市政府在园区筹备组下面设了一个“借鉴办”。牌子挂在那里，一位北京来的领导见后，瞪着眼睛，说：什么狗屁牌子！

关于“软件”问题，也是中新谈判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因为它涉及两个不同背景和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相关问题。新加坡人说的“软件”其实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土地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投资的宣传、网络组织、营销方式、鼓励措施等，属于一般经济管理的范畴，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园区所必需的，这是完全可以引进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调控市场的经验，以及促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相互合作、和谐统一的做法，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引进也是可行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指立法、执法和廉政肃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这可以部分地吸收。新加坡方面认为既然我们是“移植软件”，那就得按新加坡的做法来操作园区。苏州人哪敢随便答应——当时非常敏感的一件事一直绷在苏州人的脑子里，即主权问题。

那么新加坡人到底要在苏州搞什么东西呢？苏州人后来才慢慢弄明白，等弄明白之后，他们才真正觉得新加坡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值得刚刚起步的中国学习。

苏州人明白：国与国之间，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哪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也可能缠到政治与主权问题，更何况，新加坡“软件”内容中，有关社会、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十分具体而细密的，这里面的麻烦多了！

1993年，对苏州市委、市政府来说，为了这工业园区建设，一方面要与新加坡方面讨价还价，一方面要跟国内来自多方的不理解与反对声进行解释甚至是斗争，正可谓内外夹攻、左右挤压。但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始终没有动摇过。“只是那种风雨交加的日子非常艰难，如果http://www.99lib.net不是为了苏州现代化建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当时我们真的想甩摊子。”一位苏州“老园区”这样对我说。

1993年，对苏州人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非常忙碌的年份，总是处在那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之中。这一年，为了中新合作的这个大项目，江苏省领导也被牵进了忙碌之中，最忙碌的人之一要算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陈焕友。

苏州人马上说不行。认为：中国的镇太多，而且“镇”在中国是个行政单位，区区小镇，何以正名？

谁料就在当晚，一位中方记者向香港报纸发了一则消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与江苏省省长陈焕友在苏州签订了一个200亿美元的大项目。消息一经披露，在国内外立即引起震动。陈焕友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一是他在签约现场专门对新闻界的记者们提出了保密要求，可是有人竟不听“招呼”；二是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1988年，当时刚成立的海南省在洋浦半岛那里划了一个开发区，由香港熊谷组公司独资对外招商；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的项目，不料正在操作时就让外界炒作成“海南出卖国土”的新闻，结果最后把这个项目炒黄了。陈焕友不能不担心类似的事在苏州发生，而且新加坡在苏州投资200亿美元的项目，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要比当年海南洋浦的外资项目大得多，且苏州是中国腹地、中国最好的腹地之一，一旦这也被说成是“出卖国土”，那麻烦肯定会大得出乎想象。

消息传出还引来一大堆非议。有人说：苏州是想割一块地，做新加坡的“殖民地”了，现在是“镇”，将来是“县”，最后苏州就真正成了新加坡的殖民地了！

“陈省长啊！见到你真高兴！”11日早晨，李光耀在苏州竹辉饭店的花园里见陈焕友急步走来，便高兴地上前与他握手。当陈焕友说明情况，向李资政和王鼎昌表示歉意时，李光耀开心地再次握着他的手说：“陈省长是个讲信誉的人，辛苦了，我们感谢你。”

“借鉴办”的牌子虽然没摘，但几经风雨飘摇。

“这你们不用着急，我们有先进设备。”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后来他们真做到了，也就45天左右的时间，把70平方公里内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绘出了1000多张各种情况的数据图。三月菜花开的时候来的，五月就完工了。苏州人打心眼里看到了什么叫先进生产力和运作能力，并且从心里敬佩新加坡人。

其实，李光耀在中方代表团赴新加坡谈判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中方人员一开始对他心目中的“合作”内容与真实意图有所误解，这也是根本的一点：到底你们看中的是我们的200亿美元投资，还是我们的新加坡经验。

章新胜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行，就三年，‘软件’这一块全交给你了！”

一位中央领导在听取藏书网关于苏州与新加坡谈这个园区合作项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主权，其他的都可以谈。言外之意，你们跟新加坡人谈合作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出现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哪怕是一点点这方面的问题。

“一两个月？这怎么可能？仅测量也得用一年时间呀！”商务谈判成员之一的周志方，曾经当过苏州市区的建委主任，搞过规划工作，知道要弄清70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情况是个啥概念，更何况金鸡湖那片湖塘密布的烂地方，按中国当时的测量水平也真得用一年半载的时间方可弄出一份新加坡人要的材料。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SIP”。

“我同意陈省长的意见，新闻界暂时不要说这事。”李光耀认为陈省长考虑周全。

苏州人见状，不知该说什么。

天堂苏州，你被人爱就爱在这一点上！但苏州还需努力，时代发展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已经呈现全新的时代特征，光靠先人留下的那点历史文明及老天赐给的“小桥流水”风情是远远不够的。

5月，李光耀先生按照预定计划，应邀访问苏州，这也是新方正式确定在苏州项目落实的关键时刻。毫无疑问，李光耀到苏州，作为江苏省主要负责人的陈焕友同志必须出面接待。

“与新加坡的合作，我是支持的。”时任总理的李鹏对江苏和苏州的同志这样说。

“很好，就叫‘园区’吧！”据说这“园区”还是中国最高层拍板认可的。

新加坡不同意。说新加坡有个开发区叫“裕廊工业镇”，它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就是想把“裕廊工业镇”的模式搬到你们苏州去办，应该叫“苏州工业镇”。

想错不要紧，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合作项目到底叫什么名称也非常重要。没有合适的名分，在中国做起事来是会有麻烦的。

但记者不理官员们这一套，他们潇洒地敲着电脑，一次点击，就把一件天大的新闻捅到了全世界。

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朱镕基也十分关注和支持中新合作项目。当陈焕友省长向他汇报，希望请中央有关部委协助这一项目时，朱副总理马上指定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当苏州与新加坡谈判的“顾问”。

正是因为某些理解和认识的不一致，中新谈判人员的谈判也曾几度出现激烈交锋、拉锯式的场面。

先说说关于合作项目的名称吧。

那么李光耀一向强调和主张的新加坡“软件”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呢？当时的苏州人，包括中国高层和专家们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仅仅有个模糊概念。其实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新加坡“软件”了，他用直率的话讲：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的新加坡“管理得好”。一个“管”字，而且是“严管”，这就是李光耀和新加坡经营国家的软件的核心与实质。中国改革开放，要走哪一条路，这是邓小平极为看重的事。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不顾年迈，亲自九*九*藏*书*网多次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访问，亲身感受和体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经验与社会发展现实，从中得出了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必须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到这个岛国，第一次是他年轻时留法途中经过的，那时的新加坡也很落后。可到了1978年时，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现代化水平和管理国家的水准，暗暗吃惊。于是在比较之中，邓小平选择了新加坡发展模式作为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样板。而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及同种族文化的新加坡也选择了中国，选择了中国的苏州。

于是中新双方专家们一来一回，屡次交涉，最后达成共识，称为“园区”吧！这样的好处是既非用惯了的“开发区”，又非“镇”一类的行政区域概念。“园区”可以成为一种比较贴切的经济地域概念，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新加坡、李光耀他们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的“软件移植”相对应起来并涵盖在其中。园区嘛，可以是经济开发区一类的实质性的工业与经济的内容，又可以是独立的具有特色的社会型区域。

“我们当时并不太懂得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他们的真实意图，说实话，开始时我们看中的是比较简单的200亿美元这个外资投入数目，而并不十分了解李光耀他们所看重的新加坡‘软件移植’这东西。”吴克铨在接受我采访时曾坦言道。

吴克铨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就分管‘软件’吧，最多干三年。”

早餐后，就是正式的会谈。中方除了陈焕友等省领导外，就是苏州的同志了。在这一天会谈之后，苏州市政府和新加坡劳工基金（国际）公司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也就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最初合作签约文件。苏州市委书记王敏生、市长章新胜等出席签字仪式。中新合作此时早已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新闻界的记者们等不及了，他们希望在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但陈焕友有些顾虑，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虽然李光耀对要投资200亿美金一事说得非常明确而坚定，可毕竟是意向性的事，所以陈焕友建议新闻界暂时不要报道，而且即使200亿美元的投资能够落实，也得经中央批准才能展开工作，当时国家是有规定的，对外合作满几千万美元的外国投资项目必须经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更何况现在说的是200亿！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管理方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邓小平在南巡中讲的这段话，对苏州人来说，有着特别的亲切体会。

代表团刚到新加坡，南京就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是金陵石化南京炼油厂储油罐发生爆炸。在省里主持工作的孙家正副书记向远在新加坡的陈焕友报告后，陈焕友急得不行九*九*藏*书*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好直接给李鹏总理打电话。李鹏总理说：你留在新加坡吧，我派罗干同志去处理南京火灾的事。

王敏生书记和章新胜市长等苏州人后来听到江泽民的这一“手心手背”之说后，格外高兴和振奋，因为在关于中新合作项目的激烈竞争中，苏州是最后的赢家，苏州的竞争胜利体现在软实力上！

“谢谢，谢谢中央！谢谢中央对江苏工作的支持，谢谢对苏州这个项目的支持！”陈焕友一听罗干的话，眼里的泪珠在滚动。

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和外贸部部长吴仪更是坚定而有力的支持者。

合作进入实质阶段后，双方在理解和共识上的差异与融合就更复杂了。

陈省长担心，李光耀等新加坡人也怕事情会被人搅黄了。苏州人更不用说，一旦这么大的项目落空了，到时哭干眼泪也难于弥补。

章新胜摇头，说：“你老吴那点心思我明白，你是不想这么一把年纪再惹一身骚味。不行，你不干谁干？光靠我市长‘光杆司令’一人？再说，你是我在李光耀面前推荐的人，而且也是经李资政点头的，你不干谁干！”章新胜与吴克铨一起搞“开发区”搞出感情来了，他就是不放这位“昆山开发王”。

苏州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中新合作项目的渴望超过了所有的期待。至少这种渴望与期待在当时是这样的。

陈省长忙啊，5月10日，江苏省在香港有个赴港贸易洽谈会开幕式，知名人士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等香港大亨都要到场。没有这些大亨到场，江苏省赴港的经贸洽谈会就要逊色不少，所以陈焕友省长也一定要参加。但同时李光耀又要到苏州，假如新加坡在苏州投资的这块“肥肉”一旦丢了，那真成了“历史性的罪人”！陈焕友无法分身，只好想法把香港的事搁一下，但又觉不妥，所以只好采取了先专程到香港一一到贵宾家里登门说明并表达歉意的方法，再派刚上任的副省长王荣炳代他出席开幕式。陈焕友以为这样可以顺利地在10号到苏州接待李光耀一行。哪知中央又向他发出紧急通知：江泽民总书记10日上午在上海召开华东六省一市书记、省（市）长座谈会。陈焕友只能这样安排，9号夜里从香港飞达上海，第二天在会场向江泽民总书记请假，说是要回苏州接待李光耀一行。江泽民总书记表示同意陈焕友的请假，并要陈代他向李光耀先生问好，另希望把苏州与李光耀会谈的情况及时报告。

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这话也传到了李光耀的耳里。李光耀赶紧说明：“我一个小国，哪有资格在你们中国建殖民地？你们想错了！”

200亿美元哪！不就等于重新造一个“洋苏州”嘛！苏州人躲在被窝里想想也会乐出声来！

中方认为你出钱，我划地，不就是一个比昆山“自费开发区”更大的合资项目嘛！那就应该叫“苏州开发区”！

在新加坡参加谈判的苏州人听说这事后，无不感动。“可

九九藏书

以这样说，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的每一个步骤和日后的成功，都渗透了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特殊关注。现在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移植去的苏州园区经验，假如没有中央的直接支持和关心，那是不可想象的事。”现任苏州市政协主席的“老园区人”王金华不止一次动情地说。

中新合作项目从此公布于世，苏州人和新加坡人全被亮到了世人面前。成败皆在别人的注目之中……

这是市委的决定。

此次中方赴新的谈判代表团很庞大，除了中央和江苏省的领导外，苏州市主要领导也都去了，并且组成几个工作组。

项目太大，光靠苏州人扛不住。于是陈焕友在李光耀他们与苏州人签约后，当天下午就向江泽民总书记发了传真汇报。前几日，李光耀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他时，李光耀曾向江泽民征求意见：到底是放在山东，还是上海？是放在无锡，还是苏州？江泽民笑笑说，我作为中国领导人不便明讲，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作为个人，我认为放在苏州好，因为那里的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出在那里的比较多，而且苏州靠近上海，交通方便。李光耀就笑了，说：我想的跟您想的一样。我们就定苏州了！

然而，苏州人与新加坡人初始为了达成这个“软件”的共识，曾颇费周折。比如关于“园区”到底是个什么样，中国人心里没底。于是新加坡人动用了10万美元搞了三个模型，中国这边看来看去，不知敲定哪一种。后来由邓小平过问，最后是通过邓小平的公子邓朴方以中国残联名义访问新加坡时将此事确定下来的。

“什么？软件？把他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全部搬过来就叫软件？哼，你们苏州人可要小心哟！”在北京，苏州人向有关方面介绍和征求意见时，得到的这样的疑问甚至是质问，并非少数，有些话在当时让人听后真会背冒冷汗。

“焕友同志，南京炼油厂的大火扑灭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谈判，签了字再回来吧！”不日，在南京指挥灭火的罗干同志打电话给陈焕友。

“与新加坡谈判中首先碰到的是三块硬骨头，即：基础设施、土地价格和公共管理。这三样东西必须是我们这边要完成的，谈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谈不拢。”吴克铨说，“当时我已经62岁了，本来在完成章新胜市长交代的接待好李光耀等新加坡客人后，就不想再具体参与园区的筹备工作了。可就是因为上面这些事谈判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国情、社情不允许我们步子一下子迈得那么大，可人家新加坡人不干，他说他们的‘软件’就是需要一步到位，所以市委后来决定，从各机关抽调14个人组成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市长亲自挂帅，我是负责人之一。”

当时被章新胜市长“点将”到园区搞筹备的吴克铨是此次苏州赴新加坡谈判的成员，他兼任了商务谈判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对这次“艰难的谈判”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