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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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一章 在大革命时期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二篇 马明方工作片断(1946年7月至1960年9月)
第二篇 马明方工作片断(1946年7月至1960年9月)
第三篇 马明方年谱(1905——1974)
第三篇 马明方年谱(1905——1974)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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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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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明方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曾当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中央委员、“八大”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艰险,坚贞不屈,鞠躬尽力,勤政不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一章 在大革命时期

马明方在绥师虽然不到两年,但这是不平常的两年,是全国大革命处于高潮的两年,是绥师党的工作最活跃的两年。他在这里最初受到革命的洗礼,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绥师是当时陕北23个县中惟一的一所师范学校。1924年,李子洲接任校长。李子洲是绥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李大钊亲自培育和介绍入党的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后来是中共陕甘区委、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子洲任绥师校长期间,先后聘请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田伯英、王懋廷、王复生、韩叔勋、蔡楠轩、何寓础等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教员,对学校大加整顿,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团体共进社。1924年下半年,在师生中开始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创办平民学校,使绥师成为陕北党组织的最早发源地,大革命高潮在陕北的中心。
在绥师上学期间,在党的领导下,马明方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
利用星期天,下乡宣传和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进行抗税、抗捐、抗租、抗粮斗争。农民运动初步开展起来。到1927年2月,绥德已建立起一个区农民协会,23个村农民协会,会员650多人。1926年暑假,马明方在本村遇到两名催征粮草的衙役,他们起先提出要600斤草,马明方与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说:“我们村的农民很穷,捐200斤就行了。”衙役后来减到400斤,但背着马明方又向农民索要两块银元。马明方得知后,气愤地说:“你们明减200斤,暗索两块钱,真是可恶之至,我非告你们不可。”衙役见他是绥师学生,怕上告,便只捐了200斤,乖乖地走了。这虽然是件小事,但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后来多次对人谈到这件事,说他九九藏书从这件事中悟出一个道理:“反动派看来气势汹汹,其实是外强中干的。”
参加打“骡柜”斗争。“骡柜”是官府豪绅为了从中渔利,互相勾结建立起来的一个专门控制民间“脚户”(即用驴马做运输的人)的封建把头组织,群众恨之入骨。绥德党组织发动“脚户”组织“脚户自保会”开展抗差斗争,并发动学生去打了几次“骡柜”。马明方也参加了这场斗争,迫使“骡柜”解散,衙役也不敢随意捉人拉差了。这次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官府豪绅的反动气焰,增强了群众的斗志。
参加纪念“三一八”活动。1926年3月20日,绥师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举行了纪念“三一八”大会,会上杨明轩作了报告,张秀甫、韩叔勋等教师相继发言。并由师生合演《被毁的血书》三幕话剧。王子休编剧,杨明轩饰段祺瑞,田伯英饰张仲超,群情悲愤,会场激昂,不少人流泪。会上通过议案:通电慰问遇难烈士家属,通电警告各国公使,宣告卖国贼段祺瑞、张作霖的罪状。继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群众为之动容。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接着发生了“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绥德党组织领导各校师生举行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游行示威。马明方也手执小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街头讲演宣传,并下乡进行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大罢工。他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开始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反帝的决心和信心。
他开始认识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主义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强的惟一出路。因而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1925年秋,他经马瑞生(后叛变www•99lib•net)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6年春,马明方先后担任了绥师的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同时,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参加了执行三大革命政策的国民党。他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国民革命,维护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一些党的工作的经验。
马明方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各门课程成绩良好,作文是全校的佼佼者。平时不爱多说话,但为人深沉,考虑问题细致,得到同学的敬重和教师的赞赏。他在绥师上学期间,认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论无产阶级专政》《新青年》《向导》等书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个“幽灵”附着在他身上,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马明方,乳名罗增,学名汝舟,号济民,陕西省米脂县人。1905年12月14日出生于叶家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马聚财,粗识文字,务农为生。除了耕种自有山地七八亩外,还租种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同时兼当看风水的“阴阳”先生。母亲罗氏,一生勤劳俭朴,忠厚善良,和睦邻里,助人为乐,对马明方幼年影响很大。马明方有一弟一妹,其弟长大后亦参加革命。马明方从8岁开始,在他母亲的支持下,到王家湾念了几年私塾,启蒙老师王嘉仁精心教他识字读书作文,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12岁时转入申家坪完小,192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在读私塾和上小学时,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经常参加砍柴、割草、送粪、种地等劳动,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和品德,深受村人称赞。
参加“非基督”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基督教藏书网在各地更加发展起来。陕北的基督教活动也非常厉害,足迹伸进穷乡僻壤,谣言惑众,高利盘剥以至包揽诉讼,私设公堂,武断乡曲,鱼肉人民。1925年圣诞节绥德举行了盛大的学生示威游行,揭露基督教的反动面目和行径,使基督教的活动在绥德陷于停顿。
马明方在此时也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队长姚丹峰赶出部队。他在部队工作半年多时间中,做了大量工作,对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那时还不知道,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在这段时间里,他眼看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思想是没有准备的,内心里很痛苦。但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黑暗必将过去。9月问,在中共陕甘区委结束后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让他到陕北清涧,在共产党员谢子长所在的部队工作。他行到甘谷驿时,得知谢子长等已起义率部南下到宜川遭到失败。于是他回到绥德,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始了新的战斗。
1925年5月,陕西反动军阀吴新田纵兵殴伤西安省立一中学生的事件发生后,陕西党、团组织在全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驱吴运动。绥德党组织于6月24日在绥师召开了驱吴大会。李子洲、韩叔勋等人讲了话,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在绥德城乡广为流传,震动和影响很大。马明方也参加了驱吴斗争,对反动军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25年春,他考入了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绥师),开始了人生的转变。
1926年10月,共产党人史可轩、陈家珍、王圭三来到绥德。史可轩当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任职,路经绥德去西安,要求绥师党组织派几名党员到他的部队去工作。李子洲派马明方、武丕谟、邓重庆三人到史可轩部做政治工作。当时西安九九藏书网正被军阀刘镇华围困,他们先到三原住了一个来月,11月28日西安解围后进入西安。史可轩担任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他的部队(1000多人)编为政治保卫队,姚丹峰(非共产党)任队长,下设三个营,马明方任二营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邓重庆、武丕谟分别任一营、三营政治指导员。二营营长任耕三同情共产党,有些连排长也比较好,有进步要求,士兵中要求改变现状、改善生活的愿望也很强烈。马明方建议在部队中发展党员,但当时上级组织不同意,说这个部队是很革命的,史可轩又是党员,所以不要急于发展党员,免得引起冯玉祥的怀疑。这支部队后来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
1924年,他在申家坪完小担任初年级教员。这时候,他虽然知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些历史和现状,知道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知道贫苦农民的苦难生活和官府衙役的敲诈勒索,并因而心怀不满,但他还不懂得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不知道中国的出路何在。他只是一个对当时社会不满、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的乡村教师。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北伐正在准备进行。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在这种革命环境和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在李子洲等人的教育和熏陶下,马明方的思想认识迅速发生了变化。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不久,绥师院内举行追悼大会,到会绥德各校师生一致表示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列队到砭上韩蕲王(韩世忠)故里为孙中山立了纪念碑。马明方参加了这次大会,对孙中山由“效法西方”转变为“以俄为师”的革命精九九藏书网神深为感动。
马明方在史可轩部工作期间,中国革命发生了急骤的动荡。1927年4月,正当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向帝国主义妥协,叛变了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此形势下,中共陕甘区委一方面发动群众向蒋介石反革命势力进行声讨,一方面积极帮助冯玉祥率部东出潼关,策应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会师中原。此时,冯玉祥部已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4月6日命令,于4月20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随之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以共产党员刘伯坚为代部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为中心,组织和领导第二集团军所属各军、各部的共产党员,在各军中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对于第二集团军东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四一二”大屠杀后,奉军张作霖于4月28日在北京绞死李大钊等20人,造成惨绝人寰的“四二八”惨案。噩耗传来,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各界各团体各驻军部队纷纷集会,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誓为完成李大钊生前的革命主张而继续斗争。马明方积极参加这场斗争。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通过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反动决议,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中开始“清党”。听命于冯玉祥的陕西军政当局即于7月15日,同武汉汪精卫集团同时公开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严禁共产党和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西北遭到失败。
经过上述一些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马明方的革命思想更加强烈了,并初步地受到一些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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