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人心的沦丧,比灾难的危害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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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人心的沦丧,比灾难的危害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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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南方都市报》:《幸存者》是纪实文学作品,你曾经说过,会把地震中遇到的一些故事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进展?最近还有什么新书出版?
——李西闽访谈
《南方都市报》:你会不会认为这段经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意义非凡,是一笔别人很难拥有的写作资源,是一笔财富?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4月11日)
对于这次地震灾难,也会有很多传闻,说震前有先兆,如果真是这样,那些人是该诅咒的,该死的是这些人。但是,这些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场大灾难应该带给我们启示——为什么我们会倒塌那么多校舍?为什么会死那么多孩子?那些主管的官员在干什么?建筑承包商为什么要赚这个昧心钱?这是我们社会的问题,人心的沦丧比灾难所带来的危害,要严重得多,我们通过地震发现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心都是在慢慢地失去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失去的话,应该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灾难。通过这场自然灾难,我们应当重新来考虑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西闽:是的,我没想到通过写作治疗了自己的伤痛。我只是认为我不能把这段经历丢弃,哪怕它是一个伤口,我也要把留下来。可能在潜意识里,我还是把它当作我的财产,我也认为任何一件大事情的发生,必须有人见证它、记录它,我要抓住这些,我要作为一个证人告诉别人事情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实习记者 陈晓勤
《南方都市报》:5月12日临近,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死去的亡灵?
李西闽:在地震的前后,我对人类的恐怖与灾难的理解,其实还是一致的,只是这次经历,让我的理解更深入,更有切身体会。我一直认为,人的灾难和我们内心的丑恶,都是很恐怖的事物,尤其是世界未知的部分,我一直是有害怕之心的。在这些灾难发生时,我们没有任何预见,命运实际上也是无法预知的,你无法预知的东西,应该才是最恐怖的。

我尽量不去恨,恨会割伤自己

我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很多人都写到这一点,说我的书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有一个上海的读者说,“读了李西闽的书,我更有信心面对金融风暴和物欲横流的社会。”这样的效果,是我从未能想到的,很意外。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学生看了我的书,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看了李西闽的这本书以后,我要少跟我父母要钱,我要自己坚强,学会独立生活。”
李西闽:这本书出乎意料地受到读者认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本书能够卖得多好,我没有想到要从这本书上赚一分钱。我只想写出这本书,让大家看到一个生命受困、挣扎的过程,它的存在意义就是一个人见证了一场灾难。我在这本书上拿的版税是12%,我没有拿一分钱放进自己的口袋,我都会捐出去,这本书的所得,我自己是不会去花的,除了资助十个孩子,留下的一些钱,我会全部陆陆续续捐给http://www.99lib.net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南方都市报》:在地震发生后,很多人讨论“大灾面前,作家何为”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李西闽: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在清明节去祭拜这些亡灵,我不会选择5月12日。灾难有什么好纪念的,你可以悼念这些死难者,但是,我想请一些虚伪的人离开,请他们不要借地震之名在那里表演。我认为,对死难者最好的悼念,就是你怎么样做好我们活着的人该做的事情,比如怎样做好预报、减灾工作,我甚至认为,大家现在对这场灾难已经慢慢地在遗忘了,那些受难者的心灵挣扎,还有多少人在关心?我是比较坚强的一个人,我可以用写书,我可以用很多方式实现我的自我救赎,来为我自己疗伤,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些,一年、两年以后,他的内心崩溃掉了怎么办?这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在很多时候,你要咬着牙坚持过去,就像地震一样,你埋在底下,你要放弃也可以,那你就死了,但如果你一咬牙坚持下来,可能你就有了活下去的可能。写作同样也是这样,往往你在最艰难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些阶段,就是写得很灰心,你觉得突破不了,你又是一个很坚持自己的人,是一个好作品主义者,有时你会很迷茫,觉得我写到尽头了,没有力量写下去,在这个时候,你再多走一步,可能就会好了,生活也是一个道理,不断地从希望到绝望,再从绝望到希望。
李西闽:我还真没想过这一点。有人跟我说,这是你的财富,但我真还没有想到这。我认为它是我的伤口,是我的负担,是我的噩梦,挥之不去。比如今天我跟你谈话,晚上我是会做梦的,我感觉自己又重新被埋进去了。这段写作也是很痛苦的过程,就像重新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样,写到一些章节,我会很难过,写不下去,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完,反而写完以后,噩梦就少了,可能通过它,我把我的恐惧发泄了出来。
李西闽:我会给我的妻子和一些朋友打电话,和他们聊天,有时也会到宾馆外面的竹林里走一走,让自己平静下来。
《南方都市报》:但是,我注意到你在推出《幸存者》之后,一下子推了十几本新书,有人说你有借地震出名的嫌疑?
《南方都市报》:先谈谈你这次回家的感受。
李西闽:当我被救出来时,在里面的点点滴滴,都在我的脑海里翻来覆去,我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我认为这是我的一段宝贵经历,时间长了,可能就把它忘记了。很多人以为事物沉淀以后,才能更好地写出来,其实不是的,如果时间太长,那会出来一些失真的东西。我要立刻地,以原原本本地方式记录这段经历。这和我过去写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写小说是可以虚构、可以假想的,但是在这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是我所要保存的真实文本,我要见证这场灾难。当时我被救出来时,就剩下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就用一个手指头,敲出了这些文字。
《南方都市报》:你的记忆力好吗?
《南方都市报》:有意思的是,你在《幸存者》中的回忆,让很多人知道了更多关于你的秘九-九-藏-书-网密,比如在饭桌上,就有人念诵你在书中的句子:“海风把你的裙子越吹越短,阳光把我们的身影越拖越长”,并依此猜测你的个人情事,这应该是你所意想不到的吧?
《南方都市报》:在《幸存者》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感恩的李西闽,在回忆人事中,你的情感其实是极其细腻的。
李西闽:我觉得我的主要变化是心态不一样了。我以前是一个脾气很糟糕的人,看不惯的事情会很愤怒地说出来,比较意气用事,我从小就脾气不太好,是一个很容易愤怒的人。经过这次地震后,性情平和了许多,我不会再因为一些事情发很大的火。不过,有一点没有变的就是,我还是一个直率的人,有什么说什么,只是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偏激。
被困在下面时,我也有过一大段的空白,在前三个小时里,我真的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头脑一片空白,全是恐惧,是迷茫,是无可奈何。到了天黑以后,我才开始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自己可能出不去了,救我的人都走了,我很绝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一点一滴地回忆过去,用回忆来填补我在那时的恐惧。我什么都做不了,剩下的只能想象,想一些过去的事情。
李西闽:当然。命运其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我们,谁也逃不了。在很多时候,你往往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就越是得不到,再怎么努力,也都得不到。但是,往往一些你没有想过要得到的东西,它却送到了你面前。这都是命运,它没有什么逻辑性可言,你不能用逻辑来推理,特别是灾难,你无法想象它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它是否会降在你跟前,无论你今天有多少打算,你的明天很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写完之后,到几个城市举行过签售会,读者对《幸存者》的反馈是怎样的?
《南方都市报》:经历这次事件之后,你对“恐怖”的理解有没有发生改变?
《南方都市报》:你除了对个人经历的整理和记录,你对这场灾难,实际上还是有你的愤激和恨在里面的,是这样吗?
李西闽:有的,我已经写完了一本长篇小说《救赎》,已经在第三期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四月底会出版此书。此书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何国典跟随妻子杜茉莉来到了上海,在这个大都市里他经历了种种来自灵魂深处和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和折磨,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救赎之路。我现在还在思考,我会用多长的时间写一本关于灾难的小说。最近刚刚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腥》,是我的“唐镇三部曲”的第一本,我认为是我目前写得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最迷人的就是残酷的爱情。
李西闽:可能是心理作祟,我一直觉得,这笔钱不能自己拿来用,我没有那么崇高,我的生命都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我只是用我的笔记录了一些东西,写了这一本书,这本书并不全部属于我,我觉得不应该自己来花,我应该拿来帮助他人,这也是一种感恩、回报的方式。

《幸存者》成励志书,大出我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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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闽:文字在那个时刻是贫乏无力的。如果对地震不了解,能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东西,我对此没有把握。我也无法像一些作家一样,去走马观花地采访几天,就回来写所谓的报告文学。某些作家跑过去,鬼知道他们在那边做了什么,回来就洋洋洒洒地写几十万字的报告文学,我对此特别反感。从灾难中择取一些东西,做些和自己名利有关的事情,很肮脏。如果我还是一名军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救人,但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写得多么的崇高。我们作为作家,应该关心人的心灵变化,那些灾难中的幸存者,那些十七八岁的战士在灾难面前、在废墟当中,他们受到了什么伤害,他们怎样平抚受伤的心灵,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最原本的东西,也只有这些才是最有力量的。
《南方都市报》:这种状态持续到什么时候?
李西闽:如果你不能写出很好的东西,我建议还是不要写。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场灾难,我肯定不会去写,甚至连一首诗、一个字都不会去写,我会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受灾的人。
李西闽:我没有想到,也没有去预想什么,我就是想真实地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包括后面有人说的像感谢信的篇章,我也没有考虑过,我当时就是想记录这个过程。在这本书中,我当然也会有一些东西是肯定不能写出来的,也会有一些东西,是到现在我还不想告诉别人的,这无关坦诚与不坦诚,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秘密,那都是我们各自内心最隐秘的部分,拿出来,是会伤害到别人的。当然,有些猜测只是为了增加一些笑料,活跃气氛罢了,人总不能老谈些痛苦伤心的事情,我相信,那是他们的好心,想让我快乐些。

这段经历是伤口,是负担,是噩梦

《南方都市报》:你的朋友说,李西闽不仅性格变了,连酒风也变了。
李西闽:动笔是在五月底,在此之前,我应李少君之约,给《天涯》杂志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那应该就是《幸存者》的雏形。实际上,当我在还在医院时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勾画,比如在某个阶段想过什么问题,慢慢地回想。待到出院以后,一个战友为我提供了一处安静的住所,是在上海佘山的森林宾馆,我在那里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当时写这本书时,身体还不是很好,手还是麻木的,我用一个手指头敲字,进度很慢,按我以往的速度,二三十万字的长篇,一两个月就可以写完,但是,这次我很难快起来。在写作时,有些东西也会折磨着我,一些经历回想起来,叫人后怕,当我在写作时,原原本本地将那段经历回想一遍,那就像重新经历了埋在下面的过程,是一段恐惧反复的过程,我不断说服自己要把它写下去。
我是五月底出院的,在家里待过几天,因为当时身上还有伤,带不了孩子,孩子就托养在丈母娘家里。白天妻子上班时,我一个人在家时,会很恐慌,我会尽量走出门去。站在街道的旁边,看到人来人往,我会感到很安全,很舒服。在家里时,我也会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到很大,尽管我有时也没有看电视,但是,声音让我感觉到身边有人存在,心里很踏实。我在九九藏书那段时间里,我对地震的信息也是极其抗拒的,看到报纸上的死者的照片,心里特别难过,我有时会刻意地回避这些信息,尽管那是真实的记录,但是我不想看到,我宁愿所有的报纸都在粉饰太平。
李西闽:有很多读者告诉我,我的书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信心。有一个读者亲口告诉我,他炒股票失败了,想过自杀,突然有一个念头,想到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自杀,他从新闻上知道,李西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挺过来,我为什么就挺不过去,亏掉的十几万块钱算个什么。
李西闽:把这个问题放到中国当前的大环境里时,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无中生有的东西太多了,本来没有的事情,现在都可以说成有,何况对我的置疑。很多人不会从生命中的真实来考虑一个人,包括在救我的时候,也有人骂我,说死了算了,一个作家算个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不同的声音和赞同的声音,我都不会感到很吃惊,因为目前中国当下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真正亲历过的人都会有同感,往往置疑这本书真实性的人,是没有经历过大灾难的,是生活底子很薄的人,是自私而又自以为是的人。
《南方都市报》:有人说你是在炒作,你会为此而感到愤怒吗?你会认为这是对你写作道德的侮辱吗?
李西闽:有段时间会这样,以前我总认为城市太拥挤,很烦,尽量不到人多的地方去,但是,当我被困在下面的三天,我是多么渴望自己就在人群中。我出来后,我总是希望我的亲人不要离开我,就在我的旁边,我会因此感觉特别舒服。当我醒来时,睁开眼就能看到旁边有人,心里的一块石头就会放下来,否则的话,会很痛苦,很恐惧,我会担心这个世界会随时毁灭,或许上海也会突然之间来一场地震,天花板会掉下来,重新砸到我。
《南方都市报》:这是你的写作所得,也是你应得,你为什么不会自己去花掉这笔钱?
李西闽:我需要在这里作一个澄清。其实,很多书都是计划在2007年下半年出版的,当时遇到新闻出版署查处《死亡笔记》,“恐怖灵异类”小说出版遇到困难。地震过后,刚好放松了些,可以出版了。我写的恐怖小说,并不是鬼故事,我写的都是现实中人性的黑暗,出版社也觉得没有问题了,就刚好在地震之后出版了。第二个问题是我签约的那家公司,在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下半年,经历了重新组合的过程,也影响了出版的推进,原本是要在2007年9月推出的,因为这些波折,碰巧就都在地震之后出版了。其实我的很多书都是在2007年5月就已签约,当年9月就交稿了,和地震碰到一起,是很凑巧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听说《幸存者》卖得不错?
我没有想到,《幸存者》会成为了一本励志书,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低潮的时候,也都会有失落时,任何人都是需要鼓舞的。灾难是无时无刻不埋伏在我们周围的,不光是地震,我想任何一场灾难带来的痛苦都是一样的,我和所有人面临的困境都是一样的。
李西闽:我也这样想过,确实有它的戏剧性,而且也很巧合。为什么我在上海住得好好的,在地震前二十天,会跟我失散二十多九九藏书网年的战友联系上,然后又跑到什邡,并且偏偏住了那家宾馆,一切充满了巧合,像一段传奇。我只能将它当作是上天冥冥之中给我的一个使命,让我去体验其中的伤痛与恐惧。
李西闽:写完这本书后才慢慢好了些,但是,我很难痊愈,直到现在,我还不敢去坐地铁,地铁轰隆隆的声音,就像我在底下听到的从地底发出的声音,我在地铁中摇晃,身体会很不舒服。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要写《幸存者》,你不希望忘掉这段痛苦的记忆吗?
《南方都市报》:让一个被很多人称之为“恐怖大王”的人体验了76个小时的恐怖,有人说,这真是一段有戏剧性的经历。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不会写?
李西闽:这是我在震后第二次回长汀。春节回来时,车到长汀境内,特别激动,经历了一次劫难,重新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感情很复杂,见到家人,心情也很激动,当时的感情,用言语是表达不出来的。我记得,当我被救出来时,第一时间和我的母亲通话,她就在那头哭,我就安慰她,说没事了。我知道他们心理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也极其沉重。
李西闽:我记忆力非常好,小时候的事情,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的。但我也知道,如果相隔时间太长了,记住的只会是片段,而不是整体,所以在医院时,我就很迫切地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回来时间隔长了,你的看法也会不一样,会有偏差,会失真。现在的很多回忆录,我认为都会有失真的地方,它们或者过分夸大了某个东西,或者回避掉一些事情,我要原原本本地把最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我认为这才会对这场灾难,对这场生命经历的见证有所好处。
李西闽:当我被埋在底下时,其实一切都发生改变了,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骤然地不一样起来。我的回忆都是真实的,像告别一样,当时,我就是在告别这个世界,那些想法就是我的“临终遗言”。可能人到了濒死状态,对过去一切的审视,都会变得温暖起来,当然,我也有伤心和痛苦,当我被困在底下时,也很愤怒,很委屈。
《南方都市报》:你相信命运吗?
李西闽:当然会有恨。我们在敬畏自然的同时,是又爱又恨的,自然给了我们美好的环境,它也无时不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对这场灾难,不恨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恨也没用,你只好用很多东西来填充自己,把这个恨化解。仇恨很可怕的,它最终会割伤你自己的。我尽量不要去恨它,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结果似乎出乎你的意料?
《南方都市报》记者 钟刚
《南方都市报》:写不下去时,你怎么排解你的情绪?
《南方都市报》:比较而言,这次写作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李西闽:完全是不同的经历,我一直没有像这次一样完整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尽管我曾经会偶尔谈起一些人事,但都是片断的,这一次是我把一生都回忆了一遍,这种回忆对我现在活着是很有用处的,我知道什么东西该坚持,什么东西该放弃,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人在濒死状态,回忆会温暖起来

《南方都市报》:你的伤痛似乎并没有被痊愈,听说你依然害怕一个人待在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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